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602～664），唐代高僧，我國漢傳佛教四大佛經翻譯家之一。佛教在唐初對人們的意識形態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南北朝以降至唐，佛教在中國意識形態中占據重要地位，包括李世民在內的帝王們都在為爭取佛僧煞費苦心。爭取佛僧的關鍵是掌握佛經的解釋權。
唐初講筵紛呈，玄奘“遍謁眾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義”，卻發現諸家之說，“各擅宗涂，驗之圣典，亦隱顯有異”，令人“莫不適從”。遂產生“誓游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的決心。貞觀元年（627年）玄奘結侶陳表以印度求彌勒論師之要典《瑜伽師地論》為依據，請允西行求法，但未獲唐太宗批準。然而玄奘決心已定，乃于貞觀三年“冒越憲章，私往天竺”，長途跋涉五萬余里，歷時十九年，“共譯出經﹑論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占唐代新譯經、論的一半以上，相當于中國佛教史上另外三大譯經家（鳩摩羅什、真諦、不空或義凈）譯經總數的一倍多。”
研究玄奘西行對于中國政治進步的意義，需要研究玄奘西行期間國內政治的變化。
唐初，與秦、漢王朝初年同樣經歷過關于推行分封制還是郡縣制、封建割據還是國家統一的斗爭。唐高祖“舉宗正籍，弟侄、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唐太宗登基后也認識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并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為了避免增加百姓負擔，唐太宗把“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為縣公”。但太宗還是下不了最終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的決心。貞觀二年（628年）十二月十六日，唐太宗還在問大臣蕭瑀：“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蕭瑀勸太宗搞分封制，認為：“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不以封建諸侯，以為磐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世而亡；漢有天下，眾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蕭瑀的議論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但遭到魏徵、長孫無忌、于志寧、馬周等人的反對，李百藥所上長篇奏疏《封建論》以史為鑒，論述分封制造成“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認為實行郡縣制是必然趨勢，這與太宗心思相合，“太宗并嘉納其言。于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使”。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南北朝至隋，佛教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仍有重大的影響。在這方面，李世民不能忽視佛教對其政權的影響，他需要利用佛教為國家統一服務。貞觀十三年（639年）唐太宗頒布《佛遺教經施行敕》，儼然以佛教護法王自居。李世民既然選擇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國體，那接著需要的就是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但當時對佛教管控的還不表現為對權力的分配，而是表現為對佛教教義解釋權的掌握，而這又是僅靠皇權的權威解決不了的，它需要的是對佛教經文的原始文獻的占有及由此形成的對其解釋權的專有。而從印度歸來的玄奘恰逢這樣的歷史時刻，他以高度的歷史自覺為唐太宗化解了這一歷史性的難題。
貞觀十九年（645年）玄奘西行回長安，受到太宗的隆重歡迎。李世民敏銳地抓住了玄奘取經的政治意義，在接納玄奘取回經文的同時，太宗也分別于公元645年、648年邀請玄奘入仕從政，但被玄奘謝絕。太宗感動。玄奘向太宗表示自己的譯經是“實資朝化”。最值得肯定的是，玄奘反復請求太宗為他的譯經寫序并求太宗在他工作期間“望得守門，以防諸過”，也就是說，請太宗派人將譯經之地守護起來，這意味著玄奘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政治自覺將所帶回的梵文典籍及其譯文完整無保留地交給了國家，這意味著唐王朝在歷史上首次有了對佛經的解釋權，書載“帝大悅，曰：‘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為處分’”。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朝廷在慈恩寺西院建大雁塔。
玄奘的事跡是感人的，但它的政治意義更是巨大而深遠的。大雁塔——大雁塔可以說就是唐朝佛學的“中央編譯局”——建立使唐王朝抓住了對當時意識形態有巨大影響的佛經解釋權，這對唐朝意識形態的統一，從而國家政治安全和穩定，有著巨大的意義。詩頌之曰：
秦城高又長，漢月影冰冷。始皇掃六合，高祖吟大風。莽后天下亂，南北緣佛爭。大唐朝甫立，撥亂需反正。玄奘志高遠，天竺求正宗。西去艱難路，白馬落日紅。天竺佛心慈，贈經長安僧。僧回雁塔起，皇都新學風。天下僧仰望，心系雁塔燈。眾僧譯經忙，萬念歸一統。貞觀盛世開，玄奘第一功。
因此，今天我們紀念玄奘，不是因為玄奘學問大，也不是因為他梵文功底好，更不是因為他取經路上吃了不少苦，而是因為他的事跡在唐王朝甫立之際，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政治自覺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統一立了頭功。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