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張 程
潘維認為：土地應流轉給農村集體，農村要把拋荒的農地和空置的宅基地流轉集中到現有的農村集體手里。農民應該自愿進城，而非被資本逼迫進城
潘維有點怪，一個國際關系學教授，卻常常偏離“主業”，去研究農業、農村。潘維認為是受自己導師的影響，作為我國經濟學界元老陳翰笙的關門弟子，他希望能延續先師的精神薪火。
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農村土地流轉成為各界熱議的話題。更有學者認為，應該實行土地私有化，這樣，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就會有更多的發言權。比如，清華大學秦暉教授就持這樣的觀點。潘維的觀點與秦暉恰恰相反，他認為當代世界不存在絕對的土地私有化。
潘維不贊成“資本下鄉”。他認為：農村要把拋荒的農地和空置的宅基地流轉集中到現有的農村集體手里，要加強農村集體的作用。
當代世界不存在
絕對的土地私有權
《新財經》：最近，有關農村土地流轉的話題很熱。許多人認為在目前土地歸集體所有的制度框架下，農村集體土地轉為非農用地，獲益最多的是權力和資本，農民利益受到了侵犯。因此，有人提出應該對現有農村土地制度進行改革，比如私有化。對此，您怎么看？
潘維：我覺得這種判斷很輕浮。其一，農地轉為非農用途的數量很少，涉及人口也很少，并非全國農村普遍存在的情況。近二十年來，流轉為非農用地的只占農地總面積的5%，憑什么依據這5%，就要改變整個農村的土地制度呢？
確實，目前存在農地征用價格不合理的問題，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國家的征地補償標準缺乏與時俱進的彈性。第二，部分有特權的人，強買農地和林地，用于種植經濟作物或蓋別墅、開小礦。這種“資本下鄉”給農民的補償很低，還搞“分期付款”，不能保障失地農民的生活。有人認為這是集體所有制的原因，這與集體所有制何干？恰恰是因為集體所有制被虛化和村行政的灰色化，“公司”才有機會勾結腐敗官員，去俘獲村干部。
《新財經》：有人認為恰恰是因為集體所有制的原因，才出現了上述問題。他們贊成實行土地私有化，讓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有更多發言權。
潘維：從法律意義上講，當代世界不存在絕對的土地私有權。權屬是為了使用，干預使用就是干預權屬。全世界的政府，包括我們的近鄰日本政府，都干預土地的使用，一直干預到每塊土地的具體使用。越南政府搞了耕地和房基地的私有化，結果很糟糕。若不是越南政府維持了對土地用途的嚴厲干預，后果不堪設想。我國的香港特區和新加坡被美國某權威機構連年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兩個經濟體，但那里的土地也是“國有”的。土地私有與否，與經濟自由沒有直接聯系。
縱觀世界史，從來就沒存在過“清晰”的土地私人權屬。所謂集體土地“產權不清晰”和“所有者缺位”的說法，是自造的貌似“學術”的概念，目的是改變我國農村的集體所有制，為資本下鄉鳴鑼開道。
《新財經》：為什么世界上不存在“清晰的”土地私有權？
潘維：土地事關“生存安全的道義”，事關國家的安全穩定。主要有三點：
第一，土地不會增加，但人口會增加，所以對土地使用的要求也會增加。多數產品數量可以按供求增減，符合市場機制，清晰的私人權屬有助于商品生產的繁榮。但土地是有限的，天然具有能使貨幣保值的作用，因此，持有大量貨幣的人當然會炒作有限的土地，通過炒作來集中土地，推高土地價格，而土地炒作與農民收益無關，與農業發展更無關。
第二，土地是人“安身立命”的地方，人類吃住的生存權是最重要的。道義經濟的核心是保障人民吃住生存的基本安全，是所有“經濟”道理的基礎；而吃住安全的基本權利來自土地，土地權利來自政府根據人口變化而公平地調整土地的使用——不是來自土地的私有。
第三，無論怎么集約，農業都不賺錢。按分秒產出的第二和第三產業(制造業和服務業)才是現代人類財富的主要來源，依季節產出的種植和養殖業早已不是人類財富的主要來源，只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
土地可以保生存，
但不能讓農民致富
《新財經》：為什么農業就不能賺錢？
潘維：我舉個例子，美國農民(農場主)平均擁有3000畝耕地，但有了規模經營，他們依然無力致富，還得靠政府補貼才能生存。美國人吃牛肉，政府就用納稅人的錢補貼養牛的農民。在美國，每頭牛每天可獲得2.2美元的補貼，合人民幣每年5500元。美國政府還補貼休耕土地，農民不種地照樣有收入。如果美國農民賺錢，政府不會去補貼農業，就這么個補貼法，也沒聽說哪個美國農民致富了。而我國呢？在我國，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140元。美國農民擁有3000畝土地也沒能致富，(中國)農民人均只有2畝耕地，再怎么集中也難以致富吧？
所以，農村的耕地和宅基地不是致富的手段，我國的農民要致富只能另尋他途。目前，單純的農業收入只占我國農民收入的16%左右。耕地和房基地雖然不能讓農民致富，卻是他們的“生命線”。
在有農業的國家，政府都立法限制農地轉為他用，防止資本吞噬農用地。這就是“道義經濟”，其保障了城市人在內的所有人的糧食安全，是適用于全世界的規則。
《新財經》：但土地流轉集中，實行規模經營后，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潘維：土地集中或許可以增加一點農業生產效率和效益，集中也是應該的。但問題是利潤歸誰？歸集中土地的人？還是平均分配給原來擁有土地的8億農民？
還有人認為土地流轉后能盤活農村固定資產以擴大內需，增加廉價勞動力，這當然可以做到。但是，農村人均的2畝地和房基地不是資產，是包括2億農民工在內的8億農村人的生存“生命線”。有人說賣房賣地的錢能讓農民在城市投資，這種話鬼才相信。先不說農民，靠工資過活的城市人，也沒有多少有能力去投資理財而保證不虧本的。
《新財經》：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在其長文《十字路口的中國土地制度改革》中有這樣的觀點，“說從社會保障的角度講不能讓它私有，我覺得這也是極荒唐的”，可以實行全民低保。您怎么看？
潘維：現在要全民低保，8億農民，你給我算算，怎么保？
農民進城不能冒進
《新財經》：您剛才也提到，土地需要集中。土地集中后，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怎么辦？讓他們進城？
潘維：是的，我國農村的未來不在農業，不在農村，而在城市。讓大量農民走出農村，走向中小城市和大城市，使我國農村人口降低到總人數的10%以下。但是，這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最樂觀的估計，至少也要六十年才能完成。
有少數學者主張，以個體“永佃”(中國歷史上存在過一種獨特的土地制度——永佃制，即只要佃農按約交租便可永久保有佃耕業主土地的權利)來虛化集體所有制，讓“資本下鄉”集中土地，并號稱這是代表農民的愿望。然而，這是菲律賓道路，是印度道路，是拉美道路，是資本至上的“主義”。
《新財經》：目前，我國有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奔波，有人提出可以給流動民工城市戶口，讓他們在城市定居。
潘維：事實上，有能力在打工城市定居的民工是極少數。對大多數民工而言，農村老家的家庭承包地和宅基地才是他們生存安全的保障，是他們留守親人的保障。在農村的土地上，他們才有歸屬感。
有人說，給農民戶口他們就能在城市定居。說這話的人如果不是無知，就是故意撒謊。用一紙空洞的城市戶口來換取農民的土地和宅基地，如同赤裸裸的搶劫。
還有人說，現在的城市足以承擔失地農民的生活。我希望他們去印度和拉美的貧民窟實地去看一看，比較一下那里貧民窟的生活和我國農村有房有地有學校的生活，做個誠實的結論。
農民在鄉下有地有房有學校，你非要把他趕到城市貧民窟里，這是食洋不化。我們要好好走中國道路，我們不能再拿資本逼農民進城。
應加強農村集體的作用
《新財經》：我國農民收入長期停滯，大量土地撂荒，農民就這樣繼續窮下去？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出路在哪里？
潘維：我也贊同土地適度集中，但關鍵是農地流轉集中到誰手里。
我認為，土地應流轉給農村集體。削弱農村集體，就阻礙了進城農民的退出機制。
農村要把拋荒的農地和空置的宅基地流轉集中到現有的農村集體手里。這樣，越來越少的農民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耕地，進入一個良性循環。這樣做，農村社區就會有錢有權，不斷加強和鞏固，成為對接城市援助的橋梁。隨著城市化進程，農民進一步減少，農村社區就會像波浪一樣不斷向前推進。
加強農村集體，鞏固農村集體，農民才能自愿進城，而不是被資本逼迫進城，他們留在鄉下的親戚們才有與退出者們共同富裕的希望。也就是說，實行“共有私用，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農村集體才能真正保證農民的利益。
《新財經》：現在農村基層村舍組織已經削弱了，其作用也并不明顯了。真有必要再加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作用嗎？
潘維：削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20世紀末政府的重大失誤。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對的。后來發展鄉鎮企業，集體又強大起來了，結果自由派說這樣不好，對鄉鎮企業進行改制。現在為節約行政成本，搞合村并鎮，我認為這是違反國家法律的。憲法說村民自治，怎么能說合就合？
集體的功能全部喪失，資本和國家就直接面對個體農民。沒有集體的農民是分散軟弱的。較之集體，個體農戶基本不具備抵抗強大資本的能力，很容易被各個擊破。中國農村的興旺史就是農村社區的興旺史，而中國農村的衰敗史就是農村社區集體的衰敗史。
《新財經》：有些學者認為“集體化”是專制的產物，人們在自由市場條件下完全可以實現自我集體化。
潘維：世界上有自我集體化嗎？我沒聽說過。這是玩概念，歷史不是這樣的。一個集體、一個社區一定要有一個頭，這個頭說話一定得算數。
集體有一定的強制性，蛇無頭不行。在哪里都有支配與被支配，思想本身就是一種支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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