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本文是一篇論戰文，批駁了一種被作者稱之為“家長制”的社會主義。
這一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工廠的負責人應扮演一個“好父親”的角色，而全國的經濟則由計劃進行調控，工人階級將在這種社會與經濟的協調和規范化中實現自己在經濟上的公民權；而一旦生產方的工人和管理層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權，這種工人自治和民主的產物，反而導致了廠長的權威和生產的混亂，并最終葬送了社會主義。
本文的作者則認為，恰恰是這種所謂的“家長制”，使得現實的社會主義成了實質上的威權主義，對于計劃，作者認為比起集中統一的計劃，社會主義更需要的是一套自下而上的、全局且基于反饋的系統性計劃。
作者的反問十分振聾發聵的：“當工人們習慣了“好父親”的管理時，還如何當一個‘獨立的成年人’？”
我們贊賞作者對于無產階級個體參與歷史進程的主動性的呼吁，但拋開具體觀點與結論，我們對本文仍有幾處行文上的建議，在此與原作以及讀者分享交流。
1. 本文主要探討“家長制”，但對家長制需要有更清晰的定義或簡要的闡釋；
2. 文章前一部分輸出了作者本人的部分觀點，如能輔以歷史材料來佐證，說服力將大大增強；
3.本文作者稱，其批駁的主要是注1一文，但本文中批駁的觀點有些在注1中無法定位到，因此我們推測本文作者所批判的實質上是一類觀點。希望作者可以在引文上多下功夫。
至于作者的觀點，本文中作者擔憂國家機器的強大將會對民主以及工人的主體地位產生威脅，我們也就此拋出一問與讀者共同交流：國家機器是否天然地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人民或無產階級自身能否掌握國家機器？
文| Ramen
按| 山火
權威發展
對于權威，從歷史角度我自身并非全然否定的。亞洲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和其發展過程中幾乎都離不開權威，可以說就像老馬所言，在那些資產階級沒有力量去發展資本主義，而新興的工人階級力量又過于弱小的地方，最終多半都是權威官僚取代了這個歷史任務。但俄國畢竟不是法國，布爾什維克也不是拿破侖。這里的問題在于無論如何都無法超脫的客觀現實，也即試圖在一個工人少數派的地方建立一個以工人為主的“工人國家”，在這里，甚至為數不多的工人都帶有強烈的“農民痕跡”，要么和農村公社仍然保留著聯系，要么自身就還帶有著從鄉村中留下的意識，無論如何，就像民主不可能“從地下喚起”一樣，社會主義也不可能“從地下喚起”。
從這個意義上我并不否認先鋒隊，也不否認權威在歷史合理性上的存在。但我在這里的目的卻不是像答主一樣歌頌權威，并高呼其不可替代，乃至是要作為維持“社會主義”的必要永恒。問題是，權威何以支持社會主義？
可以說所有的權威主義都共享一套原敘事，無論是儒家的仁君還是法西斯所推崇的革命貴族，以及文中所說的權威化后的先鋒隊——他們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依賴于一個沒有偏心且無私朝前的存在。這個存在的目的會根據各個意識形態的主張有所不同，但是都無一例外的是“向前進”的。他們往往被描繪為是絕對的忠誠于這些意識形態的目的，時刻、不斷、高瞻遠矚地帶著所有人，帶著所有社會“向前進”。這種理想型的存在，可以說是某種意義上的完美家長，一個從天上降下來的化身，一種政治上的哲人王。我絲毫不懷疑，如果“王”真的存在，時刻正確，時刻光明且沒有私心，那人類的任何目的都能達成。我當然也很愿意服從這個“王”的統治，因為我知道他總是正確，總是以我的利益為他的利益，他是絕對的智者和王者，心中只有別人而沒有自己。
可在實踐中的最首要的問題就是腐化，家長制的統治確實展現了其偉大的控制，乃至是在一段時期內高速發展，哪怕在各種內耗之下也照樣爆出龐大的建設和生產力。但問題在于，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目標嗎？或者說，生產力成熟了，社會主義就會自動到來嗎？顯然蘇聯的內爆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到如今的發達，無一例外不證明了，單純的技術或生產力并不會自然而然的帶來社會主義，你還需要政治上的過程，需要切實的去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體制，才能將那些生產力轉化為“社會主義的薪柴”。
如果我們說社會主義是需要“建設”的，那家長制下的官僚可以承擔這個責任嗎？為什么他們要承擔這個責任？如果說第一批少數的先鋒隊帶著極其強烈的意識形態熱忱，你說他們可以，那我姑且還相信。那第二代呢？第三代呢？科層制之后的數十萬乃至百萬的官僚呢？當人數足夠多時，單純的意識形態熱忱必然會稀釋，取而代之的只剩下這座龐大機器的運作“規則”。他帶有的慣性只會在日益繁雜的運作中銹蝕，然后停下來。自上而下的服從會讓理想者被染成媚上者，不接受批評的家長全然不會理會那些“無法容忍”的意見——誰來保證他們走的方向是“社會主義”？誰又來保證他們是往前走而不是原地踏步？誰來保證他們不開倒車？
我這里談的不是特權亦或是謀私，乃至是欺壓鄉里一類的“腐敗”，而是談論先鋒隊的“先鋒不在”，從一個更抽象的意義上討論“腐化”問題。如果停下了奔往“社會主義”的腳步就是“腐化”，那么無論是原地踏步還是開倒車都毫無疑問的等于“腐化”。家長制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作為最大的家長，只有他“鞭策孩子”而沒有“別人鞭策他”的道理。也就意味著，不存在任何阻止其腐化的“制度內”負反饋。能夠阻止腐化的只有官僚自己，可這就像矛盾一樣，銜尾蛇不斷地吞噬自己的尾巴，要自己把自己吃掉。官僚需要靠自己來防止自己的腐化，他同時是運動員和裁判——這能發揮什么作用嗎？恐怕是絕無可能的。權威論點認為民主論點是在信仰一個空中的民主，但是反過來，也可以說權威似乎是在信仰一群絕對的哲人，在這方面幾乎沒有區別。
當談論到有機社會的時候，這一論述其實非常像法西斯的那套法團體系。整個社會就像有機體，各有各自的位置。但我時常覺得這個類比實在過于老套了，結構功能主義就喜歡談論這些，用器官與身體類比個人與社會，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位置，發揮對應的功能——但歷史與現實證明了并非如此。功能盡管是存在的，但社會卻不是時刻“和諧運轉”的。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恐怕都不會否定“斗爭”，如果“斗爭”存在于一切歷史之中，那么“社會主義”呢？難不成他真的就是一個純凈的烏托邦，消滅了一切斗爭？還是說只存在“對資本主義的斗爭”而不存在“社會主義的內部矛盾”了？
如果我們從系統的角度來看待社會的話，反饋與負反饋必然時刻存在。現實中的生命有機體，其關鍵在于維持自身的穩態，從而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如果前者是穩定后者是發展的話。那么社會主義的目的當然也不能只在于維持自身而“和資本主義斗爭”，也還有“向前走”這樣一個目的。那么如何向前走？就需要有一個重大的推力去推著它，同時也需要一個反作用力，防止它后退，或是防止其怠惰的留在原地，基于各種原因而不愿前進。
在權威論者的所謂的有機社會中，只是復制了結構功能主義中的“功能”，卻是缺少這種反饋的。有機社會的設想幾乎就像一個靜態的綜合體，只有控制而沒有前進，甚至沒有阻止他們開倒車的剎車。任何社會斗爭都是危害這一完美“有機體”的“病菌”，他們不將其看做來自社會的“反饋”，而只將其看做“威脅”。可這“威脅”到底是誰來定義的？那當然是家長。但如果這些“威脅”其實只是反對“家長”而不是反對“社會主義”呢？如果這些“威脅”只是要更好的要求“家長”履行自己的職責，去建設社會主義，去解決社會問題，而不是天天停留在原地呢？
談到工人反對派，權威論點的第一反應幾乎都是禁止，可有時候這種反對恰恰是社會反饋的體現——有可能是倒車的，但也有可能是前進的——連資本主義都能將對它的反對內化為“制度內”來解決，甚至反過來“改良續命”，怎么社會主義還做不到這點？好像一允許社會發出反對，就必然退向資本主義，只能依靠強制的家長手段維持——那么這樣一個不愿接受任何社會反饋的社會主義又如何前進？他的維持乃至是存在真的是“合理”的么？如果說早期還是早產兒，所以必須要家長監管，那之后呢？什么時候才是長大？還是早就長大了，卻被某些家長硬塞進襁褓里？權威論點如何信誓旦旦的斷言那些反饋都是“摧毀”和“必然走向對資本的倒退”？
無產階級專政對無產階級的不信任
這是任何左翼權威主義的癥結，號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統治，但卻始終要對無產階級保持一種家長式的自上而下的監控，才能去保證這種專政。這種論點從根本上就不信任無產階級，不覺得無產階級能夠自發的去建設社會主義。甚至這里的“無產階級”都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其內涵到底是什么？在什么樣的歷史背景下？怎樣的思想？表達了怎樣的觀點？這些觀點始終是反社會主義的嗎？還是說基于某些原因，這些利益和傾向使得他們像資產階級那樣，讓自己的利益和資本主義牢牢地綁定在了一起？說無產階級“始終會讓社會主義倒退”就好像說“資產階級始終會讓資本主義倒退”一樣奇怪。
即便近代的權威發展型國家，資產階級的確都是支持權威當局的，但我們能否認在另一個歷史條件下他們又是反對權威當局的么？當權威當局有利于資本積累時，資產階級就是支持他們的，因為這有助于他們的利益，反之也是如此，因為這危害了他們的利益。那么，為什么我不能說工人也是如此？在資本主義中支持改良，那是因為這在其所處的歷史背景下對自己有利。而在社會主義之下，他也可以是支持社會主義的，因為這在其所屬的歷史背景下對他有利——只要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讓其獲利，他自然就會支持社會主義，這不正是社會主義的本意？還是說權威論點打算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對工人利益的代表，甚至連資本主義都不如？
這種不信任幾乎是沒有理由的，如果工人們已經具備了統一的階級意識，并愿意自發的建設社會主義，同時出來自發的監督官僚，充當那個推動社會前進的反饋時，此時的家長管控，反而會成為一種阻礙社會主義繼續前進的負面力量。自由王國的實現必然有一個過程，如果自由人的聯合體指的是一種直接民主的實現，那么顯然民主的實現也是需要過程的。即便是資產階級民主，也是從早些年間的限制選舉走到今天的普選制，這種民主意識的形成始終是逐漸的。如果時刻保持一種家長式的控制，這個自由王國會從天上降下來嗎？還是說在家長制的意識形態強力管控之下，永久的懸在天上？
自治化的結果讓社會松散，處于一灘流沙的情景，并且提供一個可以“協商”的勞動局和寬容的桌子消解大多數的組織化階級暴力。[注1]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或許還能說這種“制度化”維護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將高烈度矛盾給內化解決了。那么社會主義之下呢？為什么社會主義不能將這些“試圖挑戰社會主義的矛盾”內化解決，從而維護社會主義的運行？非要等矛盾爆發，所有人被一個野心家的呼吁鼓動，然后出來摧毀一切？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為什么會對無產階級如此的不信任？甚至是比資產階級還要懼怕？連一刻也不能將統治的權柄放下，并斷言其只會導致混亂和破壞？
并且這里和后文還是沖突的，這點放在下節討論。
盡管這些左翼權威論點也一定會肯定這一點，那就是“先鋒隊的最終目的就是消滅自身”，但如何消滅這一過程，卻總是抽象的，好像到了某一天之后，先鋒隊只要宣布我們不存在了就可以了。好像沒有過程，沒有具體的實踐內容，“如何走向消滅”在這個意義上被徹底懸置了。比如我們可能會強調在發展的早期階段，一定程度的家長之管控，去將現代化的、原先無產階級因生活困苦而難以接觸到的理論灌輸下去確實是必要的。先鋒隊要肩負的不僅僅是灌輸“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另一個任務就是將“民主的意識”也灌輸進去——就像資產階級不斷的灌輸那一套根植于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一樣，先鋒隊也必須要將根植于社會主義的民主灌輸到工人中去，以為那個最終的目標，也就是“工人的自立”做準備。
以國家機器的寬容換取CAP的有機秩序和社會霸權，無產階級專制則是相反，進入自由王國的之前，國家的自我滅亡同樣是國家權威的強化，無產階級專制的國家機器將會深入社會的方方面面，只有這樣，國家機器才能被公民社會全面取代，工人階級因為社會化的過程中，在他們的政治生活強化自身的地位，工人階級的主體性在運動中不斷強盛的同時作為先鋒黨的領導權力也逐步消解，工人也將成為真正的現代君主。[注1]
作者顯然不否定這一點，但卻在潛在中過度的跳躍了。這就像我上面所說的——民主仿佛從未有過程——當人們已經習慣了一個“萬能之父”時，還如何去追求“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的公民社會？何來的“國家機器才能被公民社會全面取代”呢？而這點也和我上面所引用的那段相互矛盾，一方面恐懼于“自治”帶來的松散和“流沙”，另一方面又認為最終會取代國家機器的是一個公民社會，工人階級不斷地強化自身的地位，最終成為主體，走向工人自治——那到底如何呢？權威還是自治？以及關鍵的是，過程如何？
孩子總會成年，不可能永遠的生活在家長的臂膀之下。無產階級總有一天會成為一個自立的存在，他們可以有足夠的能力自我管理，有足夠的能力脫離家長的管控——最終徹底實現先鋒隊對自身的取消，必然要有一個能夠自我管理的無產階級存在。但一堆習慣了老父親的巨嬰能實現這種自我管理嗎？這種自立和成長必然會需要一個過程，可在權威論點那里，這個過程始終是缺位的。仿佛未來到了某一天，長期家長管控下的工人們，他們的意識形態可以在一瞬間轉到自由王國，可以一瞬間的脫離所有人的管制，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可以一瞬間的用最民主的手段去解決問題，用突然出現的完整公民社會取代國家機器。
如果我們認為自由人的聯合體是一種直接民主的話，那么這種民主的過程又是怎樣而來的？家長是如何能順暢的過渡到民主？如果工人是孩子，那這個孩子就是18歲生日的前一天，還時刻離不開家長，到了僅僅一天后的18歲就瞬間成人，在思想和意識上都極度成熟到能自立——這可能嗎？結果就是，事實上的先鋒隊在這個過程中永不放手，不去訓練人們的民主意識和公民社會的開發，那就將會永遠的維持他的家長統治，以至于在工人的意識真正成熟之后還存在著，阻礙其發展，窒息其發展，最終變成一股抑制自由王國前進的力量。在前一個階段的促進者在此階段成為了反對者，達到一個辯證式的自我逆反，成為了自身的對立。他創造了自己的反對者，卻又不愿意接受對自身的取消，而變成了保守的力量。
事實上蘇聯的公民社會到解體之前都是畸形的，長久的家長制惡果早就顯的一干二凈了，管控制下根本就沒有什么“公民社會”的存在空間，任何自發性的組織和思想都被納入管控，又何來自治？1920年代整個蘇聯的公民社會以及自發組織都還算比較蓬勃，但30年代之后就幾乎處于壓制狀態，僅存在少部分被吸納進管制中，直接成了當局的機構。五六十年代放松管制后略微出現了一些，但也全都是在人事和資金上受制于家長制管控——實際意義上的公民社會組織機會全都在地下活動，反而在長久的壓制之下形成了對當前制度的挑戰。
換言之壓制之下的公民社會不僅不會成為支持的“動力”，反而會不斷地“挑戰”。問題在于他們始終是活躍在野外的，也從未被吸納進“制度化”的內核中。時刻拒絕只會迎來時刻的積蓄，然后在某一天徹底爆發——而現實中的這一天就是地圖頭突然決定放開那天。如果從一開始就保持娟娟細水的引導，最終還會變成一種全面的倒戈么？
資產階級的庸俗學者不愿意秉持一種辯證式的眼光來看待現實，資本主義在他們那里仿佛是永恒的。而這個問題到了至關重要的先鋒隊問題上，主張辯證的動態的左翼權威論點卻同樣顯得保守，變成了一個回旋鏢打了回來——也如那些庸俗學者一樣不愿面對一個先鋒隊必要取消自身的現實，將當前階段的暫時手段當做永久手段，時刻的，永恒的，靜止的，不變的，就這樣維持下去。
蘇聯的工業家長制屬于 傳統集體主義敘事+工業公民認同 的單位制，經理必須在這種工廠狀態下留住工人，就必須當一個“好父親”，符合工人們的主流道德，在這種有機的階級合作范圍下安穩地進行生產，和諧的三角形，這就是一種工廠的分工。[注1]
當工人們習慣了“好父親”的管理時，還如何當一個“獨立的成年人”？工人們需要的不是“好父親”，先鋒隊應該教育他們的是“如何脫離父母生活”，需要的是教育他們“自我管理”，如何“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事實上，一個更為尷尬的問題便是——這種情況下的工人可能連階級意識都沒有形成。也即只存在經濟上的無產階級，而不存在政治上的無產階級。年輕一代的工人從生來就在企業之中，到死也是如此——從搖籃到墳墓，他們所獲取的各種商品和服務都和企業牢牢相連。他們從未經歷過與資產階級的對抗，也從未在政治上有過共同的抵抗和反對。湯普森所言的“開始意識到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統治者和雇主們對立”，于此之中形成的“階級意識”理所當然的未曾誕生過。而少數作為苗頭的工人反對派又被全面壓制，那么長期生存在以企業為中心的集體家長制中的工人，對自我的認同就只會更多地建立在“企業”，而非“階級”內。如同小農將自我的認同建立在共同體中而不是“農民階級”中一樣，他們未曾有過聯系，又何嘗成為一個階級？
對大規模組織的壓制消滅了意識的形成，從而工人的抵抗除了少部分情況發展為罷工，大多數也只是停留在消極的“生產怠工”之中。這種“安穩的生產”早在75年代之后就已經破裂，當時的一個普遍問題就是體現為怠工。受到了各種高等教育，早已成為市民的蘇聯工人，相比于過去要“更不好管”了，他們更愿意追求一些獨立自主，而不是在這種高強度的權威管理之下當好服從的“合作者”。
所以為什么他們沒有嘗試其他抵抗而是純粹的用這種“靜默”的形式發出自己的不滿？不僅是大范圍的壓制，“階級意識的缺失”恐怕也是一個原因，不如說前后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就如上段所說，形成了缺乏-壓制-繼續缺乏的糟糕惡性循環。
而這對于先鋒隊來說，可謂是諷刺至極。對于本就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的落后國家來說，“階級錘煉”原先就是極為薄弱的。而當大部分工人又都成長在一個“嚴慈家長”之下時，“階級覺醒”更是無從談起。無論是自發還是自覺都離不開社會沖突和政治斗爭。在蘇聯不允許沖突，更不存在政治。那么本就沒有，唯一能讓階級產生的火焰又被自己親自掐滅——剩下的還是什么呢？
權威主義者的一個關鍵性主張是認為當今越發負責的大生產必須要有一個集中性質的管控，可是他恰恰說到了反面。集中性質的管控我絲毫不否定，但是這種集中性質的管控也必然會隨著社會發展的日益復雜，而變得必須要更加的精確，更加的顆粒度細膩。而這些對于傳統或說蘇聯式的官僚式管控來說，是無法勝任的。現代的社會生產早就不是上個世紀那種大概的產業類別就能夠完善進行的了，其復雜度和縱深度早就不是單個的計劃能夠實現得了的了。就連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大生產也是網絡式（基于中心和大量分散中小企業），而非是列寧那個時代的垂直整合式（傳統的單一壟斷）了。
比起集中統一的計劃，反而更需要的是一套自下而上的，全局且基于反饋的系統性計劃。而這種全局系統計劃卻不需要一個官僚來運行，它可以是自適應的，也可以是自發運行的，自然也也可以是分布式的——權威主義所認為的官僚式計劃，對計劃的理解甚至還停留在上個時代，如今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技術問題，反倒成了意識形態問題。而這甚至都不是一個技術崇拜的問題，認為一切可以訴諸一個計算機大能解決，似乎技術在這里是關鍵。恰恰相反，在這里“運用技術的體制”才是關鍵，怎樣的體制能夠容忍一個分散式的計劃，能夠容忍各種生產主體參與到計劃中來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指派？
而意識形態問題又源自于其對無產階級根本性上的不信任，認為無產階級的自適應和自發無法形成走向社會主義的良善反饋。可現實的問題是什么呢？官僚也不能。其較為粗糙的管理或許在于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還是比較適合的，產業門類不多，只需要大概的需求估算就可納入計劃。可一旦邁入到比較發達的生產階段，這種粗糙便開始成為阻礙。
作者似乎將所有當年的負面都扔倒了“改革”上，仿佛沒有那些改革，沒有那些“該死的下放”，自上而下的計劃應該會一片和諧才對。然而真是如此嗎？那些改革導致了“計劃的失序”嗎？
蘇聯的改革與倒塌
柯西金時期的改革和下放，是作者所言的不夠集中之后果體現。權力在一定程度中被下放到地方，而更關鍵的則是企業福利體系，這正是“有機合作”下家長制作風的來源。加強家長制的關鍵并非是通過增加獎金來實現的，實際上工人的工資并未從這場改革中加多少。真正能提高工人忠誠的是非獎金之外的“社會文化和住房基金”——企業自身因為有了利潤提留，使得其有充分盈余能拿出一部分資金，用來投資建設自身的“企業共同體”。而廠長則掌握了分配這些內容的權力，使得工人們更加忠誠于企業——企業-工人之間的合作和家長制在此刻達到完滿的合二為一：
通過分配住房和獎金的可能性，工廠管理部門對勞動力的權力得到了加強。一名在企業排隊申請公寓的工人希望對管理層表現出最大程度的忠誠，因為工人何時能收到這套住房取決于后者。根據第2號決議，獎金在職工工資基金中的比例有所增加，但仍然較小。就此而言，這一因素對于提高工人更好地工作的積極性并沒有起到顯著的作用：平均工資仍然以相對穩定的價格增長。……1965年的改革并沒有導致產業工人工資基金份額的大幅增加，而產業工人獎金占工資基金的部分（計件工人的附加費從 3.1% 增加到 5.6%）。獎金的實質性影響主要體現在企業管理層（獎金比例從9.2%增加到17%）。
企業建設了一堆圍繞著企業的“社會設施”，真正的把企業建成了“共同體”。而住房，這一工人最大的福利，通過對這種“共同體”利益的掌握，企業家長制以及企業—工人的恩惠—忠誠關系徹底得到鞏固。這種恩庇主義在另一方面體現為一種“你不給恩惠我就反的威脅”，因此工人在遇到事情時就非常喜歡直接在企業內部解決。
所以為什么是內部而不去找外部的機構呢？核心原因就在于，蘇聯機構在解決工人問題時會完全的站在官方一邊，也就是代表更上層。反而是企業端，尤其是企業管理層，為了保證生產任務能夠完成，會進行非常靈活的妥協——只要你愿意回來繼續生產就好：
廠長、黨委、工會委員會。廠長負責生產，工會委員會負責社會問題，黨委書記（蘇共駐企業代表）評估廠長和員工的工作效率。生產等級制度基于嚴格的統一指揮：廠長、車間經理、領班、領班。然而，認為蘇聯工人完全控制了工廠管理部門的想法是錯誤的。相反，蘇聯經濟的特殊運行條件為工人在企業中提供了一定的自主權。歷史學家M. Piskunov將這種現象稱為“自我意志的空間”。
如上所述，蘇聯工業企業的權力是通過“三角”行使的。因此，存在三個相互平衡的力量中心。在某些情況下，強勢廠長主導了黨委，但黨委書記和工會委員會常常可以質疑廠長的決定。最常見的是，這涉及員工解雇問題。由于蘇聯沒有官方失業數據，而且必須在工會批準的情況下執行特定程序，因此企業解雇變得復雜。以此為基礎，員工可以在企業的不同部門之間流動。
所以：
工人們更愿意采取不同的方式——向企業管理層和黨委寫信投訴，或者退出企業。在蘇聯經濟勞動力短缺、流動性大的情況下，廠長常常被迫向員工做出讓步。此外，他還經常對員工違反勞動紀律、偷竊、酗酒等行為視而不見。
如此的關系下，就造成愿意庇護自己的企業管理層，工人自然會更加忠誠。最終結果就是建成了一套蘇聯獨特的法團主義體系，自己在工廠工作，在工廠提供的療養院修養，孩子去工廠的托兒所、學校，一家住在工廠提供的住房里，出問題了直接找企業端解決，整個就與外部隔絕，宛如過去生活在自然經濟中的農民一樣：
他與整個社會的聯系被削弱，發現自己被融入到一個獨立企業的生產和商品分配體系中。所有的這一切都反映在工廠散發的官方口號中：“工廠是我的家”、“工廠是我的驕傲”。研究員 T. Yu. Sidorina 將這種現象稱為“社會主義法團主義”，但在我看來，更正確的說法是“蘇聯法團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是否建立在蘇聯的問題極具爭議性。
家長制在這里當然不是只有負面，這種企業解決一切的“福利”放在我們當今是求之不得的，工人不需要擔心任何事情，所有的都會由工廠全部搞定。就像我們懷念的老國企那樣，沒有各種生活壓力——而你唯一需要遵守的就是服從，這里沒有什么所謂的直接管理和自我管理，你需要的是服從這一套工廠體系的秩序，服從廠長到上級的等級體系：
企業家長式作風的思想在企業中普遍存在，這絕非偶然，正如一句名言所言：“企業的首要任務是關愛人”。勞動集體不是勞動關系的獨立主體，而是被監護的客體。因此，在蘇聯晚期的公民中，形成了一種對上級的家長式態度：“國家/企業會照顧我們”。社會學家 E. Bogdanova指出：根據宣傳文獻，自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幾乎每個人和每件事都成為關注的對象。如果說直到 50 年代后半葉，“照護”主要是一個決定與需要幫助的邊緣群體（殘疾人、孤兒、老年人）相關的社會政策的范疇，那么自 50 年代中期以來，照護就已涉及到社會各階層、所有社會、職業、年齡群體。 “關愛”的話語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事實上，這導致蘇聯公民形成了一種錯覺，認為沒有必要為社會權利而奮斗，這些權利自動地、永遠受到國家的保障。
然而永遠，真的是永遠嗎？
談到“自下而上的計劃”，就像答主所說，自然避不開戈爾巴喬夫所論及的“民主經濟計劃”，但我的主張就很簡單，這不過是一種形似而內涵天差地別的兩種東西。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從根本上是市場的，盡管他口口聲聲說著“計劃”，但實際上卻不過是突然的下放和粗暴扔下來的“企業自主”，在這之后也不存在任何一個新的計劃替代，完全就是將市場式的個別企業不加過度，直接放了下來。
在整個蘇聯人民習慣了舊的關系和意識形態后，突然告知，明天要“民主”了——對于企業共同體中生活了一輩子的工人來說，他會如何做？是依賴慣性選出廠長，還是馬上在一夜之間“成熟”開始自我管理？一種不由分說的下放，結果只是災難性的。
廠長當然不是大公無私的，庇護只是為了鞏固自身的權力，絲毫不會妨礙其利用自身的職權，在范圍內牟取利益——就如同他們在柯西金改革中給自己撈取獎金一樣。地方企業變成了追逐利潤的單獨主體，銷售也變為了市場導向，計劃的協調可以說是根本不復存在了。而在后續的改革中，政治開始放開。如此情況下，外部大環境的限制解除，廠長就連庇護都不再需要了。
他們有什么動機去顧及什么企業共同體？為了維持自身權力必須討好工人——那是在舊有環境下不允許失業，外加必須完成生產任務導致的結果。而今天，只要私有化了企業就是他的，到時候國家暴力自然會庇護他的“合法財產”。生產？我的生產資料想怎么用就這么用。工人？愛干干不干滾，不爽就解雇。如此情況下，他們必然有大量動機去支持資本主義，讓自身合法的把整個企業吞食——徹底篡奪一切。
就像前文所說，你不能指望工人一夜之間學會自我管理。戈爾巴喬夫之后，他們當然是延續過去的路徑，說到管理，那自然是“家長”的事情。既然管理都與自身無關，而現在坐在位子上得那位家長也一直對自己很好，選他們準沒錯，對吧？
所以舊的管理層無縫轉到新的很奇怪嗎？因此，選舉出的勞工委員會才還是原先等級結構的延續。與答主設想的“蘇聯晚期的CTK促進了一部分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這點天差地別，實際上的情況仍舊是家長制的延續——沒什么階級意識的影子：
自上而下引入工人自治的嘗試從一開始就失敗了。工人無法完全克服與管理杠桿的疏離（73%的受訪者一年來從未聯系過該部門的СТК[勞工委員會, Совет трудового коллектива]）。 СТК只是通過讓車間經理、首席專家和其他中層管理人員參與管理來擴大企業管理的社會權力基礎。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作者得出結論：在СТК整體職能不明確，以及其成員之間職責分配模糊的情況下，СТК（通常由不少于30人組成）和模仿現有管理機構工作的管理微模型發生了自然轉變：集體制定決策 — 集體批準。不平等現象因СТК之外的關系影響而加劇，有時甚至因СТК成員直接依賴于行政管理層而加劇。
親自觀察了幾家企業董事選舉的A·舒賓對其機制持批評態度。他認為，一個大問題在于，工人們沒有接受非正式人士提出的通過代表制而非直接選舉方式來選舉СТК的建議。從車間和工作隊委員會派代表到СТК將能夠協調各部門工作，這本可以反映普通工人的利益：
實際上，選舉被作為行政部門的一次性活動來進行。結果，工人幾乎普遍被排斥在決策參與之外。這種情況的另一面是行政部門和集體都缺乏經濟責任感。最終，生產民主演變成了生產民粹主義。廠長可以不與任何人協商自己的決定，只是不斷增加工資支付，用錢來收買集體，以防止集體產生重新選舉領導的想法。如果國內有一個自由市場在運作，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市場化的引入被推遲了，因此經濟民粹主義正在破壞生產。
距離自由市場還差臨門一腳，管理層還得顧及一下。在這種“向后過渡”中，工資純粹變為了管理層用來贖買，以維持自身地位的東西，而工人即便是在選舉中也拒絕直接的參與到管理中去——因為他們早已習慣了家長下的被動，管理層管的好不就行了？
當然，也并非所有地區都是風平浪靜，比如89-91年經濟惡化下的礦工罷工，但這一罷工卻不是針對資本主義者卻是矛頭直指蘇聯。為什么呢：
1986-1988年國家勞動和社會問題委員會工資部門負責人V.謝爾巴科夫指出，合作社經營者通過與商業工作人員的關系，以官方價格從倉庫和國營商店大量購買商品，然后以高價轉售給民眾。
因此，頓巴斯地區的國營貿易中完全消失了肉、香腸、糖、黃油、奶酪、雞蛋和藥品。商店的貨架空空如也。礦工上班時，他們的飯盒里只帶煮熟的土豆或粥。所有食品都"流向"了合作社。當合作社經營者以每瓶32戈比的價格收購了該地區所有啤酒，然后以3-4盧布的價格出售時，人們的耐心終于耗盡。頓巴斯的煤炭開采非常艱難，一個掘進工人每班會失去1-2公斤體重，主要是水分。當時一個礦工每班能掙8-10盧布，從井下出來后首先要補充水分 - 喝上兩瓶啤酒。現在整個工資都花在這上面了，沒有什么可以帶回家的。
突然的改革使得整個生產幾近崩潰，內外短缺，官倒橫行，如此情況下矛頭會指向誰呢？但礦工僅僅因此就導致不滿了嗎：
改革只會加劇煤炭地區幾十年來不斷發展的矛盾。礦工們的要求涉及改善礦業城鎮的糧食供應和礦井的工作條件、夜班的額外報酬、給予礦井經濟獨立和開展對外經濟活動的權利。
沒有任何一個礦工關注“蘇聯國家的存亡”，這本該是“屬于他們的”國家才對。比起“自己的”國家，反而是更關心企業利益。諸如自身的工作條件，糧食供應，夜班的報酬等等——而這一經濟要求也在后續長期得不到官方解決的情況下演變成政治行動，并被葉利欽當做了槍：
遺憾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俄羅斯，礦工們成為了葉利欽的核心無產階級，使他能夠摧毀蘇聯中央。葉利欽后來說道：
"俄羅斯記得1989-1991年礦工罷工對民主運動發展產生的巨大影響，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礦工們的有力言論使我們得以打破黨的官僚體制的阻力。"
蘇共中央委員會關注工人運動的增長，但當局未能吸引礦工站在自己一邊。蘇共中央委員會總務部的一份備忘錄作者無助地指出：
"最初，礦工委員會的要求主要是社會經濟性質的。然而，整體政治和經濟危機，國家和經濟結構無法快速解決爭議問題，煤礦工人經濟狀況的進一步惡化，使工人委員會在不利于蘇共的方向上政治化。
然而，這種大規模的罷工和礦工的集體主義聯系緊密，是極少見的。但無論何處，工人對國家和企業利益的分離看待，都表現的極其明顯。甚至后續的私有化口號也是與官僚斗爭，獲取屬于企業的利益。因為企業在這里被視為“實際的工人利益”，要將企業都變為工人持股。而這種想法也被當時的資本主義復辟者們利用，開始借此大推私有化。而工人們是私有化的支持者么？是，倒也不是：
然而，談論大多數工人積極支持企業私有化是不正確的。他們幾乎不理解改變所有者法律地位的所有后果。工人們經常被動地跟隨管理層，同意將工廠私有化給勞動集體。例如，維堡紙漿造紙廠工會主席A. 扎伊金娜在接受采訪時就談到了這一點，該工廠在20世紀90年代末被工人接管：
"開始有人討論 - 那時我并不太關注這個 - 說需要私有化企業，說那里有這樣那樣的困難。既然我們...總的來說...好吧，要私有化就私有化，按第一種方案更好 - 那就按第一種，按第三種更好 - 那就按第三種。我至今仍認為，所有的不幸都是因為我們具體地說，因為我們 - 嗯，普通人 - 也就是說，他們告訴我們什么，我們就不關心以后會怎樣，相信某人的話，不感興趣，不問任何問題。"
工人對工廠私有化的消極友好態度是柯西金改革期間將員工物質激勵與單個企業利潤掛鉤的邏輯結果。工人們對特定企業利潤的增長感興趣，很少關心其他工廠工人的利益和整個國民經濟。從這種做法到在工人意識中為"該企業的勞動集體是其資金所有者"這一想法架起"橋梁"并不困難。 “壞官僚”只是擋道的麻煩。
一位蘇聯部長在接受S. 別拉諾夫斯基采訪時表達了一個有趣的觀點："我們對生產資料實行國家所有制，但我們明確地向每個企業灌輸，它生產的利潤屬于它自己，而不是國家。但企業的資金是國家的。那些轉為租賃的企業 - 關系就不同了。而在經濟核算制下，我們如此深入地向企業灌輸這種思想，以至于將其傳達到每個工作崗位。現在每個工人都認為：他所做的，是他具體賺的。
企業和工人都缺乏彼此之間的聯合，僅僅是通過企業管理層-計劃這樣的中介來聯系。但只從工人自身的視角來看，其他企業如何與他們基本是毫無關聯的。他們自身既沒有參與到工廠管理，也沒有參與到計劃的制定中去——最終結果就變成，雖然全國還是聯系著的，但卻是間接聯系的。再加上眾所周知的原因，這種經濟上的聯系，也得不到來自政治上聯系的補充。因此各地區的工人們，彼此宛如分割的莊園，自始至終都是相互區隔，只在自己的范圍內生活。而其所關心的，當然也只是自身的目所能及的范圍——企業直接給自己帶來的利益。
看上去這里完全符合了權威論點的主張，所謂工人脫離了對國家的忠誠，只顧自己和企業的利益——等等，是通過什么手段實現的呢？基于企業共同體的家長制，這不正是“好父親”之下才得以實現的嗎？
先前的企業完全的照顧工人，在工人面前庇護贖買他們的利益，不是“勞動鐵綱”被打破而導致的冷漠，反而恰恰是牢固的“勞動鐵綱”讓工人全身心的覺得自己就是企業的一份子，才讓他們在改革的大背景下成為了私有化最消極的支持者。答主的觀點幾乎和這位部長如出一轍，認為如果沒有柯西金改革，或許工人忠誠的對象會大有不同，就如答主所說的內容一樣：
蘇聯企業的法團中介在柯西金主義之前是一種服從于工人與管理層的“半合作”產物，因為蘇聯階級敘事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官僚制（工業家長制工廠）也需要在工人階級的集體鐵綱之下運轉，這也產生了工人階級的公民認同。[注1]
但是，真正的問題是什么呢？問題在于這套家長體系下，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階級意識”和“公民認同”，難道沒有柯西金對激勵的改革，工人就不會遵循這套家長制的體系了嗎？不，這套本就是官僚自己打造的，工人必須是聽話的溫順的遵循者，被動的接受者，而其目的皆在于完成生產。
早在柯西金改革之前，蘇聯都在時刻不停的建設這樣一個“企業法團主義”，而利潤下放只是將傾向前所未有的擴大了。而為何要建立這么一個企業法團，本身就是出自聯共對工業集體主義的追求。在一個大型的共同體之下，集體協作完美無間的互相配合，完成上級布置下的生產計劃。這種對企業的忠誠，實際上只是整個等級體系在最下端的體現。
工人-企業管理層-計委的整套等級體系不打破，那么工人對企業管理層的依賴幾乎就是定局。哪怕福利其實是國家提供的，工人也不會具備自然而然興起的“管理意識”。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最直接感受到的也還是企業對自身的管理。
理所當然，這里就需要提一提企業之外的因素了。上面的對于企業內家長制的分析，多來自于Lebski? 。這本書的作者將家長制產生的根本原因歸結到企業，認為如果沒有利潤下放和企業集體福利的建設，而是直接像改革之前那樣由“國家直接保證公共利益”，這樣就不會導致工人只看到“集體利益”而忽略國家，也當然不會有基于企業利益的家長制。而在公共利益之下，工人們說不定就會直接忠誠于國家而不是企業。
但葉戈爾·日維寧則直接對此表示反對[注2]，他的批評可以簡要歸為三點：
第一是改革前的計委，并不一定表達公共利益，所以不能斷言那個時期的計委，就能自然而然的滿足公眾需要。甚至相反，計委并不能很好的反應公共需要。就算不考慮最上層，其中執行也需要經過大量中介，極易導致扭曲：
必須對作為客觀規律的計劃和作為政策的計劃加以區分。不是每一項計劃政策，包括蘇聯的計劃政策，都符合計劃的規律。甚至斯大林同志也承認這一點。
在蘇聯的體系中，系統性并不完全。蘇聯的計劃是官僚主義的，也就是異化的。在這種計劃中沒有生產者的充分參與，因為他們異化地參與計劃——計劃由計委從上面傳下來。工人間接地參與計劃：通過各種非正式機制。
在不完全的、官僚式的系統性的情況下，就會出現矛盾。為了彌補缺乏完全的系統性，“隱藏市場”的元素出現了。因此，不完全的、官僚式的系統性會自我復制——市場因素幫助它存在，但卻使系統性的基本原理變形，阻止了向完全的系統性的發展。
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計劃的討價還價：蘇維埃系統沒有協調利益的正式機制，所以它們是非正式地達成協議——通過計委、各部委和企業之間的非正式談判。
而且，這些行為者中并非每一個人都是正確的。萊布斯基在書中同情計委，認為它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中央規劃機構并不總是制定與系統性相一致的計劃。
而在漢內爾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型中也有提到過此種問題，那就是中央計劃面臨的委托-代理問題，公共利益在不斷地迭代中，只能由官僚系統間接表達。而官僚并不是機械的執行者，會摻雜大量的個人利益。[注3]
第二則是反對將改革前蘇聯的勞動性質稱為直接社會性的，并不是改革創造了為企業而非為社會的勞動，而是在此之前勞動本身就不是社會的。馬克思主義概念下的直接社會勞動應該被理解為1.勞動者本身占有勞動產品，2.勞動者本身管理勞動產品。馬克西姆跳過這兩者，借助了自由主義中的“直接社會勞動”，在理論上就存在錯誤：
參考奧爾西維茨和格雷戈里，馬克西姆寫道，在改革前的蘇聯，存在著直接社會勞動。而他的這一結論來自于一個主要依靠國家資金的分配制度的存在。馬克西姆不加批判地使用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直接社會"勞動的概念，而他們對這個概念的理解（與馬克思主義）是不同的。萊布斯基用自由主義經濟概念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概念，犯了理論上的錯誤。
在馬克思主義中，直接社會勞動，相對于私人勞動，被理解為直接屬于社會生產的勞動。在資本主義下，雖然勞動是社會的，但工人通過勞動力市場與生產資料相連，生產的產品通過商品市場進入社會。因此，勞動力和生產的產品都是以私人勞動和私人而非直接社會的勞動產品的形式出現的。
直接社會勞動應該被理解為這樣的勞動，當生產者沒有彼此孤立時，勞動力不是商品，生產的產品沒有與生產者異化——無論是在勞動的剝削方面，即對產品本身的占有，還是在產品的管理方面。
第三就是被動性的原因，這是蘇聯的固有性問題，從制度內就包含了工人階級的政治被動性，官僚機構也部分的依賴于此。所以并不是單純的分配導致了被動性的增加，而是其可能一直如此：
工人的勞動是有限的，因此最初的重點是在他們的企業。由于沒有完善的民主的橫向聯系，一家工廠的工人（只能）通過官僚機構與另一家工廠的工人進行交流。換句話說，工人與集體結盟，不是因為分配方式迫使他們這樣做，而是因為面向工業生產的生產關系要求這樣做。分配的性質來自生產資料的性質和生產的組織，所以你必須首先研究它們的情況。……改革增加了工人階級的被動性。被動性的傾向是蘇聯社會的特殊性所固有的，既是它的性質，也是戰時共產主義的歷史特點。對于改革對工人階級被動性的影響，應該用更詳細的內容和更有意義的論據來研究，而不是像馬克西姆那樣。
除了經濟，在提到工人的社會意識如何形成的過程時，日維寧還引用了Fuller的研究成果。里面提到了東德的情況，我覺得可以展開談談，當然只是簡要的。我的概括也不一定準，其中還有自己的理解，感興趣的可以去看原書。
比如對政治的變革和參與，東德工人所體現出的也一樣是被動和冷漠。在整個生產關系之中，工人時刻都是被動的，無論是勞動生產還是日常生活，都只能接受，而不是參與。而工人日常中最重要的政治參與是工會，但是東德的工會只有社會職能，而幾乎沒有什么生產和經濟職能。換言之，他不承擔任何意義上的政治參與，就算在這方面上找它，也多半不會有什么用處。
這些都使得工人們缺乏政治實踐，甚至是對政治的拒絕。因為其不產生作用，也不會有效，反而浪費時間。或者是另一方面的非行動主義，雖然的確在參與政治，但卻是被動且非行動的。他們會討論、會發表意見，但是什么都不會做。
而在革命發生時，的確也存在少數的積極參與政治的工人，這些工人之所以有著那種積極性，和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本就參與其中息息相關。比如其中一個就是對生產過程的控制，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多半都有著很高的主動性，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能夠在一定范圍內進行自我管理，這種管理使得工人必須發揮自己的主動，而不是被動的接受安排。
另外則是工作場所政治的參與，少部分有相對自主性的基層工會，可以自己選舉工會領導人，甚至是實行一些有限的經濟和生產職能。也就是說，讓工會真正發揮它本身的政治功能，甚至解決問題。盡管這種小范圍的參與根本就對整體上的工會沒有任何的影響，但仍舊鍛煉了一小批有主動參與能力和非被動的政治行動者。
當然東德工人的不參與還有其他兩個原因，一個是在日常的勞動過程中收入獎懲的混亂所引起的憤世嫉俗和冷漠與拒絕，另外則是對知識分子的排斥，而這點又源自于東德生產中的白領與工人的隔絕，東德的政治變革參與者大多是前者，這也是原因之一。
但從上述我們都能看出，長久的被動并非單純出自分配改變（國家建設福利和企業建設福利的區別）。被動的源頭從生產就開始了，尤其是存在于延續自這些生產的社會關系中。而這種生產體系本身又包含著一種政治需要，因此政治加上經濟，它們共同構成了家長制的誕生。
波蘭在這方面擁有著和東德類似的工作場所狀況，比如工會也是一樣的軟弱無能，甚至還要比東德更弱。東德的好歹能解決一點小問題，部分基層工會甚至還有一定的工人參與，但波蘭更是連點小問題都解決不了。那么為什么波蘭工人卻在80年代爆發出了前所未的主動？
書中作者認為，關鍵的重點是波蘭工人對于政治的參與。他們從50年代就持續不斷的斗爭，延續到接近80年代。這種政治參與并不是在企業內部，而是從外部開始。接連不斷的政治參與使得更多工人接受了類似的政治訓練和激勵，學會了如何組織，如何談判，如何動員號召。它的規模遠比東德那種，局限在部分范圍中的內部參與還要更大。從而，也使得革命發生時的參與與影響也更大。
而另一個原因則是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的頻繁互動以及聯系。東德在革命時的主要政治參與者也就是知識分子在日常狀況下多是和工人隔絕的，但是波蘭的知識分子卻有所不同，和工人有著更多地交流與接觸。工人和知識分子在各種政治實踐之中達到了一種平等的關系，雙方互有意見交流，卻并非互相控制。他們之間的關系不見得就很好，但是在政治實踐和行動的范疇內，卻會互相影響，甚至知識分子在有時也會幫助工人的行動。
盡管這些政治參與不見得是以維護社會主義為目的，但是也能讓我們看到政治參與的關鍵因素在哪里。取消被動的關鍵離不開日常中的參與，尤其是工作場所中的參與。
諸如自我管理、工會運動等等，在我看來還可以延展到更多的領域。換言之，需要持續不斷的階級斗爭與群眾運動來培養工人的政治實踐意識，不僅僅是大規模的非日常罷工，還是日常中持續不斷的工會協商，或是對生產和經濟的協調與管理。工人們都會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出政治經驗以及政治實踐的能動性——而在這種過程中誕生的，正是對社會主義自發維護的主人翁意識——不是消極的，而是主動的階級斗爭態度。
也只有將其日常化和制度化，才能使得30年代普遍的工人運動和自下而上持續下去。而這些日常化的因素，我們也可以在當下社會中找到靈感。比如自我管理的合作社運動，合作社與工會的聯系，以及他們內部的民主，還有中小企業構成的網絡大生產——這天然就與合作社的聯合網絡是切合的。
只是當下的合作社運動還要受制于市場，甚至還有不少存在經濟主義傾向，認為可以依靠不斷組織合作社自然的取代資本主義的市場。盡管如此，這種消極也不妨礙這種合作運動內部所蘊含的革命性。對于社會主義來說，需要的不是純粹停留在經濟上的合作社，而是革命化的合作社運動。
內嵌與生產中的日常管理與參與，不僅僅只是起到“政治訓練”的主動性培養作用，還在于成為抵抗反動的關鍵機制——直接推動社會主義的完善和前進，阻止不良的管理層和官僚趁機將整個社會拉向倒退的一方。
最終
于“民主計劃經濟”，評論對象文章的答主似乎是帶著強烈偏見的。如果真的有仔細看過那些談論“民主計劃經濟”的人到底在說什么，以及知道科克肖特亦或是漢內爾在說什么，都不會拿這種“民主計劃經濟”和戈爾巴喬夫的“民主計劃經濟”去類比。或者用所謂的“參與式經濟”實踐者柯西金來比。兩者不僅僅從政治上根本不同，經濟體系上也是全然不同的。一者的基礎是市場下的商品經濟，而另一者則是直接主張取消商品經濟。
在漢內爾的體系下，從一開始就不存在所謂家長制和上下忠誠的等級制，這里存在的是直接管理，甚至工人代表式的管理——區別是什么？一個是消極被動的接受者，一個則是主動地參與者，也是與答主最不同的一點，“家長制”造成私有制復辟的關鍵是“消極的反饋缺失”和“家長的利益綁定”而非單純的“下放”。柯西金的體系下從未有過真正的“權力下放”，工人也沒有自我管理過，下放的主體始終是地方的企業管理層，無論是生產場域還是計劃指定，也都是止步于此，從頭到尾都是自上而下的指派和控制。
至于戈爾巴喬夫，這點就更是不同，現在新左翼所主張的民主計劃經濟，絕不是一個“天降的民主”，而是“不斷地在訓練中前進的民主”。經濟以來的不是單純的賦予“企業自主”讓其在市場上銷售就能了的，而是在參與式的計劃之下協調，始終是基于計劃，而不是市場。這種計劃也必須和政治上的民主搭配，由支持其利益“并非冷漠和被壓制”的社會反對派來抵抗“資本主義倒車的潮流”——后者一定會有，而且必然貫穿整個過渡期。
社會主義的維護只能交給社會主義的參與者們，由人民自覺的斗爭解決，而不是壓制。并且這種“復辟”的祈求也可以通過贖買或是“沖突內化”吸收進“社會主義民主體系”之中。只有社會反饋建立，控制論循化運作起來，體系才會長久維持。
這種計劃體系當然要搭配的長久民主訓練，一些民主計劃的論者，比如我，甚至都沒有完全拒絕先鋒隊的主張。但我并不像有些人那樣不信任無產階級，在我看來，當社會主義的體系建立完畢后，必然是要借助工人的自發維護。但目前如何在保證引導的情況之下去兼顧民主，是一個需要考察的課題。甚至在革命斗爭到最激烈的時候需要采取一定的非民主手段，那么此時，如何兼顧恐怖和民主的平衡？是否有一些機制性的手段可以防止部分人篡奪權力？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
一旦作為霸權體系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成，自我維護的循環便算開啟。新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會在這個過程中進入每個人的頭腦——重點在于生產中的日常。只有建立一套真正有利于無產階級的體系，讓他們于每日的參與中感受到自己是“主人”，真正認為“社會主義是自身的利益所在”，他們才會去自覺擁護。
從來不存在一個抽象的工人，資本主義下基于改良主義的工人，其基礎是工資和福利，如此贖買之下，他們才愿意停留在資本主義，并認為現實似乎會永遠如此——然而實際上呢？在資本主義體系下，這種永恒的維持只是幻夢。全球化的危機、發達-落后國家之間的剝奪，只要資本主義還建立在剩余價值的占有之上，就必然存在一個龐大的“受害工人群體”，這群人對資本主義的反對將會時刻存在。
即便發達國家的工人不去主張什么國際主義，他們也會基于保護主義去進行部分的“限制”，要求落后國家展開改良，甚至支持落后國家的階級斗爭行為。這根本不要求什么“圣人般的覺悟”，這本身就來自于他們支持資本主義的基礎——利益。
答主一遇到提漢內爾等人的就只能搬出：
用一種超人式的彌賽亞計算機作為唯一解。[注1]
然而在民主計劃經濟的體系中，計算機從來都不是重點，科克肖特甚至主張“九十年代的技術”在理論上就可以實現。其實問題一直都在非技術領域。而關于答主不斷強調的：
必須和現實情況作為對照。[注1]
這點我倒是不反對的，也恰恰是和現實進行對照，才讓我們發現“家長制”的癥結所在。而關于理論設想也必須是要結合現實，但這卻不意味著“理論設想”可以用“不符合現實”去否定了。
當年任何的民主，任何的計劃經濟，也從未在地上出現過。如今君王落地，蘇聯的計劃甚至都成為過去式——哪個不是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的？作為“設想”，要提供的是一套邏輯自洽的體系，只有首先自洽才能在現實中有嘗試的可能——我贊同缺乏實踐的理論永遠是理論，完善必然要在實踐和現實的考察中進行，理論永遠是不完善的，直接放到現實必然出錯。但我也同樣贊同另一點——任何行動和建設都需要一個理論在前，缺乏理論的行動將是徹底的盲動。而如果因為不夠現實就窒息了想象，那么一切未來都將不再是未來了。
我們生活在一個后紅色時代，吸取教訓恐怕才是關鍵。至少對我來說，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絕不是家長式的。而要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也必然脫離家長。相比較認為那一天會“無過程”的到來，我反倒覺得主張要“在實踐中訓練民主”的新左翼反而更現實一些。
注釋
1.本文未明確表明來源的原文引用，以及“答主”所指，皆來自評論對象文章，
https://zhuanlan.zhihu.com/p/714564104
2.本文的引用為翻譯，來自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7052012
3.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jS7YfEXx？vd_source=8ec94aeed2d2bd0c43a27844937cdd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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