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我們以為自有女工就有女工罷工，女工都是具有工人階級自覺意識與革命精神的女性;不識字的農村女孩一旦進入工廠，立刻搖身變為堅定的革命者，具有崇高的政治信念，具有改變社會的理想，天生具有革命性;所有罷工都是共產黨發動與組織的。但《姐妹們與陌生人》一書用翔實的材料告訴我們，歷史不是這樣的，這樣敘說的歷史，是一種假設與推論的歷史，真實的歷史是復雜的、變化的、不那么“講政治”的。

當下的觀眾群體，又憑什么如此追捧李云龍這種扭曲歷史、混淆是非的英雄呢?實際上，這個李云龍并非源于歷史的真實，而是出自現實的投射。說到底，每個時代建構的“英雄形象”其實都是那個時代特有的“英雄觀”的產物。今天，一口糙話、一身匪氣，這才是“爺們兒”，是吃得開、混得好的標記。粗鄙化——粗野、鄙俗，是當今世俗社會的主流價值。

叢林環境，人自為戰，文雅、謙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無能。粗鄙的言行和儀范，暗示著在無序競爭中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這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李云龍正是這個時代推出的一個形象代言。

李云雷：在文學史的脈絡中，1980年代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為我們塑造了“為人民而受難”的右派知識分子形象，形成了一種典型的敘述模式;1990年代，王安憶在《叔叔的故事》中表達了對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失望，但也只是在情緒與情感上感到他們不可信任;而進入新世紀后，劉繼明的《啟蒙》則讓我們看到，這一代知識分子如何褪去了光環，走向了民眾與人性的反面。思想的穿透力讓這部小說飽滿扎實，它不僅向我們揭示了歷史與現實的“真相”，讓我們反思精英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更讓我們在歷史的斷裂處重新思考“啟蒙的辯證法”，重新選擇未來的道路，“在此刻，我環顧著W大校園里滿目的青翠和遠處高樓玻璃幕墻被陽光反射的耀眼光輝，心緒一片蒼茫。腦子里不知怎么閃現出我曾經去過一次的椿樹島，還有那些消失的椿樹，耳邊仿佛響起了一陣喑啞的喊叫……”——這是新一代知識分子在偶像倒塌后的猶豫與彷徨，更是在精神的廢墟中別尋新路的先聲。

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臺灣和海外的現代文學作品流入大陸，張愛玲、周作人、胡適等人的作品也被從故紙堆中翻出來，讓我們似乎又從另外的視角，看到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民國。教科書上那個黑暗殘酷、民不聊生的舊社會，竟然也有如此和諧美好的一面?進入21世紀之后，在某些網站和雜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歷史翻案風……這一前一后的描繪口徑，竟然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只不過是彼此的階級立場迥然相異罷了。民國時代，對于勞苦大眾來說，那是地獄;而對于少數“精英”來說，那是天堂!

蘇共精英的退化，導致黨內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階層，從內部瓦解和摧毀了黨。退化原意是指動植物的種類或某一器官逐漸變小，機能減退，甚至完全消失的現象。廣義上講泛指事物的衰敗倒退，由優變劣，由強變弱，由好變壞。正是蘇共精英的退化，使蘇共由強變弱，最后走向了滅亡。蘇共精英的退化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 既有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的原因，也有蘇共政治體制的原因。

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的召開和蘇聯作家協會的成立，結束了文學界各流派和團體紛爭的局面，基本上實現了作家隊伍的團結。有人說這是蘇聯當局硬把各派作家拉到一起的。這并不符合事實。當時代表們熱情都很高，積極主動地發言，而且絕大多數人贊成作家的聯合，這是事實，代表大會的速記記錄可以為證。另一方面，代表大會通過討論，通過了作協章程，確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蘇聯文學的基本創作方法，結束了關于創作方法上的爭論，現代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文學思潮暫時退居次要地位，或者像蘇聯某些人所說的那樣，“被克服了”。這對發展社會主義文學是有利的。統一的蘇聯作家協會的成立，還使蘇維埃政權便于實行各種扶植和贊助文學的具體措施。

現在“失獨”(失去獨生子女)人群問題是社會熱點問題，但這個題材的小說并不多見，周大新則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做紙，用靈魂書寫出這部告慰死者、寬慰生者的小說。在29歲的兒子因病去世后，周大新就開始了《安魂》的創作，歷時3年，幾易其稿。全書呈對話體，前半部回憶兒子從出生成長、發病治病以至于去世的過程;后半部則想象了兒子去世后在天堂的所見所聞所想，并融入了自己對人生和人性的思考與分析。一邊是留在人間的父親，一邊是已在天國的兒子，20萬字的綿長對話，記錄了父子間許多過去想說而沒有來得及說出的話，堪稱一對父子坦誠而揪心的“交談”。

諾爾曼·白求恩，加拿大共產黨(1943年8月改為加拿大勞工進步黨)黨員，著名的醫生。1936年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時，他曾親赴前線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務。1937年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他率領一個由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來到中國解放區，1938年4月經延安轉赴晉察冀邊區，在那里工作了兩年，他的犧牲精神、工作熱忱、責任心均稱模范，直至以身殉職。

12月1日延安各界舉行了追悼白求恩大夫群眾大會。并以大會名義向白求恩大夫的家屬發了慰問電，王稼祥和陳云等中央領導同志特地到會并講了話。毛澤東給大會題了挽詞，親筆寫了“學習白求恩的國際精神、學習他的犧牲精神、責任心與工作熱忱”，并于12月21日又寫了那篇人人知曉，并“流傳千古”的名篇《紀念白求恩》。

用 《心靈史》 來總結自己的一生，張承志如此看：“能夠找到這樣一種形式串聯了我的一生，這是一種幸福，也是一種運氣。我們要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要讓自己被生育出來的這個生命不被侮辱。我很慶幸自己在這條道路上一直走到了今天。”

周恩來同志始終提倡以報刊為新聞宣傳武器，指引革命，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光輝的新聞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周恩來一生的新聞工作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周恩來青少年時期的新聞思想，也可稱為早期的新聞思想;第二階段為周恩來旅歐歸國后到解放前的新聞思想;第三階段為周恩來在解放后的新聞思想。周恩來一生的新聞思想分別融入在這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探析周恩來的新聞思想理論精髓，對于今天的新聞工作者認真踏實地從事新聞工作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