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金融危機的根源：貧困的衰退和資本的繁榮
美國這場經濟危機，源于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實施的的一些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導致的二元經濟結構。這種二元經濟結構的核心是：貧富懸殊急劇擴大，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在這近三十年的時間里，美國經濟的一個巨大特點就是金字塔頂尖的過度“繁榮”，和廣大的中下階層的的持續衰退。美國當選總統的經濟顧問把它稱為“寧靜的衰退”。這種以收入不公為核心的二元結構是這次危機的真正黑手。
第一節 “寧靜的衰退”
1。“里根革命”--政府和市場
歷史是今天最好的注釋。為了了解這場“寧靜的衰退”，讓我們把鏡頭從當前的金融風暴拉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
1981年8月31日，美國總統里根簽署了”經濟恢復稅收法案“。這個條例的特點是大規模的削減個人和公司所得稅。它體現了里根的經濟理念，決定了美國未來近30年的經濟命運。這一天，”里根革命“正式開始。美國從此進入一個政府干預減少，市場原則之上的漫長過程。
史稱這一天開創了美國經濟的“新時期”。但是，這一天也是美國邁向向金融危機的第一步。
而要要理解”里根革命“就必須追溯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危機。那場危機改變了資本主義內部對市場的看法。正如凱恩斯說的，市場在短期內是無法實現均衡的，雖然它在長期中能實現均衡，然而在長期中“我們都死了”。這種論斷以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方式否定了市場經濟可以自動均衡的信條，開啟了西方包括美國在內政府干預經濟的新體制。美國經濟自羅斯富”新政“開始到上世紀70年代，引入了大量的政府干預和政府管制。“新政”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要用更為強大的政府力量限制資本過度的盈利沖動，糾正市場短期的不均衡，調整資本和勞動力的關系，通過政府的干涉來實現經濟的穩定和社會的公正。“新政”的內容包羅萬象，但是核心是政府干預，而干預的核心是財政手段：包括稅收和福利。大蕭條后美國長期實施高稅率政策以支付巨大的社會福利開支。聯邦所得稅最高稅率不斷上升。在二戰其間曾高達90%。在上世紀70年代依然為70%。這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美國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US Census Bureau)公布和估計的數字，美國大蕭條的1929年，基尼系數是45。0。”新政“以后逐年下降，47年為37。6，以后徘徊在37-39之間。
對中下層的公正，在有些人看來就是對富有階層的不公公正。基尼系數下降和穩定的代價是高稅收。
這就是”里根革命“的切入點。和其他新自由主義推行者一樣，里根反對把財政手段當成干預經濟的主要手段。因為，任何財政干預都直接間接的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里根有一句著名的口號“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而是問題本身”。他要小政府。而小政府的一個核心，就是減少政府的稅收，減少政府的財政干預。
財政干預的核心是分配政策。而其分配政策的核心是“兩減”減少稅率，削減社會福利。在里根時代，美國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70%降低到28%。與此同時，里根大幅度的削減社會福利，大幅度削減聯邦的教育，醫療，食品救濟等社會支出。在他的任期內，他砍掉了約1000個由聯邦資助的福利項目，他的政府還將成千上萬的殘疾人從社會福利的殘障項目中清洗出去。他拒絕提高最低公資。在扣除物價因素后，真實工資在里根年代降低了27%。他對工會持強硬態度，在一次政府雇員的罷工中，將罷工參與者全部開出。
從里根到現在的28年里，雖然其間有克林頓的8年，但是克林頓的政府是走“中間路線”政府，在相當多的程度上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克林頓曾經宣稱”大政府的時代過去了“。所謂大政府，小政府是針對政府干預而言的。小政府在美國只不過減少政府干預的代名詞。克林頓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新自由主義的做法，但沒有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進入21世紀，美國經歷了新一輪大規模的減稅，導致美國的財富不公在21世紀急劇增加。
2。急劇擴大的剪刀差
片面強調效益，強調市場，降低政府財政手段對收入和財富再分配的這者，必然使社會財富分配的重心向資本偏移，必然以犧牲勞動者利益為特點。
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表面上解放了市場刺激了投資，實際上減稅是對富人而言，削減社會福利是針對窮人。這是一種不對稱的政策手段。在這28年中，市場在收入和財富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而政府的作用越來越小。市場場選擇在富余級層和中下階層間制造了巨大的機會差距。結果美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基尼系數急劇擴大。到了1984美國成了西方國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目前美國的基尼系數高達0。47。
從80年代以來，資本和勞動回報率的剪刀差在美國越來越大。最需要工資增長的那部分人的工資收入長期停滯甚至下降。美國“經濟技術(Economic Technologies)”2007年2月的一項報告顯示，近幾年，資本回報率逐步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勞動力甚至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的報酬則出于歷史最低水平。在這28年中，實際最低工資(扣除通貨膨脹以后)在這30年里幾乎下降了50%。據財經時報報導，美國1987-1989，美國最富的5%的家庭的收入是最窮的5%的家庭的9倍，到了2004-2006年達到12倍！在這28年中，中產階級的工資增長遠遠低于勞動生產利率的增長，正如歐巴馬的經濟顧問，經濟學家(Jared Bernstein)所指出的“勞動者不再能得到他們在工作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好處“。
從80年代以來，社會財富迅速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據財富雜志公布，在1981美國擁有10億美元財富的富翁約有13名，88年達到68名，截至2007年3月美國有400多名！在1981年，寶塔尖的1%擁有擁有20%的社會財富，到了2007高達40%以上；最富的5%的人口占有超過50%的社會財富，-占人口40%的下層人口只擁有1%的社會財富。
美國加州貝克來大學的(Emmanuel Saez)把美國目前的這種財富差異與30年代大危機前夕作了比較，認為,目前美國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幾乎與大蕭條前夕一致甚至還超過。在過去幾年，美國的平均儲蓄率幾乎為零。富有階層的財富不斷擴張，意為著中下階層的財富成負增長。
3。社會福利的市場化私有化
從80年代以來，美國對社會福利體系進行了大規模的重構，通過市場化和私有化將大量的社會福利支出(如醫療/教育/退休)轉移給中下層。
美國自80年代以來對醫療衛生體系進行了大規模的非管制化(Deregulation)。美國”衛生和社會政策雜志(Th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Policy)“在2006年21期發表的一篇文章(N)指出”與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主導的經濟和政治重建相一致，美國醫療衛生體系自80年代開始了重建“。這一重建的核心是引入市場競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迅速速放棄了醫療衛生是公共服務的性質，而將其轉變為商品‘。而“撤散社會福利體系的重點是通過將傳統的公共服務私有化和減少政府干預，把從前非盈利機構的醫院，衛生保險公司改變為由利潤推動的機構“。在這28年里，醫療和衛生保險被大規模市場化產業化。醫療和保險業的主要動機不是社會的健康水平，而是獲得最大的利潤。這個體系有一種逆向選擇，將大量急需醫療的人拒于門外。例如這個系統把人口分為不同的風險組，對高風險組收取高額保費，并將某些高風險的人群拒之門外。這些所謂的高風險人群有某種病史的病人。也就是說，人們可能僅僅因為染上了某種病，醫療成本比較高而被拒保。美國有大約60%的人同過雇主購買醫療保險，大約24%的人為政府計劃覆蓋(主要是65歲以上的老人)，剩下16%(4千萬)沒有醫療保險。這16%的人，要么是無力購買保險，要么是被保險公司拒之門外，幾乎都是低收入家庭。今天美國的總醫療支出高于其他發達國家，但是美國人的健康狀況低于其他發達國家。有人做過統計，由于缺醫少藥，非裔美國人的期望壽命相當與落后的的發展中國家的期望壽命。美國醫療體系重組的另一個結果是個人開支比重極大。在發達國家中，政府支出占醫療總支出的75%，美國只有45%。而且美國人均私人負擔的醫療費用是發達國家平均的五倍。總之，80年代以來的醫療衛生體系的重建，導致了衛生資源分配差距加大。
教育是導致收入不公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為了引入競爭，美國自80年代對教育同樣實施了大規模的非管制化和私有化。聯邦政府的教育開支相對下降。聯邦政府對教育的支出從1980年占總支出的5，6%下降到2006年的4。8%；聯邦政府的教育支出從1980年占政府總的教育支出的20%，下降到2006年的14%。大量度公共資源被轉移到私立學校，大量的教育支出被轉嫁到地方政府身上。結果導致教育的兩極分化。在美國所有的適齡兒童都能享受免費教育。由於小學中學教育在美國都是地方管理，由地方稅收支撐。學區的貧窮和富余，決定了地方稅收的多少；地方稅收的多少，決定了學校財政的好壞，從而決定了學校的質量的好壞。許多貧窮社區，資金缺乏，校舍破敗，設備落后，質量低下，導致了貧窮的惡性循環。由于政府教育支出的降低，美國大學教育費用不斷飛速上漲。美國教育部全國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U.S. Dept. of Education)2004年公布的美國平均學雜費(Average institutional charges for tuition and required fees)報告中指出，從1993到2004年間，美國公立大學的學雜費高于物價的4%，私立大學3。5%。近幾年高校學費更是急劇攀升，許多中下層學生不得不靠舉債求學。
自30年代大危機以后，美國企業開始為雇員提供有擔保性質的退休計劃。雇員在退休以后，可以按工齡和工資水平拿到較為豐厚的退休金，不受資本市場的影響。支付方式既可以一次性，也可以按月支付。這種退休計劃在企業的平衡表上是一種債務。自80年代以后，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這種退休計劃也被市場化。企業出于資本盈利的動機，開始規避這種債務。到目前為止，大多數企業已經取消了這種傳統的退休金，而代之以雇主和員工共同出資的共同帳戶。員工為投資的風險負責，投資回報由市場決定。
4。工資低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
自“里根革命”以來，勞動者面臨著社會福利減少和真實工資下降的雙重困境。社會福利實際上是政府通過強制性干預通過對資本征稅和政府支出的方式將一部分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社會化。由政府公權力來承擔一部分許多勞動者無法承擔的再生產成本。政府的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福利其的目的是減少勞動者以家庭為單位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社會福利降低，傳統的由社會福利支付的那一部分開支被轉移給了勞動者。由家庭負擔的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的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真實工資應當相應上升以填補由于社會福利降低而轉移給勞動者的那一部分額外的再生產成本。但是，勞動者面臨的現實是，在社會福利降低的同時，工資也持續降低。這種雙重降低導致勞動力的價格長期低于價值或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大約43%的美國人每年的支出高于其收入。
中下階層的收入和財富在GDP大幅度上升的時期處于長期的衰退。這就是“寧靜的衰退”的實質。克林頓后期期的財長，哈佛大學經濟學家(Lawrence Summers)最近指出，中產階級收入停滯的危機是美國最嚴重的長期的結構性危機”。歐巴馬的競選中的經濟顧問，(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經濟學家(Jared Bernstein)指出：“你不得不質疑當大多數人的收入在這么多年來處于停滯或下降的時候，關于經濟增長的傳統計量方式有什么意義。”
人們開始質疑經濟的這種增長模式。
5。中下階層依靠債務來維持勞動力再生產
中下層的出路在那里？
為了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如不敷出的勞動者不得不依靠信貸度日。這就是消費者債務上升的根本原因。消費者債務只不過是彌補工資和勞動力價值間的差距的手段。這就是消費者債務擴張的根本原因。有人指責美國消費者，指責美國的消費模式，是寅吃卯糧。其實，寅吃卯糧是美國中下階層的生存手段。金字塔尖上的富有階層而言他們的財富在迅速增長，談不上寅吃卯糧。
大多數美國中下層靠借貸度日。截至2007年底，消費者債務(不包括房地產貸款)總額達2。9萬億美元。其中37%為信用卡，63%為汽車貸款和學生貸款。沒有這些債務，美國的低收入家庭難以維持基本生活。
如果加上房貸一數字高達13。8萬億美元。除去房貸，平均每個美國人的個人債務高達16，635美元。這意為著一個三口之家的債務(不含放貸)幾乎達到50000美元。相當于美國中等收入家庭一年的收入！(美國人口統計局2007年代調查顯示，美國典型中等家庭的年收入是50,233.00，最低20%的家庭，年收入不到20000美元)。如果假定到富有階層欠下的的消費者債務遠遠低于美國平均水平，那么中下階層的債務狀況實際上更加嚴重。
在兩億多大美國人中，有大約1。64億信用卡持有者。而這些持有者總共持有大約13億信用卡。平均一位持卡者擁有9張卡。這些債務都是高利貸，平均年息高達13。54%(聯邦短期利息不到3%)。然而，依然有大約有1/6的家庭每月只付最低限額。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由于長期的低利息和大量的廉價資本涌入，美國出現了持續的資產泡沫，房價持續攀升。許多中下層在市場和某些貸款機構的錯誤誘導下，將投資房產當成支撐消費的重要手段。在房價上升時期，消費者通過再貸款，將房價升值的部分提取出來以支撐日常消費。對于收入低下的中下層而言房子成了消費提款機。在危機以前，每一年消費者通過這種方式，將數以幾千億的現金提取出來以彌補收入不足的部分。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在2007年1月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從1997到2006年，消費者每年從房價升值中提取約1300億-4600億美元的現金以支撐消費。鑒于美國的財富和收入分配狀況，完全可以估計，這每年幾千億的房價套現主要是中下階層。換句話說，中下階層每年的收入赤字高達幾千億美元。
收入不公，中下層依靠債務補償收入不足，這就是理解次貸危機的關鍵。加上金融自由化，金融資本過度的追求高風險，高回報，就導致了這場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只是結構危機的一次總爆發。這次總爆發表面，美國自八十年代以來，以犧牲中下階層利益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盈利模式走到了盡頭。
6。美國教訓的幾點啟示
1)“蛋糕理論”的破產。“蛋糕理論”認為，只要把蛋糕作大了中下層收入問題迎刃而解。美國的歷史教訓否認了這套理論，這場金融危機宣告了這套理論的蒼白和破產。按當時的美元價值計算，1981年美國GDP為3。3萬億，2007年達到13。8萬億。2007年GDP的貨幣數量幾乎為1981年的4。4倍。蛋糕是大了許多，但是，以上的數據表明中下層的蛋糕份額不斷的降低。蛋糕作大不僅沒有自動解決收入不公和貧困問題，甚至還擴大了貧困問題，甚至導致了經濟危機。美國大多數人對這種只注意作大蛋糕的經濟增長早已方式厭惡。許多民意調查發現，有75%的人認為美國走在錯誤的路上。美國民心已變，民心思變。只要你看一下奧巴馬當選當晚芝加哥市上百萬人的慶祝活動中表現的激動，熱情，和希望，你就會了解大多數美國人急于求變的思想脈搏。
作大“蛋糕”本身沒有錯，它錯在認為作大了的”蛋糕“會自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解決貧困問題。我們中國面臨類似的問題，不斷增大的蛋糕和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并存，不斷增長的社會財富和不斷加深貧困并存。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就是政府干預。對于那些生活在絕對和相對貧困中的人們，作大了的蛋糕有什么意義。中國對付危機的根本措施應當是在作大蛋糕的同時，下大力氣盡快解決收入不公的問題。
2)。市場和二元經濟。美國教訓第另一點啟示是，經濟中的二元經濟結構無法依靠市場來解決。美國近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實驗表明，放棄政府干預，市場自身不僅不能解決經濟二元化的問題，反而加劇了這一問題。為們中國存在嚴重的經濟二元化，但是解決解決二元經濟問題的關鍵不是市場化，而是政府介入。政府必須公正廉潔，必須強力介入解決收入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
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在解決貧富懸殊的二元經濟結構時是無能為力的。不僅如此市場的內在規律決定了它只會加深而不是緩解二元經濟結構。中國在解決二元經濟結構時有許多值得稱道的舉措。當然，也有一些可圈點的地方。
中國當前致力于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如果成功，則功在千秋。但是，有人為解決城鄉二元結構提出的思路則可能與愿望背道而馳。寄希望于進一步的市場化，甚至土地，土地產權的市場化來解決城鄉二元結構，把廣大的分散的沒有組織起來的農放到市場經濟的暴風驟雨中，會是什么后果呢？這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可能導致更嚴重的二元結構，導致整個社會更嚴重的二元分裂，甚至對立。到了那時候，社會矛盾將進一步激化。中國人口的大部分在農村。假如大部分農村人口在市場浪潮的沖擊下流離失所，那中國將進入一個非常動蕩的年代。
土地集中和生產規模的擴大本身并不是一定是先進生產力的標志。中國歷史上那個歷史王朝的末期不是土地大量集中，生產規模在低水平上的極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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