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誤國精英
《中國不高興》所提到的誤國精英有：龍永圖、厲以寧、林毅夫、樊綱、丁學良、崔衛平、朱學勤、余世存、馬立誠、王蒙、王朔、李銀河、周孝正。在網民中形成共識的誤國精英有：“吳市場”、“厲股份”、“曹破產”、“楊賣光”、“張產權”、“周改錢”，這是民意的集中體現，客觀上也沒有委屈各位精英。
二、挖出禍國殃民的理論根源，對誤國精英進行排列分析
談到精英誤國，應該作一個宏觀上的分析。建國60年，精英將其分為前30年和后30年，并不妥當，前后30年都應該再作細分，不能一棍子就掃蕩了前三十年或后三十年，而且，這兩個三十年中都應該有個“三七開”的問題。改革開放初期，改革還是受廣大民眾擁護的，八十年代初，對于農村的“萬元戶”、“專業戶”，大多數干部知識分子，也還是沒有意見的。雖然中國學者寫的書成千上萬，但真正能夠影響一個國家的學者書并不多。而后來真正禍害中國改革的書是那本《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作者：吳敬璉、樓繼偉、周小川、郭樹清、李劍閣，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許多人把改革的問題歸于鄧小平，這是不科學的。因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在當時（1988）被鄧小平否定了。但是“中國戈巴”一上臺就祭起了這本改革一開始就被否定的書。中國改革出現問題最多，最要命的是中國“戈巴五年”，三座大山就是從那時壓在人民群眾頭上的。改革發生問題的根源集中在那個時期，而那個時期影響決策最重要的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此書堪稱中國改革三十年最“光毀”的得意之作。
至于厲以寧，他雖然對中國改革影響極壞，特別是在十三大理論研討班上，就認為中國需要第二次革命，認為中國領導者生病了：“一是犯了老年癡呆癥，二是得了小兒麻痹癥。”提出了股份化制度的十大意義。大談“經濟人”理論“科斯定理”那一套。他的什么“殺富濟不了貧”；什么“老大老二論”：“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什么“腐敗不但可以摧毀舊體制，而且可以建立一個新體制”；“腐敗是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將基尼系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貧富分化就不那么嚴重了”；“提倡二房政策”；“市場經濟應該也必須把教育當作一門產業來辦”；“堵車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志，是一種值得欣喜的事情”，什么“全國3000萬老工人要為改制做出犧牲的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國有企業冰棍論”等等，實在是在為禍國殃民推波助瀾，但要與“五人團”的整體設計相比，厲以寧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著者五人團才配登上誤國精英排行旁的榜首。
在這個“五人團”內，雖然“吳市場”是禍國殃民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一書名義上的課題組組長，沒有他，這個東西當時根本拿不上一定的層面去討論，但吳組長只能敬陪末座，郭少帥榮登榜首，其余三人不分先后：其一，據李向陽編著的《百位經濟學家論國富》一書介紹，吳市場其時已經58歲高齡，只是一個快退休的學者。——中國的改革大計其實出于“一個快60的老頭子帶著四個30多歲的研究生搞出來的東西”。如何評價這些人和東西，自有這些年的實踐去檢驗，中國成千上萬下崗工人走上不歸路與此書有著很大關系。其二，據 張宏良 老師的統計，在本次經濟危機中誤國以金融業誤國精英為最，而那四個當年30多歲的研究生現在都與金融業有關。李劍閣，現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下稱“中金”）董事長。中金公司成立于1995年，由摩根士丹利與建設銀行合資建立，是由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和公司基于戰略合作關系共同投資組建的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注冊資本為1.25億美元。2003年，國有銀行改革之后，中金公司的主要大股東(持有43.35%)，由原建設銀行轉為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匯金公司)全資控股的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建銀投資)。其在金融海嘯時的失誤（？）損失了多少，大家都知道。周小川、樓xx職務和所干的事誰都知道，也不用多說。郭樹清是最年紀最小的一個（顯然應該是誤國精英的冠軍）。42歲時，體改委撤消后任貴州省副省長，分管外資和金融。2001年起，郭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同以上幾位一樣寫過很多書，被定義為“學者型官員”。他們都是原國家體改委的人，曾經對中國改革產生過重要影響。因為經濟危機，中國金融業成為重災區，熟悉中國金融界險情，為中國金融安全擔心的人都知道，他們有多少錯誤（失誤），每個人對國家造成的損失數以億記還是其次，嚴重的是對中國金融業安全造成的損失恐怕難以計算。可能有人會說你有沒有證據呢？其實不用證據，我們有辦法，一是我們可以使用證據倒置的方式，如他們沒有誤國（賣國）只要主動將自己財產公布一下即可。二是對這些有賣國嫌疑的人我們可以終生監察他們全家的消費。如果認為不公，誰請你站在“瓜田李下”呢。想必我們這些中國老百姓還是講理的。如果損失了中國老百姓如此眾多的血汗錢，不拍身上只是亮亮腰包，恐怕老百姓一萬年都不會相信他們沒有賣國。他們若是一不愿自覺公布財產，二不愿意受人民監督，那你又怎么能消除別人對你的懷疑呢？又有人會問，你怎么知道他們應該有多少錢呢？號稱“改革少帥”的郭，從1982年畢業參加工作，85年工資改革，每月不過60余元工資，85年后他的工資不會超過200元，85年到92年成為助理研究員，其工資每月大約150余元（還是按副處級最高一等算），92年后實行新工資制度，他的工資是助理研究員，副司長，工資不過400余元，到96年后漲工資不過700至800元之間，1996年到2001年他到外匯管理局時，他的全部工資賬面工資總額絕對不會超過10萬元。而任建行董事長時年薪超過85萬元，一年的工資就是中央領導們最高一級工資從49年至2008年的總和還要多（據按歷年中國最高領導人工資標準計算共為76萬元。）我們一方面要算他“正常”收入，同時也要算算他們的消費是否超除了他們的“正常”收入。如果沒有，那就是我們錯了，我們愿意向他們賠禮道歉。其三，郭少帥登榜首的證據很充分。據 2008年09月28日 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說：“1985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樹清（時年不滿30歲）、邱樹芳和劉吉瑞給國務院領導寫了一份報告，提出改革需要配套設計。國務院領導批示“有益無害”，下令在北京西山為樓xx、郭樹清、許美珍、王芹、李弘、劉吉瑞、邱樹芳、宮著銘、賈和亭等年輕人安排了房子，用了兩個月時間寫出一份《體制改革總體規劃》。這就是中國第一份經濟改革的總體設計”（見 經濟觀察報，吳敬璉語）僅由此就足見郭某功勞最大，足以忝列精英誤國的排行榜首。其四，讓人萬萬想不到的是老朱掌門后，竟然在他們的忽悠下，將《體制改革總體規劃》作為改革藍圖，做了四件事：砸碗（國企破產工人下崗）、端窩（住房貨幣化）、斷路（教育產業化）、要命（醫保社會化），件件事都是穿老百姓心窩的事（這或許正是他一屆而下的原因，今后歷史將會證明）。新的“三座大山”即形成于此時。而“新三座大山”的始作俑者是誰呢？雖然中國自認精英的人大有人在，但許多人并沒有決策操作權。而郭某則不一樣，從理論到實踐完全是“郭少帥”一手完成的。中國房改、醫改、教改都是他一手完成的，看看他在貴州期間的多次講話（講話大多出了書的，查起來十分方便），再查查他的《改革攻堅的思考》這一著作，任何人都不會有異義了。其五，很多人并不知道，誤國害民的中國房改方案其實原本是發端于貴陽市的。中央解散了體改委后，“郭少帥”即把在北京受全面抵制難以實施的“房改方案”拿到貴州推銷，當時該省人大、政協60多名委員聯名反對，只好以副省長的名義將方案拿到貴陽試點（可以查貴陽方案出臺時間）。貴陽市的頭們不知是礙于“下級服從上級”還是什么別的原因。推行了房改方案。這就是后來的所謂“貴州模式”。曾幾何時，中國一些精英認為，“住房制度改革，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這種觀點，近年來漸漸地被實踐證明完全是癡人說夢。這種提法已經成為歷史的笑談。其六，郭某隱瞞貴州民眾強烈反對的真相，將“貴州模式”在各種場合吹為最完美模式。引得全國眾多省市欲來貴州取經。但許多省來人到貴州考察之后，發現與其吹虛的大相徑庭。甚至認為這是一個“與民謀皮”且影響安定團結的“苛政”，斷不可學（后來證明貴州房改模式確實沒有任何一個省敢于效仿）。房改偉大勝利“順利實施了全國推開”；順利實施了住房商品化，樂了房地產商，氣死了不少老百姓。這個模式的實施也使貴州人民叫苦不疊。有些人曾找當時腐敗書記劉芳仁申訴，劉芳仁也曾擬過問此事，郭某知情后，雖然天天見面，但還采用寫信方式告訴劉，房改方案大有來頭，是老朱的意思，并附有給老朱寫信的復印件。其時劉芳仁案情雖未敗露，但自知是“夾屎狗”，只好收聲了。貴州老百姓也沉默了。從實施這種被老百姓稱為“禍弊化”房改方案出現以來，不但給貴州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同時在全國也造成了許多災難性的影響。
雖然“住房是新經濟增長點”的房改觀點已經被否定，但其留下的后遺癥確是致命的。回過頭來看十年房改，其惡果早已被實踐證明了其荒唐性。面對今天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實施10年以來的現狀，回首十年來的歷程，再看看今天不斷攀升的房價，老百姓不滿意、政府也不滿意（在近年兩會上，住房改革設計始作俑者郭樹清也承認“十年住房制度改革教訓深刻”）。雖然2007年下半年國務院有關部門提出了六大措施，但是，即使是從現在起改弦更張，調整土地審批政策、重新制定住房標準、落實廉租房制度，要改善住房問題也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有所緩解，甚至可以說這些政策于老百姓來說可能只是“畫餅充饑”。
三、撥亂反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走由人民主導的繼續改革開放和持續自我完善的中國特色道路
《聽法國人尖銳說中國》文中說：“法國人對中國事務的分析、判斷一般都離不開人權、民主選舉、新聞自由、國家控制的嚴密與否、民族自決等西方觀念。”令人震驚的是，這些西方現行的主流觀點，不是出自西方，完全是出自東方的毛澤東思想，“當時我們都學習《毛主席語錄》，認為中國是理想社會。當中國人認為文革是動亂的時候，西方青年和主流一直都認為文革大民主所倡導的社會，是人類歷史上最理想的社會”——“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發動的反對與防止官僚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法權、特權和剝削權相結合的思想啟蒙運動，本來是革命者的自我文化革命，卻因為被當權的官僚階層利用，唆使代表人民利益的紅衛兵瘋狂武斗，幾乎使“文革”陷入到“武革”混亂狀態。到1978年，撥亂反正的歷史車輪導致了中央政治權力的易手。再后來，文革的積極作用被刻意完全否定而其消極作用卻被某些人蓄意渲染擴大了。
改革開放，其初期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擁護，但后來又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階層利用而走上了邪路——“住房貨幣化”、“國有銀行股份化”、“教育產業化”、“醫保社會化”、“國有資產流失合理化”等等極其荒謬錯誤的改革措施對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嚴重破壞（直到目前，這些破壞活動還在公然“合法”的進行）。0.4%的人搶劫了70%的社會財富，廣大的勞動人民又一次被推入了三座大山之下，國家的金融、土地、資源又一次被殖民化，這還不夠，他們組成了西山會議派，擬定了“08憲章”，公然修改黨章、憲法，繼而要求共產黨下臺，實行全盤西化。憤怒的人民忍無可忍，再度以各種方式聯合起來…… 茲附網上一篇聲討誤國精英的奇文共賞——《討逆檄文》 蕓蕓眾生，失德則泠；烝烝靈息，無儀則獍。人有溫熱，天有暗明；榮于善行，恥于惡名。富坐金山，不仁劣性；貧居寒窟，德守溫情。當思澤東系民，一統德道盛興。拭目今日，邪惡橫行；法不能暢，制不得清；老無所養，少入窘境。不守節操，淫亂成性。食民之不敢食，飲人所未嘗飲，嫖稀少之年齡，霍巨額之公款，養別墅之嬌伶。棄德之昭明，拋心之魂靈，陽為人之形狀，陰則阿諛后庭。登堂妒忌，官位爭相沽名；入室紛爭，以討蛾眉高興；讒語掩殺，對手怏怏無命。慫恿污流，演義骯臟之風；金錢萬能，可以不要魂靈。為錢，賣笑縱情；為錢，拋卻親情；為錢，放棄愛情；為錢，喪盡人性；為錢，遠離友情。如今神人共怒，天地更所不容。猶有暗藏禍心，妄想天崩。以達亂中取勝，飽囊別宮。國之蝥蟲，禍害已成；民之賊子，何其求成？嘻嘻！國人幡然悟醒，追尊澤東孔孟。柳絲飄拂，覺春來之綠生；荷珠映彩，喜夏花之幽凈。愚一介布衣，無所適名。謹奉黨之宗旨，循澤東之志，演仲尼之遺風，氣沖云天，立志長纓，順乎民心，爰舉義旗，吁呼之誠，竭盡所能，但求清風，呼喚道德，吶喊人性！復蘇復蘇兮，道德！回歸回歸兮，人性！
這一次的撥亂反正也是在中央政權易手之后開始的，但步履維艱。從十六大以來，一些苛政開始被改變，科學發展觀正在撫平中國民眾的創傷。今天，我們看到了醫改已經從市場化的道路改到了公益性公共產品的指向，雖然還不能說三座大山倒了一座，從趨勢來看其他兩座大山也應該快了。從十七大的“五有”看，房改的回歸應該不遠了。按科學發展觀的思路，教育改革也有回頭的意思。對于下崗問題，本屆政府的要求是“保崗求穩”。應該說“新三座大山”在科學發展觀的強震下，倒掉是有希望的。
對于前、后三十年，總體來說還都是好的時候是多數。要整體否定哪個三十年都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毛主席的偉大和高明毋庸置疑，鄧也是有原則的，從他不同意老帥、少帥們的“整體設計”方案就可看出，他是不同意“踩這些地雷”的。 1985年3月7日 ，他說：“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
值得慶幸的是，奉行全盤西化的“08憲章”正好遭遇了資本主義世界的08經濟危機大爆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的科學發展觀加快了撥亂反正的步伐！世界已經看到，這一輪的撥亂反正已經轟然啟動了。中國人民已經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黨中央已經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是科學發展的社會主義！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就像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特色道路一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走由人民主導的繼續改革開放和持續自我完善的中國特色道路！改革開放的主導權屬于人民，由人民而不能由精英主導改革開放的方向，要避免精英誤國就必須將參政議政的權利歸還給真正的廣大人民，以后所有的改革開放政策和措施都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實踐中檢驗并不斷地進行自我完善。
注：
本文部分內容引用《聚焦中國疑似誤國精英——兼議排行榜提名 作者：s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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