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反映了以下幾個信息。一是中國的青年學生大多接受了自由市場的觀點，且未意識到市場的局限，認為市場似乎可以自動實現社會公正。二是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學教授反而對市場的看法更為客觀。三是青年學生實際上是善于思考的，但教學方法非常重要。桑德爾的案例教學和自由討論似乎很有效果。
從桑德爾的教學方法是否也可以使我們得到某些啟示，宣傳毛澤東思想是否也需要青年人容易接受和感興趣的方式？一般而言，青年人由于知識和經驗的局限，還不太善于進行抽象的理論思維，抽象思維需要大量的知識積累，至于對一種理論的正確性或不同理論高下的識別，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青年人大都是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一些既定的知識而不懷疑，或有的雖敢于懷疑，但容易發生某些不正確的疑問和思考。但這并不意味著青年不能學會思考抽象的理論問題，只是要以感性的東西入手，與趣味性相結合，引導其發生問題意識，并掌握思考的方法與邏輯。
桑德爾為什么這樣紅
http://www.fudan.edu.cn/fudannews/2011/0607/28122.html
作者：戴聞名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2011年5月30日
發布時間： 2011-06-07
他身為政治學教授，卻從不講大道理，而只是講故事—— 把學生帶入一些具體的“困境”，通過接連不斷的提問，啟發思考和辯論，而且從來沒有標準答案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并不會講中文，也沒有得過諾貝爾獎，只來過中國三次，卻是如今最受中國大學生追捧的美 國 教授。
他的“公正”（Justice, 也譯“正義”）課視頻兩年前通過互聯網跨過太平洋被中國學生熱切傳播著。課程的文字版《公正：該如何做是好？》一書也已被迅速地翻譯成中文，并在短短兩個月內印刷三次。
5月22日 ，他在復旦大學的講座有了某種明星演唱會般的效應。可以容納近千人的光華樓報告廳走道和入口都擠滿了人，他一上臺，就響起雷鳴般的掌聲。講座中間，只要他提起某個課上的案例，就像唱起一首著名的流行歌曲，下面的大學生都報以會心微笑或熱烈鼓掌。
被如此追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有個特點，即身為政治學教授，卻從不講大道理，而只是講故事—— 把學生帶入一些具體的“困境”，通過接連不斷的提問，啟發思考和辯論，而且從來沒有標準答案。
當本刊記者問他“你覺得自己為什么會在中國這么紅”的時候，桑德爾沉吟半晌后回答：“我也不太清楚，不過我猜想，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這是現在中國人非常關注的一個話題。”
這一次，在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世界社會科學高級講壇”上，桑德爾仍然講“公正”，但特別選擇了一個更切合中國國情的話題：市場經濟下的 “公正”問題。
“中國人更資本主義”
講座一開始，桑德爾就設定了第一個“困境”：一場暴風雪之后，一家商店決定把原來售價10美元的雪鏟提價到20美元。“有多少人覺得這是公正的，多少人覺得不公正？”
通過舉手表決，認為公正的占大多數，約有2/3。
“要知道，在加拿大、瑞士和德國，83%的受訪者都認為不公正。這表明，中國人更資本主義！”桑德爾評論說。學生大笑。
“認為不公正的人，覺得原因何在呢？”他接著問道。
一位男生站起來回答說，店主利用了惡劣天氣，獲得了不當利益，“價格一旦提高，就有很多人買不起。”
一位表示反對的女生反駁說，根據經濟理論，如果市場需求很大而供應有限，價格自然會上漲。“當資源有限的時候，買得起的人才能擁有，這是很自然的。總歸要有一個標準來限定什么樣的人才能買到。”
“你是說富人才能買嗎？”桑德爾反問。
女生有點語塞，但很快脫口而出，“必須有一個標準來界定合適的購買者。”
“‘合適’？只有富人才是‘合適’的人？”桑德爾進一步追問。
“因為那是自然而然的。”這位學生回答。
“天哪—— 自然？”桑德爾抓住了這個詞，引起觀眾的哄笑。
“即使這是自然而然的，但它是公正的嗎？”桑德爾問道。
女生沉吟良久后回答：“不是。”
另一位認為“公正”的女生則分析說，如果價格上漲，其他商店也會有動力增加進貨，這樣一來供應就會增加，價格就會下降，然后更多的人就能買到雪鏟。
“這里我們看到兩種關于‘公正’的衡量標準：一種是市場經濟的‘功利’標準，即價格上漲后供應自然增加，更多的人就能買到雪鏟，所以漲價是公正的；另一種是‘自由’的標準，即市場經濟下看似自愿的行為其實并非是自由做出的，而是被迫做出的，不自由的選擇就不公正。”桑德爾總結說。
“很有趣的詞：正當但不道德”
在此基礎上，桑德爾進一步假設了更尖銳的“困境”—— 比如一場自然災害之后，飲用水受到污染，這時有人把瓶裝水的價格從1美元提高到了10美元，這是“公正”之舉嗎？
這一次，認為“ 不公正”的占大多數。
但有一位女生站起來表示，此舉也許是“不道德”的，但卻是“正當”的，因為災難之際，把物資運進災區的成本也會相應提高。
桑德爾笑著指出：“很有趣的詞—— 正當但不道德”，但接著反問道：“在大家都急需水的時候，為了最大化利潤抬高價格，你覺得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行為呢？”
“貪婪。”這位女生回答說。
“這是衡量‘公正’的第三種標準，即人的品行和德行。”桑德爾說。
隨后他又提出了新的假設：如果有一名學生想進入一所名牌大學，但考分不夠，其父母于是去找校長，說如果你錄取我兒子，我們給學校捐1000萬元建圖書館和實驗室。這是公正的嗎？
仍然是大部分學生認為“不公正”。
一位學生表示，他的入學就擠掉了另一個本可以進入的名額，大學是公有的教育資源，入學機會不能像公司一樣，出價高者得。
但另一位學生認為，1000萬元捐款可以讓所有學生受益，為此多錄取一個人是值得的。
此時又有學生反駁說：“這不是捐款，是賄賂。每個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付出高昂學費不應成為優先錄取的理由。”
桑德爾這時評論說：“分歧在哪里？在我們可以決定某種資源的分配方法之前，必須先確定、或者至少先討論，這些資源的本質是什么。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和銀行就不一樣，不能用同一種方法分配。”
反思市場的適當時候
在接著討論了演唱會和醫院門口的“黃牛”是否“正當”之后，桑德爾以下面這段話結束了一個半小時的講座：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總會有一種誘惑，就是假設市場本身有能力實現公正。但我們今天的辯論表明，這是不對的。市場只是一種有益的工具和手段，可以提高GDP、實現繁榮，但近年來人們開始注意并擔心，非市場的產品和價值觀正在被市場侵蝕。比如教育、醫療等一些重要的社會資源和社會道德倫理。因此，我們應該開始思考市場的局限而非僅僅是市場的優勢，反思和討論那些錢買不到的社會產品和價值觀。”
這段總結再次獲得了滿場掌聲。
一位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三年級的學生告訴本刊記者，盡管之前看過他的視頻，但“現場的感覺更好”，“和以前在學校聽過的講座也完全不一樣，互動性、參與性、趣味性和啟發性都非常高”。
她說，“之前有同學在議論，他怎么30年只講這一個題目，我當時順口回答說 ‘反正每年的學生都不一樣’，但是聽了這次講座之后，我才明白，這種即興對話加辯論的方式讓他的每一節課、每一次講座都是獨一無二和不可復制的。”
桑德爾本人則對《望東方周刊》評論說，中國學生的英語水平、討論的質量和熱烈程度，即使與哈佛大學相比，也是“毫不遜色的”。
“一方面，我震驚于—— 不止是吃驚—— 復旦學生觀點的多樣性。另一方面，我也震驚于中國學生中對于‘市場邏輯’的支持率之高，我想這是可以理解的。”
與此同時，“作為一名外來觀察者，我覺得，這或許表明，中國現在已經到了對于市場的優勢和劣勢進行一系列討論和反思的適當時候了：在讓市場發揮最好作用的同時，也不要忘記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非市場價值觀。”
復旦大學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鄧正來教授也指出，桑德爾的講座“至少給我們開啟了兩個思考方向”—— 一是正義實際上是涉及我們每個個體的問題；二是在中國發展的過程，大力提倡經濟發展的時候，也應該不要忘記市場不是萬能的，還有很多道德問題。
桑德爾本人的下一個想法，是構建“全球教室”，即通過互聯網，把包括中國和美國學生在內的各國學生組織起來，就政治哲學問題進行辯論。在日本地震之后，這個想法第一次實施起來。身在美國波士頓的桑德爾，通過遠程視頻，與上海的復旦大學學生和日本的東京大學學生“面對面”討論：“我們應該怎樣生活？”
（本刊特約撰稿左昊暢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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