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的黑死病給封建制度帶來了致命打擊，而封建制度在瘟疫爆發之前就已經腐朽不堪。同樣，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破產，以及社會主義的必要性。
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確實改變了世界。其迅速而致命的傳播無情地暴露了各國政府的弱點，使醫療服務不堪重負，并引發了自 1930 年代以來（甚至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
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最初的沖擊逐漸消退，一股巨大的憤怒和厭惡浪潮開始席卷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機構。到處都有一種深刻的感覺，那就是事情再也不會像以前一樣了。
面對此類事件，評論家們自然會尋找歷史類比來描述我們所處的時代。對許多人來說，最接近的類比不是現代，而是14世紀席卷歐洲和亞洲、奪走歐洲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生命的致命瘟疫：黑死病。
這種類比具有重要意義。并不是因為當今的疫情與瘟疫的生物學效應有相似之處，而是因為瘟疫造成的巨大社會后果。
黑死病被認為是歐洲歷史上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但它對社會的影響并不局限于14世紀。這場瘟疫所引發或加速的進程徹底改變了社會關系，并最終奠定了現代歐洲的基礎。
仔細研究黑死病及其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并非是學術研究。盡管14世紀和21世紀之間存在許多重要差異，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兩者都是過渡時期，舊的腐朽秩序開始瓦解，而新的社會力量則掙扎著誕生。
黑死病是什么？
眾所周知的黑死病是一場由致命的鼠疫耶爾森氏菌引起的流行病，這種菌寄生在亞洲和非洲各地各種嚙齒動物攜帶的跳蚤腹中。
1347年至1351年間，這場流行病沿著絲綢之路的貿易路線席卷東大、中東和歐洲，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直到18世紀，它仍會定期復發，但規模有所縮小。
其中最著名的一種是腺鼠疫，因患者淋巴結腫大而形成圓形黑色淋巴結而得名。感染該病的人中，高達60%的人因此死亡。這種病毒至今仍在東大部分地區存活，內蒙古最近于 7 月報告了一例疑似腺鼠疫病例。
更致命的是肺鼠疫，這種病通過空氣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至少 95% 的病例是致命的。最后，敗血性鼠疫（由血液感染引起）不太常見，但總是致命的。
不太為人所知的是，14世紀黑死病的到來實際上是瘟疫第二次襲擊歐洲。第一次瘟疫襲擊東羅馬帝國是在6世紀，當時皇帝查士丁尼正試圖重新征服西方。
據認為，這場災難奪去了當時歐洲大約一半的人口，導致了東羅馬帝國的衰落和歐洲黑暗時代的到來。
有趣的是，兩次疫情的到來都與歐洲歷史上兩個最大的轉折點緊密相關：第一次是羅馬帝國的衰落；第二次是封建制度的衰落。
毫無疑問，瘟疫造成的死亡和恐慌將從心理、政治和經濟上動搖社會的根基。
但要理解黑死病爆發后歐洲社會發生的轉變，我們不能只看這個因素。我們必須了解14世紀社會是如何組織的；以及這場流行病帶來的巨大外部沖擊如何與其內部動態相互作用。
1347年的社會
思考1347年的歐洲社會時，首先要記住的是，當時的歐洲社會與當今的城市資本主義社會完全不同。絕大多數人口（在英格蘭高達90%）在農村生活和工作。社會的基本單位不是工廠或城鎮——盡管確實存在日益繁榮的中世紀城鎮，而是封建莊園。
封建農村的階級斗爭主要不是由雇傭工人和他們的老板之間進行的斗爭，而是由農奴進行的。
莊園本質上是一個村莊，農民從“莊園主”那里租借土地，以換取他們部分產品，并被迫在領主的“自留地”（即領主直接擁有的土地）上勞役。這種剝削形式被稱為農奴制，是整個封建制度的基礎。
在封建制度下，社會上最有權勢的階級不是如今統治社會的銀行家和實業家。工業資產階級在當時并不存在。最接近它的是行會的工匠，他們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銀行業只以非常原始的形式存在。商人是資產階級中最有權勢和最有影響力的階層。但商業資本家好勇斗狠的黃金時代尚未到來。
統治階級由軍事封建貴族和教會組成：“戰斗者”和“祈禱者”。但除了祈禱和戰斗之外，貴族還擁有幾乎所有土地，除了森林等公有土地。
祭司和貴族作為當時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持有者，天然地壟斷了社會的政治、思想和信仰機構。
那時還沒有我們今天所認識的工人階級。工人要么為自己工作，要么是為領主工作的不自由農民，他們被稱為“農奴”，源于拉丁語，意為奴隸。
封建農村的階級斗爭主要不是由雇傭工人和他們的老板之間為爭取報酬、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而進行的斗爭，而是由農奴進行的，他們爭取的是擺脫強迫勞動和降低租金。
盡管這一制度在今天看來已經過時，但它在幫助歐洲擺脫黑暗時代方面發揮了進步作用。從10世紀到13世紀，歐洲人口增長了大約三倍，達到約8000萬，這是近1000年來的最高水平。
歐洲內部貿易在黑暗時代幾乎消失，如今開始復蘇，中世紀城鎮和資產階級也紛紛涌現。與此同時，與非洲和亞洲的對外貿易也再次蓬勃發展。命運的捉弄，正是這種貿易擴張導致瘟疫如此迅速地蔓延到整個歐洲大陸。
封建制度的局限性
然而，沒有一種社會制度能夠使社會永遠發展下去。在某個階段，原本促進進步和發展的社會關系會變成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封建社會在瘟疫爆發之前就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到14世紀初，封建制度已達到極限，而瘟疫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到14世紀初，封建制度已達到極限。在前一時期向處女地擴張，推動了生產和人口增長的時代已告結束。因此，糧食剩余量相對于人口開始減少。由于莊園生產受限和領主貪婪的消費，勞動生產力無法跟上。
農民占多數，卻越來越窮，而領主們的壓力越來越大。1307年，一場可怕的歐洲大饑荒席卷而來，被認為是歐洲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奪走了10-25%的人口的生命。
更糟糕的是，農民的土地越來越少。沒有了處女地，一些兒子沒有了遺產，失去了生計，為嚴重的社會危機鋪平了道路。羅伯特·戈特弗里德在他的《黑死病》一書中評論道：
“過去，農民享有當農民的權利，但 1250 年以后，這變得越來越困難。舊的莊園制度正在瓦解，而領主們現在似乎沒有做出什么真正的貢獻，反而變得越來越富有。”
這句話讓人想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社會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已經無法生存，“因為它無力保證奴隸在被奴役的狀態中生存”。舊秩序已經病態，瘟疫讓這種病態有了切實而可怕的表現。
瘟疫來襲
據信，鼠疫最早出現在14世紀20年代的戈壁沙漠。它通過蒙古商人和騎兵傳播到歐亞大陸各地，并于14世紀30年代傳入東大，導致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這場災難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至于西方和東方的許多城市直到16世紀才恢復到瘟疫前的人口水平。
隨后，這種恐懼傳到了西方，一位編年史家聲稱：“印度人口銳減；韃靼、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亞美尼亞到處都是尸體；庫爾德人徒勞地逃往山中。”
和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樣，第一個受到疫情影響的歐洲國家是意大利。在黑海沿岸進行貿易的熱那亞商人無意中感染了瘟疫，并將其帶回了家鄉和地中海其他地區。從這里開始，瘟疫迅速蔓延到基督教歐洲和穆斯林世界。
開羅當時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疫情尤其嚴重。在疫情高峰期，開羅每天的死亡人數高達7000人。棺材短缺意味著許多人被埋在集體墳墓中，其場景與今年早些時候在紐約看到的類似。
著名的博學者和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的父母均因瘟疫去世，他當時寫道：
“東方和西方的文明都遭受了一場毀滅性的瘟疫，這場瘟疫摧毀了國家，導致人口滅絕。它吞噬了文明的許多美好事物，并將它們消滅殆盡……”
“就好像世界上存在的聲音在呼喚湮滅和限制，而世界回應了它的呼喚。”
到疫情結束時，僅開羅就有20萬人死于瘟疫，超過當時幾乎所有基督教城市的總人口。這場災難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至于西方和東方的許多城市直到16世紀才恢復到瘟疫前的人口水平。
絕望
不難想象，當這種末日景象突然降臨到人類頭上時，社會上彌漫著怎樣的恐懼和絕望。所有預防和治療疾病的常規方法（例如洗澡）都無法抵御瘟疫。醫學界發現自己完全無力阻止疾病的傳播。
這場瘟疫也暴露了教會制度的缺陷，教會的精神保護對于這場災難完全無效，許多人認為這是上帝憤怒的明顯標志。
很多地方牧師為了躲避瘟疫而逃亡，留下羊群【指教區的基督徒-譯者注】無人照管，甚至沒有臨終儀式的慰藉。這引發了人們對國教的普遍不信任和質疑，并催生了許多新的宗教運動。
其中一個運動就是鞭笞教派，它遍布歐洲，在德語和荷蘭語世界尤為強大。
鞭笞者們會以50到300人的隊伍從一個城鎮游蕩到另一個城鎮，持續33天，象征著基督在人世間的時間。在此期間，他們被禁止說話、洗澡或睡在柔軟的床上。到達城鎮后，他們會跪在地上鞭笞自己，為人類的罪孽懺悔，希望這能結束瘟疫。
在該運動的早期階段，鞭笞者隊伍的到來往往受到當地居民的熱烈歡迎，他們認為鞭笞者是抵御瘟疫的真正精神防線，而不是受到廣泛質疑的國教。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該運動開始按照階級劃分分裂。
在不斷壯大的貧苦大眾的影響下，該運動開始呈現出一種革命教派的形式。許多鞭笞者相信，神圣羅馬帝國的舊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將復活，驅逐教士，強迫富人與窮人結婚，然后基督本人將重返人間。
這些思想首先遭到貴族的排斥，然后是較為體面的資產階級，最后甚至遭到富裕農民的排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場運動逐漸縮小到社會最貧窮和最貧困的階層。一旦被孤立，剩下的鞭笞者隨后被國家鎮壓。
瘟疫期間絕望情緒的另一個產物是歐洲各地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這一時期的屠殺規模令人震驚。在許多地方，尤其是城鎮，猶太人被不合情理地指控故意傳播瘟疫或投毒水井。結果數千人慘遭屠殺。
教會和封建當局實際上采取了一些小措施來保護猶太人，駁斥了針對他們的指控。但這對阻止流血事件的發生幾乎沒有任何作用。最終，這引發了大批猶太人的遷移，他們逃離迫害前往東方和波蘭，國王卡齊米爾三世邀請他們定居在那里。
經濟危機
瘟疫不僅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和道德危機，還使封建經濟陷入停滯。這給統治階級帶來了一場嚴重而持久的危機，產生了重大影響。
黑死病和新冠疫情都對各自時代的經濟體系造成了沉重打擊。
瘟疫最早于1348年9月在英國爆發，這很好地體現了這場危機的規模。在牛津附近的庫克瑟姆莊園，該莊園由著名的默頓學院所有，由于人口急劇下降，學院的土地無人耕種。這導致租金普遍下降，影響了莊園的收入。與此同時，為了獲得高薪，不得不雇傭工人到莊園工作。
在小麥等主食作物需求和價格下降的背景下，這一雙重打擊永久削減了莊園的“利潤”。這些利潤從1349年的平均每年40英鎊下降到1354到1355年的不到11英鎊，這是黑死病爆發后第一年有利潤記錄。
總體而言，英國各地封建貴族的收入估計在1347年至1353年間下降了20％以上。隨著莊園制度的崩潰，高死亡率也導致許多貴族家庭失去了男性繼承人，這意味著許多曾經的顯赫家族就此消亡。
統治階級的深刻危機伴隨著后來被稱為“勞動者黃金時代”的開始。1349年，許多莊園的工資翻了一番。在庫克斯漢姆莊園，一名農夫的工資是10先令，1350年是 6 便士，而他在1347年只能賺到2先令。低微的日工除了更高的工資外，甚至還享受了“肉餅和金色麥芽酒”的午餐。
但受益的不僅僅是勞動者，只要他們在瘟疫中幸存下來；這場危機也促使農民的狀況和權利發生了劇烈變化。
土地供應充足、租金低廉意味著農民的流動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農民可以有效地“貨比三家”，拋棄領主，選擇租金更低、限制更少的領主。在這種情況下，農奴制既不可能，又荒謬。
反動與革命
毫不奇怪，統治階級迅速采取行動，試圖恢復昔日的“正常狀態”。1349年，愛德華三世頒布了《勞動法》，旨在將工資固定在1348年之前的水平，但無濟于事。
恢復經濟正常而征收的稅款激起了1381年一場激烈的農民起義。
教會很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加入了地主反對勞工餡餅和啤酒的討伐。1350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發布了他的著作，譴責那些對普通服務收取額外費用的人的貪婪。
領主和普通農民之間如此明顯而透明的利益沖突必然會引發巨大的反彈。農民和勞動者越來越意識到領主不過是寄生蟲，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消耗他們的勞動。他們無意放棄在那些難以形容的瘟疫年代所獲得的利益。
另一方面，統治階級無法容忍這種情況。不僅工資上漲和租金下降讓他們掏空了腰包，而且取消農民肩上的許多限制和強制勞動服務不僅威脅到他們的莊園賬戶，還威脅到他們所處的整個社會秩序。
幾十年來，統治貴族一直心懷怨恨，試圖奪回普通民眾的利益并恢復農奴制。在英國，國王于1377年引入了臭名昭著的人頭稅，向王國的每個成年人征稅。
1378年和1381年，這項稅收又兩次增加，給農民家庭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許多人指責國王試圖恢復農奴制。激進的傳教士約翰·威克利夫譴責了這項稅收，宣稱：“這樣一來，領主們就吃喝窮人的血肉了。”
1381年，英國埃塞克斯郡的農民拒絕繳納稅款，爆發了農民起義，一位名叫沃特·泰勒的富農率領軍隊來到倫敦，宣稱“殺死所有律師和國王的仆人。”
起義的另一位領袖是失業的牧師約翰·鮑爾，他呼吁“一切都應該公用，我們應該團結起來，領主們不應該比我們更有權。”他向起義者布道：
“當亞當耕田、夏娃耕種時，哪里有紳士？”
這種平等主義精神后來被英國革命的挖掘派（the diggers，克倫威爾革命軍中最激進的部分）所發揚。
當起義軍到達南華克的泰晤士河時，倫敦群眾放下了橋梁，幫助他們占領了這座城市。這是資產階級和農民聯盟的早期例子，該聯盟在英國和法國革命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占領倫敦塔后，起義軍甚至斬首了令人憎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
隨后，起義軍開始洗劫艦隊街沿線貴族的豪華住宅和宮殿。但他們幾乎沒有從敵人的巨額財富中偷走任何東西，宣稱自己是“真理和正義的狂熱分子，而不是小偷和強盜”。相反，統治階級的家具和珠寶被扔進河里或燒為灰燼。
年輕的國王理查二世被迫答應起義軍的要求，承諾結束農奴制、實行廉價土地和自由貿易。但起義軍滿足了條件后，理查二世便將他們屠殺殆盡。
盡管起義本身最終被擊敗，但農奴制從未重返英國。直到1989年撒切的失敗實驗，英國才再次征收人頭稅。
過渡
農民起義的重要性不容低估。農奴制的結束實際上意味著封建制度的結束。舊秩序正在消亡，但新秩序尚未誕生。這是一個過渡時期；用葛蘭西的話來說，這是一個“怪物時代”。歷史上很少有像黑死病這樣可怕的事情。
黑死病加劇并加速了社會的發展，并在整個14至15世紀持續改變著社會。中世紀晚期成為富裕獨立農民的時代。與此同時，已不復存在的封建貴族在玫瑰戰爭中繼續精疲力竭。
漸漸地，舊的封建王朝被一個新的地主階級所取代。他們通常是通過花錢買通貴族身份的商人，他們更注重賺錢，而不是他們前輩那種滑稽的騎士精神。
在國家層面，瘟疫爆發前，各種官僚和文職職能主要由牧師承擔，而現在，這些職能越來越多地被新興的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律師等階層所接管。
隨著君主制變得更加集中并且更加依賴富商（例如赫爾的德拉波爾家族）的資金，封建君主制和城鎮資產階級之間的這種新關系才變得更加強大。
這些漸進式的變化最終催生了都鐸王朝的專制君主制，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6世紀，領主們對英國的自由農民和富裕的勞動者進行了報復。但1347年的舊秩序再也沒有恢復。
新的地主階級不但沒有強迫農民為他們勞動。反而把貧困農民趕出自己的土地，把他們的田地變成牧場。
農村的這場暴力革命催生了資本主義農業，同時也造就了一個沒有財產的貧民階級，他們最終被趕進工業革命的工場和工廠，成為現代的工人階級。
今天
黑死病與當今的相似之處令人震驚。盡管新冠肺炎疫情的致命影響仍然駭人聽聞，但幸運的是，其影響沒有黑死病那么嚴重。盡管如此，這兩場疫情都打擊了已經達到極限的社會體系，并引發了威脅顛覆現有秩序的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的致命影響仍然駭人聽聞，但幸運的是，其影響沒有黑死病那么嚴重。盡管如此，這兩場疫情都打擊了已經達到極限的社會體系，并引發了威脅顛覆現有秩序的危機。
黑死病并沒有造成封建主義危機，這場危機早在鼠疫桿菌逃離戈壁沙漠的幾十年前就已開始。同樣，新冠肺炎也沒有造成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
但兩者都是巨大的外部沖擊，使社會表面下的所有矛盾暴露和激化，都是歷史的“偶然”，有力地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
但相似之處還不止于此。就像14世紀一樣，統治階級會盡一切努力通過緊縮和鎮壓，在工人階級的支持下實現復蘇。但也就像14世紀一樣，反對這種猛烈攻擊的大規模起義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能再回到“正常”狀態。和以前一樣，舊秩序正在消亡，并將人類拖入深淵。但今天，新秩序已準備好取代舊秩序，并正在努力誕生。今天爆發的斗爭，如“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是工人階級革命崛起的早期震顫。
當今的工人是1381年農民起義者的后代，他們贏得了自由，卻又被后人奪走。在與資本的斗爭中，我們繼承了他們的斗爭，以實現約翰·鮑爾的愿景，即沒有領主或主人，人人都過著自由平等的生活。這一次，我們將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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