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秦暉先生說的那些事兒

——《南非的啟示》讀后[1] 

中國社會科學院 黃紀蘇

（2015修訂版）

　　漢唐陽光出版公司近年出了不少思想性圖書，嘉惠士林。前些時他們又寄來秦暉先生撰著的《南非的啟示》(以下簡稱《啟示》)，這本書我一直在抽空翻閱，還沒翻完，書中的主角曼德拉就謝世了。網絡上看曼德拉的葬禮，幾乎就是達人貴婦的時髦派對。現場一些輕佻的場面配上場外小市民們的七嘴八舌，恍然巴爾扎克小說、印度寶萊塢影片中的光景，讓人生出的一種難言的感受。漫長的27年約一萬個日日夜夜，曼德拉像一桿黑色的矛斜靠著監獄的白墻，矛頭直抵現代社會最不得人心的壓迫即種族壓迫的肋下。27年后當曼德拉走出牢房，雙腳踏進已非20世紀50、60年代的那條河流。他因時乘勢領導了一次有聲有色的“民主轉型”兼“民族和解”。看似刀頭舔血的驚悚片一轉身，演成普天同賀的團圓劇。

　　南非之于中國

　　這團圓劇又起身前趕往十萬八千里外，馳援那里的意識形態戰爭。十萬八千里外的中國，關于民主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的舌劍唇槍扣人心弦。本已潰不成軍的“壞黨”，居然被發了外氣似地越戰越勇，“好黨”紛紛中彈掛彩。原來，這些年世界各處的民主轉型，從亂糟糟的俄羅斯到血淋淋的埃及利比亞，凈是令人生畏的實例，即便沒有“壞黨”添油加醋，公眾也會自動形成“一民主就亂套”、“三權分立等于四分五裂”的印象。對于“好黨”的傷病員們，如果說臺灣地區的和平轉型相當于沂蒙解放區的紅嫂，那么南非的成功變軌就是不遠萬里的白求恩了。我這樣理解《啟示》的基本意圖，也不知道對不對?

　　“大團圓”僅是南非故事的某一幕，接下的一幕并不圓滿，歷史上屢見不鮮的鼎革后遺癥，如辛亥、南北戰爭后的種種社會亂象，南非也多少經歷了。經濟低迷、盜賊蜂起、中國商人被綁票撕票的消息不時傳來。“壞黨”沒用“悲劇”這個詞兒，但當他們說“這樣的民主不搞也罷”時，差不多就這意思。秦暉教授是位嚴肅的思想者，他為民主包括南非民主辯護的強烈沖動，并沒妨礙他正視其黯淡的負面，這是難能可貴的，尤其在今天。在今天中國的公共辯論中，求真講理混得越來越像成功男士的糟糠元配了。連余光都嫌多余的知識分子，遇上點事就緊急集合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對現當代中國的歷史和現狀不是選擇性一團漆黑就是選擇性一片光明。這還不夠，其中不少人還擺出一副既懂政治、又通軍事、說話兒就去落草為寇的架勢，好像中國真就到了大打出手的淮海戰役前夜或“4·12”當天。于是他們理直氣壯地起哄，變本加厲地忽悠，造了謠還要做《謠言頌》，誰不這樣誰就是百無一用的書呆子。知識和思想在現代政治中的功用，應該是把真相擦得清清楚楚，以便公眾做明明白白的抉擇，可惜，快被他們揉搓成篝火狐鳴或半夜雞叫了。

　　我沒在地圖上丈量過，但南非肯定是距離中國最遠的國家之一。遠沒關系，既然都是無毛直立的人類，社會結構就難免相通，歷史過程也沒準兒相似，對二者進行類比，就不存在“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的問題。不過，人類社會靈動而混沌，變數遠多于自然界，[2] 探尋其中的“規律”，并無十拿九穩的辦法，古老的類比也只是勉為其難。這些年，不少論者做古今、中外的類比，逮著一點不及其余，弱得連好點的比喻都比不上。[3] 應該說，《啟示》對中、南兩國共同點的爬梳對比有一定深度和力度。但也有一些遺憾。作者的價值傾向還是太強了些，這讓他輕慢了兩國間同樣巨大的差異。而南非能否向中國提供稱得上“啟示”的啟示，從南非的過去能否窺見中國的未來，這不光依賴于兩國有哪些重要的相同，也受制于兩國有哪些重要的不同。

　　城鄉差別

　　《啟示》將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黑人∕白人，同城鄉二元體制下的中國農民∕工人劃了等號，一并歸到“身份之”或“身份社會主義”名下，有道理卻不盡然。就效果而言，它們確有相似甚至酷似之處。但從來歷上說，二者就不知差哪兒去了。南非的種族隔離制，源自殖民主義的世界秩序，這個用不著多說了。而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在相當程度上是當年現代化趕超戰略的產物。城鄉二元結構自古就有，近代尤甚，近代工業的興起使資源、機會等等變本加厲地向城市集中，這是一種普遍現象。中國1950年代是加急版的工業化，而且是在計劃經濟、集權政治的框架內施行，城鄉二元體制的出現勢有必至。它通過統購統銷、工農業剪刀等政策保證了農業向工業的長期輸血，同時又用嚴格的戶籍制度截斷了鄉村向城市的“人往高處走”。這造成城鄉之間物質生活上的鮮明反差。記得1970年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清晨社員黑壓壓一片蹲墻根下由隊長派活兒，城里來的學生往旁邊一站，真跟白種人來到東非似的。這的確不公平，卻又的確跟南非的種隔離制不可同時而語。

　　經濟上，毛時代的農民無疑處在社會的底端。不過經濟并非人生的全部，對于處在溫飽線附近偏下的農民，物質生活在他們人生意義的排行榜上首屈一指，但對于高出溫飽線一塊的其他階級或人群，就不一定了，他們也許覺得入黨入團比什么都重要呢。在那個時代，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政治地位并不太重疊，[4] 比起權、錢、位、色越發互通有無、圓融無礙的今天，反倒顯得多元一些。如果說毛時代是“身份制”，那主要也是“階級制”，自有跨越城鄉分野的一面。城里那些被“使用”而不被“信用”人員的收入很可能高過城里城外的很多同胞，但成天提心吊膽的(尤其是運動階段)，幸福指數真不一定比得上掏糞工人或“貧

　　下中農”。[5] 而南非的身份制則是種族制，基本以膚色劃線，黑人地位的低下是全方位的。

　　毛時代的階級制包含了兩種容易混為一談的傾向，不可不稍加區分。一方面，當年在升學、分配、入黨、提升等方面講家庭出身，這的確含有實現1949年社會革命利益再分配、政策上扶助社會底層的意思，[6] 和美國人權運動后在教育、就業上對黑人等弱勢群體采取優惠政策(affirmative action)[7] 差不多，具有相當的社會正義性。另一方面，“奴隸翻身求解放”后確實出現了用出身、成分等固化新的利益格局、甚至沿著“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邏輯把中國革命帶向封建社會主義的趨勢 — 就像“先軍”路線下的朝鮮。因此，從“身份社會主義”的角度反思毛時代是有積極意義的。李逵殺進東京做了鎮國公后想讓兒子李剛接班，說來也是社會的常道。但毛確為異數，他張飛似地橫在軍功貴族世襲罔替的長坂坡橋頭，硬是把早早就穿上“將校呢”的“紅二”轟到了廣闊天地。[8] 古老社會過程的中國革命版，終于在毛的身后，在“紅三”們的太廟婚禮、巴黎名媛成年舞會畫上了圓滿的句號。走筆至此，不禁想起多年前寫作戲劇《切·格瓦拉》“建設新社會”那幕結尾的那首憂傷的寓言詩：

　　從前，有群奴隸砸碎了腳鐐

　　他們占領了王宮并住在里面

　　把老國王和他的人關進監牢

　　后來，又有群奴隸砸碎了腳鐐

　　他們占領了王皇宮并住在里面

　　把新國王和他的人關進監牢

　　后來，又有群奴隸砸碎了腳鐐

　　終于一天有個純真的聲音說道

　　從今往后再不分什么國王和奴隸

　　從今往后誰也不比誰低誰也不比誰高

　　奴隸們都說這樣最好

　　于是同心協力

　　把監牢宮殿一齊推倒

　　他們想要蓋一座新房子

　　新房子不是宮殿也不是監牢

　　但究竟什么樣還沒人知道

　　奴隸們只見過宮殿只住過監牢

　　只被人踩過只會再踩人一腳

　　一抬腿就是老路，一張嘴就是老調

　　蓋了推推了蓋總也沒弄好

　　雨在淋風在吹黃葉滿眼飄

　　地在轉天在旋歲月催人老

　　終于一天有個聰明的聲音說道

　　房子新不新其實不重要

　　關鍵是要看房子好不好

　　關鍵的關鍵

　　是要能住得舒服住得牢靠

　　至于誰上誰下根本無關緊要

　　關鍵的關鍵

　　再別相信夢想再別聽從心跳

　　人上半截的要求才從來莫名其妙

　　奴隸們聽了心里在想

　　世上的房子千千萬萬

　　干嗎不都先瞧上一瞧

　　奴隸們穿過大陸繞過海角

　　世上的房子的確千千萬萬

　　但總不過監牢宮殿那一套

　　于是何去何從路只剩兩條

　　奴隸們有的堅持有的后退

　　有的猶猶豫豫不住地動搖

　　那邊陽光下大廈很快蓋起既現代又古老

　　地上地下一共有十層裝十等人不多不少

　　結構絕不允許改變但據說樓層隨時可調

　　這邊夜色中新房子依舊沒有摸出門道

　　但遠方的星星依舊在奴隸們眼中閃耀

　　他們一次次修一次次改一次次重新推倒[9]

　　階級制下的工農大眾與軍功貴族是兩類人，代表了中國革命的兩種傾向 — 不過他們合伙欺負1949年后的新弱勢群體如“黑五類”也是事實。[10] 毛時代的階級∕利益格局實難一目了然，實在一言難盡。

　　城市工人

　　改革開放等于把隊伍解散了重新集合。城市工人在新長征路上非但沒占著好位置，連原來的位置也沒保住。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幾千萬工人黯然下崗，那就像一條大河無語流向黃昏，無聲墜入深谷，多少綠水青山的畫圖、多少鷗翔魚躍的夢想在怪石巉巖間碎為粉末。河邊的知識精英哼著《春江花月夜》仰望星空，誰也沒想過拿眼前發生的事情去豐富豐富他們一版再版的“傷痕文學”、“傷痕史學”。知識精英對工人階級的敵意與他們對農民階級的盛意形成有趣的反差。[11] 1980年代他們出于精英階級的本能，看農民也極不順眼，認為是中國愚昧落后的社會基礎。這些年他們所以又同情起了農民，有的純屬實用主義，覺得農民的貧困可以作為中共的惡政來聲討，[12] 有的則是出于價值立場。[13] 無論出于何種原因，將工人劃入毛時代的既得利益群體，農民歸入受害群體，將他們做二元對立，是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近些年的一個新思路 —《啟示》也不例外。這個思路確有寫真的成分，但那股恨不把農民∕工人看做奴隸∕奴隸主的情緒，就過猶不及了。

　　最近，一篇“極左派”的網上熱文〈論毛澤東時代的“兩極分化”—“茅于軾猜想”的破解〉，真能把“右派”喜成淚人。作者蘇拉密先生也是拿城鄉差距做驚人之語，說毛時代兩極分化已到了“農奴制”的地步。文章技術性不低但嚴肅性不高，能炫人耳目卻經不住推敲。例如，作者完全不顧自然經濟的特點，把當年作為農民收入重要組成部分的養豬收益“匡算”為負值，以其對當年飼料的成本核算，毛時代的豬快趕上今天公款吃喝的官員了。再如城市居民的“隱性收入”，作者也是有影沒影的一律拿來，就差把農展館人大會堂也都算進去了。換標準，改定義，那頭一加，這頭一減，然后一除，就得出0.7強、接近殷商王墓與其陪葬坑的基尼系數。這些年過頭話不絕于耳，好像不危言聳聽出門真會遭遇不測似的。照理說，說過頭話總要付代價，付的越多說的就越少。可如今的情況是，代價的確居高不下，但卻不由說的人付，而是由被說的付，由全社會付。

　　對于“城鄉二元體制”下的國企(包括大集體、街道工廠之類)工人，我是這么看。如果社會確實需要排隊的話 — 人類社會迄今還沒不排隊過，那么制度的好壞、政策的高下也無非是看它讓哪些人靠前以及靠前了多少。毛時代工人階級排得靠前一些(遠不是最前)，我想合理性起碼有以下三條。第一，作為現代化主干的工業化是中國的當務之急，這要靠工人 — 哪位要是用“民以食為天，種糧食比什么都急”來反駁我，我現在就認輸。第二，工人收入確比農民高但沒高得那么邪乎，[14]工人最高八級，工資也就一百塊多點，最低的學徒十幾塊，平均數也就是蘇拉密所說的四五十塊吧。毛時代的貧富差距即便真像有些人說的那么大，那主要也不體現在工人和農民之間。第三，凡事相對而言，當年讓億萬早出晚歸錘子扳子吃苦受累的億萬“官工”及其家人先富個一步半步吃飽穿暖了，與當今由著少數暴富群體、食利階級富可敵國，把同胞甩后面好幾個時代，哪個更公正呢?

　　農民工

　　改革開放三四十年，在社會關系的不少方面都出現了退步。但為數億農民打開閘門、創造機會，讓他們擺脫“土里生、土里長、土里埋”的命運，則無疑是社會進步。農民工從一沉到底的經濟地位，做只可能向上的社會流動，這支由堅忍支撐、被樂觀照耀的施工隊櫛風沐雨，冒雪沖寒，不但給自家蓋起了新房，還把整個中國裝修了一遍。應該說，這個過程沒有遇到多少社會心理上的阻力，這些年“三農”話題在知識界輿論界幾乎成了人見人愛的貓星族，其原因我過去做些文化心理的分析。[15] 幾年前曾看過一出家政工題材的表演，基本上是套用黃世仁老娘針扎喜兒的傳統模式，其實并太具有典型性。城市中產階級總的說來是善待農民工尤其是家政工的，他們從代價不高的善意中收獲了品質不低的自我道德形象。當然，農民工所以受歡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畢竟是進城的農民工而不是入城的農民軍，并沒有擾動城市基本的階級結構和利益結構，反倒是讓幾乎全體市民受益匪淺：他們廉價的勞動力不但為老總大亨貢獻了更多的超額利潤，也讓大媽大嬸能買到相對便宜的日常服務。不過，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即如農民工本身，盼只盼掙錢回家蓋房娶媳婦的“一代農民工”已逐漸淡出;淡入的是心在二環、床在五環、戶口卻還在八里莊三十里鋪的“二代農民工”。富士康13連跳標志了這一轉折。再如進城農民靠起早摸黑在早市、地攤、小店所拼到的價格優勢，曾迫使天客隆、物美、家樂福這些中大型超市喊出“價錢低過早市”的口號，現而今大的商業資本已經通過規模經營、產地直銷等方式展現了威力，農民工的比較優勢正從價格的低廉收縮到地理的近便，就像蹲我們門口擺攤兒的那對河南夫婦，他們的果蔬比超市便宜不了多少，但你一出門就能把蔥姜買回來，連廚房的火都不用關。

　　要說農民工光給城市補臺而一點不拆臺，那也不是事實。首先，農民工對城市社會的最底層造成不小的沖擊：國企工人鐵飯碗的被砸不能說跟他們沒關;低端服務業，城里人一是吃不了那苦，二是跌不起那份，也都拱手相讓了。低端的事情一般不會引人注目。而農民工租住的貧民窟之所以成為話題，是因為它對城市中端人群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對城市高端人群的視覺環境造成污染。那么問題的根源在哪兒呢?在我看，貧民窟的根子在于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貧民窟里住的并不光是農民工，就是農民工不來，下層市民棲居的小胡同大雜院也照樣淪落為“城市的瘡疤”。關于如何消除這些“瘡疤”，曾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思路。第一種是讓“原住民”上樓，1980、90年代不少老舊居民區的改造就是這么做的，基本上是原地上樓或到不遠的地方上。第二種是讓“原住民”出城。隨著這些年房地產成為暴利行業，第二種思路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于是，政府在墻上寫“拆”字、開發商派黑社會往院里飛磚頭、“原住民”一抵制警棍就來維穩的情況，[16] 成為“中國模式”的組成部分。暫時不拆的由國家負責粉刷院墻、油漆院門。有的老舊簡易樓甚至加了“哥特”式尖頂，半夜看還以為到了歐洲呢。至于進城農民，他們和城市貧民實屬一條思路上的兩個苦瓜，因為他們很多租住的就是大雜院里的小平房。富人看上了窮人腳下的地皮，跟政府一溝通，窮人就都得收拾行李搬家，區別只在：貧民搬出城，農民搬回鄉。如果中國真想走出一條優于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道路，那就應該把“政治優勢”用對地方，多在縮小貧富差距上下功夫，沿著前面說的第一種思路，幫窮人往上走，而不是把人家向外趕、往回轟。在這方面，前幾年的重慶政府就做得比較對路，他們不是讓商業樓盤把廉租房擠到城鄉結合部，而是讓富人與窮人同住一個城市地段，共享那里的商業、教育以及文化資源。總之，我贊同《啟示》的價值立場：農民 — 我再加上底層市民— 住貧民窟雖然不如住羅馬花園好，但比無立錐之地強。農民工又不是孫悟空，你總不能讓人家拉完泔水擦完抽油煙機一個跟斗翻回社會主義新農村、第二天早晨再翻回來接著擦吧?當然，改善農民生活的確不止進城打工一途，應該探討更多樣的方式，中國沒有理由不比墨西哥、印度、南非做得更好，而且有些地方也確實找到一些可行的辦法。但農業究竟能為多少農村人口提供向上發展的空間，這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總體估計。如果主要還得靠進城務工，那就要合理解決人家城市化的問題，包括居住、社保、子女就讀等等。

　　中國崛起

　　《啟示》不但將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做了連類，還把這邊正在進行的同那邊曾經發生的經濟快速增長比而同之，得出政治集權下的低人權+全球化=中國崛起的結論。這個結論，比思想界以往“左”“右”兩邊的流行說法都要寫真得多。“左”“右”失真都失在看不見中國的崛起。“左”邊根據西方的神馬理論堅信中國加入世界資本主義，等于簽了賣身契，只能世世代代給西方老板當店小二。他們就忘了“不想當店老板的店小二不是好小二”這類話在中國有多么的勵志，忘了契約提前過期的事在這個星球上是多么的頻發。[17] 相對于“左”的不能看到，“右”是不愿看到，西方相當于他們的白雪公主，讓中國黃臉婆趕超了，這在感情上就沒法接受。因此他們隔三差五就預報中國快要散架，已經“快要”了20多年了。這兩路觀點對立而同一，在價值取向上是仇家，在罔顧事實上是親家。倒是“中國模式”派 —好像也叫“中國學派”— 看見了中國崛起的事實，這當然是認識上的長處。但也有短處，那就是只見崛起不見問題，只看家護院不打針喂藥。下焉者圍著北京的金山歡蹦亂跳，跟搶包子似的，快趕上馬路斜對過兒從前分美鈔的場面了。[18]

　　“政治集權下的低人權”去掉褒貶后的事實部分，與我黨經常夸自己的“政治優勢”、屢屢夸人民的“確實太好了”，以及“中國學派”的“舉國體制”、“國家能力”、“一次性賦權”之類，說的大體是同一個東西。僅僅把這個東西放進全球化，未必就能有中國崛起，但它無疑是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對于中國崛起的大致因果，我的判斷和秦暉、“中國學派”以及我黨沒什么區別。區別在于價值判斷。我自己的價值判斷，多年前寫作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交代緣起時有段現成的表達 —

　　30年間億萬人民穿越風朝雨夕、水復山重的悲壯行旅，無疑是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中華民族在現代資本主義虎狼世界中左突右沖、圖存救亡的繼續，是一次偉大的行走，成就不可謂不輝煌。而這一路的滾滾埃塵中卻又幾家夢圓幾家夢碎，社會矛盾日深，社會分化日劇，代價又不可謂不慘重。這種雙重性或矛盾性是筆者對這段如煙歲月的真切感受，因而也構成了本劇的基本認識脈絡以及亦喜亦悲、欲歌還嘆的總體氛圍。

　　說的是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價值糾結矛盾的情形。前30年取徑國家社會主義，后30年走權力主導的市場化路線，二者既南北殊途，又前接后續，其共同點在于實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近代基本任務。在尚未發生根本性變革的世界叢林或國際階級體系中，民族主義的“中國崛起”與古往今來的底層翻身別無二致，具有古老的相對正義性。我有點不理解，秦暉先生能理解南非的黑人向白人鬧翻身，能理解中國的鄉下人向城里人鬧翻身，為什么對近代以來備受欺辱的中國向西方鬧翻身，就不能給予充分的理解呢?民族主義當然有局限性，[19] 但中國的民族主義迄今尚屬溫和理性，并無過當之處，倒是穿著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外衣的國家主義值得警惕。[20] 且不說以往對侵略的反抗天經地義，即便走到今天，也不過是在一個海關簽證都還沒廢除的世界上追求任何一國人民都在追求的共同體正當利益。中國并未出現俄羅斯光頭黨、德國新納粹那樣的極端人群，像西安流氓砸車打人的情況實不多見，而且馬上受到全社會的一致譴責。

　　中國崛起當然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嚴重的社會不公 — 自由派朋友喜歡叫“低人權”，也行，只要它包括無論是權力還是市場造成的貧富分化。對此，我的負面感受跟秦暉的應該有不少重疊，但也有一些差異。即如農民工特別是一代農民工的境況，我的觀感是兩面的：一方面資本[21] 不肯多拔一毛以利勞動者;[22] 而政府的心思又全在“招商引資”上，這造成農民工極低的生活水平。[23] 另一方面，農民工的起點水平更低，所求又不高，只要從家鄉走出來，怎么走的都是上坡路，盡管不是陡坡，[24] 這跟勞改犯被槍督著干活還是不一樣的。如果沒有這種上坡心態，便很難理解“中國制造”從血汗工廠和貧民窟出發，一路的攻城略地、摧枯拉朽。在相當程度上，是堅韌而樂觀的億萬農民工肩扛背負著整個民族的命運，從國際經濟及等級體制的底部拾階而上 — 已將頭批中國土豪扛進紐約的新年音樂會了。人類社會過程復雜、關系錯綜，橫看成嶺側成峰，需要多一些視角或坐標，四時景色皆備的中國社會更應如此。對于中國崛起及其評價，起碼需要國際競爭、社會公正倆坐標、倆賬本吧。

　　倆本賬當然也要合著看，因為往往有什么樣的屋里，就有什么樣的屋外。其實我對秦暉中國“劣幣”驅逐西方“良幣”的觀感還是有相當同情的。當看到中國虎媽一個個吊眼金睛、就像兜里揣著專業馴獸師上崗證，當看到中國大媽嘯聚國際黃金市場，尤其當看到中國的富豪在極右政策的縱容下黑了無數中國百姓的住房夢又去四處黑世界，心里的感受會很古怪：剛要欣慰中國可太能了(友人瑪雅新出訪談集就叫《中國為什么能?》)，遂又慨嘆這世界能變得更好么(梁漱溟先生晚年著作標題)?上世紀的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雖然都因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弊病以失敗告終，可它們都曾把舊世界的長夜撕開一角，讓四面八方的被剝奪被壓迫者見到共同的曙色。而中國近三四十年沿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路線狼奔豕突，固然奔成了萬國的老二，但嚴重的貧富分化也差不多把一個中國腰斬成了兩個，貪腐上行下效，副處級的“蒼蠅”都已經是百獸之王的飯量了。“大公”含量過低因而缺少理想主義感召力的崛起是脆弱的崛起，[25] 別說各國人民簞食壺漿了，就連本國的既得利益者都狡兔三窟，緊著把財富往外順。中國要想走出亞洲，參與世界的管理和改造，就必須讓各國人民在未來新世界里看到更多的公平，而這首先需要在中國實現更多的公平。如果說未來世界格局是“期房”，那么中國內部格局就是“樣板房”。因此，中國要想成為強大的國家，還需建設偉大的社會。

　　在社會建設方面，中國需要的是繼承、引進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創造，而不是維持現狀。說到繼承，近代大危機中我們為輕裝逃命而一股腦扔掉的老物件，如今時移勢易，應該撿回來認真盤點。做這項工作，我們得改改自己的一個壞習慣：扔的時候就覺著扔掉了萬惡之源，撿的時候又以為撿回了稀世之寶。如今一浪高一浪的保守主義思潮，即顯出看中國古代什么都如花似玉的傾向。引進也有同樣的問題，在黑市一美元能換十人民幣的頭些年，性高潮的幸福指數未必能趕上去美國學習七天倒時差五天。而自打中國錢多了，尤其是自打2008年西方錢少了或不值錢了，當年唱“星條旗永不落”陶醉得人事不省的那些人，其中不少又改唱“我只愛北京天安門”了，看西方渾身上下沒一處可取。西方因金融危機而“滿門抄斬”，中國因經濟崛起而“雞犬升天”。[26] 古今中外好東西多了，還是唯我所用吧。要敢于是自己，但也沒必要非不是別人。再引一段我在《中國不高興》里說過的現成話：

　　西方最近的金融危機，又一次暴露了資本主義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弊端。但我們這兒也別趁機把人家什么都否了 — 他們能領導世界幾百年，自有其長處，[27] 科學、工業、社會主義、民主，這些都是西方對人類的偉大貢獻，是否定不了的。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外一種傾向。

　　那四樣貢獻中，科學、工業就不說了，單說社會主義吧。社會主義并沒合族搬到中國朝鮮這一帶來。西方覆蓋廣泛的福利國家制度，固然有關上門第三世界人民沒份兒的一面，但也有勞動階級及其同情者在那一方天地不懈斗爭、[28] 實現了一些社會主義目標、惠及億萬廣眾的一面。西方社會(包括日韓臺)的社會主義成色遠高于打砸搶資本主義的中國，這沒什么可爭的。他們的好日子、好自然、好人際— 當然都是相比較而言 — 應該成為我們下一步追趕的目標，[29] 這也沒什么好辯的。

　　需要爭辯的是順利抵達這個目標的路線圖。迄今的社會路線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它的確曾為中國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也確曾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擁護，因為當年誰都覺得自己極有可能一馬當先，就算明知腿腳不大靈便的也堅信黨和政府不會拋下自己不管。所以，1980、90年代的中國只見撒歡的不見擋道的，自然是高歌猛進。這些年形勢發生了逆轉：貧富分化格局已定，廣大屌絲屁民除了繼續到小鋪買六合彩，已沒多少夢可做了。先富的現在最著急的是怎么讓連偷帶搶來的財富“神圣不可侵犯”，沒有誰還記得“帶后富”的話 — 扒褲子時隨口一說的海誓山盟本來也作不了數。社會上一提財產稅、遺產稅、房產登記這些，達官富豪們就一臉亡黨亡國相。窮人也不復一聽“改革”就依頭順腦、開門揖盜的從前了。這兒投毒那兒殺人，這兒靜坐那兒跳樓，矛盾已激烈到火花四濺的程度。在利益分裂的南墻根兒，多少“和諧”“共識”的努力尸骨枕籍，2014年春晚總導演馮小剛也是蛋清蛋黃的流了一地。曾經讓那么多人充滿豪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路線走到這一步，的確應該退居二線了。

　　民主

　　《啟示》千言萬語，其實歸根結底就“民主”倆字。民主在中國是個百年老話題，該說的早都說無數遍了。我自己的看法五年前在《中國不高興》那本書里也說過一些。[30] 當年康生定某人為叛徒好歹還經過相面，而那本書，很多人一聽書名作者名就知道是“反民主”“為文革翻案”的，難怪王林之類神功大師在中國總也清理不干凈呢。

　　回到本文的開頭，民主遭“壞黨”詬病的重要一條是不大管用：民主真要那么管用，怎么大的管不住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管不住伊拉克血肉紛飛，小的管不住印度奸幼奸嬰奸老母牛呢?這個問題其實不是民主的問題，而是那些民主的廣告推介詞或產品說明書出了問題。民主既非上帝發明，怎么會有點石成金、變人間為天堂的本領?可沒辦法，中國就是一個妙藥仙丹的超級市場，從治陽痿早泄的“一擦就靈”，到治國平天下的“一(承)包就靈”、“一股(份制)就靈”，全都是購銷兩旺。很多人談論“民主憲政”時的口氣，估計跟當年徐福、盧生等人向秦始皇介紹東海仙山、申報長生不死課題時的口氣一模一樣。夸大民主的作用，結果只能是讓公眾失望之余安于現狀。人類社會是個變量豐富、關聯復雜、因果錯綜、血肉模糊的有機體，許多事物既無恒形，也無定勢，很難有個絕對的說法。市場規律、價格曲線之類是這樣，民主也是這樣。它有生長的脈絡、運行的條件、適用的范圍，總之是個挺嬌氣的東西。邱吉爾說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這是從理論上講，但落實到實際是好是壞、好到什么程度、壞到什么地步，那可不由邱吉爾、杰斐遜說了算，還要取決于其他諸多因素。例如，在利益過于分裂的社會里，能民主出個什么名堂來，最好別太樂觀了。總之，對民主要存一種平常心。原理上，民主的確是迄今最合理的制度，但能不能用好，那要看用的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時候，還要看使用者是幫什么人。

　　民主有一個好處是比較肯定的，那就是它符合“人”的長期發展趨勢。隨著人民了解和管理社會的能力不斷提高，從替人民當家做主向由人民當家作主的轉變就在所難免。如今的老百姓，一個個世事洞明、能言善辯，比大小領導差不到哪兒去，看到國之大事自然嘴癢技癢，不讓“妄議”就渾身難受 — 覺得“不妄議，毋寧死”的都有。也就是說，民主的能力會造就民主的欲求，民主的欲求會化作民主的價值。這個價值，近代以來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即便是不怎么民主的地方，民主的彩旗緞帶也都置辦得應有盡有 — 剛見報載，朝鮮金正恩“被提名”白頭山選區的代議員后，還致信該區群眾表示感謝呢。我們每隔幾年被拉去“選舉”從未聽說過的“人民代表”，投票站的大紅橫幅上也寫著“履行公民的神圣權利”。各級人大代表明明是各級領導任命的，干嘛非要弄得跟人民貨比三家挑選出來的一樣，還白饒上布錢、紙錢、墨錢以及人民的一寸光陰一寸金呢?道理就在于領導內心也覺得人民的代表就該由人民選舉，[31] 只是由于種種原因，只好內容現實主義、形式理想主義的先這么湊合著吧。[32] 人民當家作主并不是人民事事都管，那煩都煩死了，還要國家行政學院、青年政治學院干嗎?魷魚具體怎么炒還是由大廚掌握，人民只考慮要不要炒大廚的魷魚。有些民主國家的大廚，手藝比隔壁的小金師傅真強不到哪兒去，雖然魷魚炒得一點也不好吃，但態度和動作的確比小金那樣子好看，因為用鴨綠江這邊的話說，“那是必須的”。民主不一定好吃(效率)，但必須好看(價值)。不民主不一定不好吃，但越來越不好看了。好吃和好看都是人類的需求。一個涉及生存，早在人類穿褲子之前就有了。一個關乎大眾的尊嚴，出現較晚，其成為普遍的價值也就是近一兩百年的事 — 因為在這段時間里日新月異的現代化過程使大眾的能力有了長足的進步，長了本事也就有了尊嚴。《紅樓夢》里焦大罵街，請蓉哥之流“還別跟你焦大爺使主子性”，結果被塞了一嘴馬糞扔牲口棚里。民主別的功效不太好說，但解決了當權者別使主子性這一“現代性”問題，其功甚偉。好吃和好看二者能兼得當然最好，但有時不能，那就只好根據一個社會的輕重緩急，先顧一個。如果顧了民主，那就得明白：既然廚子都是你挑的，還享受了他們的滿臉堆笑，那么，菜炒砸了誰也別賴，端起盤子吃干凈完事。當然，有些人不認這個帳，選上了就上臺，沒選上就上街，你也拿他們沒辦法。

　　時間上，現代民主體制在西方基本定型以來，這個世界又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何讓它更切合這個變化了的世界，需要探索實踐而不是照本宣科。例如，拉美的“參與式民主”(包括“參與式預算”)就彌補了選票民主的不足;互聯網為民主尤其是“直接民主”也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機會。空間上，民主既然是另一方水土的產物，要想在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文明體內安身立命，就少不了做必要的變通。有朋友會說，民主現在連影兒都沒有，還是先解決準入再討論改裝吧。其實不耽誤，與其熱鍋上螞蟻似地等著民主通行證下來，還不如一面等一面平心靜氣想想，證下來之后，民主如何才能行得通、走得遠，別老一遍遍重來。在一個劇變的時代，“名”往往落在“實”的后面老遠。因此，更應強調民主的實質，而對民主的形式存一種相對開放的態度。這樣一種標準和尺度有可能為民主網羅到更多的可能性及生長點。當然了，跟民主一點關系也沒有的“縱向民主”之類也會跑來報到，非說自己是民主的非婚生子女。探索和實踐是一個平淡瑣細的日常過程，而人類卻是一種喜歡致開幕詞、放焰火的社會動物 — 如今多少老夫老妻都在補拍婚禮照啊。記得在某次會上有朋友就表示，實在不甘心民主在中國沒有一個“標志性時刻”。盼望“標志性時刻”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應當克制，因為把心思都用在“標志”上會失去許多雖不亮瞎眼但卻真實惠的機遇。我在《中國不高興》里打過個比方：用存錢罐攢出個民主來，而不是摸六合彩摸出個民主來。存錢罐里的每個鋼镚每張毛票都帶著你的手澤和體溫，因此你更知道怎么珍惜它使用它。而中了巨獎的彩民數了鈔票購了寶馬進了賭場吸了白粉最后送了醫院的，據說有不少 — 個別人甚至鈔票沒數完直接就被120拉走了。

　　民主的擁護方和不擁護方

　　需要對“好黨”和“壞黨”，也就是民主的擁護方和不擁護方做點分析。先說不擁護方。之所以不用“反對方”，是考慮到在民主已成為普遍價值觀的今天，很難說誰是“民主的反對方”了。官僚階級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成長起來的，在基本價值層面上大都認同民主，只是由于崗位所系、利益所在，他們在實踐層面上往往站在民主的對面。價值觀與利益或立場的二元局面，使得官僚階級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官員群體人格上趨于分裂。很多人在“專制體制”內刪稿斃稿兢兢業業，該求官求位一絲不茍 — 辦公桌尺寸小點都不干。但私底下，如他們在飯局上或群郵里表達出的激進態度，讓人納悶他們怎么才是民主斗士而不是民主烈士呢?60歲會是這些人破鏡重圓、結束人格分裂的黃道吉日。“退”的那天，他們會把不民主的立場連同單位發的各種學習材料留在辦公室桌抽屜里，一手拎著“59大禮包”，一手拎著對民主的價值認同，哼著《時間都去哪兒了》回家或出國享天倫之樂。

　　至于思想輿論界的民主不擁護方，也要有所區分。有些人喜見“舉國體制”把中國的國勢挺舉到這樣的高度，生怕紅衫軍起來把事兒攪黃了。這種基于民族主義的擔憂，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有些人不看好民主，是因為貧富分化把中國一分為二，一個中國的腳脖子比另一個中國的腰還粗，他們環顧了前后左右之后發現，這局面雖然是官僚階級領導出來的，但要想扭轉它還只能靠官僚階級，靠其中“正確路線的代表”。[33] 還有些人，善于弄些讓官僚似懂非懂因而喜出望外的理論名詞，他們成了權力的鍍金車鑰匙鏈，車開到哪兒他們就亮閃閃晃蕩到哪兒。比較可憐的是那些沒圈上車鑰匙的鑰匙鏈，有些文化屌絲饑一餐飽一餐的，真難為他們還能“對民粹主義保持高度的警惕”。最近就遇到這么一位，發明了一套把國家“產權明晰”給黨首的理論構想，尋尋覓覓正愁沒路子遞上去。我真想建議他把一頁頁白紙黑字疊成飛鏢，從紅墻外往里扔，效果沒準能趕上“遠飛的大雁”呢。

　　再說擁護方。前面已講過，在現代化過程中開了眼界、長了本事的人容易親近民主的價值，會越來越看不慣“公仆”背手特別是揮手的姿勢;當然，民主制度下政客們像雞一樣拉選票的樣子他們也未必多喜歡，更不要說讓自己三天兩頭上街，用磚頭酒瓶子進行“民主協商”了。他們不會覺得民主能根治貪腐，因為好多民主國家都夠貪腐的;但他們相信沒民主可能會更貪腐，因為中國互聯網上的民主監督明白無誤地阻擊并襲擊了貪腐，所形成的民意更是官僚國家自我肅貪的根本動力。這部分規模可觀、能量不小的人口，[34] 大概會傾向于用存錢罐積攢民主，也就是說，方向上未必是一頭直奔投票站，速度上也不會是轟隆一聲改天換地。他們是民主的主力軍。

　　主力軍之外還有先鋒隊，主要由公共知識分子(不限于自由派的“公知”)組成。公共知識分子之所以沖在前面，根本的原因在于言論是他們的生存之道，[35] 而這條道兒卻被路政部門搞得坑坑洼洼的，經常弄得人一瘸一拐的。其實三四十年來言論逐漸開放，等于這個體制打了三四十年脫敏針，像蘇東當年那樣輿論驟然放開造成摧毀性震蕩的可能性已經非常小了。而現行的輿論管控體制卻沿用甚至強化某些你都不知道他究竟圖什么的做法。比如說，誰都知道的事、哪兒都在說的話，飯桌上管不著，微信里管不了，就是真到公安部門口說都未必抓進去，很可能也就是轟走“愛哪兒說哪兒說去”，可我們的有關部門卻非不讓在傳統媒體里說。傳統媒體本來就是個下坡產業，再這么連推帶搡的，感覺快要被迫害致死的廣大從業人員能不下班后化作冤魂厲鬼加入互聯網上的復仇大軍，誓將“專制極權”埋葬在噩夢中么?集權(或威權)體制在輿論管控上的體制紅利早已花光用盡，眼下這一摞摞一疊疊的全是體制代價。[36] 不過也應指出，由于公共知識分子遠高于社會平均值的巨大音量，他們與輿論管控體制的緊張關系會產生夸大效應，如果全社會對民主的實際期待程度只相當于古代閨中的留守女士望盡飛鴻，低頭接著納鞋底子，那么經過了公共知識分子功放器后，給人的感覺就成氣喘吁吁的崔鶯鶯和紅娘扛著云梯去接應墻頭上的張生了。

　　再就是資產階級，我真不知道他們到底應該歸哪邊。一般說來，資產階級對民主是愛不到哪兒去的，否則西方的老板也不會紛紛將廠子遷到中國這種地方;他們對民主也恨不到哪兒去，否則中國的富人不會排著大隊辦西方的戶口。外國資產階級來，肯定是因為這兒的錢太好來了。中國資產階級走，多半是因為他們的錢不是好來的。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不但把資產階級引為民主的天然盟友，還幫他們打造了“民”間企業家受“官”百般欺凌的集體形象 — 看著真跟烤白薯擺地攤的被城管追得滿街奔竄似的。其實不少“民間企業家”，[37] 尤其是有些個頭的，要么自己半年前還是官倒，要么老爹老公老丈桿子就是官身。可以說，沒有官或所謂“暴君”，就不可能有他們的暴富，在民主法治社會得幾代才能積攢成的財富，他們幾年甚至幾天就到手了。那么，他們中一些人不守著“暴君”繼續暴富，卻等在簽證處門口用腳表決什么呢?這就說到所謂“暴民”了。原來“暴”家祖孫三代是這樣一種關系：一代暴君生下二代暴富，二代暴富生下三代暴民。暴民是暴家的孽種，不安全因素：就算你把陽宅修成暗堡，也只能防溜門撬鎖，防不了起義造反。再說了，“暴君”眼看“暴民”跟開鍋似的，為防止噗鍋也要象征性約束一下暴富，間或打打黑什么的。雖然被打的人數不會太多，但符合條件的著實不少，誰知道哪把牌就摸到自己了呢?于是不少警惕性特別高的資產階級走為上計，告別了“專制”“集權”，走向了“民主”“法治”— 擱我也這么說，而不說逃離作案現場。不過有些資產階級的去國，的確屬于有追求而不是犯嘀咕。這些人扛著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斬獲的戰利品，去投奔水更碧、天更清、人更nice的國度，這和鄧文革(后易名“文迪”)女士產下默多老的財產繼承人后戀上了腰更細、腿更長、眼神更迷人的布萊爾一樣，不說“文明升級”吧，起碼也是美學趣味的上檔次。不過話說回來，絕大多數資產階級并不像自由派所期望的那樣唱衰中國，他們寧愿跟著“中國學派”唱響中國。當然，他們沒閑工夫參加合唱團，他們手上比K歌有意思多得美事 — 從嫩模歌星到花梨紫檀再到“奧運火炬”兩會席位 — 玩一遍需要兩輩子。至于個別公知化的土豪鉤以“民主”鑿以“憲政”，這跟個別中老年婦女見春風搖動滿街的裙衫一時春心蕩漾、于是不顧腰圍臀圍也買上好幾件，情況是一樣的。我看那些房地產大鱷穿著民主裙衫暢談“推墻”，納悶那么精明的生意人怎么會這么不計個人得失呢?還是他們中的馮侖先生懂哲學講辯證，[38] 明白裙衫好是好，但也要看誰穿。民主法治社會對富人的征稅快趕上打土豪分田地了，[39] 這樣的裙衫跟囚衣似的不穿也罷。

　　還有一類人，很難說他們是民主的擁護派，但確實火急火燎，希望能三更“民主”別拖到五更。民主在他們那里就是關燈，伸手不見五指。多年前有朋自遠方來，還帶著兩位小客人。飯桌上有碟糖果，小客人很講客氣。后來斷電了，等燈再亮，一碟糖果只剩了半碟。大人哄堂大笑，倆小人兒捂著衣兜哭得嗚嗚的，都說是對方拿的。我說的這類人，“民主轉型”他們其實只要其中的“轉”字，也就是黑燈的那段時間。等燈亮了，等別人的財產已趁亂進了自己的腰包，他們很可能會力主維穩，能搞帝制最好 — 逆取順守，歷來如此，今后也別指望會絕跡。不過，關了燈也有可能得手的不是自己而是別人，這樣的“民主”他們早就開始預防了。多年前，我曾給這類人的民主起過個名字，叫“褲腰民主”，即不能小于二尺三，否則他們自己進不來;又不能大過二尺四，因為那樣把窮光蛋也放進來，就成“多數人的暴政”了。“憲政”就是他們為民主褲腰帶扎的兩個眼兒 —“革命”、“改良”什么的，他們也都設了密碼。[40]

　　自由主義的短長

　　在《南非的啟示》中，秦暉先生有個感慨：自由主義的目標是一個人人可以利己的社會，但要抵達這樣的社會，先頭部隊還真得有點高尚利他精神。[41] 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的伸張，實乃現代社會的應有之義;其對集體權力特別是政府權力的警惕與批判，雖有片面性，亦屬目前中國的切實之需。中國的政治體制來自蘇聯的國家(主義型)社會主義并有所變異，曾經在挽救中國于危亡的中國革命及建設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功不可沒。但它過分依賴國家權力、忽視個人權益的弊病也迅速發展為痼疾，教訓已足夠沉痛了。改革開放以來，這個體制通過與資本的野合雜交，[42] 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同時也形成兩極分化的社會僵局和權力不能開放的政治死結。對于膨脹的國家權力，自由主義的固守個人權利，有益于群己關系的合理平衡。[43] 不過，自由主義屬于持其一端、有獨到亦有不到而非面面俱到的“主義”，容易以一種過猶不及取代另一種過猶不及，使群己關系向另一個方向失衡。[44] 近些年，對于自由主義的監督政府權力，我一直持肯定態度，但對其間的一些難看之行、不堪之狀也每每提出批評：怎么還沒上臺就一身快要下臺時的毛病呢。[45] 自由主義有其長處，也有短板，精神文化、社會平等、[46] 公共利益、世界競爭等方面的理論或實踐都有明顯的缺憾，思想方法上也過于教條。近年來一些自由派學人紛紛向哈耶克請假外出，跟耶穌、孔丘、甚至卡爾聯絡溝通，可以理解為自由主義克服自身局限的擴容行為，[47] 不但值得肯定，還值得“左派”參考。今天的一些“左派”，除了隨時為當權者維(名譽)權、定期祭掃革命祖墳、統計領導人講話中“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出現的頻次之外，已沒其他正經事兒可干了。[48] 對于他們，中國的心什么顏色、血什么顏色都不重要，只要中國的唇膏保持紅色就行。其實領導人給中國用哪色唇膏他們管不了也不敢管。但他們監管起平頭百姓卻極有力度。我有回對毛主席的評論顏色未能達標，馬上就有小黃臉兒一繃，血口子一咧，封我為“漢奸賣國賊”。

　　中國和世界的大變局不是哪家哪派所能獨力解釋了的。未來中國及未來世界的規劃圖應集各家之長。如果圖上盡是“自由大道”、“自由斜街”、“自由角”、“自由紀念碑”、“自由Plaza”，那肯定不妥。都弄成“工農大街”、“五一廣場”也早就不行了。“厚德堂”、“慎獨閣”、“闕里人家”之類看著倒是古色古香，可真的也不能太多，時代畢竟是變了。

　　[1] 本文完成于2014年初，刊載于同年5期的《天涯》雜志。發表時編輯部刪去一部分內容。此稿為未刪稿，文字上略作修訂，內容上補充了最近一段時間的觀感，約六千字。新補入內容皆放入腳注，其中與時事聯系密切者為方便閱讀標為黑體。特此說明，2015年3月。

　　[2] 近代“科學主義”風氣之下，有些興趣廣泛的理工科學生以研究珊瑚蟲、火成巖的訓練來研究賊頭賊腦的活人，真不知道他們怎么會有那么強的優越感。

　　[3] 作為修辭的比喻和作為推理的類比有所交集，這大概是文學與學術甚至“科學”的結合部。所謂“大膽設想，小心求證”有時會是一個始于比喻、成于類比的過程。比喻的所比之物要隔得越遠越好，類比的所比之點要找的越多越好。

　　[4] 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政治地位在“革干”、“革軍”相當重疊，而對于工、農、知識分子、資本家、自由職業者就不那么統一了。當年資本家出身的同學春游時帶的午餐比別人好，家里給的零錢也比別人多，但好像不過如此。另外，忘了在哪兒讀過當年頭號文豪郭沫若女兒的回憶，說心里總覺著比軍干子弟矮著一塊。

　　[5] 農民由于生活水平長期低下，社會地位也高不到哪兒去。城里光棍不到走投無路，是不會說農村媳婦的，偶爾有城里姑娘嫁到農村，聽著跟昭君出塞、文成嫁藏差不多。但貧下中農的政治地位，卻要高于城市的“資產階級”。

　　[6] 中國革命對原有階級及利益格局的觸動，應該是近代以來力度最大的。美國經濟史家G. Clark最新著作《龍生龍，鳳生鳳》(The Sons Also Rise)對社會流動做了跨國研究，中國跨越晚清、民國、共和國三個時期，作者根據對所謂“精英十三姓”的歷史考察，得出以上三個時期社會流動情況跟世界各地出入不大、精英總是精英的結論。此書尚未直接讀到，不知其具體的論證方法及過程但就1949年這次翻天覆地而言，我對這個結論暫且存疑，因為它與我們的經驗和見聞出入太大了。作者考察的“精英十三姓”或許多屬文化知識精英，而這部分精英的家族在近代的大動蕩尤其是中國革命過程中，升沉幅度要明顯小于其他精英人群如地主、資本家、舊軍人，因此其代表性是有限的，

　　[7] 起初也只是“平權”，后來政策上則對弱勢群體有更多傾斜，以致一些白人開始抱怨“種族主義”。我1990年代初曾去一個同學父母家去玩，她父親是有錢的商人，屬保守的共和黨，飯后聊天時他說黑人若還不滿意可以回非洲老家去。同學的男友可能覺得這也太不政治正確了，后來跟我解釋說老爺子其實并沒這么極端。我這位同學及其男友平日也都偏于保守，但在種族問題上還是要做“開明紳士”，于此可以稍窺自由主義價值觀深入人心的程度。

　　[8] 平心說，毛號召知青上山下鄉有擺脫文革亂局的一面，但也未嘗沒體現他開放上下交流的社會思想以及“經風雨見世面”的教育思想。縱觀毛的后半生，“還是自己子弟靠得住”并沒有成為他的思路 — 雖然毛遠新、王海榮都成了他的“聯絡員”。

　　[9] 《切》劇一上演即被好些人貼上“極左”、“文革”的標簽，筆者當時頗感困惑，但后來想想也不算“竇娥冤”。如果將此詩看做該劇的提要，那它講的確實接近文革邏輯。邏輯只是一根絲，歷史卻是一團麻，筆者對文革的“歷史”多有否定，對文革的“邏輯”多有同情。

　　[10] 文革初對“黑五類”野蠻施暴，軍干子弟固然一馬當先，可工農子弟有機會也沒袖手旁觀。現在流行“兩種文革”的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有種接近“兩種文革”觀的思路，認為中央文革反對打黑五類，實在是想當然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出自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之手;8月1日八屆11中全會公告中呼吁“破四舊”，也不可能不是中央文革的意思。將早已被打翻在地的“黑五類”“再踏上一只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對此中央文革只會樂觀其成，只是希望這一腳別耽誤了向當權派奪權的首要任務罷了。毛也是這樣。對于毛，文革的主要矛頭無疑是對準官僚集團，據說四清時有人建議毛接著整地富，毛回答這些人土改時不是已經整過了么;但1949年革命所推翻的階級“人還在，心不死”之類話他也沒少講。因此，文革中順便“動一動”這些人，也不能說就不在他的思路中(見吳德回憶錄)。1966年8、9月間打死那么多無辜的人，固然有“群眾運動”的一面，但無論作為“偉大導師”還是“偉大統帥”的毛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1] 這其中的原因，我在〈關于中國工人階級的觀感和思考〉一文中做過些分析，網上可以搜到。

　　[12] 一部分精英知識分子對工人也是順手抄來、隨手一扔的路子，從前轟工人下崗是他們，后來哄工人上街又是他們。

　　[13] 與這些年部分“左翼”的精英化(國家主義化)相向而行，部分“自由主義”也經歷了一定程度的民粹化，加入了更多平等主義的元素，其“維權”的范圍也從陜北油老板擴展到了討薪農民工。近年“左”“右”思潮分化劇烈，名實錯綜，“內部團結”的努力因在現實利益那里沒根據而成無用功。

　　[14] 官方的“可支配收入”的確嫌窄，但蘇拉密的“凈收入”也寬得沒邊了。比較城鄉收入，的確應把公費醫療算進去，自來水也不妨，至于城市燒煤塊農村燒柴禾之類，就強詞奪理了。

　　[15] 同注11。

　　[16] 當然，也要看到另一種傾向，即打著“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旗號滿天要價，只認個人利益不管公共利益 — 我聽說上海修高速，一戶以三四十平米的自住房要價五億。社會公正或“天道”在于“酬勤”，中國改革失去正義性的標志就是各種食利階級的出現— 從吃爹的富二代，到吃房租的市民及郊區農民(有的人五六套房子出租，從此游手好閑);從吃年輕助手的“首席專家”，到吃無名槍手的文學大腕，形形色色，中國社會從1980年代、1990年代人人努力、個個奮斗的資本主義向封建主義的墮落已成加速趨勢。

　　[17] 1990年代海外留學生勾結國內高校及有關政府部門騙取中國長壽基因血樣，國外老板拿大頭他們自己拿零頭，可以說是中國當店小二時的特寫。記得前些年有回吃飯，一桌人多為當年某方面軍干部的子女，大概有一半在為外國大公司做“中國地區”的公關。隨著西方經濟的陷入困境，中國國力的強勁崛起，形勢開始發生逆轉，中國的外部壓力降至170年來的最低，中國資本自己當老板拿大頭越來越成為國際關系的新現實。這個形勢，不少人也不知是裝沒看見還是真沒看見，竟用比過去整整高一個八度的嗓子頻頻拉警報、“發最后的吼聲”，明明是內部的事非要說成外部的事，遇上對現狀不滿的便不由分說扣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

　　[18] 由官方極力促銷的“網絡正能量”周小平非常典型，值得審視。用周自己的話說，他也曾是個“崇美媚日”派。網上有篇他寫于2006年左右的文章〈我們為什么不能接受日本〉，大意是凡戰爭都不免燒殺搶掠，中國能成為中國靠的是燒殺搶掠，中國兵在越南也沒少燒殺搶掠，所以就不要老記恨日本兵在中國的燒殺搶掠了(這篇文章http://blog.sina.com.cn/u/ 48a082b7010003u5。已被周從自己的博客中刪除，但當時“網絡愛國者”批駁他的文字有的附錄原文，網上可以搜到，如http:// blog.sina.com.cn/s/blog_53affb7f010004a8.html。)。我十分好奇，周如何從一個徹底的道德相對主義者或道德虛無主義者(他在該文里說，“世界的真相就是沒有道德，沒有善良、沒有永恒。”)轉變成為一名“愛國不需要理由”的“正能量”人士。周數年前有個解釋：他2007年讀到王小波弟弟在美國高速公路被搶劫犯殺害的報道，“開始隱約感覺似乎外國人的月亮也不是那么的圓”。可能意識到這樣的解釋太疲軟無力，他數月前又有個解釋：1999年服役時聽到中國駐前南大使館被炸的消息，從此開始反感美日歐，一改“覺得要是打起仗，我才不去呢，能躲就躲”的心思，決定“握緊手中的鋼槍”。后一個解釋硬度力度倒是上去了，但時間又不對了 — 他“崇美媚日”的過去連同2006年那篇文章沒處安置了。錢理群先生用“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來描述一些當代青年人，其實，利己是恒定的，但在中國當代的亂局里，精不精致就沒準兒了，顧頭又顧腚對于急著翻身或翻著沒夠的人，豈止是奢侈，簡直就是自殘。如果說秦火火代表了自由主義的泡沫化，周小平則標志著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泡沫化。筆者在此別無他意，只想提醒各路思潮：泡沫對主義的危害不在封條或資金短缺之下。

　　[19] 還記得十多年前與友人通信說到，隨著中國在世界等級體系內一路走高，隨著中國基本完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近代目標，中國的左翼會發生分裂：一部分繼續與民族主義同行，說“愛國”“反帝”的老話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老路;另一部分轉而去探索新的世界社會主義。這兩年，中國左翼思想界真就分裂成了兩派，彼此以“官左”、“皇左”以及“奸左”(“漢奸左派”)、“左翼帶路黨”相譏。不過，兩派認識上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國內而非國際問題，差異尚在中國觀而不在世界觀上。但圍繞前不久的香港占中事件以及最近的緬甸果敢事件，左翼輿論已開始出現輕微的破裂聲，中國當代左翼思想史從此翻到下一頁，也未可知。

　　[20] 中共建政以來即是舉國體制，雖經改革開放幾十年的“放權”，社會得以蓬勃發展，其自我管理能力也日增日進(由中層階級的互聯網論壇、微信群以及各種協會、俱樂部可見一斑)，但影響力還遠遠比不了政府和市場。社會的成長既是現代化過程的自然結果，也應該成為國家發展的宏觀目標。有遠見、負責任的執政者應鼓勵社會的健康成長，尤其是扶助中下層人民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代表的能力，而不是連“公民社會”的字樣都禁止進入正式出版物。只有當政府、市場、社會形成獨立而互補、競爭且合作的關系，才能保證公平、富裕、自由(活力)等基本社會價值的最佳平衡和最大實現。正是著眼于這樣的歷史運動，筆者對于目前政府∕社會的關系中“國家主義”的呼聲心存疑慮。但筆者并不一概否定國家主義，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現階段恐怕還需要強化國家宏觀調控、監管市場的職能，需要弱化的是官僚集團的利益。

　　[21] 這里的“資本”包括資本化了的國家。“商”跟“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得如同混血兒，不能說就是中國特色，但的確在中國高產。而左、右思想輿論界卻都固守著從別處抽象出來的分類，把實際中的一回事強拆為認識上的兩回事。右邊的一些人忽悠“官 — 民對立”，讓攤煎餅的為炒樓市的當道德擋箭牌，方便后者的巧取豪奪。左邊的一些人則打著維護“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的旗號為寡頭巡邏站崗。

　　[22] 總聽到資本家欠薪的報道，也常聽到資本家抱怨“利太薄”，也不知道他們的豪宅、游艇、私人飛機是拿什么買的。

　　[23] 筆者兩年前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參加史正富先生研究報告的座談會，據史先生總結中國經濟的“超常規發展”，根本一條就是地方政府為投資商提供全心全意的服務。壓制勞工權益，史先生雖沒提，應該也是服務項目之一。據珠三角的朋友說，臺灣老板因受不了那邊《勞工法》對職工宿舍設施、面積等等的嚴格規定，渡海來打聽這邊的行情，跟政府磋商這邊一間職工宿舍能否頂那邊兩間用?政府告他當四間用都沒問題。這固然可以用“比較優勢”來解釋，但也未嘗不是政府官員放任資本家壓榨勞工。每年年底酷似行為藝術的各地農民工討薪，那欠薪的不是老板就是政府，要就是政府+老板，或老板=政府。用地方官的套話就是，帶來投資的是“恩人”，妨礙投資的是“仇人”。難怪2014年底太原警察將討薪農民工周秀云打死，看網上視頻，警察一開口就說農民工是“犯罪嫌疑人”呢。

　　[24] 六七年前我去浙江嵊州小溪村，那里的農民種地的收入一年不到一千塊錢，而外出打工，則一月一千五，差距是明顯的。又，近十年前在《天涯》上讀到葬身火海女工的日記，工作環境之差、薪酬之低都在發達國家人民的理解力之外，但她們信誓旦旦，決不回鄉。

　　[25] 理想主義的歷史和它被譏諷的歷史一樣漫長，近年來它又添置了不少別名如“文青”“憤青”“情懷黨”“小清新”等等。其實人類文明的“基本面”如競爭與不平等雖無太大改變，但幾千年來還是沿著理想主義的路線向上向善挪動了一些。在一個不知守成、整天雞飛狗跳的社會里，理想主義也沒法混。而一個不給理想留出三成探討空間、兩成實現空間的社會也別說自己是“現實主義”。坐沙發上就能實現的是保守主義，登梯子才能實現的是理想主義，無論坐沙發還是登梯子都是人類生活的“現實”或“本相”，區別只在比例的多少。就中國崛起與世界未來的關系而言，最近乘時而起的一股思潮認為“中華帝國主義”才是中國的現實主義選擇，也不知當年不可一世、最后一片瓦礫的德、日算什么主義。

　　[26] 真所謂“瞧嘛嘛順”，只要抓到耗子，別說黑貓白貓了，就是黑白毛里的虱子也可以上臺發表領獎感言。網上熱傳“資本家兼中共的研究者”李世默先生用流利的英語向西方聽眾介紹中國崛起的秘訣，即中共組織部。

　　[27] 西方的興起和興旺的確跟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擴張有密切關系，但什么都往那兒歸就不實事求是了。

　　[28] 原因當然不一而足，例如，也包括來自“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的外部競爭壓力。

　　[29] 隨便舉兩個例子。歐洲對企業進行道德評級并與市場銷售掛鉤的做法，就值得我們學習。再如西方國家普遍立法，禁止就業中的性別歧視。而中國不少民企卻要求女性求職者提供“生活照”，我見過幾份求職簡歷附帶的生活照，跟求婚照差不多。國營企事業好一些，但這些年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門提拔的美女干部眼見著越來越多，被歧視的不但是相貌平平女，也包括同等水平男了。總之，需要反思以往幾十年對西方的盲目崇拜，但凡事過猶不及，毛主席當年說得好，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外一種傾向。

　　[30] 主要從功用、能力和價值三個方面對民主及其在中國的發展做了點分析。我未曾核對編輯對原稿有多少刪節，感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本人大旗網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 showone_type_blog_id_547241_p_1.html。

　　[31] 一個更說明問題的例子是前任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在日本訪問一所小學時，回答小學生為什么要當國家主席時講的話：不是我要當，是人民選我當。這明顯不同于官方的“制度自信”，按照制度自信，大概應該這樣回答：不是我要當，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這副重擔放在了我的肩上。在私下場合，我還沒見過一個官員真有制度自信的，雖然因為利益在焉，他們大都要維護這個制度。

　　[32] 從毛與戚本禹談話(筆者博客文章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 839184_p_1.html)，到鄧講的2049年實現普選，到注31所舉胡例可見，中共歷代當國者內心對非“民主”的現狀并無多大的“制度自信”。不過，隨著西方經濟的持續低迷、中國國力的不斷增長，再加上“中國模式派”的學術支持，領導人從此就將信將疑了也說不定。

　　[33] 這種趨于國家主義的無奈，雖然看著特別沒出息，但也確有可同情之處。中國官僚階級與他們演化或孵化的資產階級，二者從聯手搶底層到彼此互相搶會是一個自然過程。被搶得兩手空空的底層自己沒力量，形不成自己的公民社會，也只好采取傍一個拒一個的策略，不是拿著資產階級發的熱狗可樂去街頭當“民主”炮灰，就是加入官僚階級組織的“愛國”沖鋒隊去殺敵立功。今天網絡上的“帶路黨”和“五毛黨”已經預示了這種未來的格局。

　　[34] 在國家統計局網站瀏覽了一下高等教育的畢業生規模，從2001年到2012年12年間“普通本、專科畢業生”人數就已達到四五千萬。“普通本、專科畢業生”當然不會都接受民主價值，但接受民主價值的也不會限于這個人群。

　　[35] 這些人以言論文字社會政治信息為生，包括媒體編輯記者，高校文科教師，藝術家、文化公司的老板員工，等等。如果把“生”從狹義的生計擴大到廣義的“生活”，那些下班沒事發帖刪帖、上班抽空轉帖跟帖、就跟中了魔似的人口就更多了。自由的言論空間是這個日益擴張群體的本能要求。

　　[36] 前不久，筆者和友人通信議論了近期的言論管控，以下是我回信的摘錄：

　　你說古今中外在言論控制上的差別僅在寬嚴之間，所言甚是。那就說說目前是過“寬”還是過“嚴”吧。這個“向上集中”的體窩藏這么多貪官污吏，一個個貪成這樣臟成這樣，如果沒有“向下開放”的輿論監督攔著拽著，哪天一睜眼發現它滅亡了一點也不奇怪。當然了，輿論有時就是熱騰騰一鍋情緒，其中少不了起哄搗亂渾水摸魚的。知識分子，看在他們只比普通人多認倆字兒的份上，實在應該帶頭擺事實講道理。很可惜，不少公知大V一個個信口雌黃跟賣野藥似的，滿嘴滿臉的泡沫。盡管如此，總體上說，民間輿論對于社會基本現實包括官僚群體狀況的感受還是八九不離十的。這些年官、民在輿論上的互動，實乃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民向官發起一輪輪抨擊，官該認的認，不該認的辯，雖然充滿緊張，但總的說來是一個良性、健康的過程。我不太同意你說這個體制“容忍與主旋律對著干的聲音，對它來說是困難的、有害的”。因為第一，讓他們如芒在背有益而非“有害”，瞪著他們還這樣呢，供著他們那得成啥樣啊。第二，讓他們“容忍”來自下面的沖擊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樣“困難”，40年前中國輿論上基本上是兩報一刊怎么說億萬人民就怎么背，到今天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只是有些話別到正式媒體上去說，變化不可謂不巨。要說“難”，集中在某一天那肯定是“難”死了，但往幾十年一分攤，平均難度并沒達到讓人承受不了的地步，否則官僚們也不會有那么多精力招財進寶、那么大癮頭左擁右抱了。總之，民間輿論對官僚集團的壓力大體上是正當的，也是適度的。民間輿論對政府的持續壓力，加上“自干五”對民間輿論的清熱糾偏，倒真地應該成為一種輿論環境的“新常態”，從中發展出未來的民主政治也說不定。

　　最近這一段卻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動向：從網絡銷號到開除公職到人不見了，國家似乎對于民間的批評越來越不耐煩，對于動用政權力量來解決言論思想問題越來越感興趣。之所以“令人擔憂”還在于，“自干五”在理論上和輿論上力促國家把本來無可奈何的下策變成一種“制度自信”，把偶一為之的手段變成今后的方針政策。這也許是我多慮，中國以往輿論控制的一些做法，對民心、對社會主義、對執政黨本身都是遺患深遠，教訓實在太大了。執政黨一方，要明白“共產黨，像太陽”的好感覺不會再有了，得學會忍受監督、適應批評，沿著輿論逐漸開放的路線東躲西閃地繼續往前走，最終走過那道坎兒，而不是拎起警棍大搖大擺往回走，始終避開那道坎兒。別相信中國漢朝就這樣今后只能還這樣的那些“理論”“學說”，人類從非洲黑猩猩走走成了女神范冰冰，“變”是常道。

　　[37] 筆者沒有整體否定民間企業家的意思，他們為中國發展做出的貢獻沒人否定得了。

　　[38] 馮侖文章〈富人的財富早晚是大家的，不必仇富〉，http://business.sohu.com/20120105 /n331254101.shtml。

　　[39] 最高能到百分之九十幾，剩下的百分之幾跟土改時給地主留點兒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差不多。

　　[40] 當然不是說所有主張民主憲政的人都是這心思，但這部分資產階級確實就這路子。

　　[41] 網上有〈我與“左派”談談心〉的視頻，拿莫爾、圣西門、歐文做尺子來比對今天中國的“左派”。其實一般說，沒資源就得有圣徒，當年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不例外。左翼運動起自底層草根，一窮二白，只好寄望性善，訴諸“新人”，弘揚道德，鼓吹犧牲，這樣就給世人留下左派理想國不食人間煙火而且凈出“偽君子”的印象，也就難怪馬克思、毛澤東身邊要是多出個女的，能讓書商沒日沒夜地興高潮。而社會中上層的右翼運動資源充沛，靠經濟人理性人就能把事辦了，自然用不著表彰苦行僧，也無需向嬤嬤看齊。因此，右翼的手段、目的更連貫，“言”“行”更一致，表里更澄澈。薛蠻子挑戰專制與采戰性工作者，大概在他自己和很多人心目中只不過是同一場戰斗中兩個不同的戰術動作而已，否則事發后他不會面對廣大電視觀眾那樣的一臉天真無邪 — 他肯定覺得“真”小人即便不算人中極品，起碼也是上品吧。不過話說回來，中國現實復雜、名實淆亂，今天的“左派”已非過去的“左派”，只要他們全心全意維穩，資源是不用太愁的，圣西門也是不用真學的 — 我看微博上一些“左”派，男的曬花天酒，女的秀眼角乳窩，跟從前的“地富反壞”沒什么兩樣。而今天的“右派”，如果他們打算有效地監督強大的國家權力的話(還不說其中的“左翼自由主義”也想節制一下資本)，那就真得抓抓自身的道德建設，多推出些干凈點的標兵，跟薛蠻子這樣的“真小人”撇撇清，沈灝這樣的“偽君子”也別指望。

　　[42] 姑且不做價值評判，這兩樣東西加一塊的“中國模式”在以往三四十年社會經濟發展的沖鋒陷陣階段確實表現出了強大的雜交優勢。該模式到中國發展的下一階段是否還是優勢，則需要冷靜的分析，全面的思考。“已經證明成功了的東西”未必繼續成功，因為條件、問題、形勢已發生了變化。

　　[43] 自由主義通過提倡個人權利、多元文化促成了或正在促成不少社會自由，其中一些，包括同性戀、看黃片、玩3P之類，其實只要控制一下音量，不侵擾社會其他成員的利益，不逾越現有的公共倫理底線，就應該為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所接納。那天在電視里看金星主持的節目，頗感概幾十年間社會在這方面的進步不可謂小，自由主義還真是功不可沒。前不久李銀河女士自述“跨性戀”經歷，我感佩其坦誠之余，特別瀏覽了網上的反應，絕大部分為點贊。當年驚世駭俗的邊緣言行，已于不知不覺間沉淀為主流價值了。

　　[44] 對政府權力的警惕也常常過頭為無視政府宏觀調控、統籌兼顧的正常職能，國家民族的正當利益也每每受到株連。很多自由派指責“五毛黨”將愛祖國偷換為愛政府，可他們自己也時常把恨政府等同于咒祖國。

　　[45] 一些自由派網絡大V信口肆舌、污言穢語，不但侵害了他人的權力和公眾的利益，也累及自由主義的聲譽。也許他們平日做人并不真那樣，只是為了現身說法、示范教學，才每高呼一聲“自由民主”便做好幾組臟、亂、差的造型。例如，“欠讀者一個讀懂中國”的南方報系，其麾下的名記者一見神~7飛船有男有女便想入非非，把凈是精密儀器的太空艙“讀”成了薛蠻子出事的那類場所。他們的言論普通人讀了要不對秦始皇頓生“同情式理解”，那就不是普通人了。雖說流氓混混不分“左”“右”哪邊都有，自由主義者里面也不乏賢良端正、為民請命的君子，但“自由”的旌旗下少著一層對自我的約束，“真小人”在這兒會更覺得理直氣壯，也是明擺著的事實。

　　[46] 在社會平等尤其是貧富差距問題上，中國1980、1990年代的“自由主義”者無論是觀念上還是情感上都站在社會不平等一邊，所謂橘逾淮則為枳，他們更接近西方的右翼保守主義而非自由主義。不過，這種局面近些年也有所改變。其實，自由主義跟社會平等之間存在著不少積極正面的聯系或可能性，機會、起點平等之外，其多元文化也有稀釋競爭、淡化等級制的一面——這點我在《高高低低話平等》曾談及。

　　[47] 例如，自由主義“維權”的范圍這二三十年隨著中國社會的分化而不斷變化。原來只限于“自由知識分子”的言論權，后來又為市場經濟中崛起的私營老板維權，到了秦暉等人的左翼自由主義這兒，則又擴展到中下層民眾，涉及了許多“毛澤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見了就躲的貧民窟、職工養老、農民工討薪等問題。比起守著哈耶克成天跟老百姓過不去的精英自由主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48] 最近讀到張木生〈謹防經濟斷崖式崩塌〉，其中說到“左翼現在變成了一個歌功頌德派”，真慨乎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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