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如果有人曾認為21世紀將是一個“希望世紀”的話,那么他現在可能會充滿失望,因為第一個十年尚未走完,這個世界已經變的危機重重。是的,危機取代希望,成為當下輿論的關鍵詞。翻開報紙,打開網站,各種危機都是焦點話題: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全球變暖、能源短缺、環境污染、三鹿奶粉、“樓翠翠”、股市暴跌、房價瘋漲、新疆騷亂、富豪撞人、論文抄襲、“常凱申”、“華南虎”、“欺實碼”、“被就業”、冰凍災害、汶川地震……。
危機頻仍,很多人下意識地感覺到我們的社會一定是出了問題。可是問題究竟出在哪里,該如何解決,又是模糊不清的。事實上,也必然是模糊不清的,因為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資本主義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持續了300多年,中國的市場經濟也已經搞了30多年。更重要的是,自從蘇聯解體、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迅速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這一系列的危機似乎在暗示,無論是全球、還是中國,正在遭遇一個十字路口,面臨一個坎:我們需要對過去的增長方式和生活方式做一次集中的、深刻的反思。這些問題不僅在空間上將是全球性的,而且在時間上也會給全球帶來深遠的影響,將可能影響到我們未來幾代、十幾代、甚至幾十幾百代子孫們的生活。梳理和解決這些問題,也很可能會成本世紀的全球人類生活的主題。
本書是向大家展示我們在這方面的思考。總體來看,全球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遭遇社會約束和自然約束兩方面的威脅(以下章節會展開詳述),要解決這些問題也應該從制度變革和技術變革兩方面著手。
作為本書開端,第一部分的任務是梳理和解釋問題:努力把當前全球所面臨的麻煩、危機描述和解釋清楚。故事就從全球經濟的增長遇阻說起。
第一章 增長遇阻
三個和尚,一個世界
“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個故事,教育我們要學會協作、合作,去創造共贏。故事中的三個和尚,由于為一些私利所障目,導致合作失敗,從而陷入無水可喝的境地。換句話說,由于在組織、制度上出了問題,這三個小出家人遭遇了一場嚴峻的“水危機”。
如果和尚們幡然醒悟,開始摒棄個人私利,顧全大局,并且搗鼓出一個大家都很滿意的輪流值日表來,是不是就可以保證他們永無吃水之憂了呢?在原故事中,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該故事的創作者在寫這個故事時,設定了一個隱含假設,水源是充足的,永不會枯竭,而且永不會因為污染而變質。現在我們知道,這個假設是不符合現實的。不僅小和尚挑水的那條河可能會斷流,而且也可能會因嚴重污染而無法引用。
這樣以來,要消除和尚們的飲水之憂,僅僅靠增強打水中的合作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保障水源。一旦水源消失,他們之間的團隊合作精神再強,他們的值日表設計地多么優美與合理,也是無濟于事。
也就是說,和尚們的飲水安全面臨兩個約束的威脅,一個是社會約束,一個是自然約束。社會約束說的是他們如何進行組織、協作的問題,自然約束說的是他們的自然資源(水)受否充足的問題。
故事講到這里,大家可能已經猜出我的意思了。沒錯,這里說三個和尚意在全體人類,三個和尚的境遇也是當前全球社會困境的一個縮影。一個社會、一個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像三個和尚一樣,也面臨著制度和自然兩個約束的威脅。目前,由于市場經濟已經基本覆蓋了全球,盡管各大洲的很多傳統文明依然在發揮著影響,但還是基本認為市場經濟文明(資本主義)已經是一種全球文明。同樣,這個全球文明也無法逃脫兩個約束的魔咒。
遺憾和不幸的是,這兩個約束現如今突然開始同時生效,在社會約束和自然約束的雙重重壓下,全球社會驟然變得危機四伏,亂象叢生。
危機時代話危機
全球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危機時代,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期里,在你我的有生之年,這些危機都將可能常伴身邊。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需要學會適應危機;另一方面,更重要地是,還必須尋找消除這些危機的辦法。無論是適應危機,還是消除危機,其基前提是理解危機。
在前面的導言里,我列舉了一長串的危機。這些危機們看起來繁亂如麻,令人無從著手,其實它們的分布遵守著一個規律,可以被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屬于社會約束的危機,第二類是屬于自然約束的危機,第三類屬于自然災害。前兩類都是由人類的自身行為造成的,都和人的行為有關;而第三類則是獨立的自然現象,不受人為因素的影響。
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三鹿奶粉、“樓翠翠”、股市暴跌、房價瘋漲、新疆騷亂、富豪撞人、論文抄襲、“常凱申”、“華南虎”、“欺實碼”、“被就業”,這一系列的危機是屬于社會約束類,其要義在于財富分配是否公平,當財富分配出現嚴重不公時,社會約束的危機便會爆發。也可以說,一切的社會約束都和財富分配有關。金融危機是金融部門企圖過多搶占其他部門利益的結果;經濟危機是在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兩極化的結果(將在下一章詳細討論);三鹿奶粉事件的根源在于三鹿奶粉公司和其他一些原奶供應商企圖過多搶占牛奶消費者利益;“樓翠翠”、房價瘋漲涉及到房地產開發商、地方政府與買房者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股市暴跌涉及大股東、莊家和散戶之間的利益分配;新疆騷亂的深層根源恐怕與維族人深信自己在國家的財富分配中遭遇不公有關;富豪撞人案說明在當下中國的有些地方,有錢優勢人哪怕蓄意終結了一個普通人的生命,他也可以不受或者少受懲罰。這更是一個財富分配問題——生命是最貴的財富;論文抄襲、“常凱申”是學術界里的財富分配問題,實質和三鹿奶粉是一樣的,都希望不勞而獲;“華南虎”、“欺實碼”、“被就業”說的是政府信用喪失問題,政府造假一定企圖制造或掩蓋某些財富分配不公:“華南虎”掩蓋的是陜西某縣以欺騙手段圖謀國家自然保護基金的事實,“欺實碼”企圖通過掩蓋在市區嚴重超速的事實而實現幫助當事富家子弟躲過懲罰之目的,“被就業”是學校通過制造虛假就業率而騙取獲得某些財富的權力。總之,制度制約型危機涉及的是純粹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
全球變暖、環境污染、能源短缺等是屬于自然約束類危機,其成因是經濟的增長超越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經濟的快速增長將會從兩個方面給大自然施加壓力。一方面,需要源源不斷而且呈遞增趨勢地從大自然掘取能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活動會源源不斷而且呈遞增趨勢地制造各種排放和垃圾,需要大自然來吸納。也就是說大自然對經濟增長提供著“源”與“匯”的功能支持,“源”功能提供能源和資源,“匯”的功能吸收排放和垃圾。自然約束的危機就是由經濟的增長超越大自然源和匯功能承受能力所造成的。全球變暖是人類經濟活動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溫室氣體在大氣層大量積聚的結果,各類環境污染是給類排放和垃圾超越水、空氣、土壤吸納能力的結果,能源短缺則是有限的化石能源儲藏和無限的經濟擴張勢頭之間矛盾開始顯現的結果。自然約束類危機涉及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冰凍災害、汶川地震屬于自然災害類危機。此類危機可能會大規模摧毀人們的財產和生命。與自然約束危機不同的是,這類危機的成因與人類的行為無關,是由一些至今人類尚無法預測和控制的自然原因造成的。盡管破壞力可能巨大,但它們談不上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構成約束,因為它們從古至今一直存在。自然災害涉及的是純自然現象。
不過另一方面,雖然人們尚無法控制這些自然災害,但是可以采取一些行為來弱化災難的影響。譬如,盡管人們尚無法準確地震的發生,但是卻可以通過把房屋建的結實些來減少地震爆發時房屋倒塌的概率。如果一些房地產開發商偷工減料,甚至制造豆腐渣工程,那么一旦地震來臨,其損失將不可想象。這時候的問題就不是自然災害了,而是蓄意造假,非法牟利了,屬于社會約束類危機。
從對人類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制約程度看,第三類危機最不值得關注,也談不上制約。如果科學家能夠找到控制各類自然災害的辦法自然更好,那樣將大大擴展發展的空間。即便找不到,那也沒有關系,因為世界一直如此。能夠對社會和經濟發展構成制約的只有前兩類危機,即社會約束類危機和自然約束類危機。
同時,這兩類危機的制約力度和級別也是有區別的。社會約束類危機無論多么嚴重,即便爆發革命運動、武裝斗爭、乃至世界大戰,只要人類之間不相互趕盡殺絕,還留有人種存在,人類都將可能繼續存在下去,重獲發展;但是自然約束類危機則不同,從“源”功能上看,我們很難技術和經濟可行地找到大規模替代有限且不可再生的能源和資源的辦法,隨著這些自然資源的逐漸耗盡,經濟的繼續前行也將愈來愈舉步維艱;從“匯”的功能看,一旦越過臨界點,超載的自然環境可能會持續地、甚至加速地惡化,大自然將可能畸變得不再適宜人類的生存,人類可能因此而遭遇滅頂之災。可以說社會約束類危機是“軟制約”,而自然約束類危機是“硬制約”,后者的制約級別要高于前者。
遺憾的是,盡管自然制約級別處于高位,但是在茫茫的人類歷史長河中,自然約束類危機只是在20世紀末期才開始顯現與惡化,它的存在歷史相對于整個人類的歷史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對自然約束危機的認識上出現歷史盲點,這導致人類對自然約束危機意識淡漠。即便是現在,很多人也沒有真正理解自然約束類危機的嚴重性,他們眼睛緊盯社會約束,對更嚴峻的自然約束的到來卻視而不見,真真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近兩年過于所謂的“陰謀論”的書在國內非常走俏,最著名的有《貨幣戰爭》、《石油戰爭》等。這些著作企圖向大家揭示權勢家族、人物如果通過一系列的操縱而從社會中獲取財富,制造社會不公,這是典型的、甚至極端的社會約束范疇內的社會問題。應該說揭示這些問題顯然對弱化社會不公富有積極意義,然而遺憾的是,無論《貨幣戰爭》的作者,還是《石油戰爭》的作者,都對當前的自然約束不屑一顧,甚至認為所謂的自然約束類危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權勢集團制造出來的維護自身利益的說辭。
在自農業文明以后的幾乎全部人類歷史中, 制約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唯一因素就是社會約束。所以,歷史上各類文明所關注的主要問題都是社會約束類危機,處理人于人之間的財富分配關系。這里需要區分一下“自然資源短缺”和“技術短缺”這兩個重要概念。在當今時代,人類的生產技術已經充分發達,在這些技術之上,全球社會已經建立龐大的生產能力,所謂的生產能力就是改變自然資源的能力。目前我們面臨的困境是自然資源相對短缺,技術相對過剩;而在不到半個世紀之前的所有人類歷史中,面臨的困境是技術相對短缺,而自然資源相對過剩。很多人往往會誤將生活中的物質短缺與自然資源短缺混為一談,誤將歷史上人們的物質生活的貧乏視為制約當時社會和經濟法發展的原因。其實不然,古代的自然資源不僅不是短缺的,恰恰相反,而是過剩的。那是的自然資源如此豐富,以致形成大自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觀念。
還需指出的一點是,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的觀念的歷史很短,只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社會才逐漸形成的,尤其是自19世紀的工業革命之后。在古代社會,地球上任何一個文明都沒有增長和發展的概念,那時候的經濟增長也是及其緩慢,甚至令人難以覺察。一年一年、一輩一輩的經濟狀況更多地是循環和重復。今年重復去年的生活,這代人重復上代人的生活。從現代的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古代社會是可持續性有余,而發展不足。由于缺乏經濟增長的觀念,整個社會的存在目標也不是像現在一樣,是以追求經濟增長為目標導向的,自然也就沒有所謂的約束概念了。那時的人將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精神生活上,這是那時各類宗教得以興旺發達的根本原因。他們追求一個非自利的多少都帶有神圣性的目標,并且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去,形成各類教義、戒律、儀式、禮節。
總結一下,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當前繁雜的危機可被裝入三個筐,第一個筐裝社會約束類,第二個筐裝自然約束類,第三個筐裝自然災害類。前兩個筐里的危機是人的行為造成的,最值得關注,而最后一個筐裝的是純自然現象,最不值得關注。而在前兩類危機中,又數自然約束類危機對全球社會的持續發展危害最大,這類危機也是本書關注的重點。
增長遭遇“硬制約”
稍微熟悉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人都知道,自從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機在美國引燃以來,中國的宏調政策也迅速出現大轉向,由防經濟過熱、防通脹轉向全力“保增長”。“保八”也成為中央政府經濟工作的一個重要目標。所謂的“保八”就是要確保中國經濟能夠繼續維持8%的年增長率。事實上,不僅中國在保增長,全球的政府都在保增長。世界銀行預測稱,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世界經濟將負增長2.9%,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出現下降,乃為 60多年所罕見。在當今時代,經濟以一個固定的甚至逐步提高的比率永久保持增長,已經被視為天經地義。增長被視為必須的、正常的,而不增長則被視為經濟出了毛病、是不正常的,應該采取手段讓其恢復增長。
上文已經指出,經濟增長的觀念只是在現代社會才出現的,準確地說,是工業革命之后才逐漸形成的。自那時起,指數型增長才開始成為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一個主導特征。掐指算來,也不過區區百余年歷史。難道這一百多年的生活形態就是人類社會的終極歸宿?
前面提到,經濟可持續增長面臨兩個制約:社會約束和自然約束。兩個制約中任何一個出現,經濟增長便會中斷,而陷入危機之中。社會約束的在市場經濟中典型表現形式是經濟危機。自工業革命以來,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世界大概10年就會出現一次,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危機就會消失,經濟重拾增長,即便是1929年的“大蕭條”,只要經過足夠長的時間,其影響也會漸漸消失。這樣以來,經濟危機在人們的觀念中便成為經濟正常增長的干擾。從長期看,經濟還是持續增長的,只不過呈現出一些周期性特征而已。
對于2008年爆發的這場全球性經濟危機,分析家們也以同樣的思維來審視,認為會同以往的各次經濟危機一樣,終究也會消失,全球政府的各類財政和貨幣救助措施,更是可以縮短這一消失的過程。事實上,很多政府官員和市場人士已經開始認為,經濟已經復蘇了,危機已經遠去了,至少正在遠去。
殊不知,當前我們正面臨的經濟危機和歷史上任何一次都不相同。在傳統的經濟危機中,都是僅僅遭遇社會約束的制約,而當前的經濟危機中,不僅社會約束在起作用,而且自然約束也開始起了作用。自然約束顯現是經濟增長超越自然環境承載能力的結果,典型表現是能源緊張、對全球變暖的擔憂開始加劇。這是自市場經濟誕生以來,第一面臨雙重約束的重壓。社會約束是“軟制約”,而自然約束才是“硬制約”。經過一段時間的社會調整,傳統經濟危機的因素固然會消失,但是無論如何調整自然約束的因素都將長期存在,對經濟的繼續增長構成制約。
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遭遇了嚴峻的自然約束。應對諸如化石能源的短缺、氣候暖化等自然約束類的危機,已成為全球社會所共同面對的巨大挑戰。在這些挑戰尚未解決的情況下,經濟要回到此前的增長軌道已絕無可能。事實上,降低增長速度很可能是應對這些挑戰的一個必要措施。
(這是書稿《換個活法》中的部分內容 作者是共道研究中心蔡歷更多內容見 www.gongd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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