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中國的封建社會,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中葉才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資本主義列強侵入中國,他們和反動的封建勢力相互勾結,從而使中國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并且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由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社會的矛盾也呈現出異常復雜的局面,廣大勞動人民不堪忍受殘酷的壓迫和剝削,在全國各地連綿不斷地爆發了農民、城市市民和少數民族的起義,從而使得清王朝的封建統治開始動搖。作為這一矛盾斗爭的反映,在中國近代社會的思想斗爭中,從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中分化出一部分比較開明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要求變法革新,抵抗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略,從而同封建統治階級中的頑固派區別開來,形成了地主階級的改革派,他們的思想即成為后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先驅。龔自珍(公元1792年生)和魏源(公元1791年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封建制度已經完全腐朽了。在這個時期里,龔自珍大膽而尖銳地暴露了封建統治的罪惡。他指出:封建統治已經到了臨死的末日,社會已不是什么“太平”時代,而是枯木將調,黑暗即將來臨的“衰世”,它如同草人一樣,大風一起,就要化為“泥沙”。龔自珍對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狀況也作了揭露。他指出:這個社會里的官吏都是按照鄉里、師徒關系使用的,并且又都是“宮室車馬衣服仆妾備”。他說,他們因襲、貪污、剝削,實是一些“無恥之徒”。龔自珍說,在這個封建社會里,一切是非善惡都被混淆,一切聰明才智都被扼殺。他向封建王朝提出警告:“山中之民”,正在壯大,一旦大聲呼喊,天地就要振撼了。由此他得出結論:“一祖之法無不弊,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如自改革”(《乙丙之際著議第七》)。 這是說,前代傳下來的法令、規章總是要敗壞的,與其政權被別人奪去強迫改革,不如自行改革。他引證《易傳》的話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就是說只有變法革新才能保持長久。他發出呼吁:“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要求一個新的局面到來。龔自珍的這些言論揭露了封建社會的腐朽性,諷刺了腐敗的封建官僚制度,抨擊了清王朝的封建專制主義的黑暗統治,預示一個大的社會危機即將爆發,打擊了當時粉飾太平的封建當權派。他把封建王朝看成是從“盛”到“衰”的發展過程,依據《易傳》中的辯證法思想,提出了變法革新的要求,同封建頑固派的因循守舊的思想對立起來,這在當時具有進步的意義。他的變法革新論是在農民革命運動的打擊下提出的。
龔自珍還進一步提出用財產平均的辦法來解決清朝統治的危機。但是他所主張的“平均”,決不是全社會共同享有社會財富,而是用按宗法制度授田的辦法來“平均土地”,他企圖讓那些豪強大地主捐出一些財物來周濟貧困的農民,以緩和階級矛盾,使整個地主階級避免再受農民革命風暴的打擊,這同樣是幻想!他的“平均”論,也同樣是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產生的。但其并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因為貧富對立只是表面現象,而造成封建社會貧富對立的根本原因是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龔自珍不可能認識這個真理。相反,由于地主階級的偏見,他卻認為一部分人所以富起來。那是因為他們的智力和體力超過了另一部分人,使自己獲得了更多的財富。這又為封建剝削制度作了辯護。由于他不能揭露貧富對立的根本原因,最后,把對社會財富的和掠奪歸之于“人心” 的“不平”,說什么“人心亡則世俗壞”,“人心者,世俗之本”,這就是宣揚歷史唯心主義了。從這種唯心主義的觀點出發,龔自珍提出了解決貧富問題的對策。他宣稱:“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這是說,治理天下的最高理想是“平均”財富。怎樣實現這個理想呢?他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王心”,在于皇帝有個“公”的“心”;王心一平,則人心正,不但物產增多,貧富對立也消除了,這當然是唯心主義的胡說!這種謬論恰恰反映了地主階級改良派在政治上的幻想。他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封建皇帝的所謂“善心”上,主張自上而下進行一些改革,以抵制革命的爆發。因此他又得出結論說: “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這是說,只能慢慢地改善,不能進行劇烈的變革。這樣一來,他的變法革新論又陷入了形而上學的泥坑。
在封建社會解體前夕,龔自珍自認為他的學說為腐朽的地主階級開創了“新風氣”。所謂“新風氣”,無非是說走變法革新的改良道路。形而上學的漸變論和歷史唯心主義是他鼓吹這條改良道路的理論根據。這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是和人民革命的道路相對立的。在他死后10年,終于爆發了偉大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宣告了他的改良思想的破產。我國近代歷史表明,不對封建統治階級進行革命的打擊,不搞階級斗爭,任何改革的要求都不會實現!盡管龔自珍寫了不少評論時政的文章,但封建當權派始終沒有重用他,他終于消沉了:“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忽然閣筆無言說,重禮天臺七卷經”。只好皈依佛教,念經拜佛去了。
下面談談魏源,魏源是個官僚知識分子,曾做過知州等官。鴉片戰爭時期,他親自參加了抵抗英軍的斗爭,后來又組織過地主階級武裝--“團練”,打過太平天國。在鴉片戰爭的刺激下,他提倡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的科技知識,要求建立中國自己的新式工業,是我國近代史上最早鼓吹機器生產的人物。他的學說也反映了19世紀中期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開始投資于新式工業的要求。當中國開始遭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時,魏源反對在一切方面都采取閉關自守的封建的頑固立場,認為中國必須了解外國情況,面向世界,增加新知識,才能戰勝外來的敵人。他提出了學習敵人長處以抵制敵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海國圖志》序)的對策,號召人們學習外國的“船堅炮利”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在鴉片戰爭的刺激下,魏源要求發展機器生產,以抵抗西方國家的侵略,這是符合歷史發展的需要的,在當時有進步的意義??墒牵饨B固派卻竭力阻撓發展新式民族工業,搬出了道學家的反動哲學,把機器生產說成是“形而下”的“器”,是壞東西,宣稱:“奇技淫巧,壞我人心”。魏源同這種反動思想進行了斗爭。他駁斥說:“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認為只要對國計民生有利,就不是壞東西。他同封建頑固派的辯論,實際上成了近代史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論戰的先聲。但魏源又把發展工業和抵抗外國略的希望一心寄托在清王朝的身上,根本不想觸動封建的統治秩序,說什么只要“吾皇仁勤”,守祖宗的遺訓,“何患攘剔之無期,何患奮武之無會?”(《海國圖志》序)由于他不想觸動封建勢力,結果他的富國強兵論又被封建買辦勢力的政治代表洋務派所利用,把新式工業變成了他們制造軍火屠殺中國革命人民的工具。魏源的唯物主義是不徹底的,它并沒有擺脫地主階級的局限性。盡管他求發展機器生產,但卻不反對封建制度,而且敵視農民起義。為了對付農民起義,他宣揚了“君子小人之弁”,把農民對地主階級的反抗污蔑為“盜賊”,“禽獸”,說成是對“人性”的破壞,揚言必須對勞動人民進行“教化”。于是他抬出了地主階級的“仁愛”說教,說什么“仁者天地之心”,“圣人”的責任就是教化人民把心中固有的“仁愛”種子發揚光大。由于他堅持地主階級的人性論和英雄史觀,結果使他不能擺脫唯心主義先驗論的影響。為了鞏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專政,他和封建道學終于穿起了一條褲子。
魏源在反對封建頑固派的斗爭中,還宣傳了具有進化論因素的歷史觀,作為鼓吹變法革新的理論根據。他肯定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后代總是勝過前代,井且把對人民方便有利看成是歷史進化的標志,這是宣傳一種具有進化論因素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正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革即將到來在哲學上的反映。當然,魏源所看到的只是歷史進化的現象,他沒有也不可能揭示出歷史進化的原因和規律。他所列舉的那些制度的變化,對勞動人民說來沒有什么好處,只是對他所代表的那個地主階層有利。在剝削階級占統治的社會中,文明每前進一步,同時也就意味著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后退一步。剝削階級總是把自己同全社會視為同一的東西,把對他有利的東西,硬說成是對全社會也一定有利。魏源的歷史進化論就是如此。但是它承認今勝于古,反對了形而上學復古論,這在當時是有進步的意義。
魏源關于社會歷史發展的見解,是為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政治路線服務的。正因為如此,他的歷史發展觀不可避免地又打上了地主階級的烙印。他雖然承認歷史是向前發展的,可是由于他站在地主階級立場,敵視農民革命運動,力圖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結果又把“三綱五常”說成是不變的“天道”,宣稱“其不變者道而已” (《古微堂內集》)。這是說,統治人民的辦法因時而變,但封建等級制度卻是不能改變的。這樣,他又陷入了形而上學不變論的泥坑。由于他不肯承認農民革命戰爭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動力,又宣稱什么春秋以前“有流民而無流寇”,春秋以后出現了“揭竿之患”,阻礙了社會發展,所以封建制又有勝過郡縣制的方面。由此,他又得出結論說:“君子之治”,“無三代以上之心則必俗”(《默觚》)。這是說,三代以上的“道”,還是值得效法的。這樣,他又滾進了形而上學復古論的泥坑。他雖然主張因時制法,可是同龔自珍一樣,反對進行劇烈的變革。說什么“求治太速,疾惡太嚴,革弊太盡”,要產生壞結果。于是他又提倡起黃老無為政治,企圖防止激烈的階級斗爭。最后,他終于脫離了實際,宣揚起老莊的貴無論,把虛無主義奉為至寶,說什么“道”就是“無”,老子生當亂世,見學術日益分裂,所以用“常不變之道”來拯救世界(《老子本義》)。他同龔自珍一樣,終于成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吹鼓手。他在政治上投靠封建王朝,在哲學上就不能不向封建道學和老莊求救了。
魏源的哲學是在鴉片戰爭的刺激下產生的。由于他反對農民起義,把抵抗外國侵略的希望寄托在清王朝身上,幻想走改良的道路,結果他的富國強兵論及其理論武器--唯物主義的經驗論和歷史進化論,同他的政治實踐一樣,打了敗仗。但在反對英國侵略者的斗爭中,廣大勞動人民卻總結出一條經驗:“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就是說,要打敗外國侵略者,必須打倒“辱國殃民”的封建官僚。在這種認識的激發下,偉大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戰爭終于登上了近代史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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