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最近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出臺了土地流轉方面的政策，以及2020年全國可以達到全民奔小康的福音。仔細看來，確實是有諸多贊賞稱道之處，尤其是高層也找到、知道了優農惠農政策實施的障礙、保障和底線，因此，能否確保，或守住“三不”紅線(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事關重大。
郎中開出了一副好方子，下面的問題就要看跑堂的和藥鋪掌柜了。跑堂的不立即而是拖延抓藥時間，你也是干著急；或者跑堂的不去正規藥鋪而是去信譽差的藥鋪，你也是沒奈何。世上的事，你總不能事無巨細，都去親歷親為、面面俱到吧？掌柜的再給你點玩小動作，什么假冒偽劣、扣斤少兩，那你的一副菩薩濟世心腸就會變味，到頭來，百姓還是要罵娘。
這些不是沒有可能，中國的很多事都是讓歪嘴和尚把好經念壞的；政府三令五申的法律法規、設置的紅線，偏偏總是有人敢闖；上面的政策下不來，一出中南海就走樣（有時，只怕連中南海的門都出不了）；下面的民意上不去。所以，什么令行禁止、政通人和就成了鏡中月水中花。這方面例子就順手舉一些吧：
企業改制的鏡子?，F在中國只剩農村土地一快蛋糕，搞土地流轉，一旦守不住底線，就跟當初企業改制工人失業統統下崗下課差不多，農民便會流離失所。
林業三定的鏡子。近幾年推行林業三定改革，一些地方農民的山產幾乎都被林業系統上下有級別的和社會上有關系的人買去了，土地流轉一旦守不住底線，其結局就已看到。
《勞動合同法》的鏡子。有人說勞動合同法，維護的還是老板們的利益，雖然明確要企業或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簽合同，勞動者也知道此規定，可有人敢找老板去簽嗎？你去，老板一句話把你封著：你走人得了。《勞動合同法》豈不就是個擺設么？有人說農民要富了，賣土地有錢了，我說他們雖然買賣有協議合同，那有什么用，到時候發生糾紛，你能跟他們打官司嗎？你敢嗎？你有錢嗎？有后臺嗎？你耗得起嗎？
《公務員法》的鏡子。他們有條條框框對付你，他們嘴大，有他們說的沒你說的，有他們的活路沒你的活路。一旦起了糾紛或群體事件，他們的專政機器開動著對付你，這個時候他們把法搬出來跟你對號入座，眼下的《公務員法》便是如此，你找單位要權益，沒有，國家困難單位困難，你要跟他過不去，他就拿處罰條款比照你執行。
舉報上訪勞民傷財的鏡子。你舉報你上訪？平民百姓即使勝算有法有理有據有合同，有紅頭文件，都是假的，不然為什么有“弱勢群體”一說哩？此種國情國況國像，你一介平民有多少錢虧不了呀？
還有工會組織。前不久，全國總工會開了大會，王兆國當選了全總主席。這么多年來，下面的工會似乎消亡，沒有開展什么實質性的為工人維權方面工作。新時期新情況新變化，自打企業改制，工人下崗再就業后，工人們已不再是國家的主人，已經淪為替企業主、資本家的打工者。他們的很多權益計劃被剝奪干凈，盡管國家一再要求或重申——加班另付平時工資的幾倍，不能使用童工等，但都是形同虛設，根本被人家置若罔聞、他行他素，如用人單位將上班時間提前、下班時間后延，工資待遇不變；晚上加班，周末節假日加班，沒的加班工資事小，你平時請休一天假另外還得扣工資，人家只能劃算不能吃虧——這些做法，有誰去替他們申訴或維權？工人們合法權益被損害、侵犯、剝奪，而無處投訴告狀，更不能上街請愿或罷工，這不是眼睜睜地看著工人們往死路、絕路上走嗎？此種情形下，若起糾紛、抗議、群體事件、揭竿而起之類風潮，人們不去支持同情他們，難道還會去支持同情強權強勢者么？
……
開頭說到藥方與抓藥配藥，這土地流轉政策也是差不多情形。買賣或轉讓后，不能將土地用作他圖——用什么保證。現在的地方政府譜子大了去，很少買帳，多年來的土地政策限制與管理起作用了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政府根本不尿你那一壺，連精簡機構裁員，中央財政都須實行補貼來哄著下面辦事，那么多地方政府或官員違規操作土地開發，就什么都清楚了。地方政府是不能搞封建割據的苦，否則早動手了，對國家和中央而言他們是尾大不掉、腰大氣粗了。
因此講，中國的事情關鍵在執行，關鍵在保障，關鍵在誰觸及到紅線，即使是天王老子，也要讓其下課滾蛋。而做到這些，我認為沒有什么好辦法，還是眾多有識之士所說：一是制度制定科學，二是官員以身作則，三是擋道者萬劫不復。否則，說一千道一萬都是假、大、空；否則，國家就會走入歧途而無可救藥。何況眼下農村土地改革到了突破瓶頸之時，何以見得？今年以來，我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天災人禍：我們曾引以自豪的三大關系——黨群關系、干群關系、軍民關系，已三分去其二，還有一分也危在旦夕；我們曾經一雷天下響、令行禁止的號召力，也已蕩然無從；政府和一些部門（如宣傳口的新聞、廣播、記者、網站、媒體；政法口的公、檢、法、司）的公信力更是所剩無幾；我們守土失責、統一未就……但好在農村這一大塊尚能穩定人心，尚未引發多大的危機，換言之，與其他幾塊改革（如企業、教育、衛生、住房）比較而言也只剩這么一塊還算過得去的蛋糕。這就需要我們慎之又慎，若能守住“三不”紅線，就有了翻盤的機會，在此基礎上就會重樹國家形象，重拾政府在全國人民心中的公信力——我們的政府是說話算數言而有信的，是為95%以上人民群眾服務的！如此一來，政府在人民群眾面前就有威信，說話便有人聽，辦事也就有人跟，成為受人民群眾擁護擁戴的好政府。
當然，要守住“三不”紅線，改變黨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邋遢形象，還須注意把握政策執行中的一些細節、點面問題，比如山區與平原之冷熱差別，小崗村與南街村等的典型樹立。
山區與平原之冷熱差別。土地流轉在平原地區是熱門話題，是熱；在山區、丘陵地區則不是那么熱，那就是冷。任何政策出臺都不能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就像計劃生育政策在不同民族間的不同樣。山區田地特征是梯田多，大一塊小一塊，農村人講，那是“斗笠一丘，蓑衣一塊”，不適宜機械化操作，費時費工費物。一些農民種它，僅僅是想收點口糧糊個嘴巴；不種它，是算經濟帳得不償失，才給以拋荒出外打工。這些地區即使有少部分稍微平坦點的畈田，那也大多是在村莊附近或馬路兩邊，找眼前趨勢，那些田地似乎都在地方官員新農村建設規劃之中，不久都將會冒出一排排嶄新的房屋。有個數字我沒有，那就是這種地方在全國占多少比例？制定政策時對這一塊是如何謀篇布局的？
小崗村與南街村等的典型樹立。盡管主流不主張不宣傳南街村、華西村、大寨村等典型，但考慮大寨與小崗村有著某種關聯，我便想用宋連生所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農業學大寨始末》一書中部分話語對典型加以闡述。
1981年初，中共山西省委向黨中央作出關于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中共中央批發了山西省委的這個檢查報告，并作了重要批語。其批語強調指出，表揚先進人物和先進典型，一向是我們黨推進各項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地把任何先進典型都看作是群眾集體智慧和辛勤勞動的產物。歷史已經證明，人為地樹立先進典型，最終沒有不失敗的。先進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樣，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對先進典型我們要從政治上、思想上給予正確指導，但是當它們的主觀和客觀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時候，就不應當人為地去“?！?，更不允許濫用職權，動用國家財力、人力去支撐所謂“先進典型”的門面，甚至弄虛作假，欺騙上級，欺騙輿論。那種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宣傳和介紹先進典型，一定要說真話，不要說假話。那種只讓人看幾個事先安排好的點，甚至夸大先進一面，隱瞞落后一面的做法是很錯誤的。這類誤人害己的事，已經很多，今后務必要引為鑒戒。我國農村地域遼闊，各地自然條件、生產情況和耕作習慣千差萬別，農村經濟水平也很不相同。各個地區，各個方面的工作都要發現、培養各種各樣的先進典型。在推廣先進經驗的時候，必須分析它是在什么情況下產生的，適合于哪些條件，哪些是帶有普遍性的東西，哪些是不帶普遍性的具體做法，絕對不能生搬硬套，強迫命令，重犯過去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錯誤，不分東南西北，不分自然條件和耕作習慣，用大寨這樣一個典型的經驗硬性指導農村所有地區和不同行業的各項工作。
大家對照一下小崗村與南街村等就知道，對小崗村的扶持是種什么樣的扶持？30多年過去起色和變化又在哪？一度被遺棄遺忘的南街村等典型，得到過多少或來自何處的扶持？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他們近況誰又能比？就說大寨吧，周恩來在報告中說：“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這個大隊，原來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綜合運用‘八字憲法’，高速度地發展了農業生產。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建設，把過去的4700塊土地連成了2900塊，并且都建成為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農田。他們的糧食畝產產量，1952年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雖然遭到很大的水災，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隊進行了這么多的農業建設，農業生產發展這樣快，完全是依靠集體力量，他們正確處理了集體和國家的關系，他們只向國家借過一次錢，第二年就歸還了。從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這個大隊在逐步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總共交售了1758000斤糧食，每戶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p>
說大寨曾是農業戰線上的先進典型，那是因為大寨精神的精髓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歷時15年的農業學大寨運動早已塵埃落定。但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沒有丟失。改革開放后的十年間，大寨曾一度沉寂落后，當時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335元，大寨人深切感受到貧窮落后的滋味。在經歷了“窮則思變”的思想變革后，大寨邁出了“二次創業”的堅實步伐。并結合自己的實際，精心打造大寨品牌，使大寨從政治品牌轉向經濟品牌。
大寨村辦的8大集體企業，9大系列產品均冠以“大寨”牌。如“大寨”牌系列酒，大寨核桃露，大寨醋，大寨小雜糧，大寨羊毛衫，大寨襯衣，大寨水泥，大寨鋁塑等。讓世人重新認識大寨。郭鳳蓮還專門請來北京著名專業設計公司的設計師為大寨的品牌、發展進行策劃，并將大寨品牌在國家工商局進行了注冊。
如今大寨因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突出成就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從1996年到2000年5年間，大寨村累計上交國家各種稅收1280余萬元，戶均8萬元，人均每年納稅5000元，成為昔陽縣421個行政村的“納稅第一村”。2001年1至8月，全村實現稅收285萬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長48萬元，同比增長25．8%。依靠“名地”開發特色旅游，是大寨人精心打造大寨品牌的一個重要方面。大寨人富了之后，很快將目光瞄準了生態旅游開發上，先后投資1000多萬元綠化了虎頭山，綠化面積達1300畝，森林覆蓋率達70%。
如今的虎頭山萬木蔥郁，大寨人在虎頭山上建起了森林公園，原來修建的梯田也有不少退耕還林。他們還在山上修建了大寨紀念館、陳永貴墓、郭沫若詩魂碑等歷史人文景觀，每天都有許多人來此憑吊歷史遺跡，接受傳統教育，或旅游觀光度假。大寨優美的自然環境和濃厚的歷史文化傳統，使大寨對于四面八方的來賓有了一種無形的，同時也是巨大的吸引力。近年來，到大寨來旅游、觀光的人越來越多。每年30萬游客給大寨帶來600萬元的毛收入。據統計，2001年來大寨的游客日均1500余人，1至7月份，旅游綜合收入達380萬元。旅游已成為大寨的支柱性產業，而且旅游還帶動了賓館、飯店和旅游紀念品等一系列相關行業。如今，農業收入在大寨的經濟收入中已居末位，全村508口人、100余戶農民，現在已沒有單一從事種植、養殖的“純農戶”，80%以上的農民實現了向二、三產業的轉移。2001年，大寨人均純收入超過4000元。
中國古話講，“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是金子遲早都會發光”。而我們眾星捧月的小崗村呢？他的典型除了窮則思變敢想敢干外，還有什么？敢想敢干之后呢，一盤散沙，缺少素質與精氣神，說是扶不起的阿斗不會委屈他。
總之，出臺政策既要考慮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農業大國，地理復雜，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的情形，又要有強有力的保障措施。如果做到了這兩點，那么一切就都會扭轉過來、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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