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作為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思潮和意識形態，并非單純的學術理論派別，而是一套在普世外衣掩飾下以實現資本利益為目的的意識形態話語和政策工具。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運動和歷史現象，有其得以產生的社會歷史文化條件及其演變規律和明確的價值訴求。總體上看，新自由主義根植于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文化傳統，反映著資本主義的當代形態，是適應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走向全球壟斷的現實需要的理論產物，它維護的是國際壟斷資本的根本利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國際壟斷資本的推動下，以“華盛頓共識”為改革方案，被包裝成治療各種經濟社會頑癥，推動民族國家發展的“靈丹妙藥”行銷全球。然而徹底貫徹和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的國家和地區卻陷入了經濟、政治危機不斷，社會瀕臨崩潰的泥潭之中，由此引發了世界性的反思與爭議，對這套學說及其配套政策的質疑與批評開始持續興起，許多有識之士甚至把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及其“華盛頓共識”改革方案的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稱為發展中國家“遺失的二十年”!而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所導致的至今尚未擺脫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就如同20世界初的“大蕭條”為人們提供了反思古典自由主義的契機一樣，這場危機也將人們對這種學說和政策的質疑與批評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高潮。
一、新自由主義的源流
新自由主義是適應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代表，它根植于西方自由主義傳統，反映著資本主義的當代發展形態，奉行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維護的是精英、強勢階層與國際壟斷資本的根本利益。
新自由主義是個內涵不清，使用極不規范，甚至極其模糊的概念或范疇，它被隨意地同時用來指稱不同乃至截然對立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理論派別，由此在理論與思想觀念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亂與紛擾，甚至導致一些新自由主義評議文獻出現了張冠李戴或李代桃僵的尷尬現象。因此，無論對新自由主義持何種態度，都應該先下點功夫廓清其內涵，劃定其界限，厘清其源流，以明確“態度”指向之“的”，以確保臧否有“的”放矢。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考察一種思想觀念最科學的方法就是追根溯源的歷史梳理方法。列寧早就指出，在社會科學問題的探究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因此，廓清新自由主義內涵的工作由追溯和梳理其緣起與流變歷史開始。
眾所周知，新自由主義源出于古典自由主義，二者皆隸屬于自由主義家族。自由主義不僅僅是由諸多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思想理論流派組成的哲學概念或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和價值觀等方面的理論體系與思想觀念，而且它更是資本主義精神實質的理論表達與觀念形態，它與資本主義制度共生共存，互為表里。因此可以說，自由主義的演變史就是資本主義發展歷程在理論與觀念形態上的反映。縱觀資本主義發展史，不爭的事實是，它已經經歷了三個具有明顯特征的發展階段，即由自由競爭或原始積累的資本主義演變到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再到國際壟斷的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相應地，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也經歷了三個發展歷程，先后演變出三個具有鮮明特征和明顯區別的理論形態，并分別主導了資本主義的三個發展階段，成為與之相對應的各個階段的主要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其中，第一個理論形態就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以“自由放任”為標簽的“古典自由主義”，其對應的是自由競爭時期的資本主義;第二個理論形態是以J.M.凱恩斯為代表，以“政府干預”和“社會調節”為標志的“凱恩斯主義”，這種理論形態因其主張有別于“古典自由主義”，故而甫一出現就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抑或“修正的自由主義”，其對應的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三個理論形態便是以打著反對“凱恩斯主義”和“社會主義”，恢復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旗號，以哈耶克為代表，以“市場原教旨主義”面目出現，并以“華盛頓共識”與“休克療法”著稱于世的“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其對應的是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或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但嚴格說來，此“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若依其原意，準確的中文稱呼應為“新古典自由主義”，以與凱恩斯一脈的“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相區別，但國內亦已習慣性地將之稱為“新自由主義”，結果導致兩種相互反對的自由主義理論卻共用一個中文譯名，由此造成了諸多混亂。
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看，自由主義諸理論形態的演變、更替與發展有其歷史必然性。毫無疑問，古典自由主義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而出現，曾經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理論武器，為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發揮了巨大作用，當然有其歷史進步性。但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普遍確立，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發展，“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顯然不再能夠適應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制度的這種巨大缺陷，使得建基于其上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也因此而遭到普遍質疑與批評，一種對“自由放任”的主張進行修正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伴隨著政府干預經濟和調節社會公平的出現而產生。但根據素有“自由主義評論家”之稱的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的研究，這種對自由主義理論的“修正傾向”早在19世紀40年代密爾(又譯穆勒)的著作中就開始萌芽。到了19世紀中后期，隨著社會問題日益尖銳，部分自由主義思想家，如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和鮑?？乳_始關注社會穩定與公平問題，強調國家應該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其主張的具體要義有二：一是要干預經濟，保障公共利益;二是要提供社會福利，保證社會公正。而承襲格林思想的凱恩斯、貝弗里奇等則進一步大幅修正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試圖通過政府的經濟干預與社會正義調節，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理想之間創造出一條中間道路，既保證經濟社會的平穩運行，又保證社會的相對公平。到20世紀初，隨著經濟危機的頻繁上演，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在遭受普遍質疑中沒落，而這種“修正”了的自由主義因其在抑制經濟危機的功效而開始受到追捧，特別是隨著蘇俄計劃經濟的成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古典)自由主義的神話被徹底打破，資本主義諸國逐漸由戰時管制走向國家資本主義。自那時起批判自由主義在政界學界就成為了一種“時髦”。格雷研究發現，“事實上，到20世紀30年代為止，很少有幾個輿論界的領袖不把自己視為自由主義的批評者或反對者。”而隨后出現的“大蕭條”更將凱恩斯們及其“修正”了的自由主義理論推上了歷史舞臺的中心。至此，這種“修正的自由主義”理論，在經濟學界以“凱恩斯主義”的標簽取代了古典自由主義而成為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與社會主導思潮，成為資本主義理論界的“顯學”，實踐界的“新寵”，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社會治理政策與制度設計的指南。這種“修正”的自由主義雖然與社會主義分屬不同的思想譜系，但作為“左翼”的自由主義卻確實吸收了諸多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有益成分，因而這一譜系的思想家并不完全排斥社會主義與公有制，甚至還對社會主義多有溢美之詞。且不說大部分早期創建者皆與社會主義思想存在某種淵源，即便晚近的羅爾斯還明確主張他在《正義論》一書中所論證的那種正義觀與財產公有制度和社會主義并不矛盾，且“自由社會主義”的設想是可以成立的。
雖然“修正的自由主義”伴隨著資本主義演進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如日中天，但古典自由主義思潮也沒有完全消失，它經過一段時間的退卻與蟄伏之后，又隨著現實的需要，借助客觀時勢，以新的面目出現了。
1936年，以美國學者李普爾特出版旨在為古典自由主義辯護的《良好社會原則的探究》一書為標志，一股旨在挑戰和否定“修正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集權主義，致力于復興古典自由主義而排斥政府干預和社會調節的傳統，被稱為新古典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的思潮便開始蕤生，其中的主要推手，也是這一思潮的靈魂人物或精神領袖便是哈耶克。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被認為是標志新自由主義創立的憲章，他于1947年組建的匯聚新自由主義“諸先賢”的朝圣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則是該思潮的策源地與大本營，而隨后出現的諸多新自由主義學派與組織皆曾或多或少地閃爍著哈耶克的影子。哈耶克們的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個人自由至上”，不言而喻，其死敵就是被他統稱為以“社會至上”為核心的各種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以及主張政府干預和社會調節的各種思想理論。哈耶克們極力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至上思想，乃至任何形式的經濟干預與社會調節，他們認為任何形式與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預和社會調節都是“社會至上”思想的表現，而任何形式的“社會至上”都必然導致極權主義，進而扼殺個人自由，走上個人被奴役，文明被毀滅的道路。因此，哈耶克認為，為了維護個人自由權利與人類文明，必須反對和抵制任何形式的社會至上的理論與實踐。為此他爭辯說，“納粹主義的根源就存在于社會至上主義的思想與實踐之中”，并危言聳聽地警告道，“西方國家采取的社會至上主義政策最終將遭致極權主義的報應”，同時勸解說，“西方文明任何可以接受的未來都要求否棄社會主義的理想，并再次回歸被遺忘的“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之路。”顯而易見，這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實質是為處于困境中的“放任自由”的原教旨資本主義制度所作的一次最激進，也是最有力度的辯護,它不僅幻想恢復原教旨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基礎，抗衡社會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反對社會福利政策和社會正義調節，而且還試圖恢復“極右翼”的自由主義的絕對話語權，為創建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資本主義模式奠定理論基礎。
但正如馬克思曾深刻指出的那樣，一種理論受歡迎的程度直接取決于現實對它的需要程度。新自由主義卻生不逢時，一個主張恢復古典自由主義偉大傳統的理論卻誕生在古典自由主義名譽掃地的時代!因而，盡管哈耶克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極右翼”自由主義學者采取積極行動，多方奔走呼號，極力為原教旨主義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辯護，但因面對“放任自由”所導致的經濟危機與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束手無策，古典自由主義早已引起人們的警覺與反思，甚至遭到當時普遍民眾的拋棄而下名譽掃地。所以，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開始，這種“右翼”的新自由主義不得不徘徊在凱恩斯主義的陰影之中，處于倍受冷落的邊緣地位。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凱恩斯主義面對由其主導下的政策工具和治理手段所導致的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的“滯漲”現象束手無策，以及“蘇東”諸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治理弊端與殘酷非人的專制劣跡被昭示天下，凱恩斯主義與斯大林模式開始受到人們的廣泛質疑與反思。在此情勢下，哈耶克等人主張的那種原教旨自由主義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隨后因獲得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的青睞而與保守主義結合起來，并迅速受到重視，由理論探討突入政策實踐，最后適應壟斷資本由國內轉向國際壟斷的需要，以“華盛頓共識”的形成為標志，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向全世界擴展的理論話語與政策工具，徹底完成了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經濟范式化的轉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貸款附加條件的形式推動下向全球蔓延，先是英美、后是西歐、拉美、澳洲、非洲、俄羅斯、東歐、東南亞等地。至此，新自由主義已被包裝成治療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問題，推動民族國家發展的“靈丹妙藥”，行銷世界并在全球“安家落戶”。在此過程中，社會主義陣營的“蘇東劇變”客觀上助長和強化了新自由主義的“正確性”與影響力，各種“哈耶克思想研究會”如雨后春筍般在“蘇東”諸國冒了出來，許多哈耶克的學生和追隨者成了這些國家走向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或“休克療法”的主要推手和設計師。總之，在各種因緣際會的有利時勢之下，新自由主義在一夜之間就成為了主導當今時代的經濟范式、政治綱領和意識形態，一下躍居全球所有現代化理論與發展理論的軸心地位，甚至有學者將之夸張為“人類最后一種政治形式”，并由此得出了不同發展模式的紛爭與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斗爭史就此終結的結論。然而，頗具“反諷”意味的是：新自由主義20多年來的實踐所導致的惡果，非但不能證成“歷史終結”的論斷，反倒使自己陷入飽受質疑與批判的尷尬境地;而且這種質疑與批判不僅風行于學術界，還頻繁地發生在實踐領域。從1998年起，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民便展開了政治經濟層面的反新自由主義群眾運動，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皆開始警惕新自由主義，而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至今尚未完全擺脫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則將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的質疑與批判推向高潮。更為“諷刺”的是，當初極力倡導和推銷新自由主義的歐美諸國，特別是美國，近幾年卻暗暗地干起了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勾當來，一方面動輒揮舞“反傾向”和“維護國家安全”等大棒大搞妨礙貿易自由的各種貿易壁壘，另一方面則以挽救“大到不能垮”的大企業組織為借口過度發揮政府干預和調控經濟的職能，同時，還以“反恐”和“安全”為借口大肆侵犯個人自由和隱私權利，乃至最基本的人權。相反，當今中國卻成了為維護國際貿易自由的堅定力量。當然，這也從反面有力地說明，曾被這些暗地里反對貿易自由者打著“自由至上”旗號強加他國的“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話語和政策工具——本質上是什么貨色了。
二、新自由主義的內涵
以上自由主義的演進史表明：迄今為止，自由主義經歷了三個階段，由此演變出三種具有鮮明特征的理論形態，除第一階段的理論形態被研究者稱為“古典自由主義”外，第二、第三階段的理論形態皆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即第二階段以凱恩斯為標志的“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和第三階段以哈耶克為靈魂的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同時，新自由主義的衍生與流變史也充分彰顯著兩種新自由主義的異同與主要分歧，以及各自的歷史地位與當代影響力。毫無疑問，作為自由主義家族的成員，它們在共享自由主義成其所是的規定性，即自由主義家族世代相承之“脈”，抑或精髓與本質的同時，作為相互之間具有明顯區別的理論形態，亦擁有各自獨具的鮮明特征，而使相互之間得以區別開來的主要特征集中體現在對待國家干預與社會調節的態度上，其它的分歧皆由此根源而衍生。不言而喻，強調國家應該在經濟、社會生活中扮演積極的角色，通過政府干預與社會調節，實現經濟平穩運行與社會相對公平的即可劃歸于以凱恩斯為標志的“修正”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譜系，該派別的主要思想家大致是從19世紀以來的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鮑桑葵、凱恩斯、貝弗里奇等一直延衍到當代主張社會正義與公平的阿瑪蒂亞?森、羅爾斯、德沃金等人;相反，凡強調個人自由至上，堅持市場主義原教旨，反對政府干預和社會調節，甚至認為保障個人自由就是捍衛正義，而社會正義只是“虛幻”概念者，自然非劃歸于以哈耶克為靈魂的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莫屬，這一譜系的主要思想家大致是從20世紀以來的米塞斯、哈耶克、柏林、波普、弗里德曼、科斯等一直延衍至21世紀初的諾齊克等當代自由主義學者。
另外，從當前國內國際形勢來看，“新自由主義”( New liberalism、Neo liberalism)這兩個對立的派別皆走過了專屬于己的“光輝歲月”，也皆失去了壓倒對方的絕對優勢和獨領西方社會思潮的“風騷”，目前二者既享受著己方擁躉們的贊美與辯護，也飽受對方擁躉的駁斥與攻訐。同時，也逐漸遭受到那些具有獨立思考能力，且嚴肅而清醒的理論工作者和實踐探索者，以及見識過新自由主義“惡果”的普通民眾的質疑與批判。就國內學術界來看，作為非自由主義者質疑和批判對象的“新自由主義”主要是指向以哈耶克為精神導師，以“華盛頓共識”諸原則為具體主張的新自由主義，該派也是西方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推行國際壟斷資本全球一體化的意識形態與政策工具，以及西化和分化中國，乃至攻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武器。當然，國內自由主義學者及其擁躉們站在為該派辯護的立場上，攻擊以凱恩斯為標志的“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但此“新”自由主義非彼新自由主義;而且此類含沙射影的攻擊，其實是利用凱恩斯主義與社會主義宏觀調控與社會再分配調節機制的某些相似或相近性，以李代桃僵的策略來攻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其真實意圖是想通過推銷被包裝為“華盛頓共識”發展模式的這一新自由主義的“靈丹妙藥”，將中國引向全盤西化和極端殘酷、血腥的原教旨資本主義邪路。我們認為，盡管以凱恩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亦非我們的同路人，作為一種試圖改良、挽救資本主義并為之辯護的理論，其先天的缺陷、不足，乃至欺騙性也應該予以批判與揭露，更何況我們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義，并不意味著我們就無原則地垂青國家干預主義，乃至倒退到專制集權主義。但將批判的主要矛頭指向以凱恩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是不妥當的，而學界非自由主義的主流學者將質疑與批判的矛頭指向以哈耶克思想為靈魂的新自由主義則是必然而恰當的，因為它正是西方極力想強加給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毒藥”。同時，國內學界非自由主義的主流學者將新自由主義限定為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也是恰當的。這不僅符合時間化的新舊習慣，也是與西方學界主流的指稱契合的，因為盡管哈耶克并未稱自己的理論學派為新自由主義，但另一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卻明確將該學派“欽定”為“新自由主義”，他曾明確說，“一種我過去常稱為19世紀的，然而又是從變革思想潮流的觀點來看的自由主義，我現在開始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循此“欽定”，西方學界主流亦如是稱呼。遵循主流共識，避免混亂，本書至此以下所用“新自由主義”亦專指此內涵，而用“新”自由主義或“修正”的自由主義，以及凱恩斯主義指稱凱恩斯一脈的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以示二者的本質區別。
當然，新自由主義除了具有與“凱恩斯主義”相區別的核心內涵外還具有豐富的內容。不過，新自由主義也只是個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思想理論派別，其旗下也是派系林立。因此，盡管它們皆共享傳承自哈耶克的那些核心理論承諾與價值追求，但在一些具體主張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但即便如此，學術界經過多年的分析研究，還是歸納總結出了新自由主義的一些主要內涵與特征。一般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20世紀30年代產生的以哈耶克為首的反對“凱恩斯主義革命”的社會思潮，它以恢復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為旗號，以捍衛“個人自由至上”原則為理論基點型構而成的一套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價值觀念等諸多方面內容的“整全”的理論學說，其理論主張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五個反對”與“五個堅持”，即反對公有制、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干預和社會福利制度，堅持全盤私有化、社會完全市場化、絕對自由化、極端個人主義化、資本主義全球化等，其政策主張則集中體現為“華盛頓共識”。而且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理論學說，更是一種現實的社會運動。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它已經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向全世界擴展的理論與政策工具，徹底完成了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范式化的轉變。因此，綜合來看，新自由主義是適應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代表，它根植于西方自由主義傳統，反映著資本主義的當代發展形態，奉行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維護的是精英、強勢階層與國際壟斷資本的根本利益。概括地看，新自由主義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的主要特征。
第一個最鮮明的特征是主張個人自由的絕對化。個人主義是整個自由主義家族的理論核心，但新自由主義卻將之極端化、教條化、中心化。因此，決不妥協地堅持“個人自由至上”原則既是新自由主義最鮮明的理論特征之一，也是其整個理論學說得以建構的基石，其他的理論主張或基本原理幾乎皆可由此推導出來，甚至可以將其主要理論內涵簡單地概括為：反對任何限制或有損個人自由的主張，堅持有利于保障和促進個人自由的主張。為此，新自由主義不僅在價值論上推崇個體主義的徹底主觀價值論，即效用價值論，而且在知識論與方法論上也主張個體主義方法論和以個體形式存在的“分離的知識”理論?；谶@樣的方法論立場，新自由主義認為社會是個體的集合，因而社會和集體可以還原為個體，沒有個體就無所謂集體，甚至認為諸如國家這樣的集體也不過是個體通過自愿訂立契約建構起來并為個體利益而存在的工具，因而個體先于并優于集體，個體才是最根本的實在。所以，為了捍衛個人權利的至上性及其對集體的絕對優先權，在未經個人允許的情況下，即便以社會正義乃至人類的名義也不能對個人的權利加以限制和侵犯。諾齊克就在反對羅爾斯主張社會正義時一再申言，“個人擁有權利，而且有一些事情是任何人或者群體都不能對他們做的。”其意非常類似楊朱極端自利的主張，即拔一毛而利天下，亦不為也!為此，新自由主義極力反對通過政府干預和社會調節來實現社會公平的理論與實踐，甚至不惜將“集體”、“社會”斥責為“擬人化的空洞幻象”!因為在新自由主義看來，諸如“集體”、“社會”這些名詞常被用來作為侵犯個人權益的理由和借口，因此這類名詞的存在始終是對個人權利至上原則的嚴重威脅，應予取消，從而將個人與社會、集體和國家三者的關系人為撕裂，并極端地將之對立起來?？傊?，新自由主義極端推崇原子個人自由而反對強制，推崇個人權利而限制公共權利，推崇個體主義而貶低集體主義，奉行個人至上而否定任何形式的社會至上觀念、理論與實踐。
第二個鮮明特征是主張全盤私有化。為了保障個人自由，新自由主義主張全盤私有化。周所眾知，將個人自由權利的實現與私有產權的保護勾連起來，是始自洛克以來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但新自由主義走得更遠，它堅持認為私有制是實現個人自由的根本前提，因而要求徹底私有化。他們爭辯說，“只是由于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里，才沒有人有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一個人手里，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于整個‘社會’的，還是屬于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全權控制我們。”因此，為了確保個人自由，避免“走上被奴役的道路”，新自由主義主張全盤私有化，哈耶克甚至主張即便連貨幣發行權也應還給私人銀行，而不能讓政府壟斷。同時，新自由主義認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財產制度，因為私有制是人們“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而這正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反之“當集體化的范圍擴大了之后，‘經濟’就會變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產率’”。所以，新自由主義認為私有化是保證市場機制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私人企業是最有效率的企業。因而，無論從保護個人自由權利還是提高生產效率出發都應該“全盤私有化”。
第三個鮮明特征是主張徹底市場化。奉行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將整個社會徹底市場化，將市場原則貫徹到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是新自由主義區別于其他理論的鮮明特征之一。毋庸諱言，市場經濟的巨大活力是世所公認的，當今之世也沒有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或嚴肅認真的學者會反對市場經濟，但是一般都會理性地主張將之限定在經濟領域或一定的范圍和程度之內，而不會像新自由主義那樣極端地要求整個社會徹底市場化，將市場經濟的邏輯貫徹到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甚至連古典自由主義認為不能市場化的公共產品和社會福利領域也要求市場化，科斯更提出思想領域也應該市場化，并拒絕政府監管?？傊?，新自由主義把對市場和市場力量的認可變成了一種近乎宗教式的信仰。在哈耶克等人的理論里，市場被當成唯一合理、公正、民主的資源配置者，是包治人類社會一切問題和頑癥的“靈丹妙藥”，任何社會頑疾只要一市場化就藥到病除。相反，一切政府、團體的理性設計或干預都是“理性的自負”，終究會導致失敗，市場能夠實現一切，市場的結果總是超過人類理性的設計與干預?？傊?，市場自身被辯護得完美無缺，就連經濟危機也被認為不再是市場失靈的結果，而是市場的自我調節，是市場健康運行的正常表現!毫不夸張地說，新自由主義幾乎把建立和發展自由市場當成了目的本身，當成了一種盲目的宗教信仰，而一切干預市場的理論與實踐都遭到其瘋狂的反對和惡毒的攻擊。
以上三個特征之間之具有緊密的內在邏輯關聯：“個人自由至上”是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涵和特征，“全盤私有化”與“完全市場化”是保障和實現“個人自由至上”的條件，而“自由放任”是其必然性的總體要求。因為，在自由主義看來，沒有財產權的獨立，就不可能有個人自由，個人自由的實現最終要落實到個人財產權上來，而徹底市場化是行使和實現個人自由選擇權與私有財產處置權的必然要求，因此“自由放任”是其合乎邏輯的總體性要求。對此，有研究者就明確指出，對于新自由主義而言，自由是一種高貴的尊嚴，市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放任自由”絕對不是一個貶義詞，相反則是體現著符合理性的自發演化的道路。當然，也有研究者將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征和核心內涵總結為“三化”：自由化、私有化與市場化，以及“三否定”：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而有的則將之簡潔地總結為：自由至上論和有限政府論等等。但無論其如何表述，基本上都沒有超出我們總結出來的這三個核心內涵和根本特征必然蘊涵的范圍，諸如反對政府干預、社會調節和福利制度，以及憲政民主、“守夜人”式的“最小國家”或“有限政府”等更是三個核心內涵的題中應有之意。另外，評價新自由主義的主張時，不能忽視其主張的某些合理性及其主張的極端性。“真理再往前一小步就會變成謬誤”，新自由主義許多主張本是“好東西”，比如自由就是個“好東西”，馬克思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誰會反對自由呢，反對的只不過是別人的自由。問題在于將一些合理的、好的主張極端化、片面化和激進化后就可能走向反面，甚至使之成為禍害，結果非但不能實現其捍衛個人自由，反對極權的理論承諾，恰恰相反使許多人在極度貧困和社會動蕩中喪失了基本的自由權利，乃至生存權利，甚至使許多民眾遭受國破家亡的打擊，這正是新自由主義固有的“毛病”之一，例如，有研究者就曾指出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模式具有三個致命的根本特性，即“改革目標的極端性、改革內容的片面性和改革進程的激進性”。
三、新自由主義的缺陷
盡管新自由主義作為現代化理論和發展理論中的“強勢話語”，對西方發達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并被包裝成“醫治經濟痼疾的萬應靈丹”，被夸耀成“惟一可行的發展道路”、“惟一可行的社會組織制度”，甚至是“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但卻難以掩蓋其作為當代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的貧困本質，以及那試圖恢復“被剝去了一切人性偽裝的資本主義”的貧困妄想。同時，新自由主義及其“華盛頓共識”通過美國及其操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貸款附加條件的形式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做派，充分暴露了其作為“新帝國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理論與政策工具的貧困本質。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推行所造成的種種災難性惡果，以不容辯駁的事實深刻而充分地揭露了新自由主義本身的缺陷與貧困。因而，無論從學術理論的視角，還是從階級立場和價值訴求來看，新自由主義都既不可能是人類社會組織與發展的“必然模式”，更不可能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相反，卻可能是通向地獄之路的“烏托邦式的神話”。
首先，新自由主義既不是“普遍真理”，亦非“普世價值”，更不是人類社會組織與發展的“必然模式”，它僅僅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將之提升為適合全人類所有不同文明社會的唯一模式，只是“西方中心主義”的膨脹與謀虛作妄。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看，新自由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或學術理論，還是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運動，都只是一種具體的社會歷史現象，故必然有其得以產生的社會歷史和文化條件及其明確的價值訴求。具體來說，新自由主義根植于西方自由主義傳統，反映著資本主義的當代形態，是適應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走向全球壟斷的現實需要的產物，它維護的是國際壟斷資本的根本利益。因而，盡管新自由主義將自己打扮成了“普遍真理”與“普世價值”，但它既不可能是“普遍真理”，亦非“普世價值”，更不可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模式”，相反，它僅僅只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將“地方性知識”偽裝成“普遍真理”與“普世價值”正是自由主義家族基因缺陷導致的家族病。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整個自由主義家族都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思維誤區，即試圖在人類歷史中發現某種確定不移的社會組織與發展模式，然而自由主義的“英雄們”得到的卻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一套相對于某種社會歷史處境并代表著某種群體的價值訴求的理論表達而已。因此，它不僅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處境，而且還必然與某種歷史處境密切相關。正如前面論述的那樣，古典自由主義高揚的“自由放任”正是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得以成立的前提;格林—凱恩斯譜系的自由主義則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緊密相連，而羅爾斯所追求的正義原則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福利國家制度”的巧妙哲學表達;哈耶克—弗里德曼譜系的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在20世紀80年代興盛并得到廣泛傳播，恰逢凱恩斯主義與斯大林模式遭受普遍質疑，作為一種相反的理論形態必然受到人們的關注，同時既與其適于解決當時經濟“滯脹”困境的需要密切相關，又與西方發達社會“新保守主義”的興起相對應，更迎合了資本主義走向國際壟斷階段的需要，它實際上表達了資本主義社會要求減少國家干預、打破國家壁壘、尋求全球自由市場一體化的呼聲，而諾齊克的“最小國家”實際上表達了被凱恩斯主義“失靈”所導致的公共部門龐大、經濟“滯漲”、社會失去活力等現象的極大不滿;“減少政府職能，減少行政干預，減少福利開支，減少稅收……”集中地表達了這一強烈的時代呼聲。
所以，盡管新自由主義者都以為自己發現了普遍必然的歷史模式和終極的永恒真理，但實際上，它們得到的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一套相對于某種歷史處境并代表某著種群體的政治價值體系。其實，即便自由主義本身也只是西方歷史長河中某一階段的產物，它們依賴于西方固有的社會文化背景，而且也顯然帶有這種文化印記。有研究者就明確指出，“自由主義不應被看作是由一連串一成不變的道德和政治價值構成的固定和抽象的術語，而應被視為肇始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現代觀念所激發的特定歷史運”， “自由主義體制遠沒有那么具有普遍約束力和令人滿意，它不過是可能在現代后期或后現代早期社會中具有合理性的一系列制度中的片斷而已”。因此，自由主義的任何一個派別提供的模式都只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發展模式，它源于西方社會的特定階段的歷史經驗，但絕非永恒而普遍必然的模式，更不可能適應所有文明(文化)群體和人類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人類社會是極其復雜的，而且每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文明特性和獨特的文化傳承關系，以及特定發展階段面臨的具體情境，并由此形成適合并有利于自己發展模式，即便同樣奉行自由主義的國度之間也因歷史文化傳統各異而呈現出各具特色的理論形態和制度樣式。歷史沒有普遍必然的唯一模式，也沒有支配所有文明始終的單一價值原則，故而作為產自西方近代社會特有的歷史文化現象，固然有其合乎西方特定社會歷史文化發展階段需要的某些合理性，但世界是多樣性和多元性的，不應該也不能將這種以西方文化和具體歷史階段為基礎的意識形態強加給其他文化和主權國家，否則必然會因“水土不服”而“失靈”，“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說的就是此理。因此，將新自由主義提升為適合于全人類所有不同文明社會的唯一模式，宣傳包裝成包治各種頑癥的“靈丹妙藥”，這只能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盲目膨脹與謀虛作妄，其結果必然只能是既敗壞了理論的聲譽，又造成不可挽回的實踐惡果。
其次，新自由主義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它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化，而且更具有為國際壟斷資本進行全球擴張和為控制全球經濟掃清制度障礙的強烈政治傾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自由主義是與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制度共生共存的思潮和意識形態”。因此，新自由主義作為自由主義家族的一員和當代形態，自然也僅僅是與當代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制度共生共存的思潮和意識形態。而且，即便單純從學理上分析，我們也能合乎邏輯的得出這一結論;因為無論對資本主義抱持何種態度，任何嚴肅的研究者都能從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涵和主張中看出其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表達或意識形態的本質來。誰能夠否認“全盤私有化、極端自由化、完全市場化”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描述呢?當然，新自由主義的創始人和精神領袖哈耶克對此也毫不避諱，他曾經在其著作中多次明確指出，他之所以奮起反抗凱恩斯主義、社會主義，積極重述“偉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就是為了拯救面臨危機的“我們的文明”，而他認為這一文明被不恰當地稱為“資本主義”。因此，他強調說，若要把資本主義這一“千百年來的文明成果”從被“野蠻”毀滅之虞之中“拯救”出來,就必須拒斥社會主義。在哈耶克等新自由主義看來，從格林、凱恩斯到羅爾斯這一脈重視政府干預與社會公平調節的“修正的自由主義”，乃是對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傳統的背叛，勢必摧毀資本主義文明，是人類走向被專制集權所奴役的道路。也許，有人不禁要問，哈耶克既然認為凱恩斯這一被世人稱為“資本主義拯救者”的主張都是對資本主義的背叛，那么新自由主義想維護或恢復的是什么樣的資本主義呢?毫無疑問，他想維護和恢復的是已經被凱恩斯譜系“修正”了的，19世紀那種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那種“野蠻而血腥的原教旨主義的資本主義教義”。這鮮明地體現了這一學派的資產階級保守主義的政治立場。有西方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代表了極端富裕的投資者和不到1000家龐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從而只不過是少數富人為限制民眾的權利而斗爭的現代稱謂而已。
所以，為了這些人的利益，新自由主義者不僅要在西方國家恢復和拓展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而且還主張將這種理念、制度推行到全世界去。特別是在美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的推動下形成的所謂“華盛頓共識”，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具體化為體現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利益的政策綱領，將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在全球推廣。至此，新自由主義就不僅僅完全徹底地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向全球掠奪的理論與政策工具了，而且也完全嬗變成了資本主義擴張霸權的教義，甚而是“新殖民主義”與“新帝國主義”顛覆和征服世界的利器。因此，盡管新自由主義在推廣過程中被神話為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但從其險惡目的來看，廣大發展中國家一旦實施該“處方”，必然(也已經)導致社會被兩極分化撕裂、經濟主權喪失、政治動蕩……，總之是國家被“殖民化”的嚴重后果。所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前世界銀行副行長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客觀地指出：新自由主義“這種神話是一種危險的神話”。而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曼則毫不諱言地坦承，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目的就是要把資本主義移植到非西方國家的中央計劃中去，即“對其進行資本主義改造”。不言而喻，懷著這樣的目的，推行新自由主義必然導致一系列的災難性后果，而這些惡果現在已經不再是理論推測，而早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失靈所導致的遍布全球的觸目驚心的血淋淋事實，無怪乎斯蒂格利茨將新自由主義嬗變為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三化”再加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推廣執行，合稱為把發展中國家帶往地獄的“四步曲”，而佩里?安德森則干脆認為，推廣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發動的一次“十字軍東征”，國內研究者則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后冷戰”時代資本主義向處于低潮的社會主義發動攻擊的“進軍曲”。
再次，新自由主義所奉行的是狂熱到近乎宗教迷信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它要把“優勝劣汰”和“贏者通吃”等完全競爭的市場法則推廣到所有社會領域，其實質是“反文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因而新自由主義不僅實現不了其捍衛個人自由的理論承諾，相反，必然會導致人們走向“相互冷淡”，乃至“相互為敵”，進而被市場奴役的道路。如前所述，新自由主義之“新”就在于其區別于“凱恩斯主義”之處：拒絕政府干預和社會公平的調節，把市場當成唯一合理、公正、民主、高效的社會治理手段，當成新的“上帝”，甚至將一切市場化當成人類社會發展的目標和終極追求!它用市場的眼光看待世界，即一切皆為市場：市場社會、市場文化、市場價值等等，對市場統治的認可變成了一種近乎宗教式的信仰，進而將市場推向“統治”地位，人類不僅要在“不可知”的市場面前俯首稱臣，而且還得為市場而存在，在市場統治下，人類的一切行為無非都是市場競爭，都要服從“優勝劣汰”這一自然法則。如果有人做不到，那么責任全在他們自己，例如由于懶惰或者素質低等等?；谶@樣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新自由主義極力反對所謂的“社會調節與分配正義”，它既主張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項目，減少對社會服務的公共支出，例如對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的公共支出，甚至削減維持道路、橋梁、供水等市政服務的公共開支，亦主張取消公共產品概念，以個人責任取而代之，迫使社會中最貧窮、最無助的人依靠本身并不具有的力量解決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問題，更反對社會再分配。甚至要求限制工會權利，或取消工會組織。
新自由主義這種近乎宗教狂熱的“市場崇拜”與“市場萬靈論”的惡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拒絕政府干預和市場監管所導致的金融危機已無需贅言，而將市場邏輯毫無邊界地貫徹到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而導致的社會全面潰敗的惡果也已經引起有識之士的警覺，連當今最具盛名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哈弗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桑德爾都對此作出了系統的質疑和批判，他在其新著《錢不應該買什么?》中通過對諸多具體事例鞭辟入里的分析并沉痛地指出，自從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凱旋論普及以后，我們已經從市場化經濟進入市場化社會，金錢買不到的東西越來越少了。但社會完全市場化后，除了導致金錢統治，社會冷漠、庸俗、墮落外，更為嚴重的是人類社會數千年積累起來的友愛互助的文明精神將被奉行“叢林法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取代。正如羅爾斯所言，人類已經發展到如此文明的階段，我們不能再讓個人尊嚴與生活前景任由“運氣”的擺布，而應該通過一系列正義的制度設計來保障每個人皆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誠如斯言，人類社會乃有文明可言，反之，若按新自由主義所言去做，人類社會斷無文明可能，只可能恢復到“弱肉強食”野蠻競爭的叢林社會。如果一切皆任由市場與資本的邏輯擺布，人們的生活前景與尊嚴只能寄希望于命運，人類豈有文明可言!而且，倘如此，新自由主義“個人自由至上”的理論承諾也必然淪為騙人的幌子!因為，無論從現實情況看，還是從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邏輯看，沒有起碼的物質條件作為保障，個人自由只能是空洞的形式，一句無法兌現的空話。在一個既拒斥社會正義的調節，又反對社會福利和公共產品的保障，且極端奉行“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里，社會財富兩極分化是必然的，這也是諸多奉行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客觀現實。據美國政策研究2011年度報告，占美國人口1‰的最富有的30萬人的財富，與占人口50%的1.5億最貧窮的人的財富相當。從國際上來看，資本在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完全自由流動，其實是壟斷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牟取暴利的自由，而窮人與窮國則成了這種“自由”的犧牲品。據統計，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1973年到2000年間，最富有國家與最貧窮國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從44∶1擴大到227∶1。無數歷史事實已經一再證明，一旦貧富兩極分化超出人們能夠承受的極限，社會必然被撕裂，那么大動蕩就在所難免了。而在一個動蕩的社會里，不僅僅窮人，即便富人也將失去自由，乃至身家性命，這是歷史一再證明了的真理。當然，哈耶克也一再宣稱，他并不反對慈善，相反，他鼓勵人們從事慈善活動，而且他相信富有的人們一定樂于從事慈善與施舍活動，他只是反對社會正義制度的調節，因為他認為社會正義制度是對個人自由權利的侵犯。然而，正如曾有批評者尖銳指出的那樣，在一個貧富極度懸殊的社會里，如果依然還固執地堅持拒絕社會正義制度的調節，而將希望寄托在富有者的慈善之心上，不是用心險惡，便是裝傻充愣的騙人把戲了。
綜上所述，新自由主義是適應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代表，它根植于西方自由主義傳統，反映著資本主義的當代發展形態，奉行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維護的是精英、強勢階層與國際壟斷資本的根本利益。新自由主義既不是“普遍真理”，亦非“普世價值”，更不是人類社會組織與發展的“必然模式”;而且由于其一系列極端化的主張必然導致其理論所承諾的個人自由與權利等一系列價值的落空，甚至走向反面抹殺和剝奪了那些在自由競爭中處于劣勢的大部分普通民眾的個人自由與權利。所以，新自由主義僅僅是一種根植于西方自由主義傳統與特定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地方性知識”，將之盲目地提升為適合全人類所有不同文明社會的唯一模式與普遍真理，吹噓成治療各種經濟頑癥，促進社會發展的“靈丹妙藥”，不是別有用心，就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無限膨脹與謀虛作妄。當然，毫無疑問，批判和否定新自由主義，并非要批判和否定自由、民主等價值，更不是要否定市場經濟，況且新自由主義既然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必然有其歷史合理性的一面。眾所周知，自由、民主與人的全面發展等價值，既是人類社會長期發展所獲得的文明成果，亦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也是我國當前確定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組成內容;而市場經濟更是被實踐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發展經濟的方式，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也是我國當前堅定不移的國策。真正的問題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的自由與民主權利，而不至使之流為騙人的幌子，甚至走向反面，成為禍害大多數人的自由與民主權利的幫兇。另一方面，在充分利用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還要劃定市場化的邊界，決不能將人類社會的所有領域都市場化，否則必然如新自由主義一樣顛倒了人和市場的關系，將市場神話成目的、上帝，而將人貶低為市場的奴隸。妥善處理好個人與社會、集體、國家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和政府、社會、個人的積極作用，使各種力量與主體各得其所，形成合力，最終促進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才是正確之途，極端地將之撕裂并人為地對立起來，結果只能誤入歧途。文明社會之所以文明，就在于人類擺脫了自然而然的“叢林法則”的擺布，能夠利用市場等一切可能的社會和自然的手段、工具和規律，來實現人的目標，人人平等、自由和全面發展的終極目標。最后還要特別指出的是，批判新自由主義絕不意味著無原則地肯定其所有反面，特別是各種形式的極權專制主義，否則，就是一種歷史倒退，是一種非此即彼的貧困思維的表現，這正是新自由主義貧困的表現之一，即只能在相反的兩個理論之間跳來跳去，不是凱恩斯主義就是古典自由主義，不是自由主義就是極權專制主義!其實，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倘若要發展，必須根據自己的現實條件創造性地發展或探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而絕不可能原樣照抄照搬一個理論、一種主義或一條道路就能夠奏效的，這不僅是由理論皆有其敏于情境的特性決定的，更是由無數實踐經驗所證明了的真理。而我們今天的正確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之所以正確就在于它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現實相結合的產物，它根植于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又大膽而開放地借鑒和吸收了一切有益的人類明文成果，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適合中國發展需要的，行之有效的正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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