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銀河其實是頌揚毛澤東時代
鐘 聲
拜讀了華巖子同志發在《烏有之鄉》的《評李銀河“為什么不學廉政公署？”》之后，完全贊同之余，覺得仍有一評之必要，即這廝如果是比較熟悉歷史的話，或許其所倡導的學習香港“廉政公署”的體制不僅不是壞事，而且還是頌揚毛澤東時代的大好事。
香港的廉政公署的反腐肅貪體制好不？毫無疑問，像新加坡的反貪污賄賂局體制一樣，其反腐效果確實相當之好，為全世界所公認。然殊不知，不管是新加坡的反貪污賄賂局還是香港的廉政公署的領導體制，即由國家或地區的最高決策者直接管理和指揮的反腐肅貪體制，并不是他們首創，而且恰恰是借鑒了原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成功經驗，不過是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最終丟掉了這個成功經驗罷了。
按理，作為一個較為有名的所謂“文化人”， 李銀河不可能不知道列寧、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人民監察委員會的反腐肅貪體制，特別是革命導師斯大林那視腐如仇，發現后必欲嚴懲的剛毅性格和優良品德；更不可能不知道原中國共產黨的由毛澤東主席直接領導的黨的各級人民監察委員會管理體制，特別是他的“殺了兩大貪（張子善、劉青山），興廉三十年”的偉大功績。所以說，不管李銀河如何說毛澤東時代的清廉是因為“國家太窮”，但她畢竟道出了毛澤東時代清廉的事實，尤其“是最高領導是與腐敗干部沒有利益聯系的”真相！僅憑這一點，李銀河所論就已經是難能可貴了。一個因以經濟建設——錢為中心的改革而得名的“文化人”，其如果不以貧、富來看待腐敗難易才怪呢。這也是她的資產階級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所決定的。
本人所以說“這廝如果是比較熟悉歷史的話”，其實絕無貶損之意。是指李銀河理該懂得華巖子同志所闡述的道理，即“一個政權腐敗與否，跟它的富裕程度沒有任何關系”；“ 建國初，面對腐敗苗頭，毛澤東依靠群眾搞“三反”“五反”，徹底把全國性的貪腐腐敗扼殺在搖籃中。如果現在我們還那么相信群眾，還經常有秩序地發動群眾來監督官員，那樣，官員有天大的膽子都不敢亂貪污腐敗了”以及“歷史上有幾個時期的經濟發展速度趕得上1949-1976年”的史實。因為只有這樣，她才能明白香港和新加坡的反腐肅貪經驗的出處。
當然，李銀河所說的“最高領導與腐敗干部沒有利益聯系”，絕對是毛澤東時代鮮有腐敗現象的關鍵。但關鍵的關鍵還在于，毛澤東時代的由最高領導人直接領導的，不歸同級黨委轄制而隸屬上級管理的各級監察委員會體制，才終于成就了毛澤東時代反腐肅貪的偉大功績和成功經驗。
所以，“文化人”李銀河關注和熱心于反腐敗，值得贊賞，但似應多了解點中國共產黨的反腐肅貪歷史，尤其是成功的真諦，以免造次或令人譏笑和不齒。
附：《評李銀河“為什么不學廉政公署？”》
作者：華巖子 發于：烏有之鄉
毛澤東時代怎么是因為太窮而沒有貪污的？毛澤東時代的1949-1976的經濟水平遠遠超過1919-1949的中國經濟水平（或富裕層度）怎么就沒有像1919-1949那段時間那么腐敗貪污縱橫？！一個政權腐敗與否，跟他的富裕程度是沒有任何關系的！毛澤東時代有有大貪官如張子善劉青山等人，但毛澤東時代為什么廉潔？不是毛澤東時代窮，主要是因為：
1、共產黨建國后，毛澤東對腐敗的態度是“零容忍的”，是出一個就殺一個的。用毛澤東的話叫“誰貪我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貪，就讓人民割我的腦袋！”2、那是的干部群眾關系是經常互動的；3、群眾監督有力：在毛澤東時代，一個大特點是群眾運動，從而增強人民大眾對官員的直接監督力。如建國初，面對腐敗貪污苗頭，毛澤東馬上依靠群眾搞“三反”“五反”，才又徹底把全國性的貪腐腐敗扼殺在搖籃中。可以預見，如果現在我們還那么相信群眾，還經常有秩序地發動群眾來監督官員，那樣，官員有天大的膽子都不敢亂貪污腐敗了！
——李銀河，你是學歷史的，你要對比一下中國各個時期，看看歷史上有幾個時期的經濟發展速度趕得上1949-1976年！看看有幾個時期經濟的富裕程度超過了毛澤東時代而又有毛澤東時代那么清廉！一個政權的官員的腐敗貪污程度與經濟發展和富裕程度沒有任何相關性！想想國民黨政權官員，在全國民不聊生的時候，其貪污腐敗程度毫不亞于國民黨政府的經濟繁榮期。
——你和王小波，曾是我喜愛的“文化人”，但通讀你的博客，你的為人為學很令我不屑！你的反毛思想是可恥的——毛澤東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為人民大眾利益（特別是翻身的平民大眾）和民族利益無私奉獻一切的領導人，你的反毛言論沒有一個是有權威的證據資料的，你再對毛澤東及其時代如此污蔑，你必將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附：為什么不學廉政公署？（李銀河）
讀到陳輝的《透視廉政公署》一文，心中豁然開朗。現在腐敗有難以遏止之勢，在有些地方，不想搞腐敗的干部已經成為另類，成為腐敗干部的眼中釘、肉中刺，難以生存。中央三令五申，問題解決不了，以至引起人們對現行體制能否靠自身力量解決腐敗問題的懷疑。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一個成功的經驗，或可為我們的反腐提供借鑒。
20世紀中葉以來，香港的腐敗程度與我們現在相仿，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尤其是警務人員，腐敗得一塌糊涂。自1974年成立直屬總督的廉政公署后，只用了4年時間，到1978年，廉政公署共破獲23個貪污集團，其中18個屬于警方，香港凡10名以上公務員聯手貪污之集團已全部粉碎。有關政府人員的貪污舉報比例逐年下降，由1974年的九成減至只占整體舉報的三成，香港公務員隊伍以廉潔和效率著稱于世，在“透明國際”2003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中，香港位居亞洲第二，僅次于新加坡。
干得這么漂亮，干成這么大的事，成本很高嗎？并不。廉政公署在2002年底在職總人數才1308人。主要的經驗就是：它直屬最高領導人，完全獨立偵察辦案。在它之外，有一個由社會各界賢達40人組成的4個獨立委員會，負責監察廉政公署的工作。在人口700萬的香港，就這么1000多人就把問題解決了。照這個比例，我們只要在每個省和大中城市成立一個直屬最高領導人的廉政公署，就解決問題了。
腐敗問題按說應當不難解決，主要原因是最高領導是與腐敗干部沒有利益聯系的，是有解決腐敗問題的主觀意愿的，只要措施得當，堅持數年，腐敗集團和干部一定可以被掃清。毛澤東時代非常清廉，有個客觀原因，那時壞人想貪都沒有錢可貪，國家太窮，根本沒錢，現在有錢了，貪污的動機和勢頭比那時強勁得多。但是只要像香港那樣有決心，有得力措施，咱們老百姓對我國清廉指數的提高是可以寄予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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