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澤東思維方式的顯著特征。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表達，實事求是既是一種求真、務實的科學思維，也是一種涵攝主體性旨趣的價值思維，是科學認識的客觀實證性和實踐的價值主體性的有機統一。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以中國具體實際為基本依據的務實性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形成了辯證的、有機的、動態的統一，從而表現出極具民族特色的實踐智慧。以此實踐智慧為中介，毛澤東不斷對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進行理論概括和升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這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成果，樹立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豐碑。
關鍵詞：
毛澤東；實事求是；思維方式；實踐智慧
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和精髓是實事求是。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表達，實事求是體現了實踐唯物主義的根本原則和一貫傳統。它不但是一種求真、務實的科學思維，同時也是一種涵攝主體性旨趣的價值思維，即旨在追求一種有益于現實社會主體生存和發展的正向效應。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中心，為中國找到一條實現國家獨立與人民幸福的可行道路，既是毛澤東領導和推動中國現代變革的鵠的，又是構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價值主題。這決定了實事求是既是包涵衡量和判定中國革命和建設成功與否的價值準則，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實踐動力。在此引導和規范之下，毛澤東實現了科學認識的客觀實證性與社會實踐的價值主體性的辯證統一，從而使唯物辯證思維在與中國現代變革的有機結合中生發出極具民族特色的實踐智慧。以此實踐智慧為中介，毛澤東不斷對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具體經驗進行理論總結和升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樹立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豐碑。
/一、毛澤東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總體性維度
理論的生命力取決于其內涵的科學性和思維方式的縝密性。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經驗的總結和凝練，特定理論形態的形成既受思想家思維方式的影響，是其獨特思維方式的外在反映，又是其獨特思維方式不斷與實踐相結合，實現其價值準則、產生巨大現實作用的歷史過程。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執定，一方面源于實踐主體無法脫離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而進行現實活動，對客觀事物及其內在規律性的了解和掌握是社會實踐得以展開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是由于作為主體的“人民大眾”只有在正確認識客觀事物和客觀規律的前提下，才能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去解釋和建構現實世界。二者的有機結合，既是主觀意愿與客觀條件的辯證統一，也是實踐原則與價值尺度的有機融合。
作為毛澤東思維方式的總體性原則，他在1941年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曾對實事求是作過經典闡述：“‘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實事求是所堅持和倡導的，一是利用唯物辯證法所確立的理論與實際相聯系的基本原則，從實際出發深入客觀現實，調查研究，在詳細占有資料的基礎上，結合科學抽象與辯證綜合，找出事物內部聯系及其規律，以更好地指導實踐。“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二是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可以通過自身內在的尺度去把握和接受對象，并根據自己的需要去能動地改造對象，實現自己的目的。在毛澤東看來，人的活動固然要遵循客觀規律，但人絕不是客觀世界的玩偶，而應該發揮“主觀指導力”和“自覺能動性”，從實踐活動中去解釋和建構人所活動的現實世界，即“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事實尺度與實踐標準的內在統一，構成毛澤東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核心，使其具有超越唯心主義認識論和唯物機械論的革命批判性。
毛澤東對“教條主義”的批判，便充分體現了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革命批判性。一方面，在他看來，中國的教條主義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圣藥”，從而使其思想和行動出處從“書本”出發，理論和實際分離，認識與實踐脫節。他們“自己造成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和實際分離”，“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后，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教條主義者顛倒了認識的正常秩序，“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并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另一方面，堅持什么樣的思維方式，也體現了歷史認識上的價值問題。中國的教條主義者實際上延續了傳統中國“唯圣唯經”的思維方式。他們對“先哲”和經典的迷信，反映其無視中國民眾及其實踐的偉大歷史作用，仍屬于唯心主義歷史觀。毛澤東認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必須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充分相信和依靠群眾，“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這就是實事求是思維方式所要求的歷史實踐性與人民主體性的辯證統一——既以實踐作為實現人民利益的根本途徑，又以人民利益作為調整實踐方式的要求。
由此可見，實事求是思維方式包含著認識的客觀實證性和實踐的價值主體性。這與馬克思主義辯證的、歷史的、實踐的思維方式是一脈相承的。“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個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因而在自然科學中要從物質的各種實實在在的形式和運動形式出發；因此，在理論自然科學中也不是設計種種聯系塞到事實中去，而是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系，而且一經發現，就要盡可能從經驗上加以證明。”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唯物辯證思維，在批判和克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機械論的同時，結合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國特色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路線，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基本方向。這是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生動體現和理論創見。
/二、毛澤東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務實性維度
回望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綜合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基本指向，一個非常鮮明的特征便躍然而出，這就是科學務實性，或者可以稱之為“唯實性”：既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以事實為根據，把客觀現實作為行動的基礎，按照客觀事物的本來面貌認識、把握事物；又強調以客觀實在的社會實踐效果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檢驗真理、推進實踐的尺度和標準。因此，唯實是毛澤東實事求是理論思維的立足點，是其徹底的馬克思主義實踐唯物主義精神的集中體現。
毛澤東思維方式的“務實性”有兩個方面的表現。一方面，其思維活動具有強烈的求實精神。是否依據“事實”，能否被“證實”，是毛澤東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思想因素。早在1920年，他就從改造中國出發，特別注重對中國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更是多次強調“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并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科學地揭示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國情，領導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帶領中國人民通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路，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及時把握國內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對基本國情作出了較為準確的分析。他提出“一窮二白”的著名論斷：帝國主義列強“實際上統治了中國一百多年，使中國變得很貧窮，變成一窮二白。窮就是貧困，白就是文盲多”，“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所謂窮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謂‘白’，就是文盲還沒有完全消滅，不但是識字的問題，還有提高科學水平的問題。有很多科學項目，我們還沒有著手進行。因此，我們說我們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1962年１月，他又用“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凝練地概括了基本國情：“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正是基于“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初步判斷，毛澤東找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為我們黨和人民事業勝利發展、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另一方面，毛澤東并不滿足于一般的唯物主義經驗論式的科學實證，而是深入社會實踐領域，其實事求是思維方式與中國革命、建設的歷史實踐相結合，表現出豐富、生動的價值旨趣。在毛澤東看來，調查研究固然是社會實踐的基礎，但如果思維活動止步于此，而不對現實資料進行理性分析與綜合，同樣不是實事求是。可以說，他的全部理論思維活動，都是立足于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革命問題與建設問題的，是為中國的革命與建設服務的。毛澤東多次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與建設，要“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毛澤東曾經生動地將之總結為“靠經驗吃飯”的過程。1965年７月，在接見剛從海外歸來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時，他主動提及“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以前我們人民解放軍打仗，在每個戰役后，總來一次總結經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然后輕裝上陣，乘勝前進，從勝利走向勝利，終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在實踐中“總結經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的過程，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這是毛澤東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生動體現，也是他對中國革命與建設實際的理性把握。“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產過程中，階級斗爭過程中，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人們經過失敗之后，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于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毛澤東將這種勇于實踐，在實踐中求發展的務實思維進一步與中國實際相結合。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鑒于蘇聯體制的弊端已嚴重暴露，毛澤東果斷提出“走自己的路”，強調獨立自主地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開始我們模仿蘇聯，因為我們毫無搞社會主義的經驗，只好如此，但這也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正是實事求是思維方式所蘊含的歷史實踐性，才使得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現代變革呈現出客觀實證與價值實踐相互交織的生動圖景。
毛澤東思維方式的“務求性”，既建立在“求實”的基礎上，又強調在社會實踐中的“求是”。“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實事求是思維方式既是客觀實證與歷史實踐相統一的關鍵鏈條，也是科學理論與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根本方法。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確立，才使得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同軌合轍，創造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為中國現代化的不斷發展提供“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根本方法。
/三、毛澤東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價值性維度
在毛澤東的思維方式中，務實性與價值性是實踐基礎上的辯證的、有機的、動態的統一。一方面，思維方式的務實性是科學判斷和實際決策賴以確立的基礎和根源，它保證了毛澤東思維方式的科學合理性；另一方面，務實的目的最終也必然指向一種價值型實踐，指向現實主體創造性潛能的全面發揮。價值性作為其思維方式的另一重要特征，內在地表明毛澤東始終是站在本民族的基本立場之上，以民族為本位，以人民群眾為主體，來展開他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活動的，并尤為注重實踐活動給現實主體的生存和發展所帶來的積極效應和實際效果。這是毛澤東全部思維和實踐活動的最高目標。
實事求是思維方式內在的價值旨趣有其特定的規定性，即在現實社會關系和實踐活動中，思維活動的展開以現實主體為軸心，將主體納入思維統攝范圍之內，使之成為思維對象的核心；或者把思維對象納入主體之中，使之成為主體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建立起以主體為中心的主客一體化結構，并在其中明確主體的思想、情感和行為是否正當，實現主體價值的心理過程和思考活動。毛澤東價值思維中的“主體”不是抽象的，而是現實的、具體的，它就是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人民大眾。“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確定的初心和使命。“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在毛澤東眼中，人民群眾的利益，從來不是抽象的、空泛的，而是實際的、具體的。“我們應該不惜風霜勞苦，夜以繼日，勤勤懇懇，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問題，生產問題，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利、牧草、農貸、移民、開荒、改良農作法、婦女勞動、二流子勞動、安家計劃、合作社、變工隊、運輸隊、紡織業、畜牧業、鹽業等等重要問題，并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為了人民的利益，共產黨人要隨時準備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與人民利益適合的東西，我們要堅持下去，與人民利益矛盾的東西，我們要努力改掉。”這是毛澤東思維方式價值性維度的具體體現。
在整體上，毛澤東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主線，去領導和推進中國的革命與建設。在他看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是造成中國社會長期落后、生產力得不到長足發展的根本原因。推翻這“三座大山”，是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新民主主義革命取代舊民主主義革命，以新的生產關系取代舊的生產關系，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環節和關鍵鏈條。“生產力本身的要求，則是用革命方法解除這種舊有生產關系的束縛，推翻這種舊有生產關系，建立新的生產關系，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系”，“使全國一切積極的生產力獲得向上發展的可能，替未來更進步的更能自由地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社會準備條件”。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階段，毛澤東更是多次強調要抓住人民群眾的生存發展這一最現實、最直接、最簡單的問題，將生產力的標準與人民利益標準相統一，去推進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還是解放生產力”，“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方法去改造中國、去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其目的最終落腳于讓人民群眾脫離黑暗腐朽的舊社會，過上更加富足美好的新生活。這是“為人民服務”的必然要求，也是毛澤東思維方式中價值性的具體呈現。
既然毛澤東的價值性特征內化并貫穿于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也就決定了它必然與求實、務實的實踐思維相一致，否則，便會導致價值實踐活動的空心化、空泛化。毛澤東晚年陷入“以階級斗爭為綱”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誤區，并不是因為他放棄了以人民大眾作為價值主體，或者思想感情脫離了人民，相反，毛澤東一直堅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的價值追求，即便是當他意識到“文革”已經脫離了黨內外許多群眾的時候，他仍然相信更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他、支持他的，堅信自己是與人民息息相通的。但毛澤東對于國內外局勢的判斷、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脫離了具體實際，尤其是沒有看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導致“‘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的悲劇性結果。“什么時候堅持實事求是，黨就能夠形成符合客觀實際、體現發展規律、順應人民意愿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黨和人民事業就能夠不斷取得勝利；反之，離開了實事求是，黨和人民事業就會受到損失甚至嚴重挫折。”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的曲折明確地說明，務實性和價值性構成了毛澤東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兩個基本點，偏執一端，只能造成實踐的混亂。這也是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慘痛教訓。它同樣也說明，今日對毛澤東價值思維的理解與認識，勢必要回到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回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客觀實踐中，才能真正把握這一思想的主脈。
/四、毛澤東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實踐性維度
毛澤東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實踐性維度，指的是一種有關實踐或行為的明智考慮的理性力，表現為在普遍性原理的指導下對具體性和特殊性的關注，表現為駕馭和處理實踐中相互矛盾因素的能力。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革命和建設長期實踐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習近平的講話明確地標示出毛澤東的實踐智慧正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有機結合的中介環節和關鍵鏈條。
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決定了需要高超的實踐智慧才能取得勝利。忽視科學理論的指導而執著于盲目的實踐，是胡適等人所謂“點滴改造”的思維特征；忽視中國革命實踐的具體性而執著于“普遍性”的理論，是教條主義者的思維方式。毛澤東的實踐智慧在于以“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有的放矢”地解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問題———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矢”去射中國革命、建設的“的”。一方面，他辯證地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理論，將其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強調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應用到中國現代化的實際之中，而非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詞條進行削足適履式的生搬硬套。“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同時，對于中國固有的民族文化成果及其思維方式，毛澤東并非不分軒輊的一概予以否定，而是強調對其進行批判性地繼承。“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近代中國社會變革思潮的迭起與失敗，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思維方式或固守傳統而故步自封，或假手于“西方”而“水土不服”，均帶有明顯的缺陷。在缺乏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指引和深度參與下，“全盤西化”與“教條主義”只能產生囫圇吞棗的負面效應，“中體西用”與“匯通中西”必然淪為無所依據的盲目嫁接。“繼承中國過去的思想和接受外來思想，并不意味著無條件地照搬，而必須根據具體條件加以采用，使之適合中國的實際。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自己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的思想。我們既反對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建設的具體實踐相融合，把唯物辯證法和中國樸素的唯物論、“知行合一”等傳統思維有機結合，不但為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思想路線，更推進唯物辯證思維方式的中國化和中國思維方式的現代化。
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將這種實踐智慧升華為普遍性的哲學理論。“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實踐是廣泛存在的，而將實踐智慧上升為科學理論，往往只有少數人能夠做到。19世紀以來的中國處在空前大變革的歷史時期，古今中西交匯于華夏大地上，共同作用于由傳統到現代的歷史變革之中，也使得中國的現代化積累了大量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但各派政治人物和思想精英往往陷于閉目塞聽式的自我欣賞，對這些寶貴的思想資源和實踐經驗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黨內的教條主義者仍然妄圖用馬克思主義的“條條框框”去解釋中國變革，用蘇俄革命的“成功模式”去指導現實革命，以致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更無法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問題。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的過程中，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人類生存和歷史進步的根本觀點，以中國現代化的具體實際和歷史實踐為基礎，逐漸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等一系列植根于中國具體實際的實踐智慧，推動了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但他并不滿足停留于具體實踐智慧的層面，而繼續對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實踐智慧加以提升，使之上升為科學理論。“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并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用中國語言，結合中國的經驗，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中國式表達和富有時代氣息的生動概括，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第一個中國形態，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入了更自覺、更成熟的階段。正是在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中，毛澤東以實踐智慧為中介，不斷對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進行理論概括和升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這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成果，樹立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豐碑。因此，對中國革命、建設實踐的具體性及實踐智慧進行實事求是的反思與總結，用哲學的形式表達出來，這使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根本上超越了純粹的理論哲學或書齋哲學。
“馬克思主義不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為了改變人民歷史命運而創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實踐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實踐中豐富和發展的，為人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毛澤東生活在中國社會空前大變革的歷史時期，參與并領導了史無前例地改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在此之上形成的毛澤東思想，既是20世紀中國革命與建設的理性表現，也是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實事求是思維方式在中國生成發展，并產生重大歷史作用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就是理解、運用實事求是思維方式，逐漸形成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實踐智慧的典型。事實上，古今中外，任何一種科學的理論只要符合變革著的實際，融“時代需要”“實踐呼聲”和“現實關切”為一體，就必然在現實生活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是毛澤東思維方式給予今人最為重要的啟示，同時也是今天探尋和繼承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意義與價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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