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饑荒，蔣介石對國民的不負責任，使國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盡失民心。河南大饑荒，事實上是蔣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場大失敗。政府派人到鄉間逼糧，農民交不出糧食，地方的保丁便到農民家“坐催”，住農民的，吃農民的，逼著農民賣掉所有能賣的東西去納糧，甚至出現過百姓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后全家服毒自殺的慘劇。當國軍部隊向豫西撤退時，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游勇，后來整連整連地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臺，甚至槍殺、活埋部隊官兵。

蔣介石已經把河南當成一塊隨時可能放棄的領土，把河南災民當成了一個給他帶來拖累的包袱，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蔣介石對在河南救災毫無興趣，他一方面盡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甚至故意讓河南淪陷以便擺脫自己救災的責任。

和蔣介石不同，毛澤東早就認識到人民才是力量之源，毛澤東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著名論斷，指出“戰爭偉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并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規定為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唯一宗旨。1943年春，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陜甘寧邊區，仍然接受了近萬名河南災民，在晉冀魯豫邊區，僅太行、太岳兩區的就接受25萬多河南災民。1942年，陜甘寧邊區也遭受嚴重旱災，受災面積856185畝，損失糧食79720石，受災人口352922人，但卻完全沒有出現餓死人的情況。

沒有人民，就沒有國家，如果一個政權把人民視為包袱而不是依靠的力量，最終必將走上于人民為敵的道路，并為人民所拋棄。蔣介石以及國軍對人民的態度，決定了他們自己的命運。

正在熱映的電影《一九四二》，講述了一段真實的歷史：在1942年到1943年之間，中國河南爆發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3000萬人受災，300萬人死于饑餓。通過白修德的眼睛和筆，我們可以看到1942年發生在河南這片土地上的災難，絕不僅僅是電影開頭所說的“吃的問題”。青黃不接的春天，正是災荒年月最難熬的時候。經歷了一年饑荒的難民們，不知能不能捱過去。政府救援還是沒有到來，唯一的期望就是等著田里的秧苗長出莊稼。，蔣介石早就接到過河南軍政官員上報的災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視而不見。他關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糧。

無政府主義并不關注實踐的過程和在這個過程中無數可能產生的方向的改變或者性質的轉變，它只指向唯一的“目標”——消滅國家。由于國家機器的等級制產生了生產和行政的集中，無政府主義者就希望將這些集中制也一同消滅掉。然而“只有對國家充滿市儈‘迷信’的人們，才會把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看成是消滅集中制”，無政府主義越是站在國家機器的絕對反面，就越是暴露出它與作為它所反對的等級制國家機器之間所具有的同構性。

由于這些作品描寫的都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武裝斗爭和經濟建設的現代生活，被賦予了更廣泛的政治意義，被納入了與所謂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占領的舞臺相對立的革命文藝路線，被奉為工農兵占領文藝舞臺的典范。

江青曾經把《紅燈記》和《革命自有后來人》兩個劇組的人員召集在一起，提出共同改編這個戲。修改是樣板戲的一個重要特色，某些樣板戲的重新修改甚至導致作品的整體結構發生逆轉。這種修改實際上并不僅限于臺詞，還包括情節、結構，甚至主題。《紅燈記》前后改動達200余次，在樣板戲的修改過程中，還曾發動群眾參與。《紅燈記》的修改一直延續到1970年，在這一年出版了演出本。

正如薩特所說，諾獎不過就是幾個瑞典老頭對文學的評判。薩特當然有資格鄙視它，瑞典沒有產生過第一流作家，但他們卻把此獎給了許多本國二流詩人，如1916年的得主海登斯塔姆，當時就是一個不出名的民族主義者，晚年更傾向于法西斯主義。

實際上，他們要的不是苦難的感覺，而是東方的陳舊。

所謂“策劃”就是先挑可供貨的藝人，入選標準首先是針對產品的，中國人以為主要是針對人的，那就大錯特錯了。這個標準從不明示只有挑選者心中有數，且跟藝術八桿子扯不上，而是以世界統治集團的戰略需要為出發點，不同的國度和地區標準不同，凡是西方視為敵人或對手的國度，被引薦的產品標準就是一個：直接或間接地維持“道德卑賤”感的作品。為此并不需要整部作品以此為主題，那樣就讓人一目了然了，所有的操縱都來自細節，被挑中的也正是細節，只有細節可以潛移默化、在不宣告中進入人的潛意識。賦予細節如此作用的關鍵手法是長年有意識地接力，在各種主題、各類故事、各個作者的“豐富”外表下，是同類細節悄無聲息、鍥而不舍地在洗滌受眾的頭腦。這才是西方諸多“自由”神話的秘制方法!這也是作品入選的秘不示人的條件，他們有安插在中國內外的“偵探”深入中國的文藝界(電影、文學、繪畫為主)進行細致篩選，活躍于“國際”舞臺的出版商、制片人、畫商無例外地是為“集團”效力的，可不是各自為陣的商人或掮客，否則進不了這個高度壟斷的“藝術國際”。

蔣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蓋棺定論，多半確認他是一個失敗者，最后將中國大陸的大片江山都丟掉了，于是“那個失去中國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傳遐邇。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蔣傳《大元帥：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奮斗》，認為過去的評價過于嚴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認為蔣之崛起由于“堅毅、忠誠、勇敢、廉潔”，也未免過于溢美;又認為蔣介石沒有那么失敗，因他在臺灣為民主與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為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矯枉過正，且與事實不符。

就這次災荒來說，應該說蔣介石的確做得不怎么樣。在災荒剛剛形成時，河南省就開始不停地往上報告，中央政府也已經派遣大員到河南省去勘災了。但在整個過程中，蔣自始至終沒有把這一事件重視起來，還是不停地強調要征糧、征糧、征糧，這就是很少見了。1931年8月17日，正當漢口市被大水淹沒的時候，蔣在做什么呢?當時宋美齡的母親去世，蔣跑到上海為岳母執紼去了。

國統區和敵占區做得非常不好，基本上以失敗告終。抗日邊區認認真真地對待了這場涉及自身生死存亡的饑荒，而且把它作為一個非常重大的任務來解決，成功恢復了正常的生產與生活。一方面邊區要對付日本人的掃蕩，另一方面要解決饑荒帶來的困難。邊區政府通過一系列全社會總動員的過程，不但度過了災荒，也增強了邊區總體的實力。如果談到饑荒與政權的關系，至少在中共這邊，中共對饑荒和政治命運的關系，已經做出了他們的一個判斷。
面對1942年的大饑荒，三種不同的政治勢力向全體中國人民各自交出的答卷，在某種程度上喻示了后來中國政治的基本走向。

50年前的秋天，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熟練地處理了古巴導彈危機。此事被提升到冷戰中主要神話的高度。傳說赫魯曉夫放棄了一切，而肯尼迪卻寸步不讓。所以，此次危機被吹噓成美國的完勝和蘇聯的慘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