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國新自由主義的鐵桿代表

　　2月26日人民網消息，王東京任中央黨校副校長。

　　王東京何許人也?

　　他是一個在各種場合無限拔高“經濟人假設”，鼓吹人性自私，把西方經濟學拉到最壞地方的人;他是一個鼓吹私有制優越，詆毀公有制經濟的人;他是一個鼓吹保護私產，不惜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人;他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鼓吹國企私有化的集大成者;他赤裸裸地為資本家服務，公然反對為工人提工資……

　　過了2015年2月26日，他，就成了中央黨校的副校長。他在中央黨校里將擁有更大的權勢，能夠進一步在黨校內部培養、保護、提拔反對共產主義、反對馬列的新自由主義分子。

　　我們來梳理一下王東京的言論。

目錄

鼓吹私有制，詆毀公有制

鼓吹國企私有化，新自由主義的鐵桿代表

無限拔高經濟人假定，把西方經濟學拉到最壞的地方

王東京的言論

略舉幾位西方經濟學大師對“經濟人假設”的駁斥

左大培：王東京講的東西是錯的，把西方經濟學拉到了最壞的地方

王東京公開美化剝削階級沒落人生觀和世界觀

除了經濟人假定，黨校副校長知道世界上還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嗎？

新任黨校副校長高調為資本家服務

新任黨校副校長高調懷念新自由主義大師

為新自由主義做辯解：金融危機是政府造成，不是新自由主義造成

　　鼓吹私有制，詆毀公有制

　　王東京認為，私有制最有效率，而公有制則最無效率。他說，“人們花錢辦事，不外乎四種類型：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節約又講效果;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只講節約不講效果;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效果不講節約;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又不講效果。”(《澄清經濟學的三大問題》http://www.doc88.com/p-5099807706795.html)

　　王東京教授提出所謂“四類型”說，把私有制經濟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看成是最講節約最講效果的，把公有制經濟說成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看成是最不講節約最不講效果的，這種觀點，不僅馬克思主義者不會贊同，就是主張自由放任主義的亞當·斯密也不會贊同。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公共設施(其建設和維持不是為著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人的利益)，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非而有余，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冊，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53頁)如果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就更清楚了。私有制在歷史上曾經推動過歷史的發展，但是，私有制，特別是最后一個私有制，由于自身的矛盾運動，終將為公有制所代替，這是一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類最理想的社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決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是這樣，還要成立共產黨做什么?還要搞社會主義做什么?我國在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后之所以又允許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是因為過去在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要求過急，步子走得過快而對經濟結構所進行的一種調整，并不表明要由公有制轉為私有制。如果要講“歷史必然”，那就應該從歷史的長河來看，而不能只看短暫的一瞬。如果這樣看歷史的變化，那么，人類社會是先由原始的公有制轉變為私有制，然后再由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必然”。我國憲法的有關規定和鄧小平關于“兩次飛躍”的論述，都可以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應該說，王教授的觀點完全背離了憲法中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不僅否定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所取得的勝利成果，而且違背了包括資本主義發展史在內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實際上是開歷史的倒車!

　　此外，王東京認為蘇聯的解體是因為計劃經濟造成的，而“計劃經濟所以失敗，原因還得從政府的‘人’身上去找。要分析政府行為，必須從人性出發，政府里的人既不能超凡脫，也非無所不能。他們其實與常人沒有分別，也會追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

　　鼓吹國企私有化，新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

　　王東京鼓吹國企私有化

　　“先說國有產權為何要轉讓。一句話，是改善國資的運營效率。回顧改革歷程，國企改革始于利改稅，而后該行承包制，再走股改的路，其間中西療法都試過，但效果都不理想。何以如此，說千道萬，是產權主體缺位。”

　　“問題是，國資歸全民所有，卻非全民支配。國資的支配權利其實在各級政府手里。而政府作為代理人，再授權給親眼經營者。如此一來，經營者只對政府負責，而真正的所有者卻變成了局外人。”

　　“問題在于，若經營者能以全民福祉為重，恪盡職守，讓國資保值增值，事情也還簡單。麻煩在于，經營者的經濟人。經濟學說，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經濟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節約又講效果;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漸漸不講節約又不講效果。”

　　“可見，國企要轉機建制，就得網開有面，讓‘非公’資本加盟。不然，非公資本進不來，投資主體不能多元化，企業機制就變不了，從這個角度看，國資轉讓勢在必行。”(《求解中國經濟三大難題》)

　　左大培：王東京是鼓吹國企私有化的集大成者

　　左大培《中國私有化浪潮》一文指出，王東京是鼓吹國企私有化的集大成者。

　　【在最近20年的中國，為私有化主張提出了最著名的論據的有周其仁、張五常、張維迎等人。

　　周其仁斷定“國有企業必定所有者虛置”;張五常則曲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說”，斷言“人都是自私的，因此企業不歸其經營者所有就不會有效率”。這些表面上很合乎人們的直覺的論點意在直接導出他們想要的結論：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須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特別是將國有企業變成由其經營者私有。

　　張維迎最初還曾經建立了一個模型，論證國有企業必定是“委托—代理鏈條太長”，因而效率必定低。但是這個模型根本無視了管理國有企業的真正有效率的方法——根據企業的利潤來決定國有企業經營者的去留和報酬，因為這樣的管理原則將使國有企業的委托—代理鏈條不再過長。后來張維迎對私有化主張的論證就日益接近張五常的思路。他曾經作出一個著名的分類，區分了“花自己的錢”還是“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還是“辦別人的事”，將它們組合成四種情況，來說明在這四種情況下自私的人的行為后果。根據他的這種分類，人們會得出結論：“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才有效率，為了達到效率，應當把國有企業都變成由其經營者私人所有。

　　他們這些論點的非科學、非理性，集中而突出地表現在王東京200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王東京的這篇文章實際上扼要地概括了周其仁、張五常和張維迎等人為私有化辯護的核心論點。在這篇文章中，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被婉轉地說成了所謂的“國有資產轉讓”。

　　王東京的這篇文章聲稱要回答“國有產權為何要轉讓的問題”，它提出的“歸總的答案是改善國有資產的運營效率”。該文說，“國企改革”實行過“利改稅”、“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造”，“效果均不理想。推究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歸根結底在于產權主體缺位”。“問題在于，雖然國有資產歸全民所有，卻并不是由全民支配。事實上，國有資產的支配權掌握在各級政府手里，而政府作為全民的代理人，再授權給企業經營管理者。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經營者只對政府負責，而真正的所有者，卻變成了局外人。”

　　“如果企業經營者能以全民福祉為重，恪盡職守，讓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便不會出現委托-代理問題。但問題在于，按照假設，企業經營者是經濟人。經濟學理論表明，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經濟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同樣存在有人們花錢辦事的四種類型：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求節約又講求效果;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只講求節約不講求效果;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求效果不講求節約;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求節約又不講求效果。”“國有企業的企業經營者恰好對應第四種方式，則不難理解國有企業中更容易出現委托-代理問題。”

　　“實際上，國有企業改革進行了20多年，至今所取得的成效仍然不大，其關鍵的原因，即在于國家獨資或一股獨大。股份制改革以前，經營者用國家的資金辦國家的工廠;股份制改革后，經營者則用國家的股份辦國家的公司。二者都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都沒有動力注重節約和效果，則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國有企業表面上在改革，而事實上其內在的機制仍沒有改變。近年來，非公經濟迅猛發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正是因為它是‘花自己錢辦自己的事’，有既講節約又講效果的機制。可見，國有企業要轉變現有機制、建立新的機制，就需要打破國家一股獨大的局面，讓非公資本加盟。如果非公資本遭遇屏障，不能投資國有企業，則國有企業的投資主體不能多元化，企業機制就難以轉變。從這個角度看，國有資產轉讓是合理的”。(王東京(2007))

　　這一套胡言亂言把中國的私有化鼓吹者們的思想邏輯倒表述得清清楚楚，也把他們觀點的邏輯混亂表現得明明白白。他們為自己的私有化主張辯護時使用的理由，在邏輯上就講不通。

　　這些人鼓吹私有化的理由是，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在于企業經營者“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必然既不講節約又不講效果;要既講節約又講效果就必須私有化，讓企業經營者“花自己錢辦自己的事”。

　　但是王東京用這個理由論證的私有化主張，卻是“讓非公資本加盟”“投資國有企業”。如果“加盟”的非公資本所有者并不自己來經營他“加盟”的企業，則這種企業的經營者仍然是在“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恰恰按這些私有化鼓吹者們的邏輯，這種企業是不可能有效率的。

　　其實，經驗事實已經證明，中國的私有化鼓吹者們主張“讓非公資本加盟”“投資國有企業”，是要讓“非公資本”的所有者來控制他“投資”了的原國有企業，作他“投資”了的原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即便真這樣作的話，如果整個企業的資金并不是全部歸“加盟”并經營著原國有企業的私人資本所有者個人私有，則該企業的經營者對于企業使用的不歸他所有的那一部分資金、特別是該企業中還殘存的國有股來說，也是在“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恰恰按這些私有化鼓吹者們的邏輯，這種企業也不可能有效率;要使這種企業有效率，就應當讓企業使用的所有資金都歸這個私人經營者所有——而這也正是這些鼓吹“讓非公資本加盟”“投資國有企業”的人最后所要達到的目的。他們正是要通過這樣一個過程，先“讓非公資本加盟”“投資國有企業”，再讓私人投資者掌握企業的經營權，最終讓這個私人投資者—經營者將企業的全部資金侵吞為自己個人所有。中國的許多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走的正是這樣一條路。

　　極而言之，只要企業沒有完全變成由其經營者個人私人所有，特別地，只要企業還保有一部分國有股權，企業的經營者就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因此，想僅僅讓私人資本所有者“加盟”“投資國有企業”，而不把這個企業變為完全歸經營者私人所有，根本不可能解決企業中的人“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這個“根本問題”。

　　從十幾年前起，中國的私有化就大都采取了“實行股份制”的形式，許多人想通過“股份化”這條迂回的道路來實行私有化。可是這些人主張私有化的理由，卻恰恰會證明股份制企業的沒有效率。一個股份制企業可能由它的某個大股東經營，也可能由職業的經理人員經營，但是幾乎在任何股份制企業中，都會有一大部分股份的持有者不參加該企業的經營。股份制企業的經營者對這些不參加企業經營的股東來說，也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即使企業的股東都是私人股東也是如此。這樣，按中國的私有化鼓吹者們的邏輯，任何股份制企業、包括完全由私人股東出資的股份制企業，都也不可能有效率。

　　其實，就是在私營經濟的領域內，任何私營的股份制企業的經營者，或私營企業的職業經理人，也都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按中國的私有化鼓吹者們依據“花誰的錢辦誰的事”的思維方式所作的推論，這些私營企業都不可能有效率。這也就是說，如果真要把企業經營者“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當作企業經營有效率的前提條件，那么即使把所有的企業都變成了完全的私營企業，也必定會有一大部分企業是沒有效率的，而且幾乎所有的大企業都會是沒有效率的，因為私營的大企業幾乎都是股份制企業或由沒有出資的職業經理人經營。】

　　無限拔高經濟人假定，把西方經濟學拉到最壞的地方

　　王東京的言論

　　王東京稱，“經濟學解釋世事，最基本的假設也就是‘經濟人’假設。”(《澄清經濟學的三大問題》)

　　“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歸結起來就是三個假定、三個原理。這三個假定是;經濟人假定、資源稀缺假定和保護個人產權假定;與此大致對應，便是三個原理:福利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價交換原理。這六條，簡單得令人吃驚，但卻是經濟學智慧的結晶，也是歷代經濟學家借以看家的本領。人們懂得它不一定就能成為經濟學家;但如果不掌握它，就一定成不了經濟學家。”

　　“近三百年來，它反復經過實踐檢驗，顛撲不破。比如經濟人假設，把人看做是利己主義者，說人是自私的，為何要作這種假定?因為事實即是如此。如果人不自私，就不會有勞動的積極性，政府也無法通過政策調節經濟。”(王東京、趙建軍：《與官員談經濟學名著》，中國青年出版設2002年版，第2、3頁)

　　“中國老百姓有一句俗話：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別看這只是一句俗話，缺少千百年來人們對自身經驗的深刻總結，揭示的是一個淺顯而又深刻的積極性原理。”(同上，第3-4頁)

　　王還說，“任何時代，無私的人總是少數，不是多數。如果大家都無私，先進人物怎會成為公眾的榜樣呢?不要說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就連出了家的和尚，也是難免有私心的。自古道：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為何三個和尚沒水吃?那是因為和尚也會偷懶卸責。”

　　“經濟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義者，說人是自私的。為什么要這樣假定呢?因為事實即是如此。人們如果不自私，就不會有勞動積極性，政府也無法通過政策調節經濟。”(《文匯報》2004年6月6日)

　　“自1776《國富論》面世，經濟人假定(即認為自私是人的本性)作為經濟學大廈的基石，迄今無人可以撼動。”(《中國改革》2006年第9期)

　　略舉幾位西方經濟學大師對“經濟人假設”的駁斥

　　王文籠統地說“經濟人假設”是西方經濟學甚至是整個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不符合事實的。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對所謂“經濟人假設”持批評態度的經濟學家至少有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阿弗雷德·馬歇爾、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三人。由于三人所處的時代各不相同，觀點也相差很大，但是他們都是各該時代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在西方經濟學的歷史上也都有顯赫的地位，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都是所謂“大師級的”人物。在這里簡單介紹一下他們反對“經濟人假設”的觀點：

　　首先介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觀點。李斯特在他的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針對當時托馬斯·庫柏的流行學派的觀點問道：“什么?難道認為在私人經濟中值得做的，也就是在國家經濟中所認為值得做的的嗎?難道關涉到民族和國家性質的問題，如關于后代需求的考慮，也是包括在個人性質之內的嗎?我們只要想一想一個美國城市在開創時的情況;任何個人如果聽任他自己去干，他就只會關心到他自己的需要，充其量也不過兼顧到與他最切近的后輩，而由個人結合成社會時，就能為關系最遠的后代謀便利，作打算，就能為了后一代的幸福而使這一代忍受困難和犧牲;這些都是只有個人餓和成為社會才會實現的;沒有一個懂得事理的人會期望各個個人來這樣做的。諸如保衛國家、維持公共治安以及其它許許多多數不清的任務，只有借助于整個社會的力量才能完成，當個人促進他的私人經濟時，他能進一步來考慮這些問題嗎?國家為了完成這類任務，難道不應該要求各個個人限制他們的自由嗎?不僅如此，國家難道不應該因此要求個人犧牲收入的一部分，犧牲他們的腦力和體力勞動的一部分，甚至犧牲他們自己的生命嗎?我們必須像庫柏那樣，先把‘國家’、‘民族’那些概念連根拔除，然后才能抱有像他那樣的見解。”他進一步批判說，“不，那種見解是完全錯誤的。有些在私人經濟中也許的愚蠢的事，但在國家經濟中卻變成了聰明的事，反過來也是這樣;理由極為簡單，縫衣匠并不是一個國家，國家也并不是一個縫衣匠，一個家族與數以百萬計的一個社會是大不相同的，一所屋子與一片廣大的國家疆土在性質上是有極大區別的。一個個人知道得最清楚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他所竭力要促進的也就是這一點，但這并不等于說，由他自行設法，能一定總會促進社會的利益。我們可以問問那些法庭推事，他們是不是時常要送一些人到監獄里去，只是由于這些人獨出心裁的本領太大了一些.，過于賣力了一些。強盜、賊、私販、騙子，他們對于自己周圍和本身的情況、環境，也同樣是極端了解的，對于他們自己的事也是極端關懷的;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這些人的個人活動受到最小約束時，社會就會處于至善至美的境地。”(《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44-145頁)李斯特這些話表面上是批判庫柏的，骨子里是批判亞當·斯密的。

　　其次介紹阿弗雷德·馬歇爾的觀點。馬歇爾在其名著《經濟學原哩》的第一版序言里直截了當地對“經濟人假設”進行了抨擊和否定，他說：“曾經有過這樣的打算：以一個‘經濟人’的活動為內容，建立一種抽象的經濟學，所謂經濟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響，而是機械地和利己地孜孜為利。但是，這種打算卻沒有獲得成功，甚至也沒有徹底實行過。因為，它們從沒有把經濟人真正當作是完全利己的;一個人懷有利人的愿望、甘受勞苦和犧牲以贍養家庭的人，是最能信任的，他的正常的動機常被默認為包括家庭情感在內。但是，他的動機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內，為什么他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動機——其作用在任何時間和地點的任何等級的人之中都是如此一律，以致能被變為一般法則——在內呢?這似乎是沒有理由的;在本書中把正常的活動看作是一個產業集團的成員在一定條件下會有的活動;而對于任何動機——其作用是有規律的——的影響不加考慮，只是因為這種動機是利人的，在本書中卻沒有這樣的打算。”(《經濟學原理》上卷，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2頁)

　　最后介紹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觀點。凱恩斯在其所著《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中語帶批判地寫道，“經濟學家像其他科學家一樣，之所以選擇他們作為出發點并展示給初學者的假設前提，是由于這一假設是最為簡單明了的，而不是因為它最接近事實。由于這個原因——不過并非唯一原因——我承認，由于受這一學科傳統偏見的影響，經濟學家們總是以假設一種理想狀態的存在而開始立論，在這種狀態中，個人以試錯、摸索的方式獨立行動，實現生產資源的理想配置。在這種試錯、摸索中，通過競爭，向著正確方向前進的個人將擊敗誤入歧途的那些人。這意味著，對那些把資金和勞力投入到錯誤方向上的人，不應當給予絲毫的憐憫和保護。這種方式，提高無情的生存競爭，淘汰那些低效率者而選擇效率最高的，并把這些最成果的牟利者抬上社會的頂層。這種方式并不計較斗爭的代價，而只看到被假設為永恒不變的最終結果所帶來的好處。生活的目標成為不斷嚙取樹葉，直到可能夠得著的最高枝干，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可能的方式，是讓脖子長的長頸鹿活下來而餓死那些脖子較短的。”他認為，“上面所簡要提及的經濟上自由放任主義與達爾文主義之間，事實上是非常接近的。達爾文求助于性愛，把性選擇行為作為通過競爭進行的自然選擇的助手，來規定進化的方向，使進化沿著一條合乎需要的路徑前進;與此類似，個人主義者則求助于對金錢的愛好，把牟利行為作為自然選擇的助手，來實現人們最強烈期望的目標，以及按交換價值來衡量最大規模的產出。”凱恩斯顯然看到了這樣做的弊病，他寫道：“如果我們能對長頸鹿的福利心中有數的話，我們就決不會忽略那些被餓死的短脖子長頸鹿所遭受的痛苦，以及那些在爭斗中落到地上并被踐踏掉的甜嫩樹葉，還有脖子較長的長頸鹿由于過量攝食而引起的不適，乃至在這種原本溫和的動物臉上所浮現的貪婪、焦灼等種種不愉快的表情。”他的結論是，“盡管個人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在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初期的政治和道德哲學中是根深蒂固的，但如果不是由于迎合了當時商界的需要和希望，它將很難確保其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力。”(見《凱恩斯文集·預言與勸說》，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12頁)在這里，凱恩斯實際上已經看到了“經濟人假設”以及在其基礎上制定的自由放任主義政策的歷史性質。這對于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左大培：王東京講的東西是錯的，把西方經濟學拉到了最壞的地方

　　【有很多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眼中是異端的學說在中國成了正統!這就是今天講的制度安排、制度經濟學，這些在西方大學里算是異端邪說，是不講的。而在中國成了正統。比如中央黨校經濟學部部長王東京到處給干部講課，半篇都是西方經濟學，而他講的東西是錯的，把西方經濟學拉到了最壞的地方。他說西方經濟學有三大前提，其中一個前提是保護私有產權，結論是達到帕里托最優(即在不損害任何人的情況下，每個人都達到最好)，是個最理想的境界。這哪里是西方經濟學?帕里托最優是一個標準，來衡量一個制度好還是不好，根本不是從哪個制度里推出來的。實際上很多西方經濟學家認為非完全競爭的私有制不好，需要較正。甚至有人說，完全計劃的經濟條件下也能達到帕里托最優。所以這個人是胡說八道，不懂裝懂，到處誤導。關鍵是他們在培訓黨的干部，是領導權的問題。

　　中央黨校怎么能用這種人去培訓干部，這樣培訓出來的干部怎么不去搞私有化?這說明學術界的領導權被這些人掌握了。很多機構的干部是他們的人，執行的是他們的路線，所以這就是第二個問題，劉國光院長尖銳地提出現在的領導權在誰手上。

　　劉國光自己并不是馬克思主義出身。還有陳岱孫教授，和共產黨也不是一路出身，陳老十年前就有一篇文章，說的話和現在劉國光一模一樣，說現在主流經濟學要把中國拉向最壞的外圍資本主義。我們學西方經濟學的人對陳老十分敬重，把他當整個中國經濟學界的祖師爺，可惜他十年前的文章被經濟學界的主流給封殺了，根本不讓討論。逼得十年之后劉國光不得不再次出來講話。劉老也是解放前學的西方經濟學，現在也忍無可忍。所以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容忍。現在問題是我們很多地方的領導權不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

　　(《左大培：必須強調領導權問題》)

　　王東京公開美化剝削階級沒落人生觀和世界觀

　　王東京教授說，“經濟學假定人自私，絕非倡導人們自私，恰恰相反，它是提醒決策者，若要懲惡揚善，就必須注意人性自私的弱點。”這是辯護的遁詞。王教授居然把“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說成是“千百年來人們對自身經濟行為的總結，揭示的一個淺顯而又深刻的經濟學原理。”如此露骨地百般美化和公開宣揚歷史上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并以此向黨的高級干部灌輸這樣一些精神垃圾，這在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歷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它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人們的憤怒的批駁。現在王教授卻輕描淡寫地辯解說，這不是倡導人們自私，而是為了“注意人性自私的弱點”!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辯護的遁詞里，王教授又反守為攻，把自私進一步說成是“人性”。我們說，不對，這不是一切人都有的人性，而是剝削階級才具有的階級屬性。試想，在舊社會，是什么人在為財而忙?是貧苦的工人農民嗎?不是，他們根本談不上什么財產，也決不可能通過他們的勞動發財致富，他們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貧困中掙扎;只有那剝削人的地主和資本家才談得上聚斂財富，為發財致富去奮斗。現在王教授卻要把它說成是所有的“老百姓”對“經濟行為的總結”，并且把它稱之為“深刻的經濟學原理”，還要把它說成是社會主義國家許多政策出臺的“出發點”，使其進一步合法化，這不是倡導和鼓勵利己自私的世界觀人生觀又是什么?!

　　除了經濟人假定，黨校副校長知道世界上還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嗎？

　　“經過遭到一遍非議。遺憾的是，至今仍沒有人教我，離開了此假定，經濟學到底如何做推理。”

　　“既然我不懂別的推理辦法，那么本文的分析，還得仰仗經濟人假定。”(《求解中國經濟三大難題》)

　　“經濟人假定”是一種理論假定，它從資產階級的觀點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但是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它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經濟人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固然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能不能達到利益最大化，不是僅僅憑他的主觀愿望就能實現的，還要看客觀條件是否具備和經濟人有沒有能力。所以，經濟人并不都是成功的，在商場上，常常是“一將成名萬骨枯”，一些經濟人打跨許多經濟人。這是不可抗拒的市場經濟規律。“經濟人假定”可以說明有些人的競爭動力，但不能說明競爭規律和經濟人必然成功。

　　王先生說他除了“經濟人假定”就無法理解經濟。這不僅說明他不懂經濟學，不知道除了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外，還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同時說明他雖然在黨校，卻不知道這世界上除了“經濟人”，還有共產黨人。

　　王先生肯定看過黨章，但是他忘記了。黨章總綱開宗明義便講：“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黨章第一章第二條講“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共產黨和共產黨人辦事也要精打細算，但決不是斤斤計較個人利益的不管他人死活的經濟人。

　　要知道中國現在有7000萬共產黨員。平均不到20個中國居民中就有一個是共產黨員，比經濟人多得多;而且共產黨人是目標統一的集中的有組織的隊伍，經濟人則是分散的、只為自己的、對立的單個個人。

　　要知道中國現在有7000萬共產黨員。這是一個科學家、經濟學家、企業家等等都人才濟濟的群體，任何一個經濟人的知識、能力都不能與之相比，而且他們掌握著三分之一的社會經濟，掌握著整個國家的資源和信息。

　　要知道中國現在有7000萬共產黨員。這是一群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人，因而他們能夠和全國人民結合在一起，對全國人民負責，不會“變成了局外人”;經濟人不僅相互對立，而且和他們奴役的勞動者根本對立，他們從本質上就與勞動者是不同的人。

　　新任黨校副校長高調為資本家服務

　　今年5月末高級黨校的王東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應該減稅以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他認為讓資本家給工人提工資就是“讓工資擠利潤，無疑是逼企業破產關門。”(人民網2010-05-26)王先生獨具匠心，先要求政府減稅，資本家們用這部分錢給工人提工資。結果是政府替私企老板們提工資。

　　新任黨校副校長高調懷念新自由主義大師

　　【弗里德曼年前逝世，痛失大師，學界悼文無數。】

　　(《王東京：經濟適用房政策怎么改?》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zlhd/20070328/09253447805.shtml?qq-pf-to=pcqq.discussion)

　　為新自由主義做辯解

　　【我至今不清楚的是，金融危機明明是政府的過失，可人們為何一定讓新自由主義出來背黑鍋?研讀經濟學數十年，不敢說對新自由主義了如指掌，但有代表性的著作倒是讀過一些。至少我未見那位經濟學家完全反對政府干預，他們反對的不過是政府的過度干預。新自由主義的掌門人弗里德曼在那本著名的《自由選擇》中曾白紙黑字寫得明白：政府的職責是“國家安全、社會公正、公共管理與救濟貧民”。顯然，經濟秩序事關國家安全與社會公正。對擾亂經濟秩序的行為政府怎能不聞不問呢?政府不作為，與新自由主義有何關系?】

　　(王東京：不要高看了經濟學家的作用http://finance.ifeng.com/news/opinion/fhgcz/20090610/771098.shtml)

　　王東京的這段辯解充分證明了他是新自由主義的鐵桿代表，他為了替新自由主義辯護，已經到了不顧事實，不顧邏輯，只下論斷的程度。“二戰”后，凱恩斯主義成為主流經濟學思想，它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根本缺陷，無法自動確保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因此政府應該積極干預經濟。然而70年代后，凱恩斯主義很快就被新自由主義取代。新自由主義思想建立在人類社會極度利己主義的概念上。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全面發展，給予資本發展極大的自由，扼制政府對經濟的合理干預，放松對金融部門的管制，降低反壟斷法的執行力度，大力推進私有化，削減甚至廢除社會福利項目，對企業和富人進行大規模稅務減免，迅速加大了全球范圍內和各個國家內部的兩極分化，降低了大多數人的消費能力，社會有效需求迅速萎縮。為了推遲經濟危機的爆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又發明了各種金融工具，大力推動金融市場“投機賭博”的發展，最終導致了更大規模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在西方經濟學界對此也均有反思的情況下，王東京竟然拋出“政府不作為，與新自由主義有何關系”這種匪夷所思的結論，實在令人瞠目結舌，也徹底做足了王東京自己捍衛新自由主義、反共反馬列的堅決姿態。

　　當然，王東京們也確實并非一味地反對政府干預，他們只是反對凱恩斯式的干預，反對社會主義式的干預，反對政府采取任何對資本家們短期利益最大化不利的行為，相反，他們從來都贊成國家、政府采取對資本家進行保護的干預行為。比如他們贊成帝國主義國家對外進行戰爭、掠奪殖民地的國家行為，比如他們也贊成美國救市。

　　最讓人匪夷所思的，是這樣的一個人，竟然升任社會主義中國中央黨校副校長。到底是誰在暗中保護、提拔這種人，值得進一步深思，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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