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是我過去敬重的一位學者，當年書商賀雄飛推出黑馬文叢時，他的學說開始流布，與秦暉、朱學勤、余杰等人的學說風靡一時。不過看他12月11日《南方周末》上看到他分析的近三十年的思想流變，并沒有逃出李澤厚多年來的分析。不過他的這篇文章有幾點值得提一下：　　

其一，“葉劍英、胡耀邦、李維漢、鄧小平等領導人從左傾思想的長期統治和“文革”的慘痛教訓中得出結論：應當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流毒。”這是正確的判斷，是繼續文革批判的主題。但切入點抓取對毛的信仰批判，并主要借用西學，成為繼胡適以來的第二次全盤西化，那就有了偏差。那個時期，李澤厚最終以整合者身份出現，提出美學，企圖給出一種新的信仰取向。但至多是在學者中間呼應較多。民間則主要以氣功熱推動波及全國，以政府清理法輪功結束了民間氣功兼及本土民間信仰。當年，多位領導們聯合起來要反的問題，除了批倒毛之外，對專制主義觸動很小，尤其經過88+1之后，反而更強化了自己當年要反的東西！而與此同時，揭露經濟改革的問題，出現影響深遠的論著，其代表就是1990年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對經濟改革道路提出很大否定認識。政治家為了堅持政治的正確，才有了小平92年南巡。此后，在缺失信仰的情況下，利益主宰了官場及民間，金錢拜物教全面拓展到各個領域，各地以改革的名義，培養一批正當或不正當的富豪，貧富差距拉大了。病癥到今天開始發作。　　

其二，關于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爭議，是在雙方急功近利的相互批駁中，彼此強化自己的觀點。右派堅持繼續改革并且要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左派則繼承何清漣的步伐，繼續批判各種出現的現代化陷阱。彼此誰也說服不了誰。右以支持改革而享有官方的話語權，左派則更多被社會邊緣化及民間化，他們更多期待民間的覺醒。但二者都沒有給出信仰的路徑，依然爭吵在利益領域，這注定是一場沒有結局的互罵。該悶頭發財的繼續發財，該怨恨的繼續怨恨，積聚著社會問題的對抗能量。　　

其三，關于文化熱、民族主義、國學熱，其實一脈相承的傳統文化熱。只是深淺程度推進而已。文化熱現象，繼承了八十年代的理論學風，沒有改變理論空幻化的性質，不過在此熱潮中推出了兩個人物陳寅恪、顧準，這是一個很大成果。尤其是陳寅恪，他既有其毛時代的獨立自由的學者立場，又有身后的廣博的東西文化背景，尤其陸健東的《陳寅恪最后二十年》，在學界影響深遠。但并沒有影響官方的決策。這樣就出現足以影響政府決策的《中國人可以說不》，但以民族主義情緒掩蓋了深度說理，沒有繼承文化熱的成果。尤其原文化部長王蒙居然說： “所以我不明白，一個未曾擁有過的東西（人文精神，其實就是傳統大道），怎么可能失落呢？”“如果現在是‘失落’了，那么請問在失落之前，我們的人文精神處于什么態勢呢？如日中天么？引領風騷么？成為傳統或者‘主流’么？盛極而衰么？”這錯失了傳統大道早日復蘇機會。直到2003年長沙舉行“全國兒童經典誦讀經驗交流會”及發表《甲申文化宣言》，再次掀起國學熱，但2004年又被命名為“文化保守主義年”；此后，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人大校長為此發表的講話，猛烈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又走上另一個極端。糾纏于國學與五四新文化矛盾之間，卻沒有發掘出二者統一的一面。自然應者寥寥。雖然有人提出政治儒學，“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導原則來轉化中國的政治現實，在中國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國自己文化傳統的基礎上”。但這又與執政黨的信仰序列根本無法合拍，也注定了政治儒學需要揚棄。　　

其四，最近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西岳論壇的關于中國二十世紀弘道代表的爭議，采取了既繼承古代傳統及五四以來的傳統，注重將其整合更新，擬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改造傳統信仰，這與毛澤東在文革時期號召紅衛兵，也是讓奴隸覺醒的“造反有理”的理念吻合。采取這樣的做法，無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好，揚棄傳統儒學政治也好，肅清專制主義也好，與各國超越信仰打通也好，現行執政黨都具有了可操作性。　　

徐友漁的文章進一步堅定了我個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造反有理”作為中華民族信仰改造復興的主軸的無可替代的理念。至少走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此出路之外還有哪些路徑可行。　　

回首中國思想界30年分化與流變，其實就是失去百年前的古代傳統信仰、失去三十年前對毛澤東信仰后，在不斷找尋新的信仰路上啊！　　

   整合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大道及以毛澤東、陳寅恪、王國維、魯迅為代表新時期走過的路，才是我們的真正出路！(分析參見烏有之鄉中華文化欄目：《重新評價毛澤東是政治家整治人心的關鍵》)　　

擺在我們面前的系列問題：　　

如何有效整治時下的人心？　　

如何有效解決官場腐敗？　　

如何讓奴性思維徹底改變？　　

如何應對文化入侵？　　

如何擺脫經濟的危局？　　

如何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擺脫困境？　　

上述問題可歸結兩點：

如何解決心靈與欲望的關系問題？　　

如何堅持“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或“造反有理”新時代憲章？　　

這兩個問題又可歸結為一點就是：如何讓奴隸覺醒并站立起來？　　

附件：　　

中國思想界30年分化與流變:格局已不落傳統窠臼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11日　10:49   南方新聞網 　　

當代“國學熱”的第二波發端于2003年前后。圖為重慶江北區的孩子們表演國學經典誦讀。　　

　　作者: 徐友漁 　　

　　30年來，中國的社會轉型急劇而深刻，反映各種問題、利益、矛盾和訴求的社會思想相當豐富。總的說來爭論不在體制內而在民間，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經不落傳統意識形態窠臼

　　思想起點和1980年代的“文化熱”　　

　　中國的改革開放需要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背景是中國人民剛從“文化大革命”的桎梏中解脫出來。“文革”大搞現代個人迷信，法制蕩然無存，制造了數不盡的冤假錯案，對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使國民經濟瀕臨破產邊緣，痛定思痛，中國人從最高領導到廣大百姓，都決心徹底告別“文革”。

　　“文革”錯在哪里，什么原因造成了“文革”的大破壞和大悲劇？按原來的觀念，答案要從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和所謂“資本主義復辟”中去尋找，若是這樣，中國只能走老路。葉劍英、胡耀邦、李維漢、鄧小平等領導人從左傾思想的長期統治和“文革”的慘痛教訓中得出結論：應當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流毒。這種認識得到了知識界的共鳴和廣大群眾的支持，成為全民的共識。

　　思想解放的道路是長期、曲折的。克服封建專制思想影響、注意防“左”的方針并未貫穿始終，“反資產階級復辟”的聲浪不時興起。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文化建設，直接或間接地圍繞反封建專制思想殘余這個目標，以提倡啟蒙和新知識、面向世界為基調展開。

　　在1980年代“文化熱”中涌現了許多民間性的思想學術團體，其中影響較大、有一定代表性的有：一、中國文化書院，以復興國學為己任；二、圍繞《新啟蒙》雜志的理論家，力圖恢復馬克思主義的人性和人道主義原貌；三、以自然科學研究者為核心的《走向未來》編委會，大力弘揚科學精神與方法，努力結合最新科學成果構建新的歷史觀和世界觀；四、以北大和社科院的青年學者為主體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引介和闡釋當代西方人文思潮；五、《二十世紀文庫》等編委會，大量翻譯出版西方社會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歷史學、文化學等方面的書籍。

　　1980年代“文化熱”對各種“主義”興趣濃厚，對精神和文化的偏愛大大超過對制度安排的探索，人們追求深刻性、基礎性、系統性，而較少表現出對現實性、直接性的焦慮，那時的顯學是美學。這可以理解，剛從“文革”的非人狀況下解脫出來，急需弄清楚的是人何以為人，何以安身立命等終極關懷的大問題。

　　社會轉型和思想轉型

　　在1980年代末的風波之后，改革開放一時面臨風云突變的形勢。是鄧小平的南方講話，強行終止了復舊的勢頭，改革開放重新獲得動力，以一發不可收之勢滾滾前進。

　　如果說改革的第一次啟動是以理想和歷史責任等等為感召的話，那么這第二次的動力源是利益。改革已成不可逆轉之勢，但改革的理想光輝和道義感召力大為消退，特殊利益集團羽翼豐滿，社會不公正日漸明顯，問“要不要改革”已經沒有意義，重要的是“要什么樣的改革”。貧富差距日漸加大，醫療、教育、住房、生產安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問題成堆，人們每天面臨的、談論的、爭論的都是“問題”，這和1980年代大談“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如果說1980年代的代表作是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和《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那么1990年代的代表作是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以及孫立平關于社會階層分化的若干著作。

　　如果說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主流是肯定和追求現代化，那么1990年代喧囂一時的則是后現代主義，它早在1980年代就登陸中國，但此時才有合適的氣候急劇膨脹。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倡、1980年代“文化熱”又重新拾起的啟蒙、科學、民主、理性等價值被批判和否定，意義、規則被消解，前衛的青年學人不顧中國基本上處于前現代狀況的國情，硬要跳過現代，與西方的最新潮流接軌。幸好，這種思潮只時髦了一陣。

　　如果說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基調是激進的(以及理想主義的、革命的)，那么1990年代則有一種批判性反思。有人開始檢討大破大立、天翻地覆的革命的破壞性，欲速則不達的后果，保守、尊重傳統等以前被視為負面的價值得到肯定。有人喊出了“告別革命”的口號，有人建議革命黨應不失時機地轉變為執政黨。爭論沒有結果，但反思肯定有好處。

　　人文精神的失落引起一場大討論，有人認為失落的原因是市場化導致的商品大潮、大眾消費文化和低俗化；還有人避實就虛、舍近求遠地主張人文精神失落始于明末清初。王蒙反對把人文精神的失落歸咎于市場經濟，認為在中國的近現代，人文精神從來沒有被承認，更沒有大力實行，“所以我不明白，一個未曾擁有過的東西，怎么可能失落呢？”“如果現在是‘失落’了，那么請問在失落之前，我們的人文精神處于什么態勢呢？如日中天么？引領風騷么？成為傳統或者‘主流’么？盛極而衰么？”可惜，后來者幾乎一致以為，那場討論已有定論：人文精神失落于市場經濟。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

　　社會轉型期新的問題、困境、誘惑以及壓力，使得在1980年代具有共識的知識分子，立場、觀點發生分化，產生對立和爭論。

　　一些人被稱為“新左派”是因為，一，他們的思想理論資源完全來自當代西方新左派，如薩米爾·阿明、沃勒斯坦、貢德·弗蘭克、愛德華·薩依德和喬姆斯基等，有人的文章和言論常常發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們和中國老左派一樣，只反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反專制主義；三、與老左派一樣，他們肯定毛澤東的左傾做法，如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號稱要繼承這筆“社會主義遺產”。

　　另一方面，被稱為自由主義派的人偏重于援用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洛克、孟德斯鳩和亞當·斯密的學說，其基本主張簡單說來有：一、市場經濟，自由、公正的競爭；二、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比如言論自由和財產權；三、憲政與法治，政府權力應該受到監督與制衡。

　　雙方在今日中國幾乎每一個重大的政治、社會、文化問題上都有不同看法，特別是在“社會弊病、社會不公正產生的根本原因”上。

　　新左派認為問題出在市場經濟本身，從而要對其批判和抵制；另一派認為原因在于市場沒有擺脫舊權力體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規范，因此出路在于規范和完善市場經濟。

　　與此相關的是對于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態度。自由主義者的基本立場是，中國應該以積極的、正面的態度來迎接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而新左派認為這樣會把中國納入不公正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他們中有人說，第三世界國家在目前歷史條件下的發展只能是一種不平等的發展，甚至是自殺性的發展，第三世界國家現在的惟一任務，就是開展全球范圍內的反資本主義斗爭，等有了一種新的、公平的經濟體系之后再參與全球化。

　　關于中國國情，新左派有人斷言，中國現在已經是資本主義或市場社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中國的問題已經同時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問題，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另一方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性質。

　　兩派的標簽都來自西方，面對的卻是中國的現實問題。市場經濟肯定不是單單具有正面或負面一種作用，關鍵是有沒有比市場經濟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法？貪污、腐敗的主要根源在哪里？

　　長期戰斗在反腐第一線的湖南前紀委書記楊敏之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說：“我國目前嚴重存在的腐敗現象是依附在舊的體制上的，如果說十年艱辛的話，苦就苦在舊體制的困擾。反腐敗實質上就是和舊體制、舊機制的反復較量……總的來說，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存在的體制問題，還要靠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

　　民族主義的崛起

　　從1990年代起，隨著一些重大國際事件和國際沖突的發生，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時有高漲，有時達到狂熱程度。

　　民族主義在1990年代初乘虛而入，是因為1980年代末國內巨大事變和緊接著的蘇聯東歐巨變，使得有些人感到出現了信仰真空，意識形態上有求助于民族主義的需要。有人主張，“特別應當把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應當著重向全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國家公務人員灌輸以國家民族利益作為崇高精神本體的愛國主義政治意識形態。”

　　一位學者在題為《民族主義與中國轉型時期的意識形態》的文章中提出，中國當代的現代化可以啟用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凝聚力與整合的資源。原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的實績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之一，但還不夠，還不具有民族傳統那么豐富的歷史和文化資源。

　　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代表了民族主義情感中狂熱和非理性的一面，此書把愛國等同于反美，其立論基礎是：美國人不但邪惡，而且愚蠢。作者說，大多數中國高中學生對美國歷史文化知識的了解都比美國大學生還要多得多，美國青年一代墮落的跡象，在吸毒、性愛和電子游戲機背后，已經顯現出被人類文明拋棄的端倪。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的思路相同，其中說：“中國在過去許多年中，一直力圖做一個‘好孩子’，這使得美國這樣只懂得力量的國家忘記了中國的實力。”作者建議中國也要做“壞孩子”，不要怕影響國際形象。作者擔心的只是“現在的中國人已經失去了做‘壞孩子’的陽剛之氣，這種社會風氣之中的頹廢之風亟需扭轉”。

　　民族主義的崛起促使一些學者以理性的態度來研究它的作用，有人指出，民族主義具有兩面性，在現代中國起的作用是負面多于正面，第一，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民主思想；第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同時，又和排外主義相聯系；第三，它常常導致認同對象的錯置：它用文化主義代替政治原則，使保衛國家落腳于保衛傳統文化……還有學者大力提倡一種基于理性、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文化民族主義和“國學熱”

　　當代“國學熱”的第一波在1993年發端于北京大學，但受到以正統自居的人士從政治方面發動的大批判，被指責為企圖取代馬克思主義，因此倉皇消褪、無疾而終。第二波復發于10年之后，2003年夏天，在湖南長沙舉行了“全國兒童經典誦讀經驗交流會”，據說當時已有500萬個家庭，60多個城市的少年兒童加入到誦讀儒家經典的行列；由于“讀經”口號的出現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發表，2004年被命名為“文化保守主義年”；接下來，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人大校長為此發表的講話猛烈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引發爭論；此后，關于祭孔，關于是否應該立孔教為國教等等，也有很大的爭論。

　　弘揚儒學的思潮明顯包含兩種傾向，一種提倡文化儒學，是對半個世紀把儒學完全當成封建主義糟粕加以否定、批判的撥亂反正，主張有選擇地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使其在現代生活中發揮一定的維持日常人倫的作用，這是合理和應該的。我們對于傳統文化欠債甚多，補課的工作需要大力進行。

　　另一種是鼓吹政治儒學，“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導原則來轉化中國的政治現實，在中國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國自己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這種觀點反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人一票選舉的現代民主政治，堅持區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以及圣人天生教誨百姓，普通人無權運用理性辨析的蒙昧主義。這種荒謬的主張只會給繼承和弘揚傳統思想文化幫倒忙。

　　中國的下一步發展還需要思想解放，30年思想文化的發展變化是從一元走向多元的歷程，對立和爭論帶給我們的是豐富與創新。(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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