越南現行憲法是第五部憲法，于2013年11月在十三屆國會第六次會議上通過，201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它的第二條：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人民的國家，由人民所組成，為了人民。一切國家權力屬于以工人階級與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為基礎的人民。】
“一切國家權力屬于以工人階級與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為基礎的人民”，這句話的意思很明確：資本家所屬的資產階級不屬于人民，國家的權力不屬于資本家。
根據根據憲法頒布的《勞動法》自然是應該保護勞動人民的，越南《勞動法》（2019年）：
【第4條：國家的勞動政策
1、保障勞工、無勞動關系工作者的正當合法權與利益；鼓勵給予勞工采用優于勞動法規更有利條件的協議。
2、保障雇主的合法權與利益，雇主應以合法、民主、公平、文明及提升社會責任的方式管理勞工。】
（http://hochiminh.mofcom.gov.cn/zcfg/lg/art/2022/art_648c9801a26a4671af1942a2def1f5af.html）
憲法與勞動法寫的都很美。
可諷刺的是，工人在與雇主出現勞動糾紛時，會出現由勞工證明其與雇主存在勞動關系的笑話。
有的人說，誰主張誰舉證，這很正常啊。
問題就在于這個所謂的“正常”，到底是保護誰的？
【2023年胡志明市某建筑工地發生腳手架坍塌事故，導致3名越南籍工人重傷。傷者家屬向雇主索賠時，企業以"臨時工未簽合同"為由否認雇傭關系。調查發現，工人通過同鄉介紹進入工地，工資以現金發放且無記錄，考勤由工頭手工登記（事后被銷毀）。盡管工友證言和工地監控顯示工人長期在崗，但法院因缺乏書面證據僅支持部分賠償。】
從這個案例中，越南的勞工能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嗎？能感受到這個勞動法是“保障勞工、無勞動關系工作者的正當合法權與利益”嗎？
到底是保護誰的利益呢？
這樣的“保護”是個例嗎？不是的，是具有普遍性的。
【河內市某家政公司長期以現金形式支付越南籍保姆工資，未代扣社保。2025年一名保姆因工傷住院，公司以"非雇傭關系"為由拒付醫療費。保姆僅能提供雇主轉賬的部分生活費截圖，但法院認為轉賬用途不明確，且無合同佐證，最終駁回訴求】
【胡志明市某外資超市雇傭20名促銷員，未簽訂合同，工資以現金形式發放。當企業以"業績不達標"為由解雇員工時，勞工無法提供考勤記錄或工作證。法院雖采信同事證言，但因缺乏書面證據，僅支持部分賠償。此類糾紛在越南超市行業發生率達38%（越南工商會2025年報告）】
【2024年峴港市某物流平臺司機因工傷索賠被拒，企業辯稱司機為"獨立承包商"，雙方無勞動關系。司機提供的接單記錄顯示，其每日需完成固定派單量，且平臺對遲到、取消訂單有扣款規則，但法院以"無書面合同"為由駁回訴求。類似案例中，物流平臺常通過"服務協議"規避雇主責任，導致司機無法享受社保和工傷賠償。】
【河內市某快遞公司要求快遞員簽訂《業務合作協議》，聲稱其為"合作伙伴"而非雇員。當快遞員因交通事故致殘時，企業拒絕賠償。勞工提供的工牌、工作服及客戶投訴記錄均被法院認定為"輔助證據"，最終僅獲象征性補償。越南快遞行業中，約70%的騎手未簽訂正式勞動合同（越南物流協會2025年調查）。】
【2025年芹苴市某蝦塘發生工人中毒事件，3名勞工因未獲安全防護患病。企業以"臨時工"為由否認雇傭關系，勞工僅能提供現金工資收據和工頭證言。法院因缺乏企業蓋章文件，判定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越南農業部門數據顯示，水產養殖業中僅18%的工人簽訂合同，且80%的工資以現金發放。】
【2024年海防市某服裝作坊發生火災，導致8名工人死亡。家屬索賠時，企業稱工人由外包公司管理，與其無勞動關系。勞工提供的計件工資單和工牌顯示，工作內容與企業生產線直接相關，但法院以"無直接合同"為由拒絕追責。越南紡織協會調查顯示，70%的服裝企業通過外包規避用工責任。】
【河內市某刺繡工坊雇傭20名女工，在家中完成計件工作。當企業拖欠工資時，勞工無法提供考勤記錄或工作證，僅能展示未完成的繡品。法院以"無工作場所證據"為由駁回訴訟。此類"家庭包工"模式在越南手工藝行業普遍存在，勞工權益幾乎無法保障。】
【胡志明市某貿易公司解雇3名老員工后，偽造《自愿離職聲明》，并銷毀考勤記錄。員工起訴時，企業辯稱"勞動關系已終止"，且無證據證明解雇事實。法院因缺乏解雇通知、工作記錄等關鍵證據，判決員工敗訴】
此類勞動糾紛絕不是個別的，而是大面積存在的。
在一個號稱“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民的國家”能夠發生讓勞動者證明雇傭關系的情況，可見這是多么諷刺。就是在帝國主義國家（比如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等），這樣的情況也極難發生。
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大量的存在勞工要自我證明雇傭關系，且工人的證明不被仲裁方采信，只能說明這個《勞動法》是保護企業主的，也就是保護資本家的。這只能證明一件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假的，是掛羊頭賣狗肉，是修正主義的國家。
在這些勞動糾紛中，越南的工會形同虛設，這個工會只是越南政府的御用工會，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遮羞布。
根據越南國家通訊社2025年1月25日報道《工會春節之旅——2025新春溫暖啟程》：
【越通社河內市9月25日——1月25日，即臘月二十六日，在河內市各工業區工作的數千名工人已乘坐“0元專車”踏上返鄉之路。
清晨，來自河靜省的阮氏珠婠女士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早早來到位于河內市東英縣的升龍工業區運營中心，準備搭乘由河內市工會安排的“工人返鄉過年專車”。這項活動幫助數千名來自清化、乂安、河靜及其他北部省份的工人順利返鄉，與家人團聚，共度春節。
雖然要外出務工，謀生艱辛，但像阮春面這樣的工人依然感受到工會組織的關懷和幫助。每逢春節，工會的支持都為他們增添了溫暖和動力。
在2025年乙巳春節期間，河內市工會為工人提供了多種返鄉支持措施，包括資助5000張車票，總金額達7萬美元，并組織安排專車接送1200名工人回家。此外，各區、縣、市鎮工會也積極實施返鄉援助計劃，為困難工人提供交通工具和車票支持，幫助他們順利回家過年。
今年是河內市各級工會連續第17年組織這一返鄉活動，通過這項行動，希望營造積極的社會氛圍，并呼吁企業與工會攜手合作，共同關心工人的生活和福祉。(完）】
在越南這些報道中，看似很溫暖，很關心工人。但是，這樣的工會根本沒有體現無產階級工會的最核心功能——包括經濟權益在內的政治權益——當家做主，而是為越修涂脂抹粉，將工會變成了福利主義工會，剝奪無產階級的政治權益，這樣的工會不是無產階級的工會，是御用工會。
當勞工被解雇時，工會不會發出半點聲音；當勞動糾紛發生時，工會也不會站出來證明雇傭關系的存在。
這樣的工會連資本主義國家的黃色工會都不如，是徹底的修正主義。
筆者不由得想起了新中國剛剛成立，此時還處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尚未過渡到社會主義，還有大量的私營企業。新中國采取的策略是加強工會作用，代表工人階級以及人民政府的利益——人民政府與勞動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對私營企業進行監督。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第六條在私營企業中，工會有代表受雇工人、職員群眾與資方進行交涉、談判、參加勞資協商會議并與資方締結集體合同之權。
第七條工會有保護工人、職員群眾利益，監督行政方面或資方切實執行政府法令所規定之勞動保護、勞動保險、工資支付標準、工廠衛生與技術安全規則及其他有關之條例、指令等，并進行改善工人、職員群眾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的各種設施之責任。】
1952年10月16日，賴若愚同志在全國私營企業工會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
【限制與反限制，這就是我們與資產階級斗爭的焦點。限制與反限制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是長期的。這種斗爭只靠政府法令是不夠的，必須發動工人群眾，依靠工人群眾的力量，上下結合，才能順利地進行。】
不能發動工人群眾、依靠工人群眾，在修正主義的國家，勞工的權利是無法得到保障的。當然這是一個悖論，在號稱“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民的國家”的越南修正主義集團是絕對不敢發動群眾的。
越南人民應該牢記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
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毛澤東批注：“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毛澤東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在越修，“一切國家權力屬于以工人階級與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完全是空話。
在越修，管理國家的不是“以工人階級與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為基礎的人民”，而是官僚資產階級集團，也就是修正主義集團。
上述越南勞動糾紛資料可以看出，在越修，自我證明勞動雇傭關系之困難，是難以想象的。造成這種困難現象的還有一個幫兇，那就是勞務派遣——雇主尤其是國企逃避雇傭關系的法寶。
根據越南《勞動法》：
【第52條：人力中介
1、人力中介系指勞工與獲核發從事人力中介執照的企業簽訂勞動合同，之后勞工被派遣到其他雇主工作并接受該雇主的調度且仍與人力中介企業維持勞動關系。】
簡單講，A企業想要雇傭工人，但是自己不直接招聘（原因很多，比如便于裁員，比如便于降低人工成本，便于靈活用工），A企業與從事人力中介（勞務派遣）的B公司簽約，由B公司向A公司派遣員工，勞工C與B公司簽約。
我們看看這里的貓膩。
【海防市某電子廠被舉報拖欠200名派遣工工資，調查發現企業使用兩套考勤系統：一套用于應付檢查（記錄正常工時），另一套真實記錄加班情況。勞工無法提供真實考勤數據，且工資單上的簽名系偽造，導致仲裁失敗】
【2024年峴港市某制衣廠發生火災，造成5名派遣工死亡。家屬向用工企業索賠時，企業稱勞工由第三方中介派遣，與己無關。中介則以"合同已終止"為由拒絕擔責。勞工家屬僅能提供中介手寫的"用工證明"，但法院因證據效力不足，判定企業與中介各承擔50%責任】
越南《勞動法》未明確勞務派遣的連帶責任，導致中介與用工企業互相推諉。勞工需證明"實際用工關系"，但常因缺乏工作證、排班表等直接證據敗訴。
【2024年，河內某電子廠與派遣工簽訂兩份合同：
明面合同：月薪400萬越南盾（約1200元人民幣），包含社保條款。
實際協議：扣除“管理費”“住宿費”后，實發工資僅250萬越南盾。
工人離職時，企業以“違反實際協議”為由拒絕支付遣散費。越南《勞動法》第46條雖規定遣散費標準，但企業通過“補充協議”架空法律】
【某服裝企業通過APP管理派遣工，系統自動扣除“遲到費”“次品罰款”，實際收入不足合同約定的60%。2025年，工人集體投訴時，企業銷毀電子考勤記錄，僅提供“經審計”的工資單。越南勞動監察部門因缺乏技術手段，無法追溯原始數據】
【2024年，峴港某工地發生坍塌事故，3名派遣工重傷。用工單位稱“與工人無合同”，中介以“保險未生效”推諉。勞工家屬起訴時，法院認定：
勞動關系模糊：工人由中介派遣，但考勤由用工單位管理，雙方互相否認責任。
社保缺失：中介未為工人繳納工傷保險，用工單位以“非直接雇傭”拒絕賠償。】
【越南某化工廠通過中介雇傭50名派遣工，未提供防護設備。2025年，12名工人確診塵肺病，企業以“臨時工”為由拒絕賠償。越南《職業病防治法》要求企業承擔主體責任，但中介與用工單位通過“免責條款”規避義務】
【2024年，同奈省某制鞋廠通過中介雇傭14歲童工，安排其在夜間縫制鞋面。企業與中介簽訂“實習協議”，聲稱“協助職業培訓”。越南《勞動法》禁止雇傭15歲以下未成年人，但基層監管薄弱，此類現象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普遍存在】
【某水產加工廠雇傭5名聾啞工人，通過中介簽訂“短期合同”。當工人因工傷致殘時，企業以“無法勝任工作”為由解雇，僅支付法定賠償的30%。越南《反歧視法》雖禁止就業歧視，但殘疾勞工舉證困難，仲裁成功率不足10%】
【某外賣平臺與派遣工簽訂《服務協議》，聲稱“無勞動關系”。系統通過算法強制派單，遲到1分鐘扣款5%，差評扣10%。2025年，騎手集體起訴時，法院以“無考勤記錄”駁回訴求。越南《勞動法》未明確平臺用工性質，導致此類糾紛難以認定】
【某電子廠通過中介派遣30名設備維護工，合同每3年續簽一次。工人實際負責SMT生產線的核心維護，但工資僅為正式員工的70%。
2024年，工人因薪資差距集體投訴，企業銷毀考勤記錄，僅提供“經審計”的工資單。法院以“無直接證據”駁回訴求】
【某化工廠通過中介派遣40名化學操作工，未提供防護設備。2025年，12名工人確診塵肺病，企業以“臨時工”為由拒絕賠償。】
【某新加坡港口運營商與越南中介簽訂《技術服務協議》，派遣80名電工參與設備安裝。工人每日工作12小時，但合同標注“日薪50萬越南盾（約150元人民幣）”。
越南《勞動法》規定日工作時長不超過8小時，但企業通過“自愿加班”條款規避監管。
工人實際收入僅為合同約定的60%，扣除“住宿費”“管理費”后所剩無幾。】
還有的企業尤其是國企，會逃避派遣工轉正，比如干滿六個月試用期就“被辭退”，然后重新派遣，持續循環。
這樣的狀況比比皆是，這個號稱“人民的國家”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也明知道這種狀況，但是為了經濟的發展，只有犧牲工人的利益。
不過，越南還是有一點點進步的允許勞工罷工，不管真假，至少寫進勞動法了：
【第5條：勞工的權及義務
1、勞工具有下列各權：
......
e)罷工；】
允許勞工罷工，這在修正主義國家里絕對是進步了。
蘇修是絕對不允許工人罷工的，蘇修叛徒集團對待工人罷工的手段只有一個：鎮壓。
《人民日報》1967年11月2日第5版《打著“全民國家”的破旗 強化特權階層的統治 蘇修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殘酷鎮壓人民》：
【……蘇修領導集團曾調動軍隊殘暴地鎮壓和屠殺起來反對修正主義的蘇聯革命群眾，鎮壓罷工工人。據透露，今年六月蘇聯中亞細亞的奇姆肯特市就發生過一起鎮壓工人示威的事件。這個城市的汽車工人因警察無理打死汽車司機而舉行了示威，工人襲擊并焚毀了市民警總部和附近的一個派出所，結果當局調動坦克和裝甲車進行鎮壓，打死數十人，還有許多人受傷和被捕。】
當一個號稱“人民的國家”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越南讓勞工證明雇傭關系時，毫無疑問這就是背叛了工人階級，墮落為徹底的修正主義了。
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黎氏秋姮：越南努力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圖：越通社）
越南人民應該看看美國人李敦白的回憶錄《紅幕后的洋人 李敦白回憶錄》，該回憶錄記載了新中國1957年反右時工人與農民的態度：
【當這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輯、教授，以及詩人——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并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的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們也擔心失去他們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資。
工人的反應是在預想中的。北京大學的葛教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警告文章后，他在北京大學里的家就必須被公安保護，以免憤怒的工人沖到他家進行攻擊。在廣播事業局，印刷工人也拒絕為某些在節目中來陳述個人觀點的學者印刷講稿。“我們工人在解放后才開始被當人看，”他們說,“我們不會去印這些攻擊黨的稿子”。有一次我就碰上梅益，他行色匆匆地趕到印刷車間，親自去說服他們。
就在批評達到白熱化的時候，我問岳母她對此事的看法，“媽媽,你覺得這些報紙上的評論怎么樣?”“他們說些什么?”她問。“他們要求共產黨和其他政黨輪流執政。教授自由管理學校，不受黨委干擾。農民可以在自由市場上任意出售糧食、食油、棉花。他們認為地主應當享有平等的地位，被譴責為潛在敵人的人應當復職“放屁!”媽媽輕蔑地說,“都是放屁。那些地主想再爬到我們的頭上，壓榨我們。想都別想！他們的心是黑的，不像我們是紅的。一萬年也改不了！他們過去騎在農民頭上，現在要是獲得平等，農民又會被壓倒。】
越南雖然還是共產黨在領導，但此共產黨非彼共產黨，已經變質，不再是革命的共產黨，不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而是剝削階級的代表。
李敦白岳母所說的“那些地主想再爬到我們的頭上，壓榨我們。想都別想！他們的心是黑的，不像我們是紅的。一萬年也改不了！他們過去騎在農民頭上，現在要是獲得平等，農民又會被壓倒”，在越南是不是已經出現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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