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 《南都》等13家所謂自由主義報紙發表共同社論，談及戶籍制度。表面上看，這些自詡“中產階級代言人”的媒體在為下層百姓請命，實則不然。它們只是行掛羊頭賣狗肉之舉，打庶民政治之牌，醉翁之意在于為自家造勢，以在 3月1日 兩會開幕之際先搶占輿論制高點。民意顯示，戶籍議題是得到過半數支持，但13家共同社論作法只獲得3成認同。
這些偏右媒體人在哥本哈根氣候暖化峰會也來過“共同社論”這一手，乃抄襲西方國家共同社論的前科。“中國特色社論”事后在西方國家獲得好評，中國國內主管部門則從未有此類案例的管理條款，雖然心里不舒服，但如何處置嘩眾取寵的13家報社一下子拿不出好的理由，所以偏右媒體躲過一劫。食髓知味的它們，嘗到了第一次甜頭，就敢于第二次向中央發難。
時過境遷，如今不可同日而語。《南都》等13家媒體終于踢到鐵板。3月2日，“共同社論”及有關評論就在國內網站銷聲匿跡，連《經濟觀察報》的戶籍改革專題網頁也悄然撤下。那些媒體派至“兩會”的采訪團隊也集體“收聲”。對兩會議題未造成波動。
3月9日 ，“共同社論”執筆者張宏（《經濟觀察報》副總編輯）發表公開信《媒體不只是見證者；為什么我們要發表共同社論》，透露自己受到“相應的處罰”。據了解，張宏確已被報社解職。該報其它參與策劃的有關編輯也受到來自中宣部的“嚴重警告”。現在看來，并非什么“有意打壓”，而是那些媒體咎由自取。
眼下，此事有3個相關鏈接值得思考：
1， 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新聞文化處參贊Tom Skipper已對13家“共同社論”媒體人員受處罰表示關切。一般作法，下一步就是出新聞獎學金，讓他到美國進修洗腦，像對長平那樣。
2， “共同社論”出籠不僅是張宏一個人的點子，背后有美國公共外交通過第三方影響大陸自由主義媒體的身影。間接影響中國媒體的擇題走向，是美國長期的戰略部署，例如放風對中國產品的擔憂，實則變相抬高美國產品。
3， 納悶的是，為何中央主管不處罰跳得最高、站得最前面的《南都》之總編、副總編？讓外界再度聯想上峰主管有廣東工作的經歷。《南都》最好別再給老領導制造“窘境”為宜。
戶籍問題，確有改革及再進步的空間，但廣大農民、城鄉中下階層的愿景，不能由那些靠地產商、資本階層、富裕階層的廣告投放，而成長壯大的自由派媒體所代表，老百姓也從未找過那13家報社代筆陳情。前者需要的是更尊嚴地生活、自由流動全中國的前景，后者需要的是更多富裕階層投放廣告收入的“錢景”，并非真正苦民所苦，憂民之憂。戶籍問題，遠不是單單出一篇共同社論，由自由主義者喊幾句口號就可以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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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劍指戶籍，意在攻堅--土地私有化才是南方報系的目的
作者：渡癡禪師
這些年來，南方報系的寶貝兒們越發的婉約動人，高舉“普世”大旗，作出為民請命的撩人姿態，脂粉后面的真面目是越來越隱蔽，“和演別動隊”的政治化妝術是越發的精湛了，寶貝兒們的表演藝術又上了一個臺階。但是，老僧幾乎每次都能從寶貝們臉上露出的一抹紅暈中看出她們想要放什么屁。這并不奇怪，看得多了，自然也就變聰明了。很久以前，南方都市報是我每天必讀的報紙；而在更久以前，南方周末我也是每周必買。所以，老僧幾乎是被南方報系熏成“極左”的。對于如此熟悉的“老朋友”，怎么可能不了解？
戶籍改革本來很正常，但南方報系激動得小臉蛋如此通紅，那背后必然有文章。這是我多年來的思維習慣，說是對南方報系的成見也未嘗不可，不過遺憾的是每次南方報系都沒有逃脫我的“成見”，所以久而久之也就變成了南方報系文章的“正解”。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的遺留產物，初始作用是為合理分配勞動力資源服務的。既然是計劃經濟，工業人口與農業人口之間的比例當然也在計劃之中，這樣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勞動力資源的浪費，不會讓農村優質勞動力跑到城市中去從事修腳、洗頭、按摩等娼盛行業。而當時中國洋字掛頭的“洋釘、洋鐵工業基礎”根本無法容納太多的勞動力，這時候將勞動力分配在農村組織起來進行農業基礎建設，我認為這是很合理的。在一窮二白、沒有工業基礎的情況下發展國家，我認為這是最優的人力資源分配方式。
【在毛澤東時代工業化高漲時期，有很多農民（相當于今天的農民工）通過招工的方式進入工廠、拿到戶籍、定居城市。按照毛澤東時代的戶籍政策，當城市勞動力缺乏時，會從農村招工進城。也就是說，按照毛時代的政策，今天那些常年在城市打工、擁有固定工作的農民工，都應該獲得城市戶籍及相應福利。在毛澤東時代，根本不會出現一個工廠常年使用一個勞動力，而不給這個勞動力解決戶籍、教育、住房、養老等問題的現象。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后的國企和毛時代的而國企已經不是一回事。戶籍政策也和國企一樣，被特色精英們轉了基因。】
當然，后來，“特別是”的“后來”，中國工業成為全球總裝車間，我們對工業人口的需求暴漲，而這時“小崗革命”已經完成了一段時間，從農業基礎建設里面“解放”出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要有一個去處，不然是會出亂子的，現在想來，八十年代初的“嚴打”是有源頭的。當然，既然農村有了很多“剩余”勞動力，那么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也就成了唯一的選項，于是為世界人民做鞋子、褲子就成了中國勞動人民的光輝使命，這也是為“韜光養晦”外交政策配套的內政措施。草原上突然冒出來一大群只吃草的羊和奶牛，這怎能不讓群狼眉花眼笑？狼群開心了，這世界不就和諧了嗎？
那么“戶籍制度”又是怎么變成“弊政”的呢？這得從政府轉變職能說起。“特別是”時代以來，我們的政府努力向“小政府，大服務”方向發展，這個“小”和“大”是很有講究的，“小”不是指政府開支小，不是指公職人員少，而是指各級政府的免費服務變得小小的，而收費服務變得大大的。或者說，“為人民服務”變小，“為人民幣服務”變大。這也許不是機構改革的本意，但卻是機構改革的客觀結果。于是，戶籍制度開始承載它不能承受之重——各種收費項目都以戶籍為依據，開始在各級政府、各個部門的行政管理文件上出現。收費，這就是“戶籍弊政”的根源。假如國家宣布，任何與戶籍有關的項目，都嚴令禁止有關部門進行任何收費管理，任何收費項目，都不許與戶籍掛鉤；那么戶籍的“弊政”恐怕立馬會減少七八成。我們的官員其實是很害怕麻煩的，如果不是有香香甜甜的“人民幣”掛在前面，他們才懶得沖到前面去呢。所以，“戶籍弊政”根源不在“戶籍”，而在騎在戶籍上面的那些掛靠政策。
實際上，南方報系所列的那些弊政，都不是寶貝兒們真正關心的對象，現在戶籍上面還掛著的最后一塊肉，就是土地的集體所有制，這才是和演別動隊們虎視眈眈的目標。在城市里，待遇最差，換種說法是受剝削最深的群體其實就是農民工，但農民工除了討要工資時會激動一下之外，其他時候他們實在是一個很安靜的群體。這些年來大的不和諧事件，很少是以農民工為主體鬧起來的。為什么會這樣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在他們心中，遙遠的地方還有一塊土地是由他們支配的，他們的心是穩的，盡管有各種不滿意，但有根的人是不會過激的，土地就是農民工的根。
實際上對現狀我并不滿意，但只要還舉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那么我就會去維護它。所以，那些為顏色革命制造生力軍的措施，我都會反對。失望歸失望，但不倒葡萄架，更不會與寶貝兒們一同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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