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民族同中華民族一樣，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偉大民族，這里幅員遼闊，人才輩出。但是，帶領這個民族走向世界巨人的卻是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十月革命，在帝國主義最薄弱一環的沙皇俄國，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此，莫斯科成為中國等落后國家人民心目中的革命圣地。蘇聯人民在蘇共的領導下，以資本主義國家望塵莫及的速度完成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建設，并且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二戰結束后，蘇聯更是憑借雄厚的經濟、軍事實力，與美國展開長達半個世紀的爭霸。可以說，沒有蘇聯共產黨，就不可能有蘇聯昔日的輝煌。
然而，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蘇聯這個龐然大物卻在一場比較平和的政治演變中迅速解體為十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從此，立國69年的蘇聯徹底成為了歷史。蘇東劇變是二十世紀繼兩次世界大戰后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它給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特別是蘇俄人民帶來了長達十多年噩夢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這一事件徹底改變了世界格局，并且給中國改革開放提出了嚴峻的考驗。蘇聯解體，最直接的誘因就是戈爾巴喬夫“公開化、民主化”的改革新思維，但對一個有著1500萬黨員的執政黨，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經濟、軍事實力超強的大國，按說一次失敗的改革不足以亡黨亡國，但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切都那么平靜的發生了，而且在解體前沒有發生外敵入侵或者大規模的內部暴亂，解體后無論執政黨還是各國民眾，都沒有過激的反應。這一切，同樣是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發生，然而此時的蘇聯共產黨已遠非十月革命時期以工農為基礎的共產黨，而蛻變為一個完全脫離了人民民眾，腐敗自私，瘋狂攫取國家利益者者的同盟。可以說，沒有權力的變質，就沒有國家的變色。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主要原因可概括為以下幾點，一是蘇聯長期以來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模式，導致政治獨斷、經濟衰退，；二是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和對阿富汗用兵，拖垮了蘇聯；三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對蘇聯的和平演變陰謀；四是蘇聯錯綜復雜的民族矛盾；五是執政黨的腐敗和蛻變；六是蘇聯領導人的個人因素。以上幾點都是蘇聯亡國的主要原因，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但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應該是執政黨的腐敗和蛻變，其它因素只是這一因素的表現形式或者說其它因素的日積月累必將導致權力的變質。一個執政黨在路線和政策上可以犯錯誤，但是決不能忘記自己手中權力是誰賦予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必將喪失執政資格，蘇共在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運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執政黨及其最高領導人對形勢進行錯誤估計而犯的政治路線上的錯誤，其本意并不是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
體制僵化是權力變質和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蘇聯建國初期，面臨國內外敵人的瘋狂反撲，為了保衛革命成果，蘇共決定實現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富農的利益，給人民的生活帶來困難，但由于是在維護新生政權和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下，因此，該政策得到了各階層的擁護，也鞏固了新生政權。但是，遺憾的是，在和平建設年代，很多戰爭時期的政策仍然延續了下來。比如，干部任命制度是蘇聯在戰時這一特殊時期的非常手段，但戰時狀態解除后，這一制度卻保留了下來。民主選舉制度萎縮，任命制到處盛行，這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不僅損害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且由于被選拔的干部只對上負責，不用對下負責；只怕領導批評，不怕群眾反對，這必然使黨員脫離人民群眾，導致了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盛行，同時也在黨內形成了無數的小團體，增加了政治上的離心力，這種官員任命模式使干部失去銳意進取，造福一方的動力，代之以凡事中規中矩、機械教條的執行上級的命令，這必將導致經濟的停滯和社會的沉悶。同時，因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蘇聯后期，黨員人數迅速膨脹，但卻是一盤散沙，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由革命年代、戰爭年代的魚水之情蛻化為和平年代的奴仆關系，權力由為民謀利蛻化成掏空國家，中飽私囊的工具。
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千載不變的真理，背叛人民的黨，不管他表面上有多么的強大，最終必然會被人民無情的拋棄。蘇聯解體之所以平靜，一是曾經的蘇共在人們心中早已死去，執政的蘇共僅僅是沿用了同樣的名字而已，但已經盡失民心。二是解體前的蘇聯執政黨，已經不滿足于通過貪污腐敗的形式化公為私，解體只是他們不約而同的撕下最后一塊遮羞布而已，可見，如果讓一個已經徹底脫離人民的黨執政，那只能是赤裸裸的監守自盜。
蘇聯解體，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沉重而又無法回避的話題，因為蘇聯和中國有太深的歷史淵源和太多的相似之處。蘇中兩國都是文化發達，面積廣闊，資源豐富，多民族并存的大國。歷史上，兩國在政治上都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國家，經濟上都以小農經濟為基礎。沙皇俄國經過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大帝、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迅速成為西方大國，而中國卻因滿清王朝的閉關鎖國而衰敗。近代史上，沙皇俄國是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但在十月革命后，蘇聯成為世界共產主義的中心，孫中山后期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大革命失敗后，蘇聯共產黨給中國無私的援助，但也帶來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新中國成立后，實行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方針，蘇聯成為中國人民的“老大哥”，但很快中蘇交惡，此后直到蘇聯解體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里，中國成為美蘇爭霸這架天平中舉足輕重的砝碼。客觀的說，蘇聯共產黨犯過的錯誤，中國共產黨很多也犯過，今天，共產黨領導的蘇聯已成為歷史，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依然健在，其根本原因不是中國共產黨不犯錯誤，也不是共產黨員沒有個人利益，而是中共始終重視黨的建設，始終以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為執政的前提資格。但是，在世界范圍內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大背景下，又恰逢世界經濟進入衰退期，國際形勢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有所增加，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這一階段，長期積累的各種矛盾必將會集中爆發，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一個擁有7600萬黨員的執政黨的建設顯得尤為急迫。新時期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等卻面臨更嚴峻的考驗，只有體制改革、思想教育、作風整頓等多管齊下，才能使共產黨執政為民的本色永葆青春。蘇俄，中國曾經的榜樣和老師，今天卻成為中國的鏡子和警鐘。最后，引用杜牧《阿旁宮賦》結尾“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來結束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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