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地主”為何斗不過“地王”?
——房地產市場的病根在于官商勾結
郭春孚
中國長期存在著一個怪現象,就是“地主”斗不過“地王”,房價年年漲,就是“地主”的個子不長。
擁有土地的農民和政府,就是中國的“地主”;購買土地的房地產商,就是中國的“地王”。在舊中國,雖然地主擁有不少土地和財產,但只能橫行鄉里,出了自己的村子,他就會失去膽氣,變得謹小慎微,因為封建社會沒有為他提供無法無天的權力。與當時的資本家相比,地主的地位低下,顯得土氣而可憐。那么,現在的“地主”與財大氣粗的“地王”相比又如何呢?
歷史總是有相似之處。在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但擁有土地的農民只有所有權,沒有支配權,土地要由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處置。近幾十年來,房地產商迅速做大,小小的村支書和村主任豈敢與其平起平坐、討價還價?尤其是“地王”早為他們準備了“好處費”,有了這筆巨款,村支書和村主任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富人,何樂而不為呢?于是城郊結合部的土地就被廉價處理了。
對于農民來說,什么時候壟斷過土地?他們只能每月從村委會領幾百元生活費,這就是他們的賣地所得。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他們每月領取的實際上是賣命錢。本來農民是“地主”,可以支配土地,現在卻匍匐于“地王”的腳下,好像是房地產商把農民從土地里解放出來,讓農民過上了不勞而獲的“地主”生活,“地王”成了“地主”的財源,農民對房地產商要感恩戴德。由此看來,“地主”還是斗不過資本家,還是“地王”厲害。“王”比“主”大的歷史,何時才能改變呢?
全國政協委員梁季陽認為,房地產市場的病根在于土地壟斷,在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我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房地產市場的病根在于官商勾結。
城市的土地本來屬于全民所有,現在成了國有,實際上是屬于當地政府所有。說“房地產市場的病根在于土地壟斷”,言外之意是說地價太高。中國的地價太高了?我覺得這是一種錯誤的輿論導向。
地球人都知道,每一筆土地交易背后都隱藏著骯臟的行為,都使大權在握的官員成為先富起來的“帶頭人”。在房地產商的巨款賄賂下,地價一降再降,怎么能高起來呢?
中國的地價是扭曲的、畸形的。在我看來,每一筆土地交易的收入都要除以現有人口,這樣計算才符合市場規則和憲法規定。假定土地收入是1億,除以13億,每一個人的平均數少得可憐;即使不除以全國人口,也應該除以當地人口。無論怎樣計算,中國的地價不高。與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的地價比起來,中國的地價太低了,而不是太高了,但中國的房價上漲速度卻遠遠超過了這些國家,可以說中國的房價是一路飆升。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北京四環至五環的房價為16409元/平方米,五環至六環的房價為9825元/平方米,六環以外的房價也達到7760元/平方米,最貴的樓盤售價高達7.2萬元/平方米。2009年四季度北京樓盤成交價格30強全面進入“3萬元時代”,排在第30名的天鵝灣名苑成交價格也達到33696元/平方米。東釣魚臺家園延續三季度排名第一,價格由66026元/平方米的成交均價上漲到70156元/平方米,漲幅為6.3%。
梁季陽說:“據統計,2009年,全國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超過1.5萬億元。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地方財政收入近50%。為什么在房價下跌的時候,地方政府總會或明或暗的‘托市’、‘救市’?”
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官員與房地產商穿著一條褲子,有著共同的利益。據了解,北京三環以外的樓房的成本約為3000元/平方米。這么低的成本,這么高的房價,是房地產商炒起來的,也是地方政府托起來的。所謂政府“救市”并不是救房地產市場,而是生怕房地產商賺少了,政府或明或暗地幫房地產商賺更多的錢,這樣房地產商就會給官員送更多的“禮”。
不是政府壟斷了土地,而是政府官員壟斷了土地。市場經濟的黑手將城市的土地送給了少數政府官員,使土地成了官員賴以致富的私有財產。所謂“土地財政”不是政府財政,而是官商勾結財政,是官商互相利用產生的一個經濟怪胎。
這種黑色現象與單純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也有關系。房地產市場旺盛,就可以多賣地;房價高,就可以多收稅。但這樣的經濟高增長只是徒有虛名,不僅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而且會起反作用。老百姓和收入是有數的,花在這里的多了,花在那里的就少了,將主要的收入用來買房,日常生活的支出就會減少,生活水平就會下降。
由此可見,掌握著農民和城市居民命脈的政府并沒有真正為他們帶來福利,失去土地的農民生活質量并未好多少,城市居民也必須面對高房價,普通打工者一生也掙不下買一套樓房的錢。市場經濟用一只黑手將土地送給了少數政府官員,又用另一只黑手將老百姓推入了貧窮的苦海。
就房地產市場而言,房地產商是真正的“地王”,在“地王”旁邊站著的是政府。即使人民斗得過房地產商,也斗不過政府。這才是造成高房價的根本原因。
梁季陽說,房價快速上漲的另一個原因是土地、房產的投機。近年來房地產商大肆囤地、炒地,“地王”頻現。由于房地產的暴利,許多與建筑業并不相干的企業蜂擁進入房地產市場。包括一些大型央企紛紛涉足房地產業,并獲利頗豐。
他還說,過高的房價和房地產的暴利破壞了社會的公正公平,敗壞了社會風氣,威脅了社會穩定,嚴重地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過高的房價給人民群眾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阻礙了擴大內需、拉動消費政策的落實。由于房地產行業占有國民經濟中過高的比重,擠壓了其他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的資源分配、金融支持和發展空間,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房產泡沫是經濟發展的重大隱患,一旦泡沫破滅將會造成災難性后果。
他的這些觀點我是贊成的。中國有房地產泡沫,但這個巨大的泡沫何時破滅還很難說。我認為,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在10年內不會破,因為有兩只手托著,一只是房地產商的手,另一只是政府官員的手。還有一個支撐就是老百姓對住房的需求。中國人多,又大批進入城市,房產市場在今后幾十年內將始終存在需求大于供給的現象,對此房地產商心知肚明,所以他們寧可讓樓房空置,也決不降價出售。
要從根本上解決住房需求大于供給的問題,實現住有所居、安居樂業,讓人民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就必須改變現在的房地產政策,由國家投資建設中小戶型的樓房,而且要低價賣給老百姓,將住房分配作為一項全民福利。對那些不買房的城市居民和農民要給予政策性住房補貼。這是比較符合中國國情的對策。
中國希望通過市場手段解決住房難,解放“房奴”,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人口太多了,在社會財富向少數人迅速轉移的情況下,想光靠市場手段扳倒“新三座大山”,無疑是“馬歇爾計劃”。必須按照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方針,對現行的住房制度進行改革,有力地揮動國家宏觀調控這只巨臂,才能優化配置資源,實現合理分配。現階段,要做到公平分配社會財富是不現實的,但完全可以做到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差距內分配社會財富。合理分配社會財富的條件已經成熟了。想要實現社會公平嗎?那就請先做到合理分配。
富人住在豪華的別墅里,讓老百姓每戶有一套簡陋的一居室住,這還不行嗎?
這是一個制度問題,關鍵取決于我們如何設計住房制度,是只為少數富人建房,還是要讓絕大多數老百姓有房住?這是劃分富人住房制度與大眾住房制度的“分水嶺”。
如果政府管不住房地產商,或者政府官員與房地產商穿一條褲子,住房難的問題永遠也解決不了,“新三座大山”將可持續地屹立在老百姓的家門口。
誰是實現住有所居目標的第一人?誰來推倒“新三座大山”?
2010年3月10日星期三北京明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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