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社會主義博物館」，還是「社會實驗室」

古巴：「社會主義博物館」，還是「社會實驗室」

（致外國友人書簡）

Juan Antonio Blanco[1]

馮建三譯[2]

「虛擬真實」的古巴

由跨國公司編織，媒體加以標準化，大多數的所謂古巴「信息」，雖然為世人所知，但吱吱喳喳的話語，卻不出『經濟危機』、『違反人權』、『極權主義』等等字眼，何況，它們所指涉的焦點，往往又極盡瑣碎之能事。話雖如此，（譯按：作為古巴人，我還是要說，）即便其它國家的人另有多元的信息來源，得以更為深入、更為客觀地凝視古巴的現實，不再為那些陳腔濫調所包圍，懸而未議的問題仍然相同：除了作為一個可供度假的海灘國度，為什么，比如說，澳洲人、加拿大人或歐洲人，竟需要對古巴有些興趣呢？這個住有一千二百萬人的小島國的命運，究竟會以其它什么方式，感動、影響及于這樣背景的人呢？

古巴身歷一個危機 --- 或許應該說是一個以上的危機 ---， 必須激烈而基進的轉型，非如此無法繼續存在。這是事實。但同樣屬實的是，所有的人類，以及人類寓居的脆弱空間，也就是地球，亦刻正身歷一個近似的危機（或許應該說是許多危機），而人類若是想要繼續存在，則這個危機也必然要迫使人類激烈又基進的改變全球的屬性。

若說古巴對于澳洲人、加拿大人或歐洲人尚有相干可言，原因當然不是古巴有黝黑美人身著泳裝，也不是古巴的市場或投資機會。相干的原因，乃是因為這個島嶼或有些新意可言，它傳達了人類永續發展的模式，值此第二個千囍年將屆之際，地球的生態體系及人類正迫切需要這樣的模式。

如果古巴代表的，只是行將就木的「社會主義」之怪炫博物館，那她對已開發，如今卻又深陷重圍的資本主義世界，也就說不上有什么可供參照的地方。但是，如果古巴蘊涵了解開迷題的吉光片羽，是構成替代性發展模式的一小部份，則我們這個小小的島嶼，也就能夠再次引起已開發的北方國度之注意。

提供十分之九國際新聞的跨國新聞機構，如美聯社、合眾國際社、路透社與法新社，偏向于集中在報導古巴這個博物館類型的面向。但是就連這個部份也遭到了這些跨國機構的扭曲，何況它們都忽略了另外一些面向，而正是這個被忽略的部份，才稱得上是反映了一個革命過程的潛力與前景，使古巴雖因自己的錯誤而蒙受重擊，使古巴雖因強鄰環視的重擊，猶能安然地存活。這樣一來，外國人也就沒有機會認知古巴的實體，而只能從媒體知悉一種「虛擬實體」。

不消說，當前的古巴，既是博物館，也是許諾。古巴生存在美國的敵意，以及自己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條之陰影下；強鄰美國強加其上的全球金融及商務封鎖，壓力雖然龐大，古巴仍再次奮勇向前，力圖超越這些障礙，走向未來。

古巴人當前的生活，無法讓人滿意，但仍然遠遠優于古巴人三十五年前的生活，也優于與古巴僅有一海之隔的當今的拉丁美洲「民主」實體。如果我們竟然只能停留于現狀，并以此作為基礎捍衛我們自己、打擊那些想要復辟過去的勢力，那我們等于是不戰而輸。惟有再次前進，我們才能避免掉入過去的陷阱。但，前進到哪里？轉型到哪里？

民族與社會主義

許多奇特的、非比尋常的因素，影響著古巴民族的歷史。

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交，受到歐洲現代主義的影響，古巴人的民族身分與認同的感知出現了，而本土初發的寡頭政制可說也首度在意向上，傳達了這個感知。當時，『現代化』這個島嶼的意思指的是，提高奴隸人口的效率、改進基層建設、引進新科技以進行生產及提供勞務、投入新興世界市場（這里是指歐洲與美洲）的競爭，以及轉換教育體系。既然要在當時的殖民情境推動這整個社會經濟方案，那些年代的西班牙王朝，也就必須在有限度的、隨時可能更易的、刻正實驗的開明專制之背景下，給予這個方案最起碼的同情。提升自由企業、自由商務（當時均為西班牙王朝禁止）的想法，拉拔政治與市民自由（奴隸與低階人民除外）的理念，在西班牙國會取得代表權，以及最低限度的行政分權以達成某種程度的地方自主，凡此種種都構成了古巴民族萌芽所需的改革方案之部份。這樣的一個民族，是要使自己的根源，種植于一種功利的與實用的倫理（ a utilitarianand pragmatic ethic ），它反映了那個年代的智識領導，來自于歐洲與美國資產階級。

歷經數十寒暑，這些理念在舞廳、劇場及莊園宅邸穿梭流轉，這些理念謙恭地向不動如山的西班牙國會叩關，我們古巴的寡頭政制集團初露矛頭，雖已成功地推行了某些經濟改革，卻又遭遇了殖民國家的政體遞嬗，更為專制、新的君王更不開明、更不容忍，于是古巴本地的寡頭集團受到挫敗了。這個時候，拉丁美洲大陸已經取得獨立地位，獨留「忠誠的古巴島嶼」孤零零地站在殖民的位置，于是，新起一波的理念 --- 這次真是帶有革命的性質了 --- 橫掃整個人群。

古巴本土寡頭集團當中最為崢嶸的部份，既然采取了功利的與實用的觀點，他們也就決定，短期內應遲延民族主義的方案，以免招惹更多西班牙殖民者的鎮壓。另有一些人，其中很大一部份彼時已下降至中產階級的位置，他們仍熱情地擁抱民族主義的方案，并在一八六八年組織、發動了第一次古巴的獨立戰爭。鼓舞斗爭的第一起革命行動， 由 Carlos Manuel de Cespedes 發起，他釋放其奴隸，使他們能以自由的男人與女人之身決定，究竟他們在有了好「古巴人」的身分后，是否愿意伴隨他，現在不再是主人，而是領袖的身分，共同「為捍衛古巴」而死。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Cespedes 暮鼓晨鐘的一敲，解放了眾多的奴隸，而他們也自由地選擇追求獨立，他也就在霎時間將他們轉換成了「古巴人」，彼時，他業已種下根苗，有別于那種功利的、改良式的、實用的，但又已為西班牙強硬作風所挫敗的方案，從此不再是唯一的選擇，另類的、替代的民族建構的方案，從此誕生了。但由于領導階層內部的戰略及綱領的分歧，加上西班牙軍事的優勢，使得這場解放的企圖在歷經十年殘酷戰爭后，失敗收場。

很有趣的是，  在這場戰爭中， 拒絕遵守休戰協議的是一位黑人領袖  AntonioMaceo ，他已晉身將軍行列，但這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抗議戰爭，卻又已無資源或合理的可能性，可供斗爭的持續。稍后，現實迫使他棄甲流亡，從人隨之，然而，他卻號召了更多的人，再次投入新戰爭的準備，如此也就賡續了人民的革命過程。

新起的反殖民獨立戰爭，再起于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這次的領導份子起自中產與低層階級，其中不乏參與先前沖突的人。這起新斗爭的設計構筑者，是一位青年知識分子， 雄辯濤濤，又是一位超脫絕倫的戰略思想家。 荷西．馬地（Jose Marti ）盡管沒有那些同儕將軍的聲名與榮耀， 盡管他的纖細之手更能搖弄筆桿，勝于揮舞大刀或擊發來復槍，但新的解放軍卻在他手中籌組完成。他構思了革命及未來共和國的政治綱領，他擘建了力能領導斗爭的政黨，他使軍事武力服從文職領導，他對未來提出了社會愿景，他，贏得了傲慢的各路英雄的敬重。

這一次，這整個建構民族狀態的方案，不再只是取代殖民支配，它更已是另一種內涵，與獨立于拉丁美洲大陸的新興共和國，迥然有別，后者當時已陷入社會不平等與威權政體的泥沼。這些新造反者、舉事者所代表的謀逆民族，現在裝載的共和國「倫理」方案，已是馬地的規劃。他已如此宣言，「祝愿吾人的幸運與普世窮人同在」，他所構思的未來的共和國，「無所私載，謀全民之福」。

自此之后，形成古巴民族文化認同的兩大核心價值，就是獨立與社會公義，它們也界定了烏托邦的遠景，但一八九八年的美國介入及其后的美國霸權及支配，粉碎了古巴的美夢，直至一九五九年元旦。

如同往常，古巴本土的寡頭集團仍以功利的與實用的態度來拿捏古巴民族情感，他們在本土政權的形構中，僅占據了邊陲位置，他們壓跟沒有「開發」共和國，而只是使古巴附尾于美國的經濟與政治。

共和國歷經了半世紀資本主義的邊陲史，眾多改革與革命運動屢受受到挫敗，這些在在使得古巴民族認定，唯有在馬地理念的鼓舞之下，激烈地轉變古巴資本主義的內部與外部結構，才有可能開啟道路，走向古巴所向往的獨立公義共和國。

是以，從其伊始，一九五九年的革命已然宣告其意圖，就在掀起這些深刻的結構變化，它并已表達欲望，要求美國理當理解并尊重這些變化的到來，實乃必然而無法避免（甚至至為可欲）。然而，一九五九年的華盛頓當局，如同十九世紀中葉的西班牙王朝，都未表現太多容忍精神。

一九六一年，敵人船艦逼近豬玀灣之際，卡斯特羅乃毅然決然地宣告，此革命也，定然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如此稟明，其實又只是賦予現實一個名姓，這個激進化的緊密意識形態過程，早為晚進的激進結構變遷所推進，美國（譯按：在一九五九至六一）兩年間對古巴展現的敵意亦產生催化作用。

馬地在世的時候，已曾自忖，他要的是哪一種共和國。現在，卡斯特羅亦須自問，他要擘建的是哪一種社會主義。如果馬地的共和國方案，有別于拉丁美洲其它社會的殖民系統與不公不義；那么，古巴社會主義的方案，同樣也必須自有特色，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所謂歐洲「實存社會主義」的模式，此二者的缺陷在當時已甚為明顯，切．格瓦拉早再三十年前，即已概括其危機的必將出現。

如果要使古巴的社會主義，相連于它自己的意識形態傳統及民族方案，則唯有假借人文精神及民主內涵，始克能夠。依風行于一九六一年的歷史條件，以及美國對古巴的不接納，「唯一」可以讓古巴取得獨立社會公義的方案，也只有社會主義。如果社會主義要在古巴取得取得正當地位，也只能借助馬地所提供的人文及民主意識形態之架構。這個社會主義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與社會上，「無所私載，謀全民之福」；它必須能夠確保人民「享有自由與面包，享有面包而無恐懼」，如同卡斯特羅在革命勝利那一時刻的承諾。但蘇聯的社會主義并沒有能夠將這些東西兜攏在一起。如今，朝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馬地的模式與「實存社會主義」，已無關連。在此世界存活，意味行走于地緣政治的鋼索，古巴因此必須憑恃信仰、想象與智慧而前進。

對立于東歐的情景，古巴并不相同。前者的「社會主義」伴隨蘇聯坦克而至，一旦人民歡呼與敬謝之情，隨納粹鐵蹄遠離而逝，則社會主義不免經常與當地的民族主義情緒，迭生摩擦。古巴卻是另一種情境，就在武裝的人民前進豬玀灣，迎敵帝國主義的侵略路途中，社會主義誕生了。古巴民族就此決定，以如此最富戲

劇化的方式決定，唯有透過社會主義的抉擇，才有可能達成近百年來，古巴所追求的獨立與公義的共和國。進展至此，民族情操、獨立與社會公義，就將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奮力追逐它們在歷史上的生存空間。

社會主義的多元主張與并存

但革命行伍既由繁復的意識形態組成，則社會主義的標準及愿景，自有不同，并經常彼此產生沖突。每個人都是革命份子，沒錯，但并不是每個人都以相同方式理解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并且總有人反對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

有些人經過學習，開始對蘇聯取得的成就，贊賞不已，他們認為，蘇聯這個原是歐洲最落后的國家，卻仍在封鎖、內戰與納粹入侵之下，轉換自身，使成世界超強，自應贊賞，在他們看來，任何以批判的眼光，評估蘇聯或東歐國家生活者，都是「反共份子」或「反蘇聯份子」，不值哂笑，理當嗤之以鼻。對于他們來說，擘建一個「不一樣的」社會主義，簡直就是異端的、「不科學」的想法。在這個時候，美國已準備吸干我們這個小國家的人才，它提供了誘因，吸引古巴專業人員移民（譯按：1960 年代初期，也就是古巴革命的最初幾年， 六千位醫師當中有一半移民美國，但古巴革命政府的效能稱佳，至 1974 年已使醫生人數增加到了九千人），另有人認為，我們應該從基本的公共及企業管理學習起，唯有如此，才能面對美國封鎖而屹立不搖，同時，也唯有如此，才能從理論上級實踐上，創建有別于東歐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

以其正統革命份子的膽識，卡斯特羅與格瓦拉在重重困難的辯論與斗爭中，破繭而出，確認后一項方案，將在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實驗的第一個十年的較長時段中，占據支配位置。群眾的政治參與，質疑價值律作為成長與發展的主要調節者，國際主義的襟懷，提振以團結為主的倫理，這些久未見光的馬克思主義之核心理念，逐一付諸了實施。是以，一個具有創造內涵的，以革命性方式理解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超越了「正統」信仰者，他們總是說，前者流于「冒險」、「實驗」，是一種「觀念論者的」或「主觀論者的」作為，理當反對。

喧擾的、激進的一九六０年代這十年，正好可作這群年輕的古巴革命份子的背景，他們以其膽識與青澀，視勝利為理所當然，盡管反革命者與帝國主義在前挑戰，盡管那些安座如儀的東歐官僚精英，對古巴欠缺理解、對古巴欠缺智識上的寬容。一九六七年，格瓦拉死于玻利維亞，一九六九－七０年的一千萬頓蔗糖產量無法達成，消除所有的私人勞務與生產（小農除外，但他們當時也被迫必須出售其產品給國家）所產生的國內通貨膨脹，再加上執行得太快太糟的反官僚運動所導致的財務失控，使得古巴的社會主義愿景與方案，陷入了危機。

在這個個區域，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節節敗退，民族主義者的軍事政府冉冉上升；在遠方，東南亞沖突已越南化，布拉格之春以后的激進運動與左翼浪潮，失去了動能。值此關卡，古巴唯有兩條路可走：成為另一個鎖國阿爾巴尼亞，距離美國九十哩， 在其領土上又有這個北美強權的軍事基地關達那美（ Guantanamo，譯按：116 平方公里。 1903 年，美國以索求此地作為羽翼古巴獨立的條件，目的在屏障美國進出巴拿馬運河。 1934 年羅斯福總統同意古巴所請，將此割地改為租借地，為期 99 民。）；或者，古巴必須就事論事（若不能說是就法理而作此權利主張），與蘇聯敲定「新的條件」，一方面，蘇聯將因此承認這個島嶼的獨立與自主，另一方面，蘇聯又須提供古巴特別的與優惠的商務、金融與軍事協助，古巴則以較為符合正統社會主義的建構方法與概念，從事擘建工作。

如此大膽的「鬼差神使」，致使古巴的典章制度、概念與風格，為之變成了一種相對的、具有熱帶風情的「蘇俄化」。在那段時刻，先前曾經警告卡斯特羅作風（Castroism ）（若用古巴語詞，應該說是「菲德爾作風」〔Fidelismo〕，譯按，古巴人至今仍習慣以名稱呼卡斯特羅）的「主觀」性質可能有危害的人（古巴內外都有人這么說），如今對此轉變表達了許多贊許之意。從今而后，尤其是在古巴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大會在一九七五年舉行以后，每件事都要以「科學的、物質的、辯證的」方式為之，也就是翻照蘇聯的模式。

內政與外交政策雖有這些轉變，但至此以前，其識見與政策占有支配影響力的人，并未因此轉變而遭受嚴重的鎮壓， 當權者也未曾過度濫用權力 --- 而蘇聯與中國是都發生了這些情況的 --- 這個事實已足以說明， 我們的革命領導階層，尤其是非德爾．卡斯特羅，確實有過人之處。兩種社會主義思潮達成了共存的局面， 雖然困難、令人局促不安，但總歸是成功的， 它們各自展示時，界限容或僅余細絲，但仍清楚可見 。

盡管努力無處不在，企圖賦予「熱帶」風情，這個進口的蘇聯模式及其理應是「社會主義者」的倫理規范，并沒有能夠與馬地的民主的、人文的愿景，也就是與共和國追求獨立的與社會正義的、「無所私載，謀全民之福」的要求，水乳交融。處境艱難、令人黯然的蘇俄經驗，既已折損、創傷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本身，則以「實存社會主義」之名，卻帶來慘淡歷史印痕的這個異端國度，又怎么能找到多少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

自今而后，古巴的革命過程及其社會主義方案，不僅只是必須面對美國的侵略，而且瀕臨另一個致命的危險，（如同發生在蘇聯的列寧主義方案），也就是陷入官僚國家社會主義的迷宮路徑。如果說美國威脅了這個民族的生存機會，則進口的蘇聯模式威脅的是古巴革命屬性的生存，并且長此以往，也就會威脅了這個民族的生存，因為它的政治權力若真因此而腐化于官僚科層，這它也就沒有能力可維持獨立與社會正義，并以此應對美國的威脅。

　于是，點點滴滴，歐洲社會主義的「經驗」移植到了古巴：官僚科層的計劃、垂直縱向的行政、知識上的不寬容，以及市民社會的科層化等等。在這里，發揮關鍵性作用的再次是卡斯特羅個人的角色，在適度支持蘇聯共識之下、在適度遵守當時大多數政治領導階層及一般人民的精神狀態的前提之下，他設定了上限，力圖圈限這個官僚科層（領導與被領導）兩極化方案的惡性影響、防堵低估（本國或國際的）團結倫理之必要的危險，并求能避免科技精英及其它惡行所可能催生的政治泥沼。

「有些事情，固然合法，卻于道德不合，」一九八二年，卡斯特羅向迷網的青年大會發表演講，有感而發。但與會的年輕人，不太可能了解這個陳述的背景，更不太可能理解它的完整意義。

歐洲的「實存社會主義」已然與其原初的路徑，逸軌太大太久，無法真正地置換資本主義，二者盡管仍有重大可觀的歧異，但也都對現代工業文明的特色，擁有共通的、隱而未言的假設。支配自然、控制社會、以金字塔型組織官僚科層體制、大眾生產、權力中央化、膜拜統計與「科學」真理，凡此種種都是東西工業文化共同接受的預設， 并且，它們也都共享經濟上的成本 - 效率作為標準，排除了生態分析，也排除了生產發展對社會沖擊的分析。于是，那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已經與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完全斷離，它所要建構的，變成只是另一種以階級支配為基礎的文化，雖然此時的文化，由于不再如同資本主義那般，將其職能百般托付于盲目的市場力量之運作，因此也就具備了資本主義體制所欠缺的內涵：更為豐富的人道精神與措施，更為正義的財貨分配。

「若無共產黨人的道德理念，我對社會主義壓根沒有興趣，」格瓦拉在一九六三年對 Jean Daniel 如此說道。 「我們對抗反對者，不僅只是貧窮，我們也對抗疏離異化... 如果社會主義輕忽了良心，社會主義或許仍是一套分配的方法，但它也就不再是一種具有革命內涵的道德理念。」日后正是格瓦拉在一份未出版的手稿，如此評論，「斯大林的滔天歷史罪惡」，就是「輕忽了共產黨人的教育，并反而代之以無邊的權威崇拜，并使此崇拜制度化。」

卡斯特羅與格瓦拉的社會主義愿景， 強調的是一種「存在的」（  being  ）倫理--- 「吾人的價值， 正在于我的美德與缺陷，互有平衡」 --- 蘇聯模式所提振的卻是一種「擁有的」（ having ）倫理 --- 「吾人的價值， 端視我所能擁有的」 ---- 這與資本主義社會所風行的時尚，相當接近。由于存在「無邊的權威崇拜」，在官僚科層體制向上流動，以及科層體制權力的外部符號（表現為占有與特權），也就成為「實存社會主義的」倫理主軸。

人父人母教導其子女時，他們更關注的是其教導的專業質量，以及子女臣服于更高權威、盲目受訓的意愿，而較少關注如何使其子女更為具有德性、如何成為更有格調的人。尊崇這個層級體制的膜拜心理，預設了一個錯誤的想法，也就是誤認所有權威總是能力充份，德性飽滿，因為這樣一來就使得科層的社會正當性，得以復制與維持。一個人「爬得愈高」，不但就被舉為「更有能力」，而且也變成了「更好的人」。

古巴在軍事及人文方面的國際主義襟懷之介入一九七０年代及一九八０年代的非洲與拉丁美洲事務，再加上一九六０年代整整十年里，整個世代的人浸淫、受教于馬地哲學的人文及民主根源，與卡斯及楚格瓦拉的社會主義愿景，使得蘇聯模式還沒有完全摧毀古巴革命過程的屬性，雖然它是在古巴民族與革命的身上，加上了一件概念緊身衣，而至今古巴都還沒有能夠完全掙脫其桎梏。自一九八０年代中期起，蘇聯模式及其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詮釋，已在古巴顯見崩盤的樣態，雖說這整棟大廈仍有尚未崩潰的部份，而其斷垣殘壁也尚未完全清除。

一九八六年四月，再次是卡斯特羅呼吁古巴人，開啟全國性的「矯正」過程，祈能修改因「過度模仿」蘇聯模式而造成的「錯誤及負面結果」。就一定意義來說，這個矯正過程也可以說在稍早兩年前，已經開啟，當時古巴意識到，古巴在對抗里根的侵略攻擊作風時，蘇聯并無意涉入支持，因此古巴領導階層就已決定急遽轉向，從傳統的蘇聯防衛原則，改采「全民備戰」原則，以防有朝一日，外國真地入侵。這不能說只是一個單純的軍事技術上的問題。這個新的原則意味回返原初的想法，運用當前的資源與經驗：訓練、武裝并組織整個人口，教導人民如何使用自治的武器，將兵工廠分散設置，并將武器置放在人民自衛隊里，也就是在工廠、農莊與大學里。這就是 Carlos Andres Perez, Menem 或 Balaguer 等人必能理解的，這個作法，必然涉及一個預設，也就是認定當今政權取得了高度的正當性，社會亦具共識，愿意支持政府，若欠缺這個預設，藏兵甲于民的作法，也就勢無可能了。 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一年間，彼此分隔，不相連屬的批評，來自廟堂國會、報紙、學堂教室與其它地方，珠連炮火地仿效近幾年的批評聲浪。不過，除了矯正一連串的政策以外，從中并未提議以新的全面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取代蘇聯模式。在這個時候，古巴內部并未出現分裂，完全不同于一九七０年代初期的情況，這時也沒有任何執閣員，就只因為他們所執行的政策所根據的準則，已遭修改，就被責成遞出辭呈。

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以后，為因應這個變局，古巴進入了所謂的「平時的非常時期」，這個源自軍事用語的修辭，意味著古巴所要實行的戰時經濟手段，以求能夠處理此一事件對這個島嶼所造成的重大沖擊：霎時之間，古巴百分之八十五的市場不見了，幾乎所有的信用與科技資源，亦都頃刻消失；就在這個節骨眼，美國于一九九二年再扭緊其經濟封鎖， 施行 Torricelli Act （譯按：1996 年美國再通過參議員 Herman 與 Burton 所提法案，經濟封鎖更見嚴峻），企圖一勞永逸，迫使古巴人棄子投降。 規劃與設計替代的發展模式 --- 也就是矯正運動的策略目標 --- 如今再次又只能退讓， 這起新的危機使得古巴人必須先行找出最基本的存活之道。

特定危機與結構危機

由于存在著前面述及的各種因素，當前古巴正歷經兩個并存的危機。一個是結構性質的，這在蘇聯改革開放以前，已因蘇聯模式的活力在古巴耗盡就已出現。這樣的事實督促古巴的領導階層日愈力圖抽身于該模式之外，直至另一個模式得以浮現，不僅能夠「生效」，而且要能真正地取代「實存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一九八０年代初期所開啟的「矯正過程」，就是響應此結構危機而來。

另一個危機則因特定環節而產生，根源自外在因素：東歐集團的崩潰，以及美國在此情境下，強化并擴大其封鎖的范圍。這個危機的本質，在于國際經濟的重新整合于新的市場，在于為了因應這整個新的情勢，古巴需要尋求新的資金及科技來源所致。為了回應這個特定的危機，整套緊急措施，也就在所謂的「平時的特別時期」背景下，應運而生。

當然，這兩個危機緊密相溶，互有連結，若要解決，也就必須克服兩種形式的封鎖：特定的危機是起于美國的封鎖，教條作風則導致了另一種與結構危機有關的封鎖。

如果美國不解除其封鎖，不撤離其境外壓力，古巴也就無法充份地接近金融信用及科技的市場及資源，因此也就不能成功地重新建構其發展模式。另一方面，古巴當局若被迫只能采取特定的應急措施，試圖化解此特定危機，則勢必無法使這些措施，整合于一貫的常態組織架構（也就是不只是為了因應經濟震蕩療法的方案），那么，這就像是癌癥病人接受化學治療，心存治愈的期望時，卻因療法受限，而可能導致致命傷害一樣。除了若干學界的小規模研究，引發東歐整個崩潰的起因，尚待徹底的探詢，「最適合的」時機還沒有到來，而這樣的時機已因理智以外的原因，顯得遙遙無期了。但若無此「解剖」，則建構一個新的發展模式，也就更加復雜。

如今，古巴企圖在最壞的可能條件下，進行超凡的出擊：建構一個生產模式，既能盡量服膺一般公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又要能夠正義、平等地提供基本人文設施，與此同時，對內又需容許機制，使生產及商務往還，能夠根據市場原則而運行，唯此市場機能又需服膺國家的圈限與規范。但這樣的一個超凡生產模式，又還得要整合于全球經濟體系，其內各單位彼此競爭，根據無情的新自由主義原則而營銷、而逐鹿。

簡言之，就其對內的操作而言，古巴想要保留并開發一種符合人文原則的社會倫理典范，但古巴對外的關系，已被迫進入一種全球的經濟體系，一以社會達耳文主義的嚴苛原則，作為運作依據。

古巴并無余暇可資臆測，最終她是否終將在封鎖之余，仍能取得勝利，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不平等的外匯兌換率、三十年來的人才被虹吸外流、許多類似或更糟的問題，再加上環視一旁包圍的美國，有如百首海蛇，都對古巴吐信挑釁。

美國：關系正常化或重建

對于古巴來說，再有比美國所強加的直接顛覆與封鎖，更為具有危險與威脅的嗎？很可能。自從柏林圍墻傾倒至今已有六年，華盛頓執迷于侵擾古巴，這些表現已向世人展示，美國對古巴的政策，還不止是杜魯門圈限共產主義擴張的意念，她所采取的是門羅主義，是一種帝國權力的聲稱，自行設定什么是自家后院的事務。

放在這樣的背景省視，古巴與美國關系的最后重建，并「不」是雙方關系的正常化。當前華盛頓沒有任何質疑美國對古巴政策的最終目標：推翻革命，不只是重建「資本主義」，而且還要是一種特別品牌的資本主義，由美國在政治上與經濟上，取得對古巴的支配與控制權。

古巴希望與美國維持正常關系，如同古巴與加拿大、西歐與日本那般。但除非美國宣告不再以目前的目標對準古巴，否則關系的重建不會等于關系的正常化（「和平共存」），而只是以其它方式持續戰爭而已。

美國當前對古巴仍有辯論，但辯論的不是其政策目標，而是辯論何種方式最為能夠有效地達到這些目標：加緊封鎖與更多直接的顛覆行動，或是轉向「友善地」顛覆這個島嶼。當前的辯論絲毫與關系的正常化無關，而是關系的逐步重建，以特定的方式重建，以使封鎖與騷擾慢慢不再是美國政策所強調的重心，以此經由中程與長程的懷柔（ co-optation ）政策， 促使古巴的經濟與政治體系和平的演變，使古巴重新在美國控制底下，羽化重構。

歷經先前的國際環境變化，古巴社會的組織設計，顯然非常有效，禁得起公然的顛覆，但除非其結構再次激烈的改變，以作因應，否則將很難抵擋這個新懷柔政策的攻堅。這里，我們又回到了先前的起點：古巴緊急地需要改變，并轉型至另一個組織模式，以求繼續發展，但什么樣的轉型，什么樣的模式？

如果有一丁點可能性，美國是希望和平地重回古巴的過去，也就是將古巴復辟，成為她的性游樂場，經濟上依賴美國，政治上對美國百依百順，軍隊則是用來捍衛（特別是具有跨國性質的）自由企業。

如果要避免回返重前，古巴必須邁向未來，如此一來，古巴面對的問題，悉如一九六一年：古巴振奮精神所要前進的社會主義標的，其正宗的與經濟可行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古巴又要如何從這個雙重的特定與結構危機中走出，往此標的移動？

昨日的一些模仿者，如今時而重新出現，成為今日的「實用路線者」。根據他們的說法，昨日的蘇聯路線，業經實驗證明，足以提供所有的安全所需。今日，再根據他們的新模式，在無須改變政治體系操作的前提下，市場的自由解禁化，似乎也正提供了使他們熱衷起來的公式。他們先前的「走蘇路線」，霎時之間，以陶醉之姿，墜入了、轉向了俗稱的「中國模式」，唯一不變的是，他們從來就不是教條主義者。再有些技術專家，同樣也失去了精神上的德性，他們懷抱了相近的實用邏輯（但也只是相關于他們自己切身利益的實用邏輯），他們所吁請的、捍衛的是特定的變化，能夠確保他們在與外資合營企業當中，軟著陸當個經理人的變化。

另一方面，美國又再手指卡斯特羅，控訴不已，但這次不是控訴他的革命精神，而是指責他懷抱著所謂的「保守的不動如山之心態」，說是卡斯特羅以此封殺了、遲延了前段所提的「解決方案」，也就是美國人口中稱之為「改良主義者」的卡斯楚同僚。五角大廈甚至自得地探試了一種可能性，也就是仍然「接受」卡斯特羅作為我們國家的首腦，前提則是他必須負責拆解古巴體制。「沒有卡斯特羅風格的卡斯楚」（或者，為復辟資本主義而服務的卡斯特羅），他們似乎是在說，此舉不失為還可商量的，甚至頗稱可欲的妥協方案。

今日的古巴已經展現了許多面向，明顯不同于五年前的古巴，這是事實，畢竟古巴被迫要作改變，以求能夠生存于急遽不同的國際環境中。這個新的實體仍在加速改變，古巴政府的施政想法、工具及風格，在此速率中，日漸過時。即便它們過去相當有效，如今它們已愈來愈不恰當，甚至具有反效果。正就是因為這些變化的發生，因此美國精英部門當中，是有些人認為，漸進的懷柔政策可望更為湊效、更沒有風險，而部份共和黨立法者所再次倡議的深化與廣化封鎖的政策，對于他們來說，不但效果較小，且風險更大。

就國際局勢來說，最近幾年來，某些事件對于古巴人的生活，已經起了嚴重的沖擊，這些事件包括了：　．東歐集團的崩潰，以及隨后蘇聯模式的危機；　．新傳播電信科技的出現（傳真、電子信件、衛星直撥電話）；　．古巴旅游業的快速成長，古巴希望未來三至五年后，每年能夠吸引一百萬人　　次的游客（也就是每十二位住民一位游客）；以及  ．美國所發射的收音機與電視節目，源源不斷地進入古巴。

就國內局勢來說，亦有新的因素致使古巴的社會風情，為之產生了質性的改變，比如：　．個人的與制度的生活（因旅游業、新電信科技、與工作相關的旅途、與住在　　國外的古巴　　人日愈頻繁的接觸與往來，以及短期在海外工作的可能性增加），愈來愈國　　際化；　．本國與外國私人部門的重新出現（這樣一來，也就容許人們可以不在國營企　　業供職，并因此與高度政治化的古巴勞動及小區環境，中斷關系，以此自行　　覓職）；　．國內市場分散成為兩個部門：一個部門以美元計價（與旅游業有關的人、因　　公或從海外　　得到匯款的人），得以購用仍稱普通平凡，但就社會整體來　　說，已可象征奢侈的消費產　　品，另一個部門的規模更大，依賴欠缺購買　　力的薪資生活，因其貨幣僅能購買國家所定量配給或補助的產品；并且，　．一定程度的不平等重新又再出現了，一邊是成功地得到了高收入的工作，或　　是能以各種方式取得美金的人，另一邊則是必須依賴配給及古巴披索的人（　　僅能在市場上購買到有限的物品）。

無論就各方面來看，一般公民都已觀察到公義世界日正惡化中，過去三十多年來，他們經常動員，努力營建與付出的世界，江河日下。

技術專家競相角逐，想要在與外資有關的經濟部門，尋覓「經理」之職；能力良好的工程人員，寧可維修家用電器什物或當出租車司機；年輕人出賣色相，換得進入舞廳或飯店的機會。另一方面，每一天，廣播與報紙新聞繼續在言語上小有進展，但在飽受美國封鎖與敵視的這段「非常時期」，一般公民感受的苦楚，卻與媒體私毫無所相關。

過去三十多年來，激發人民犧牲意志的意識形態信仰，跟著柏林圍墻倒塌了；過去似乎是邁向未來的堅定基座，如今也隨柏林圍墻倒塌了。現今，日復一日，召喚已不再時興，說服才是正宗。就這樣，全國人口當中，已有部份出現了價值危機，山姆大叔見獵心喜，更是加緊趁火打劫，日夜不停，從邁阿密以十五個以上電臺，向古巴進行廣播宣傳。如此一來，一般公民所能找到的真實，也就只能錯落在兩個極端之間，一邊是本地媒體的辯解，一邊是從邁阿密凌空而降的詆毀。

古巴面對二十一世紀

觀察古巴的世界，并沒有能夠免除自己的挑戰與危機。

可耕地的腐蝕與鹽化、森林流失、水與空氣污染、臭氧層惡化、全球暖化現象、生物多樣性快速減少、生態系統破壞、酸雨及其它災難，這些，只不過是過去兩百年來，人類工業文明所創造出來問題的一部份。這些問題實與特定的生活風格無法分開看待，在現代廣告的粉飾與誘導之下，這類生活所需的消費類型，根本就無法使地球的生態體系永續發展，更何況全世界財富的分配，又如此截然失衡，而吾人又需注意，公元兩千年之后，人口增加的速度是每十年要多十億。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施行十五年來，已使得財富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愈來愈多的人，卻愈來愈貧窮，與此同時，這些政策的欠缺規范，又致使我們棲息的自然土地，受損的程度愈來愈大，而這一切，都是利潤極大化的驅力使然。毒品買賣、暴力、大量移民、疫厲疾病未受控制、內戰交加、恐怖主義肆虐如入無政府狀態，以及其它不等的社會惡行擴散全球，但趕著時髦，支持這些政策的大眾媒體與知識分子圈，竟又忙不迭地敦促人們盡情享受、不要搭里外界的召喚，而只有遵循社會達爾文主義，使其橫流，才能以自私之姿，掌握存活的不二法門。

斯有「權力」，斯有「成功」。支配他人，而不是服務他人的權力。支配他人，而不是幫助他們的權力。在這個大言不慚，所謂「歷史終結」的年代，現今的權力遠較以往更是一種特定的符號，無限制占有、攫取與消費的符號。后現代的快樂恣意，正應含于消費巨細靡遺的商品（從性到房地產，無一不在消費之列）。但是，科本（Kurt Cobain）[3]的自殺，已顯示了即便那些擁有最高消費水平的人，他們自己也都只是全球名人市場的成功商品，他們終究還是會來到生活意義的大關卡，如此沒有用處，又不可靠的消費愿景，到頭來畢竟只能窒息人心，掏空精神。各種企業家組織的出現，如美國與歐洲的「社會探險網絡」，亦可告訴我們，及便是資產階級陣營，也有愈來愈多的人意識到，金錢不是一切，人類生活另需社會意義，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寧愿保持生態平衡，使用合作的、共享互營的技術，并對社會責任所需的行動，有所承擔。

念及自由市場及自由民主的哲學，所服務者，竟是如此異化世界的功能結構，那么，富有革命精神的卡斯特羅，以及許多與他相同的人，在評估何種變遷及變遷方向與速率應引進古巴現況時， 顯得保守，也就算是良有以也。 美洲國家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向古巴推薦的所謂「解決方案」，若說成功，則也只能說它們制造的「奇跡」，僅在十年之內，就已幾乎將拉丁美洲將近半數人口，推入貧窮的深淵。

保守這個詞在當代古巴的語境，并不能毫無疑義或自動地等同于反動或教條。有些時候，我們以保守方式回應，正是因為我們以革命者的思維，衡情論事。我們意圖保存當代古巴的一些事務，正是因為它們構成了革命的價值，對比外環世界的反動邏輯，它們更是彌足珍貴。至于教條，意指一種想法，以為官僚科層的、威權的、過度集權化的、滲透至細部行政的、過度規范的國家，不但可以引領古巴走出當前的危機，又能保存當前已受威脅的珍貴倫理價值，如團結、獨立與社會公義。

在二十世紀相當大一部份，人類游走兩端，一邊是市場與自由民主的迷思，另一邊是官僚國家的迷思，在擺蕩于這兩端之間，還沒有找到正途，完整又合宜地達成現代的許諾：自由、平等、博愛。并不是所有主張改變的人都是反教條，他們的主張也絕非都具有革命內涵。有些改變的主張，內涵其實相當反動，提出這些主張的人所展現的色彩，未脫教條，而只不過是批上另一層外裝。

東歐人民陷入了兩種反動方案，也就是不同階級結構的錯誤二分方案：要不選擇資本主義，就需擁抱「實存社會主義」（也就是說，要不選擇自由市場，就需以官僚國家作為分配財貨、勞務及人權的規范者）。最近這些年來東歐各國的選舉結果，似乎顯示當地人民已慢慢理解，他們轉而選取資本主義方案時，其實已將其前途置放在錯誤的選向。讓人扼腕的是，真正能夠作為替代方案，既不同于過去，也有別于東歐人民的現況，并沒有在東歐出現。

最后，當我說，我們大多數古巴人都很保守之時，這意味著什么？我們希望能夠保存的是些什么？簡單直言，就是馬地百年前的許諾，而由革命加以完成的民族獨立與社會正義，以及，我們古巴人身分認同及古巴民族本身賴以浮現的團結倫理。

若然，那么，我們面對的真正挑戰是什么？以最為迫切的需要，我們必須以想象、信心及戒慎之情，形塑一個發展模式，使同時有別于資本主義及「實存社會主義」。分析至最后，古巴面臨的挑戰，一如整個人類（上一次哥本哈根非政府組織高峰會，超過兩千個團體參與，并發表宣言，可為左證），唯一差別在于，古巴人必須同時處理一個兩難的緊急局面，而時間對我們不利。如果我們不能及時找到方案，我們注定出局，不僅將損失我們過去這些年來的每一個成就，并且幾乎一定會喪失我們的獨立地位，我們的民族認同也勢必日益折損（這在波多黎各已經發生，甚至更糟）。撇開他們的修辭話語不談，有些技術專家以幻滅犬儒的態度，審度古巴的現實，還有那些總是高唱實用路線的人，任何時興的教條，只要時興，他們就加以擁抱；這兩類人一再受挫于卡斯特羅，因而倍覺不快，這兩類人說，卡斯特羅的「保守作風」使他們很難以時代所需的速度，引進其方案。然而，如果持沿線狀的改變，可能導致某種災難，以錯誤方案（如同已發生在東歐的情況）來升高禍害，同樣也并沒有意義。當然，我們也不能只是假設，只要更為「辛勤」工作，任何困難終將迎刃而解，不動如山，死抱教條，卻以某些人主張的變遷方案具有反動性質為由，或以加速變遷將危及我們社會的穩定為借口，都不能讓人接受。

若要存活，古巴不能自甘作為垂死的社會主義之博物館，但古巴也不能眼睜睜看著拉丁美洲的悲劇，在自己身上重演。雖然危機當前，古巴是具有人文及物質潛能，仍有可能成功，成為社會實驗室，孕育正宗符合人類需要，能夠永續發展的新模式。若說這個世界上，尚有可能「重新發明」社會主義，那么，如此作為及開發的條件，是存在于這個島嶼上。

幸得古巴過去三十多年來，在教育、基層建設的規劃擘建，以及科技研發投入了龐大資源，如今古巴方使得以仍對未來，寄予厚望。古巴人口僅占拉丁美洲的百分之二，但卻擁有這個地區百分之十五的科學家與技術人員。在未來，高科技部門（主要是生物科技及軟件制作）勢必遠超過旅游業、礦產或任何其它外銷產品，成為古巴經濟的主干，躋身信息時代當中，具有競爭力的產業。

古巴社會是能克服這段「非常時期」，但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們，拉丁美洲已經過度漫長的這段「非常時期」，什么時候或究竟會如何終止。

當然，除非空喊口號，否則革命的勝利，何來確定？倫敦的駿茂集團（譯按：承擔海運保險聞名）也無意承擔這個前景的風險。但這樣的勝利，也就是在強調團結倫理的架構內，共治獨立及社會正義于一爐，仍有可能。不過，這個前景的最危險的敵人，并不是美國船艦，而是部份或是出于幼稚，或是出于惡意的（外國或古巴）個人，因為他們所開啟的大門，實為謬誤；另有一類危險的人，是自我設限，擁抱過時、行將作古的、僵硬的概念，只知以此閃躲，走避前述那些人的抨擊。

有些古巴學專家聲稱，他們察覺古巴的思想，可以分作兩種路線。依他們的奇思妙想，一種他們稱之為「保守派」，另一派他們說是「現代化派」。以其標準來看，「現代化派」（還有誰不愿被如此稱呼呢？）這些人，已拿定主義，設定了改變的方向，就是要將古巴的政治及經濟體系，調整至世界其它地區那般（換句話說，就是自由市場及自由民主體制）。再依相同標準，凡是認為當前體制的改變，不能朝向這個方向的人，就是「保守派」。唯真正的情況是，他們用來描述二者差異的標簽及語匯，均屬錯誤。當前古巴人對于我們的生活現實，應作以下類別的區分：　　．憑借相同的結構與概念，再多作些努力，將是唯一克服危機的可靠方法，這　　類人并且死守這個標準不放；

    ．另有一類人，或許在意識與言談上不一定愿意承認，但他們寧可選擇技術    官僚式的標　　　準，不去理會任何政治的或社會的考慮，他們所愿意實行    的改變方案，一定要能強化　　　經濟，因為在他們看來，唯有經濟才是國    家權力的柱石（支持這個并不一致的技術官　　　僚實用路線者，人數并不    太少，他們認為唯有如此，才能排斥第一類人）；　　    ．再有像筆者這樣的人，我們認為，前面兩類人的識見及方案，只消很短時    間，就能使古巴陷入危機（第一類，教條份子），或者，至中程以后（第二    類，技術官僚份子）就會使得社會主義的革命內涵，為之攙假變色。我們相    信，能夠協助我們解決問題的道路，必然必須經由廣泛的、多元的辯論，才    能使「矯正過程」復蘇，開啟一個新的、全觀的及圓融的發展模式，既能日    后印證它將有別于蘇聯模式，又同時也別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而且具有    真正的民主及人文屬性，共同運作于混和經濟的架構。這類想法承認經濟活    力是革命方案是否能夠存活的必要條件，但它并沒有化約，并不認為其成敗    ，只有經濟才能決定，因此這類人的想法所擬定的求變綱領，本質上就與技    術專家，會有差別。

讀者或許已可預知，這些意見類型當中，每一類型均以其它兩類「完全」為非（這不僅相當合乎人之常情，也是典型的古巴人之反應）。過去已逝，未來古巴人終將必須第三度地界定，在這些革命思潮所設定的架構之內，新的共識如何形成、內涵為何，它們必須整合并存，同中求異，革命必須更為多元、民主，而且也須更為具有彈性。值此關鍵時期，所有這些人都能同意，時局如此急迫緊要，如果我們現在采取錯誤路線，歷史不會再給予我們另一個機會。這個情勢使得每個人比過去的辯論，顯得更不寬容，雖然正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們尤其需要更具寬容與彈性的精神，這并不只是說，我們只消聽聞異見，而且是要真正傾聽、聆聽，并要認真考慮我們所不同意的所有意見。今日的古巴必須捍衛它的獨立、社會正義與團結的倫理，它比以前任何時期，都需要執守馬地的共和國理念，「無所私載，謀全民之福」。

我們未來的需要，不是林立的政黨，而是最大可能的多元并存，以使我們的集體與創造想象力，不受束縛。我們要的不是私有化，而是國營產業的經營管理之社會化，不再是如同現今的官僚行政之管理，如此，我們對未來的信心，也就能夠恢復。我們要的不是古巴社會頃刻間陷入無政府式的崩解，而是逐漸且適時地轉變，以此確保我們的未來，仍能取得勝利。我們要的不是市民社會被金融或官僚體制操縱，而是要市民社會取得更大的自主空間、要市民社會有更大的參與活動及決策能量，藉此新的民主文化才有浮現的契機。我們要的不是自由市場與代議民主，而是要在堅實的法治國家架構之內，實行民主計劃與參與式的政治民主，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每個人全面地行使他們的政治、市民的、經濟的、社會的與文化的權利。我們要的不是消費至上的哲學，而是生活質量的哲學，唯有如此，生態上永續發展與負有社會責任的人類發展，才有可能。我們需要的不是「擁有的」，而是要一種「存有的」倫理，唯有如此，走出不僅只是古巴人，而且也是全人類陷入的迷宮，才有可能。

古巴的命運與世界各國的前景，在此相連，原因在此。

哈瓦那，古巴一九九五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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