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轉改革的三大疑慮
胡顯達
9月30日，中共的總書記胡錦濤又一次地專程來到安徽考察農村經濟改革的基本情況，在廣泛聽取一些地方干部群眾的匯報和意見之后，也像他的前任那樣，以“講話”的形式向外界傳達了這次十七屆三中全會將要采納的決策意向——“繼續穩定農村的雙層經營體制，但同時也允許農民以各種形式流轉土地，發展規模經營。”一些政治嗅覺敏銳的媒體更是以此為據，而紛紛預測中國的新土改——“允許農民流轉土地”將獲得中共政策層面上的支持。然而，全會的討論結果卻大跌了這些媒體的眼鏡。在這上面又在疑慮什么呢！
疑慮之一：擔心“允許農民流轉土地”被搞成變相的“土地私有化”
私有化與社會主義的制度和共產主義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就公開申明道：“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現在，有不少的資本都在盯者農民手里的土地。一旦允許農民流轉土地，趨利的資本就可能出巨資購并、轉包、租賃乃至買賣農民手里的小塊土地，而趁機牟取大塊土地的經營權。農民的土地不論是通過出租、入股的形式流轉，還是通過轉包、買賣的形式流轉，最終都會喪失原本擁有的土地經營權。他們的宿命是要么成為租地大戶——農業資本家的長工，要么依靠進城打工和微薄的地租過活。只要土地流轉到已資本化的大塊土地經營者那里，這種被重新集中起來的土地經營權，在資本與農民關于土地使用的長期合約中，就可能因為長期的占有和經營而慢慢地演變為它們的私產。因為土地的轉包與長期的合約，事實上已讓眾多的小戶農民根本就無法過問這種土地的經營，它們只能淪為這些土地經營大戶雇傭的長短工。這些大塊土地的經營者雖然只取得了這種大塊土地的經營權，而不是終極意義上的所有者；然而它們憑借在土地市場上轉包、經營、買賣上的支配權，實際上也已與隨意支配自己的私產毫無二致。
不僅如此，一些戰略結盟的地方政府與資本為何一再提出這種土地流轉的動議，它們的賭碼實則壓在這種土地的稀缺與未來的昂貴上。中國很多城市周邊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從農民那里廉價地征收回去，然后在交給自己結盟的土地開發商經營，其巨大的地價收益早就成為一些地方政府增收的一個源頭和支柱了。如果從政策層面上允許農民的土地流轉，早已嘗到經營土地甜頭的地方政府和與之結盟的資本，必將很快聯起手來推動這種土地的重新集中。一旦土地積聚在少數強勢者的手里，離土地的私有化也許就真的不遠了。這個被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拒斥的土地私有化，假若通過農民的土地流轉而和平長入了進來，那么一向秉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共產黨，又怎能再直面自己的老祖宗馬克思他老人家呢！
疑慮之二：擔心土地的重新集中會把更多的流民從農村中游離出來
土地的規模經營和資本對大型農用機械的使用，它的一個自然趨勢就是會把農民從小塊土地的經營中不斷地剝離出來，而成為農村的過剩勞動力。即使土地的規模經營也能吸收和安置一些農村的勞動力，但只能是其中的極小一部分。數量巨大的產業后備軍會把農業工人的勞動工資長期的壓到一個極低的水平之上。歐美諸國的農業采用的就是這種大塊土地的規模經營模式，大型農用機械的使用和資本的增殖壓力，使整個農業生產部門吸收的勞動人口僅能占勞動總人口的3%左右。照這樣計算，七、八多億的農業人口還能留下幾個人繼續在農村就業呢！
須知，追逐利潤的資本家決不是社會的慈善家，它不會為了多安置幾個農民吃飯，而讓自己投入的資本少賺錢，它會為了看齊其他行業資本的盈利水平和自我增殖能力，而采取壓低工資或大量裁員的辦法，讓自己的資本也與其他行業的資本賺同樣多的錢。這一點，馬克思的《資本論》早就為我們分析過了，無須筆者再費筆墨。如果經營土地的資本為了自己的增殖而消減自己的勞動使用量，大批量的農民就會從農村被趕出來，一窩蜂地來到城市，整日里靠著打零工或無保障的短工謀生。假若這樣，這不是“流民”，還能是什么！
也有些理論上的經濟學家總在不厭其煩地說，破解農民增收難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根本途徑就是減少農業人口，發展規模經濟。不錯，把土地都規模經營起來，看得見的“利”就是極其方便糧食的科學種植和良種的大面積推廣；同時，也有助于提高農民參與市場競爭的組織度。然而，它的負面作用卻是把大批量失地農民的就業安置負擔都一古腦兒地轉嫁到了城市，而成為居無定所，勞無定業的“流民”。如果中國真的推動這種土地的流轉，這將是一種無法逃脫的運命。
西方的和平演變家們當然會希望中國這樣做。因為流民的積聚和憤懣，實則就是引發社會騷亂的隱患和策源地。明末李闖王的農民起義就是一個血的教訓。西方的和平演變家們想誘惑中國的改革者通過“允許農民流轉土地”，而在當今的中國重版資本在18世紀英國的“圈地運動”，它們的圖謀深遠啊！它們想通過流民的社會騷亂這個“內應”，而顛覆我們這里的制度啊！三中全會擱置這種土地流轉動議，對此產生疑慮而沒上一些鼓惑家的當，是它的明智啊！
疑慮之三；擔心一些地方政府與大財團的資本結成利益上的戰略聯盟，而坑害農民的利益.
城市房地產的開發與地方政府財稅增收的聯動，讓土地的買賣和經營成為了一些地方政府和資本發財致富的財神爺。圈更多的地就能賺更多的錢，這樣的利益誘惑成為一些地方政府與大財團的資本結成戰略聯盟的幕后紐帶。政府圈地，資本開發，五五分紅，合作共贏，瞞天過海，共同發財。這在當今恐怕早就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了。但在這樣的政商合作中，城市周邊的農民因土地的征收和開發，在與當地政府及資本的利益紛爭中，實則就是一些可憐的弱者。廉價的征收，讓土地開發出來的巨大收益雙雙裝進了政府與資本的腰包。正是這樣的甜頭和誘惑，必讓一些地方政府和大財團的資本繼續故伎重演，而用低廉的價格去圈農民更多的土地。
失地的農民要么背井離鄉地到陌生的城市打工謀生，要么在其經營的土地中淪為廉價的勞動工具，而受其盤剝。因為資本的本性和歷史已經告訴我們，誰掌握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企業的經營權，誰就掌握了產品和收入的分配權；誰掌握了產品和收入的分配權，誰就能在各生產要素收入的分配競爭中分到更多的東西。
須知，在私有企業的運營中，它的盈利虧損與否，受損大的倒不是掌握所有權和經營權的經營管理階層，而倒是那些只能聽命于資本的勞工階層。企業的虧損往往可以通過降低勞工階層的工資和福利而轉嫁到他們身上。而企業的老板和高管們卻仍舊可以拿著先前的高薪和分紅，很少受其市場行情和企業虧損的影響。只要查一查企業經理與勞工階層在企業內部的自主分配情況，就完全可以證實這種心照不宣的分配規律。平安管理層高薪的曝光讓不少人認識到了這一企業內部管理層的自主分配規律。在滬深二市的動蕩中，盡管平安的股價一跌再跌，虧損越跌越大，而平安的老總們卻沒少拿一點自定的6000多萬元的薪水。
更可笑的是，竟然還有一些經濟學家運用資源或要素的稀缺來解釋這種收入分配現象，以論證這種分配現象的合理性。真不知他站在了什么立場上。
由此可見，農民只要失去土地的經營權，它們在產品和收入的分配上就只能聽任資本的施舍和擺布了。但馬克思說過：“資本一來到人間，每個毛孔都流著骯臟的血。”在這種圈地巨大收益的誘惑下，要指望一些地方政府不與資本結成利益聯盟坑害農民的利益，那只能感謝上蒼了。生發這種疑慮絕不是杞人憂天，而實有極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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