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走到今天,轉眼間已經趟過了六十個春秋,如果把60年前誕辰的中國比作爺爺,按人類正常的生長繁殖,那今天的中國應該算到了孫子輩,也就是說我們已經進入了孫子時代。六十年的時空跨度,作為爺孫而言,我想除了孫子身上流淌的應該還是爺爺那份不變的血和可遺傳的基因外,更多應該是孫子體格的日漸強壯,工作能力和保家衛國能力的提升,思想意識領域的拓展,道德修養的加深,對人類進步事業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這才叫“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才叫”一代強過一代“,否則就是一種倒退或退化。為了表明自己較爺爺輩進步了或進化了,孫子們總是這樣來回答問題的。
假如有人問某家的孫子:“你和你爺爺比,哪些方面有勝過爺爺之處?”孫子說:“爺爺老了,體格不如我壯,走路不如我快,皮膚不如我有彈性,爺爺沒吃過我這多肯德基,他沒去過美國旅游,見的世面不如我多,爺爺的發型沒有我時尚,他沒穿過牛仔服,僅此而已。。。”聽完孫子們這樣的回答后,你是什么感覺呢?我感覺這孩子一定是腦袋給驢踢過,留下后遺癥了吧。然而,這種孫子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里,卻比比皆是,看看他們是怎樣拿今天社會來和毛澤東時代比對的吧。
大凡這類孫子,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幾近都是急功近利、貪圖享受、鼠目寸光型和孫賣爺田不知疼者,瞧我們的精英和政客們,領著一幫孩子,他們是這樣來比劃今昔的,那時候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今天被稱作‘貧窮’;那時候講政治思想,在今天被說成“折騰”;那時候提倡公有制、集體化,在今天被扣帽“大鍋飯,養懶漢;那時候提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今天被視為“埋沒人才”;那時候對待國際事務堅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今天被定為“對抗外交”;那時候反帝、反封建,批判官僚資本主義,在今天看來是“阻礙經濟發展”。總之毛澤東時代都是錯的,都要引以為教訓。
他們的理由很簡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反過來就是“富裕”就叫‘社會主義’了,在他們看來,人一生下來就要會走路,否則就不是人。社會主義天生就是富的,不要經過艱苦奮斗與創造。講政治思想,只能是影響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進而影響生產力發展,只有不講政治,充分挖掘和釋放人類的野性和私心,才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集體主義只能導致大鍋飯,養懶漢,南街村的成功集體主義模式,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他們并沒有看好,看好的是一盤散沙的小崗村和它那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的包產到戶模式,因為那里有他們迷信的市場經濟的魔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促進了城市與鄉村的文化發展他們沒看到,在他們看來,農村天生應該只是農民生活的地方,所以總愛為當年的知青“懷才不遇”喊冤叫苦,皇帝不急太監急。如今城里每年幾百萬大學生,畢業后無地安置,無奈只好以金錢來刺激大學生赴農村或支邊,在他們看來,這不叫“折騰”,這叫“降低要求,放低姿態”,雖然是盲目擴招導致的‘狗急跳墻’。在國際事務中,你說“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那叫不懂“和稀泥”,要象他們一樣,別人都打到你家門口了,手指到你鼻尖上了,你最好退一步,好‘海闊天空’。為此,整日弄幾句“表示嚴重關注”,但求‘共同開發’以解決爭端,賣了老祖上的地,還叫“雙贏”。哪有什么帝國主義?哪來什么資本主義?都是經濟戰略合作伙伴,你批它干嘛?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就是要“引狼入室,放虎歸山”么,回歸叢林時代。總之,處處都是他們有道理。
至于全社會道德倫喪,黃賭毒盛行于世,腐敗遍及全社會,社會嚴重失公失正,這一些他們也極其簡單地作了‘高度’概括,即“社會轉型期的必然產物”,高明就高明在這里,在這一點上,他們深知不便與毛澤東時代比,故每每“顧左右而言它”,回而避之。
這就是共和國的“孝子賢孫”,他們一方面承認身上還流著爺爺輩的血,一方面卻干著反祖倒算、出賣和詆毀列祖列宗的勾當,他們怪祖輩沒給他們留下可供他們‘花天酒地、吃里扒外、為所欲為’的太多財產,然而他們卻很懂得騎在爺爺的肩上才顯高大,有時還要拉屎撒尿,以示比爺爺開化。這幫無義不孝的龜孫,爺爺的艱苦創業精神不去比,爺爺的高尚道德情操不去比,爺爺的骨氣加硬氣不去比,爺爺團結互助的時代風氣景象、見義勇為的良好正氣不去比,我就不明白了,這幫不孝子孫,怎么就不早點給老天收走,留他們到今天來現世?天打雷劈的一個個,不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