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中國確實到了一個關鍵時期，文學應該有所作為。寫文革其實就是寫當下，因為當下的很多思想爭論都和文革史、甚至革命史有關。能不能科學地認識歷史，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不但關系到中國走什么道路，甚至已經關系到政權的合法性和中國的主權獨立了。所以，要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在中國，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早年真誠地投身革命，或者被潮流裹脅到革命隊伍里來，他們對革命是擁護的，也確實從革命的成功中找到了個人的位置。但其中大多數人對革命的理解是偏狹的，革別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很難。文革中受了沖擊受了委屈，不得了了，一輩子耿耿于懷……

《鋼的琴》是關于一個父親，一個善良的、充滿慈愛的父親，絕望地試圖在金錢面前挽留女兒的故事。小元說：“誰給我買鋼琴我跟誰”，淑嫻說：“真是她媽生的。”這是一個極端殘忍的邏輯，但是這跟親情的選擇無關，親情的邏輯已經被金錢、資本的邏輯所深深改寫。“在這個故事中，最為成功的是，不是在下崗工人的物質貧困，它以美化的方式或者轉移的方式消弱了物質貧困，每個人在經歷了下崗之后的漫長歲月后，找到了自食其力的方法。”陳桂林對陳父說“小菊終于過上了不勞而獲的生活……”工人在整個價值系統中已改變。在這個故事當中，女兒說“誰給鋼琴我跟誰”時，陳桂林作為父親的象征已經死了……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出籠經過嚴重違反共產黨一貫的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實質上是一種反黨行為”。而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通過歪曲篡改歷史事實的無恥手段，把斯大林描繪成一個殘暴無禮、獨斷專行、病態多疑、殘酷狡詐、濫用權力、動輒殺人的獨裁者，全盤否定斯大林建立的歷史功勛。他這樣咒罵斯大林，實質上是對偉大的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的莫大污辱，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一些根本原則的否定。必須徹底清除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中對斯大林的中傷和污蔑，還斯大林應有的歷史地位。

歷史上的馬寅初其實是聽了毛澤東的計劃生育的演講之后才寫作“新人口論”的。人口方面的文章僅僅是馬寅初詮釋黨和毛澤東的許許多多方針政策的很小一個方面，把馬寅初說成人口學家是連馬寅初本人也不會同意的事情。因為馬寅初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是緊跟黨和毛澤東的，所以，黨和毛澤東并沒有批判過馬寅初。馬寅初受批判實際上是那個時代里民主人士相互之間的事，更是與主張計劃生育毫無關系的事情。馬寅初“鐵骨錚錚”的那些話是針對組織批判和圍攻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而不是對著所謂陳伯達康生或者所代表的黨和政府的。此文敘述出馬寅初事件的真實經過，一方面是還原歷史真相，另一方面也是揭露宋健田雪原的，撕破他們出場的偽裝，揭露其出道的行頭就是假的。

辛亥革命喚起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不僅在于面對帝國主義侵略壓迫，國家面臨生死存亡時危機意識的提高，也不是對滿清異族統治簡單的歷史清算，更在于由此帶來的對中華民族主體性意識的提高，尤其是相對于君權思想的庶民政治熱情和政治參與度的提升。由于徹底推翻了存續了幾千年家天下的政治制度，“辛亥革命以后，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但它仍是一場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場社會革命，因為辛亥革命最終只是使中國的最高政治權力從滿清貴族集團轉移到漢族大地主軍事集團手中。整個統治階級被完整無損地保留下來。在階級權力關系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沒有絲毫改變。

從蘇聯赫魯曉夫開始，斯大林已經被徹底否定了。在蘇聯戈爾巴喬夫時期及蘇聯解體后的葉利欽時代，不僅斯大林，連列寧、馬克思也一并被俄羅斯主流媒體妖魔化了。而在蘇聯解體后，國家巨額財富被與葉利欽關系密切的人攫取，形成著名的六大寡頭，而廣大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直線倒退。人們經過歷史和現實的對比，因此出現了重新評價蘇聯及斯大林的問題。戴隆斌這些人，作為中國學者，作為中央編譯局的干部，作為《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的副主編，不按從實事求是的原則研究歷史，而是費盡心計歪曲歷史、歪曲事實，不承認俄羅斯斯大林熱及社會重評斯大林的客觀事實，卻不加分析全盤引用西方妖魔化斯大林的文章和數字。

在蘇聯，人們是在國家保障下生活，在任何形勢下，人們都會得到國家的支持，免費教育，醫療，城市、港口和道路的建設，沒有失業，同酗酒作斗爭，住房有保障，人們不知道恐怖主義、危機之類的詞匯。在現代的俄羅斯，一切都正好相反。人和他的生命都一錢不值。沒有賄賂，住醫院和讓孩子進幼兒園和學校都是不可能的。在人們生活的家里——只是一堆破爛。公共住宅就像路上塌陷的坑，國家是絕對漠不關心的。你知道的，互相之間辦點事，到處要花錢，老實合法只能掙很少的錢，生活得好的不是努力干活的人，不是領養老金的人，不是教師，不是工程師，而是竊賊，并且他們盜竊的數量之大是千萬和億萬，而且有人同他們分贓。

鞍鋼憲法充分體現了經濟民主精神，因此極大地增強了工人對社會主義制度和企業的認同感。鞍鋼憲法誕生后，廣大勞動者的勞動與參與管理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勞動效率普遍提高，涌現出了一大批以王進喜、倪志福、郝建秀等為代表的成千上萬的工人勞模。勞模的大量涌現折射出了在經濟民主的框架下，工廠內部新型人與人之間關系建立后社會所噴涌出的巨大能量。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反映出了一個民族在一個時代的人生價值和道德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