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從嚴格意義上講，地理上指亞洲東部面積1200萬平方公里的大陸，15億人口的地域；文化上指傳統中國文化圈。真正符合的，只有中、日、朝、韓四個國家。而當前世界經濟學界習慣把亞洲四小龍（西方稱亞洲或東亞四虎）中的新加坡也包括在東亞范圍之內，有的甚至把東南亞也包括在東亞經濟發展圈內。
拉美，地理上指美國南部2100萬平方公里的大陸，5億6千萬人口的地域，包括20個國家。文化上可以指北起美國南部數州，南致火地島的拉丁文化圈，包括加勒比海上幾個講法語的小島國。
東亞、拉美是兩個人類和國家的歷史、哲學、宗教、倫理、道德、政治、民俗和教育等等文化背景沒有任何相同點的社會經濟群體。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情況怎樣呢？表面上看，兩個地區有幾個共同點：1、都因社會落后而宣揚著西方政治文化；2、都因經濟落后而蓋滿了跨國企業的總部大樓、廠房，或代工工廠；3、都因商業落后充斥著西方品牌商店，所以表面上看上去增加了很多的相似之處。實際上呢？兩個地區因為地緣和經濟的原因，和西方發生著絕大部分的政治和經濟的國家關系，所以依然形同陌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系相對于與西方的聯系來說微乎其微，對對方地區的本質沒有多少深刻了解，了解程度僅停留在表面，了解的興趣也僅及皮毛。
當前有很多的比較研究，但絕大部分的研究和比較僅僅停留在過去的二三十年，最多也只對二戰以后的發展加以比較，基本上是羅列這半個世紀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和措施進行比較。這樣的比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雙方的一些現象，但對解決雙方社會存在的本質問題沒有多大的幫助。原因在于，由于兩個地區的歷史進程、哲學思想、宗教倫理、政治理念和民俗文化等等背景沒有任何相同點，造成當前社會形態的巨大差異并非比較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歷史和情況就能了解清楚其差異的根源，這必然會制造很多似是而非的解讀，甚至根本的誤解。
當前世界經濟界比較兩個地區的發展過程集中在三個階段：1）前工業化轉移積累，2）工業化技術積累，3）后工業化資本積累。而羅列的最多的兩個地區的最大政策差異有五個：1）土地改革，2）農業補貼，3）公眾教育，4）工業化進程，5）收入分配等五個問題。
兩個地區在這些國家方針政策方面的差異當然非常明顯，但東亞各國和拉美各國之間的這些方面的差異也非常明顯。進一步來看，即使是清楚地知道這五個方面的差異，東亞和拉美兩個地區的國家就能夠對癥下藥，能夠制訂盡快改變國家情況的政策了嗎？當然不可能，原因就在于兩個地區中各個國家之間的地理、人文、歷史、政治和經濟各個方面理念的巨大差異，根本不可能有統一的答案，不可能制訂統一的政策來解決各自不同的問題。即使可能，東亞的這些國家政策也只能在東亞社會實施，拉美國家基本沒有實施同樣政策的社會基礎。所以，如果不根據各個國家最根本的差異來制訂政策而像拉美各國過去半個世紀那樣采取基本相同的發展政策，其結果都是比較失敗的。
所以，美國現代化專家C.E•布萊克在其名著《現代化動力》（注[1]）一書中也指出：“沒有兩個社會以同一種方式實現現代化——沒有兩個社會擁有相同的資源和技術、相同的傳統制度遺產、處在發展的相同階段以及具有同樣的領導體制模式或同樣的現代化政策。”
按照到目前研究，經濟學家把東亞的發展模式分為三個階段（注[2]）：
第一階段：通過農業積累到達經濟起飛點。利用農業收入大力發展基礎教育，培養較高素質的勞動大軍；大力建設基礎設施，（提高國際、國內、地區間的通訊、交通和物流效率）。
第二階段：通過工業積累實現經濟騰飛，跨入現代化國家行列。啟動工業化，進行連續的結構和技術的跨越式升級。政府在此高增長階段作用很大：要引領產業發展的方向，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保持各個部門之間的順利合作。
第三階段：通過完成工業化的高速增長完成資本積累，通過資本積累,實現財富騰飛，跨入富裕國家行列。但這個階段有個巨大的財富陷阱，即在高增長同時產生資產泡沫和債務危機。泡沫破滅和危機爆發可能導致財富破滅，甚至資本積累失敗。
Erik Thorbecke等認為，東亞國家比其他發展中地區的國家早得多地認識到：首先，通過轉移農業部門收入支持工業部門的工業化發展。而且，東亞國家的政府制定了良好的政策，設立了有效的機構把農業部門的盈余順利地轉移到工業部門。所以，整個工業化起飛得極其完美。其次，政府通過大力普及基礎教育，大大地提升了廣大的農村人口的教育水平和素質，為進行和實現工業化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
其實，此觀點并不正確，拉美國家認識工業化的重要性絕對不晚于東亞國家。相反，拉美工業化進程比東亞早了近半個世紀（注[3]），而且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世外桃源，其經濟起點普遍遠高于飽受戰爭摧殘的東亞。
原因在于，拉美大國的政經兩界精英在西方30年代大蕭條和二戰前后早已積極地參與了當時世界最前沿的經濟發展討論，充分了解了西方發達國家發達的秘密，他們普遍地接受了當時盛行于世，“專治”處于深重危機的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的凱恩斯“發展經濟學”（注[4]）。所以，二戰剛結束兩年，拉美精英就建立了在拉美影響巨大的拉美經委會，為拉美的發展探索了一條可行的道路：進口替代工業化，并為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國家政策和大量的執行機構。但執行了同樣長的改革之后，其發展卻和東亞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其結果也大相徑庭。
這令很多經濟學家費解，為什么同樣的改革在東亞地區成功了，而在拉美地區卻失敗了，而且過去二十年里拉美對東亞的競爭力還在不斷此消彼長（注[5]）？于是經濟學家找出了兩個地區在進行工業化過程中的幾個差異。Cristóbal Kay研究為什么東亞新興工業國超過了拉美時指出了三個原因：1）國家力量和政策執行能力；2）土地改革的特點及其對公平和增長的影響；3）在發展戰略中農業和工業的相互作用。
到目前為止，東亞和拉美發展差異的爭論，在經濟學界主要分為三派：一派認為東亞和拉美的發展沒有普遍性，沒有什么可以相互借鑒學習的，如William R. Cline（注[6]）；世行、貨幣基金組織和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學者認為東亞模式的成功，就在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如Anna Krueger（注[7]）, Bela Balassa, Arnold Harberger等；還有一派當然就是批評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如John Toye（注[8]）, Gary Gereffi, Robert Wade等，他們認為東亞的成功很大程度歸功于政府指導和有選擇的產業保護政策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發展思想。
一些比較客觀的評論認為，拉美的“發展主義”其實并沒有世行和新自由主義學派批評的那樣一無是處，而且在一些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比新自由主義更成功。而且，拉美經委會在其提出的“發展主義”走到80年代盡頭的時候也開始反省其滯后的結構主義思想，并融入部分新自由主義的優點，發展成為“新結構主義”。
不管自由主義、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還是新結構主義，其實到目前為止都還在發展過程當中，很難馬上下定論。但有一點很重要，每種經濟思想都有其產生的特定社會基礎，是為某個特定形態的社會服務的。證明其適合某個社會，并不能證明其適合任何其他形態的社會，更不能證明其能成為普世的思想和標準。如果有某學派認為自己的思想適合所有國家和民族，自己的思想必須在世界范圍內成為標準，那是非常膚淺無知、武斷可笑的；如果有學派刻意要別的國家和民族不惜一切代價試驗其思想，其用心是非常叵測、必須檢討的。
比較各大流派的觀點，我覺得有幾點比較深刻，也是比較有共識的：
第一，與新自由主義最推崇的小政府恰恰相反的，是東亞四小龍工業化的成功很大程度歸功于其大政府，而且是非常強大的威權型大政府。這些政府在東亞工業化進程當中發揮了關鍵的、高效的作用。當然，拉美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威權型政府，力主過“進口替代工業化”的進程。但是，東亞的威權型與拉美的威權有很大的區別。最大的區別在于南朝鮮和臺灣地區政府比拉美各國政府有大得多的權威，其社會上層的大地主，產業、金融資本家等組成的利益集團對政府的影響要比拉美小得多，或者至少不完全受這些利益集團的控制。而在拉美，情況恰恰相反。（注[9]）
因為東亞儒家社會的傳統，政府一直在社會上有最高的權威，而且也一直有強烈的富國強民的思想傳統。當國家處于百廢待興，領導層一心一意要發展的時候，在制定國家政策上可以較大程度地擺脫強大利益集團的制肘，發揮廉政官員的作用。而且，因為儒家傳統的力量，政府在國家上升階段比較容易在社會上發揮控制思想、凝聚民心、團結民眾的作用（注[10]）。其結果是政府不僅能從農業部門獲得巨大的“剪刀差”資本積累來支付工業化的巨大成本，還能大大提高農業產出來維持初期工業化的長期需要，沒有跳入拉美舉債發展工業化的“陷阱”。而且，因為美國要建立牢固的“反共”前線，不僅完全沒有“制裁”他們最“反對”的政體，反而無視其弊端（注[11]），全力支持，不僅在資金和物資上大力援助，而且還對其出口全面開放本國市場。這樣，政府政策、政令通行無阻，經濟和金融上又有充足的“美援”，東亞四小龍的政府便發揮了獨特的、有益的、巨大的作用。
拉美從殖民地獨立以后到二戰以前，一直維持著大地主、大莊園主、大礦場主、大出口商等商業寡頭控制的、等級森嚴的獨裁政治的傳統。二戰以后，拉美出現了新興的產業、金融寡頭和民族資產階級，西方政黨政治也影響了底層民眾，于是各國便建立了服務于新舊寡頭、在寡頭利益集團之間進行折衷，兼顧小部分下層要求的折衷式“西方民主體制”政府，或民眾主義政府（注[12]）。而沒有建立像東亞式，能脫離寡頭控制，相對獨立地制定國家政策的，高效率地執行政令的大政府。對拉美各國工業化進程損害最大的，是政府不僅沒能從農業部門積累進行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相反，還要提供大量補貼和利益給農業部門的寡頭，造成工業化進程完全依賴外債，最后債臺高筑致國家經濟崩潰。在土地改革、原始積累和工業化過程中，各類寡頭的從中阻撓、漁利，使很大部分的政策和政令無法貫徹和實施，無法完成土改和工業化，更無法實現國家的遠期規劃和目標，成為典型低效率、高耗費的大政府（注[13]）。經過二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也沒有改變這個性質，相反，拉美各國的社會和經濟與東亞各國的差距增大了。（注[14]）
第二，土地改革對發展農業，對實施工業化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注[15]）。土地改革使國家能夠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業產出和盈余，并地把農業總盈余源源不斷地通過“剪刀差”轉移到工業部門來“哺育”初生的、幼稚的工業產業，以填補工業化初期投入大于產出的過程，避免陷于外資債務陷阱而不能自拔。其作用對后進的發展中國家至關重要、特別明顯。
這并不是說對發達國家不重要、不明顯。因為西方發達國家從十八世紀中葉工業革命開始，有漫長充裕的時間逐步完成了土地改革，使農業總盈余逐步轉移到工業，鄉村逐步城市化，農村人口逐步成為工業化所需的源源不斷的勞動力，所以效果比較緩慢、隱蔽。這是西方國家發達以后很少提及的關鍵之處，使發展中國家很容易舍本逐末、緣木求魚。
發展中國家到了二十世紀中葉普遍還沒有開始土地改革，沒有為進行工業化準備好基礎，所以，土地改革就顯得極其迫切，急速改革的效果比較迅速、明顯。東亞新興工業化地區和國家都進行了比較徹底的土地改革。香港和新加坡本身就是兩個重要通商口岸城市，其實不值一提。臺灣和南朝鮮面積比較大些，有一定的農村面積和農村人口，所以土地改革的效果和對工業化的貢獻就很明顯。臺灣的土改很簡單。因為日本二戰投降，掌握臺灣絕大部分土地的日籍移民東逃，率百萬國民黨眾逃到臺灣的蔣介石，本來沒有任何土改思想，卻輕而易舉、順理成章地完成了95%的土地再分配（注[16]）。南朝鮮的土改也不困難。借著朝鮮戰爭的巨大政治和經濟壓力和美國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全力支援，李承晚政府也迅速地完成了超過90%的土地改革（注[17]）。
通過土改，臺灣和南朝鮮基本消滅了地主階級，使農村人口獲得了比較平等的地位和收入。首先，雖然農民因國家極其嚴格地限制著農產品的價格而只能獲得極其菲薄的年收入，但依然大大地提高了獲得土地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于是，大量的、低于生產成本的農產品源源不斷地供給工業化所需的人口；通過“剪刀差”獲得的大量農業盈余源源不斷地轉移到工業部門，為沒有巨額外債的可持續的工業化發展提供了比較充足的、持續的資金供應。但臺、韓能順利進行工業化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那就是大量“美援”。因為兩地都是“反共”最前線，所以美國提供了大量的、無償的資金和物資援助，使其獲得了更加充足的資源來進行工業化。其次，菲薄的收入迫使農民大量地涌入城市尋找工作，為其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使工業化所需的人力資源有了充分的保障。
反觀拉美各國，由于大地主階級的強力反對，政府不僅基本沒有能力進行土地改革，即使進行了，也是極其有限，而且，其極其有限的土地改革也并非為了“哺育”初生和幼稚工業，而是為了增加供給，擴大內需，減少食品進口，減少農業轉移人口而進行的。所以其土地改革大都遠遠落后于拉美的“工業革命”近半個世紀（注[18]）。沒有進行土地改革的結果就像一個人失去了先天的造血功能，后天必須依靠不斷的外部輸血來維持生命。拉美農業部門盈余不僅不能轉移到工業部門，而且還要政府擴大支出來維持。不僅不能產生足夠的盈余，而且還逐步出現出口赤字，成了經濟發展的累贅（注[19]）。所以，拉美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就形成了本國資金不足，全靠借外債維持的局面。外債利息低的時候可以維持，高的時候就會出現債務危機，是拉美主要大國的經濟很難逃脫的“宿命”。另外，雖然拉美也有充足的農村廉價勞動力，但由于其工業化規模，產業鏈相對較小，白白浪費了這些人力資源。
第三，工業化進程的階段選擇。一般都認為，東亞四小龍依靠國內資本，走了一條先低技術、勞動力密集型，后資本、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先進口替代后出口導向。結果頗為成功，躋身發達和富裕國家和地區行列。而拉美則依賴外國資本，先技術型后勞動力密集型，停留在進口替代階段，沒有調整工業化發展策略和方向，結果技術沒有提高起來，勞動力也沒有利用起來，導致其工業化走入困境，最后因負債過大而陷入崩潰（注[20]）。經過新自由主義改革，原來積累的一點技術型工業基礎也喪失殆盡，僅剩下完全依賴外資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果是走回東亞工業化的起點，無怪乎很多經濟學家的研究結果是拉美和東亞的距離越來越遠。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工業化本身是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以鄉村手工業的迅速發展為主要特點的原始工業化過程，以采用機器生產為標志的近代工業革命過程。近代典型的工業革命，是以輕紡工業機械化為代表的輕工業發端，然后向重化工業及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波及。以廣泛使用輕工機械大規模生產日用商品為主要標志，到使用機器生產裝備機器基本結束。經濟學家們的研究表明，從一個社會的整個生產結構來看，工業化的主要特征是資本品相對增加以及消費品相對減少。根據資本品生產與消費品生產的關系，工業化過程又可以劃分為1）消費品生產占優勢、資本品生產相對增加、2）消費品生產與資本品生產平衡、3）資本品生產漸占優勢地位的趨勢三個階段。隨著科技進步，重工業產品不僅作為投資產品，而且用作最終消費品，重工業化率不斷上升，投資產品在工業中的比重顯著增加。
發展中國家進行工業化的目的是趕上工業發達國家。工業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是一種國家引導下的自然工業化過程。東亞四小龍和拉美主要國家的工業化既然是追趕戰略，就不可能使用相同的時間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否則就不是追趕了，也不可能有更好的結果了。所以，發展中國家都是在政府的強力指導下進行跨越式工業化過程，所以與西方完全不一樣，其最大的不同就在政府扮演的角色和高度“壓縮”的發展時間上（注[21]）。發展中國家都從制造業開始，以此為出發點要跨越1）從面向國內的規模到面向國際的規模，2）從低端技術到高端技術，3）從自主生產消費品到資本品，4）從拿來主義到自主創新的過程（注[22]）。拉美各國憑自身的力量還沒能完成了第一項，東亞四小龍則基本完成了前三項。這就造成了兩地巨大的工業化成果差異。
東亞和拉美動機相同，目的相同，但最后卻南轅北轍的發展道路。學者們一般都看到了他們走的路線的差異，認為拉美沒有盡快從“進口替代國有化”轉向“出口導向工業化”是其工業化最大的失敗（注[23]）。但這種看法忽略了拉美主要國家的國家和人口規模要比東亞四小龍地區大得多，像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地區大國，其“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起來的企業規模和技術水平連自己本國市場還遠遠沒有滿足，國際貿易上赤字連年時，又從何而談轉向“出口導向”呢？東亞四小龍則完全不同。國內市場狹小，很快就飽和了，如果不像西方國家工業化后期向全球市場擴張的話，經濟增長就到頭了。所以，兩個地區選擇工業化發展的道路本身就不可能一致。
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學者說：開放不能保證趕上（發達國家），但不開放是不可能趕上的（注[24]）。他們強調東亞的成功在于建立外向型企業，通過向歐美市場提供迎合歐美需要的產品來提高技術水平和創新水平。
第四，資本積累、技術升級。世界銀行認為，東亞經濟異乎尋常的高速增長，不僅來自資金和人力資源的高速積累，而且還得益于市場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預。“東亞奇跡”中2/3歸功于投資水平提高和人力資本積累等要素投入，1/3歸功于勞動生產率改善。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東亞經濟能夠更好地配置物質和人力資源，并把它們用于高產出的投資領域和掌握先進技術（注[25]）。
首先，東亞小龍通過比較成功的土地改革，國家財政擁有巨大的“剪刀差”收入來源，初步奠定了進行初期工業化的可持續的資本積累。完成了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工業提升和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工業轉換的進程之后，又初步奠定了進行中期工業化的資本積累。而拉美在沒有進行有效土地改革的前提下，自身不可能解決初期工業化所需的資本，只能完全依賴外資進行初期工業化。走到中期工業化的門檻前時，拉美主要國家已經債臺高筑，不勝負荷了。
其次，東亞歷史文化的積淀，造就了國民高家庭儲蓄率，低消費率的民俗。日本在1960～1975年間，國民儲蓄率平均為36.2%。南朝鮮在1965～1991年間，國民儲蓄率從不到10%上升到36.6%。中國臺灣在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國民儲蓄率也從20%左右上升到34.9％。這樣的銀行儲蓄率，為東亞國家進行初期工業化打下了良好的、堅實的資本積累基礎。伴隨東亞經濟快速增長，貿易資本快速積累，人均資本快速上升，又進一步確保了東亞經濟打破了低水平的發展陷阱，踏上了經濟成長的快車道。而拉美國民則恰恰相反。從進口替代工業化開始，拉美國民就熱衷享受進口西方高檔消費品，所以拉美主要國家的國民儲蓄率很低，消費率很高，而且國際收支中的經常賬戶一直保持赤字，所以無法通過自身解決工業化資金的問題。
東亞國家和地區自身的積累率普遍較高，對外資政策一直采取了與發展戰略相互配合的方式。按照各自情況的不同，采取的外資政策也不同。東亞四小龍的南朝鮮、臺灣因其人口較多，市場相對較大，具有培育本地企業發展的可能性，對外資采取了相對較為嚴格的政策。
南朝鮮的政策更明確地貫徹實施了經濟自立的思想。在允許外國直接投資進入時，保護當地企業在市場中的位置一直是決定性的因素。1977年~1980年，其對外借款和外國直接投資的總和占總投資的比重為10.3％，1980年~1984年的比重降為5.4％，這兩個階段的比例在1959年至今的所有年份中是最低的。這表明韓國在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階段的主要投資都來自于國內的儲蓄。臺灣地區通過中小企業的培育和發展，實現了經濟自立的目標。1972年~1985年，臺灣地區的外來資金在資本積累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如1976年~1980年，外來資金在資本積累中的比重為-8.3％，1980年~1985年則為-40.7％。合理的外部資金規模，減少了經濟對其的依賴性和由此帶來的風險（注[26]）。
而拉美主要國家的外債情況恰恰相反。70年代初石油美元大幅增長之后，外國貸款利息極低，拉美主要國家不僅沒有利用這個機會來進行產業升級或擴大生產規模，而且其國民還沉溺于進口高檔產品的消費盛宴之中。生產力沒有提高，外債卻迅速大幅增長。最終在70年代末，當外國銀行利息上漲時，舉外債的進口替代模式終于走到了盡頭。
造成東亞四小龍和拉美主要國家在工業化本身進程和資本積累過程的差異有很多。如A.Sen指出，成就亞洲虎的最重要因素是國家大力發展的公眾基礎教育（注[27]）。這樣，可以推導出拉美的失敗正是公眾基礎教育發展嚴重滯后。有的則把拉美的失敗歸罪于重增長輕分配、貧富差距擴大、城鄉發展失衡、人與自然關系不和諧、社會治安惡化等等（注[28]）。而東亞的成功就在于與之相反的表現。還有的把東亞的成功歸功于宏觀經濟面的穩定，而拉美也正在這方面表現較差。這些原因都很重要，甚至很關鍵，但這些都是不是形成現在的差異的最終根源。有的學者還計算東亞四小龍的全要素生產力。但宏觀經濟學列舉的全要素生產力公式又過于簡單，甚至膚淺，無法深刻揭示東亞四小龍成功的所有因素。東亞四小龍工業化的成功不是簡單羅列幾個單項就能解釋清楚的，那樣只能誤導讀者。
西方學者往往不太留意東亞四小龍和拉美主要國家廣泛的、巨大的、復雜的質的差異。這些質的差別決定了兩個地區走的路線的差異。首先，東亞四小龍和拉美主要國家的國家社會狀態是其本身歷史、哲學、宗教、倫理、道德、政治、民俗和教育等等背景決定的，想改變不是不可能，但確實是極其困難。其次，東亞四小龍的國土面積和人口結構與拉美主要國家的差異懸殊。最后，東亞四小龍的發展有當時超級霸權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全力扶持，而拉美的發展則不斷受到美國的干擾。以上三個最根源的因素決定了兩個地區在土地改革、工業化進程和資本積累三個階段中必然的、懸殊的結果。其實，這三點才代表著東亞四小龍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真正的全要素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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