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精英們的末路窮途

　　改革，本身是一項通過實踐進行理論創新的事業。白貓黑貓，是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摸著石頭過河，可以理解為通過實踐進行理論創新。　　

　　然而非常遺憾，改革開放三十年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仍然停留在“不爭論”這種自欺欺人的盲人瞎馬階段——即使精英們有確定的方向，也是可意會而不可言明的全盤西化。這三十年，我們即沒有核心理論的發現、創新，又沒有找到可以普遍適用中國國情的“特色”道路，各地都在“瞎摸”——在廣東，仍要“殺出一條血路”；在重慶，為了整治社會環境不得不痛下決心打黑除惡；而在傳統的燈下黑地區河北，為了提高GDP，省里竟惘顧環京津還有近300萬貧困人口的事實，不搞基礎產業建設，卻提出“（城市面貌）三年大變樣”這樣弱智的發展方向……中國的改革，從最初的一包就靈，到后來的破鐵、一改（制）就靈，一賣就靈，國退民進。直到大量社會問題從萌芽到積累，再到養癰成患，過了三十年才猛然意識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提出“科學發展觀”這樣的理念——且尚在普及學習階段。　　

　　批評改革，不意味著反對改革；批評精英，則意味著精英們有錯該批。——哪怕是在一場正義的戰爭中，因為指揮失誤而打了敗仗的將軍也是要上軍事法庭的。　　

　　縱觀今日中國的現狀，主導改革的精英們難脫其罪。　　

　　一，中國改革精英好高騖遠，只盯著與西方接軌，卻貽誤三農。　　

　　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的集體經濟解散以后，經濟單元被劃小了，利益的相關性落實在了每一個農戶頭上，這在初期確實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再加上（1）集體事務減少，（2）大量老人婦女少年兒童參與農業生產，（3）化肥良種的普遍使用，以及前幾十年農業基礎設施發揮作用……這使得糧食在短期內迅速增產，使中國農業看起來一年一個新臺階。

　　穩住了農業與農民，就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穩定的基礎與寬松的環境。因此，說這是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其實不如說是穩住了改革開放的大后方。因為，這一次，農村沒有包圍城市。相反，城市改革開始后，農村被遺忘了。　　

　　農村解決了中國包括農民在內的十多億人的吃飯問題，這固然是個了不起的成績，但在解決了吃飯問題之后，中國的改革精英卻沒有人再愿意為農民考慮下一步的發展問題了。八十年代銀屏上頻繁出現的來自農村的好消息，也在九十年代以后戛然而止了（唯一的例外是每年春晚上農民式的搞笑）。改革精英們的注意力集體轉移了。　　

　　農村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農村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三農問題，除了農村地區資金不足、信息滯后、交通不便等眾所周知的原因外，國家在涉農大項目上投入不足；地方只重GDP而忽視三農建設；社會保障不到位使得農民不敢投資不敢消費等也是重要原因。而解散集體后，農村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單元太小太單薄，從而不具備抗御風險的能力，也是農村很多問題的根源之一。　　

　　此后的近二十年，各個領域都沸騰著與國際接軌的聲音，唯有三農，被整體遺忘。——農村唯一未被遺忘的作用是：向城市以及發達地區提供廉價勞動力。然后，在抽干這些廉價勞動力的血汗之后，再把他們踢回農村。　　

　　在此，我們不過多地討論三農的現狀與三農問題的根源，只是要指出，精英們主導的改革，因為要風光地與國際接軌，而貽誤了三農。三農的重要性以及它于中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說貽誤了三農就是傷害了中國的根本并不為過。　　

　　精英們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在短期內，要實現資金信息的全方位覆蓋，交通的全方位延伸，讓農村產生足夠大的經濟單元，顯然不現實。　　

　　然而，精英們卻又忽略了另一個問題：山不轉水轉，讓走出土地的人們享受發達地區的經濟成果行不行？　　

　　精英們說，不行！　　

　　偽善的外表下，終于暴露出精英們丑惡的嘴臉。　　

　　二，中國改革精英貪婪自私，為維護既得利益，對社會不公現象裝聾作啞。　　

　　這一點上，最典型的體現莫過于舉步維艱的戶籍制改革了。　　

　　城鄉分離的二元制戶籍制，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制度設計，是以公有經濟模式為基礎的。它在幾十年前的必要性至少有二：　　

　　（一），建國之初，中國工業基礎薄弱，尤其是重工業。要發展中國經濟，必須先打好工業基礎。而工業，不可能在“農業”基礎上，靠自由經濟給中國帶來“基本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必須依靠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　　

　　如何“集中力量辦大事”？靠國家武力進行西方式的海外掠奪（資源、財富、勞工）？顯然不行！其一，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沒有這種“狼性”；其二，該搶的已經讓西方國家搶的差不多了，除了南北極，中國已經搶無可搶。好在，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并不缺乏這方面的智慧，靠“以農補工”完成原始積累，靠“公有制”進行投資建設與財富分配。　　

　　盡管當時存在剪刀差這種不合理現象，但誰讓中國崛起的晚呢！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　　

　　（二），“以農補工”是沒辦法的辦法。這就出現一個問題：按“利益最大化”原則，“農”干嗎？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問題，當時實行了城鄉分離的二元制戶籍制度。這么說，并非說這種制度的設計是個陰謀，而是說，做為生產資料中最活躍的一部分，勞動力的轉移必須納入到經濟計劃中去，成為計劃經濟、指導生產的一個重要因素。用戶籍制把勞動者納入管理計劃，這在當時應該說是必要的。　　

　　盡管這種制度的設計使“工占便宜農吃虧”，但國家利用公有制特有的優勢，把一些涉及民生的事，如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全都統攬下來，使哪怕收入最低的基層民眾也能夠維持基本生存。這符合當時的國情與經濟建設需要。　　

　　制度設計，就是要保證社會無法絕對公平時，做到盡可能合理。　　

　　到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改革的過程中，精英們提到最多的，恐怕就是“解放生產力”這個詞。而在解放生產力時，最先需要“解放”的，應該是做為勞動者的人——在社會公平的前提下使勞動者獲得選擇的權利。然而，非常可悲地是，在精英們的理解中，中國的勞動者（這里主要指農民工），是做為勞動工具被解放的。精英們為了模糊按勞分配同工同酬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則，特意繞開戶籍制度設計了“靈活的用工制度”，而且，這一“靈活”就是二十多年。至今，《勞動法》在這些靈活的用工制度面前都無法在現實中真正發揮作用。

　　需要順便提一句的是，在所謂改制等招牌的掩護下，城市普通勞動者的命運也沒好到哪里去，同樣被精英們像報廢一個個過期零件一樣無情地拋棄了。　　

　　其實，真正的戶籍制改革早在近二十年前就已經著手了，如果當時適時推出一套適應市場經濟形勢的戶籍制度，就不會積累到今天這么多難題。但因為這將觸及某些人的利益，所以，戶籍制的改革沒有跟上，一直擱淺到現在——今天，當深圳的二百萬戶籍人口享受著一個由一千二百萬常住人口建設的深圳時，能有幾個“深圳戶籍人”會真心贊成一部以工作居住為基本條件的人性化的《戶籍法》出臺？！　　

　　今天，僅珠三角地區就有數千萬沒有戶籍的外地人，他們不僅要忍受現行戶籍制度帶來的種種折騰，還不得不接受由此造成的經濟壓榨與利益損失。僅就社保來說，深圳每年都有數百萬民工退保，他們拿走自己繳納的那一小部分社保金后，由國家和企業為他們繳納的大頭卻留在當地社保部門的賬戶上，成為深圳戶籍人口的公共財產。　　

　　現行戶籍制度造成的，已經不僅僅是人們生活的不便，在很多方面它已經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　　

　　近三十年，《憲法》都修改過七次了，但《戶籍管理條例》卻基本沒動。　　

　　什么原因？

　　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精英們看來，只要能使他們累積自身利益，就是天塌下來也是小事；而如果一旦傷及他們的利益，哪怕只是動一根頭發也像殺他們的頭。不是有張維英之流的專家不久前還呼吁北京應設準入制度嗎？——這不奇怪，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價值理念都是為精英們準備的，它從來不適用于普通老百姓。　　

　　鑒于此，不壞悲觀地預測，如果精英們繼續掌握話語權，并左右著改革的方向，戶籍制改革仍然很難，恐怕再過三十年也不會有指望。因為，一旦革除這種弊政的呼聲漸大，精英們就會忽悠更多的人進行抵制。他們會先告訴市長，城市資源的承載能力有限；繼而，他們會告訴市民，看好你們的養老錢、救命錢，外地人大量涌入你損失就大了；最后他們甚至會告訴菜市場的小販，如果你的老鄉們都來了，你的生意就做不成了……　　

　　三，中國改革精英教條僵化，為移植西式民主，禍亂農村。　　

　　西式民主一直是中國改革精英的最愛。但在“人民代表大會”這項基本（不動搖）的制度下，改革精英們采取了迂回戰略，且雙管齊下。一是全面進軍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政協，如今已經完全沒有了代表基層工人、農民的聲音，沒有了普通勞動者的身影，代表、委員們不是高官就是大款，不是大腕就是明星……匯集了各方精英的國家權力機關，“權為誰所用”是不必廢話的。　　

　　精英們推行西式民主的另一個手段是借基層民主的外殼在農村地區推行村官直選。這項民主改革舉措效果如何？請看下面經由媒體披露的部分與農村選舉有關的事件：　　

　　　2008年1月14日凌晨　，山東省東營市墾利縣董集鄉西韓村，新當選村主任的韓國峰一家四口被殺。兇手是西韓村原黨支部書記韓海山。　　

　　　2008年8月25日　，遼寧省北鎮市趙營子村村民李東輝當選村委會主任后，因“有賄選行為”遭到舉報，沒能任職，一怒之下他將舉報人一家5口全部殘忍殺害。　　

　　　2008年10月16日　，河北省邯鄲市叢臺區蘇曹鄉河東村老支書郭成志，因為舉報現任支書經濟犯罪問題，被打成重傷致死。　　

　　　2009年2月12日　，河北省滄州市吳橋縣鐵城鎮南范莊，一戶周姓人家老少4口慘死在同村村民范新順的利斧下（另有一未出生的胎兒），這起兇案與被害人舉報村里選舉不公有關。　　

　　……　　

　　農村選舉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是賄選與家族勢力、黑惡勢力的介入已經到了公開與猖獗的地步了。據不壞在基層工作的朋友透露，那些“順利”換屆的村子，很多都是各方勢力私下秘密交易的結果。一張普通選票的價碼，也由最初的一盒月餅一桶油，發展到現在的千元現金或購物卡了。　　

　　應該說，根據中國農村現狀，在有條件的地區進行民主改革與試驗，這本不錯。但精英們在這個問題上顯然錯了，他們機械地以為，有了第一次農村包圍城市（工農革命）與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農村包圍城市必然可以成為在中國推行任何變革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門。　　

　　但精英們的確錯了。（一），西式民主產生的基礎，是城市化的產物，是隨著人類的聚居伴隨公共事物的增加而產生的。中國即使準備嘗試直選海選，也應該首選公共事物集中的領域，比如國有大企業（這正是改革精英們最怕的），至少也要在城市，而不是農村。事實證明，基層直選后來在城市社區推行，就沒有農村直選那樣鮮血淋淋。什么是民主的基礎和條件？這就是。有些代價我們本可以避免的。（二），目前中國與直選相配套的法律法規是不健全的，現有的法律法規無法保證這種民主形式在農村地區正常進行，而且，在很多地方，上級政府部門也沒有足夠的監督能力。（三），中國有中國的文化背景與歷史傳承。經濟基礎薄弱的地方，公共事物少，人們對“當官”不感興趣；而經濟基礎好的地方，公共事務多，于是家庭、家族以及同學、戰友、朋友等便往往結成利益聯盟，形成各種勢力對公權力進行侵占和掠奪。這造成很多農村亂象叢生。　　

　　這些，都是中國的國情，這些亂象的出現與社會環境、法制環境等有關，與中國人的素質無關。　　

　　    綜上，中國改革精英的突出特征：凡能讓自己風光起來、獲得利益的事，就大力鼓吹，把損失說成交學費，把嚴重后果說成陣痛；凡影響自己利益的事，就裝聾作啞——不管涉及多少人，影響有多大，后果有多嚴重——比如貧富分化現象，至今沒有精英提出消弭措施；比如貪腐現象，至今沒有精英提出遏制方案……但凡不利于自己的事情，精英們都保持著高度默契：這方面的改革，不深化也罷。

不壞不敢斷言精英們賣國誤國，但仔細看看精英們熱心什么，漠視什么，就知道他們是何居心了。　　

　　由這樣的“精英”主導改革，注定了權貴、資本階層越改越亢奮，越活越滋潤；而普通民眾則越改越壓抑，越活越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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