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講講“知青的磨難和委屈”

邋遢道人：講講“知青的磨難和委屈”　　

貧道會知青點一趟寫點感受，非共網友有點不太理解，說“運動式的上山下鄉對知識青年本人太殘酷了”，希望貧道“寫點知青受磨難和委屈的帖子”，他好“受受教育”。貧道不知道“非共”網友的“非”是“非難”的非，還是“不是”的非。如果是前者，貧道給你說了你也不明白。如果是后者，貧道就講講。　　

貧道估計，非共網友看到很多詛咒文化大革命，控訴毛澤東時期對一些干部、知識分子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文章，甚至親耳聽到對毛澤東時代詛咒的言語。如果不是這樣，他不會直接就說出“太殘酷了”的評價。貧道也有這樣的感受：在相當大的群體中，批判毛澤東時期幾乎成為一種“自覺行為”，一種“本能沖動”。這個群體包括大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和小知識分子，大部分國家干部和新興階層。這個群體數量之大，聲音之強烈，情緒之激動，會讓你以為這就代表了“民意”，代表了“歷史”。很多左派如果認真觀察一下周圍，如果自己在知識分子或者管理者圈子里，自己一定處于少數。有些人可能對現實不滿，但一定不會因此贊揚毛澤東時代。問題在于，雖然大家明明知道毛澤東時代并沒那么可怕，毛澤東確實讓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走上自主發展的道路，并為今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怎么還會出現整個知識界和管理階層都不認同呢？毛澤東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得罪了“天下文人”和管理階層呢？　　

原因就出在毛澤東這個人是一個真正洞察了歷史的領導者。他知道在資本主義尚未表現出衰落勢頭的時期，會利用他們強大的勢力，利用幾千年少數剝削者壓迫多數窮人的傳統意識形態，尋找和創造一切機會，有力地執著地顛覆他所創立的工農政權，讓這個新共和國回到少數人壓迫和剝削多數人的狀態中。而他自己又是個“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不信邪的領導者，具備非常穩固的領導地位，自覺有能力與這個強大的勢力對抗并一定能勝利。　　

于是，悲劇就出現了。假如毛澤東只有透徹的洞察力而沒有領導權，他會成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假如他沒有這樣的洞察力而有穩固的領導權，他會成為一個受所有中國人世代敬仰的民族復興領袖。但他恰好是個既能看透歷史，又不愿意被歷史擺布的領袖。這樣，他就必然不斷損害和得罪一個必然走向官僚化的組織，不斷損害和得罪必然傾向西方的知識分子隊伍。　　

今天詬病毛澤東是全面的，從他的政治路線到經濟政策，從對知識分子和官員的態度到對意識形態的干預。貧道就一個方面一個方面地給非共網友進行一下分析。　　

先說經濟政策。毛澤東選擇了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體系，在城市進行工商業改造，在農村試行集體經濟制度。這樣一個經濟政策必然危害了資本家和可能成為新地主群體的利益。同時，也讓大量掌握知識和信息資源的知識分子感覺被阻斷了通過市場經濟成為新興階層的道路，喪失了“自由”。最重要的，這個政策同時使管理者一方面具有強大的調配資源的權利，另一方面有沒有任何利用這個權利進行官商勾結進行錢權交換的機會——因為沒有了“商人”。凡此種種，都讓這些人感覺這個社會“沒有了自由”，感到一種“壓抑”。　　

但是毛澤東只能這樣做。因為他的國家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而且人口數量極大。同時外面還有一個強大的，隨時可能重新讓中國回到依附狀態的強大勢力（包括蘇聯）。因此，迅速實現工業化是中國共產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　　

對于類似中國這樣的國家，后來的所謂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這樣的國家很容易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比重巨大的農業創造的剩余財富很低，積累率就很低。過低的積累率一方面使農業發展緩慢，不能為輕工業提供足夠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又無力發展需要大量資金的重工業。又造成積累率長期低迷。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就是大幅度提高積累率，減少消費率，為快速工業化提供條件。　　

那么減少誰的消費率呢？首先是原來橫在農民和國家之間的“盈利性經紀”階層。這就是美國學者杜贊奇描繪的舊社會農村土豪惡霸以及脫離勞動的所謂管理者。在農村試行集體經濟后，農村再也不可能產生這些地主、土豪和惡霸，同時讓從生產大隊到小隊的管理者本身成為勞動者，也依賴工分生活。這就基本消除了截流農村財富流向國家積累的渠道。這當然會引起“有可能先富起來”群體的不滿。所有學者都說這個時期國家是通過剪刀差“剝奪”了“農民”而積累了財富實現了工業化。這個說法自然有依據，就是在市場經濟中自然抬升的農產品價格被管制，農民收入增加可能性空間被壓縮。但如果說“剝奪”就該有受益者。受益者是城里人？顯然不是，從合作化開始到文革結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同合作化前一樣，都是在100比40上下浮動（90年代以后一直大于這個差距，2007年達到100比30）。是干部階層？也不對，以為當時工人與干部收入差別也沒大到哪里，起碼比現在要小得多，干部總體收入甚至沒有當時“高級知識分子”收入水平高。如果說“剝奪”，就是工人、農民和干部都被“國家”剝奪了，用以搞快速工業化了。　　

中國能在農業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積累率長期維持在35%左右，正是大家收入扁平化的結果。如果在當時財富水平情況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還要長期保持這么高的積累率，其余的人就根本沒辦法活！印度和大多數私有制為主的新獨立國家長期積累率徘徊在10%以下，工業化始終徘徊不前，說透了就是“沒有損害有機會先富起來群體的利益”。但正是中國選擇的這個政策，才使最難實現基本工業化，最難形成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的中國很快實現了初步工業化。并成為一個擁有原子彈的，再也沒人敢輕易讓中國回到半殖民地狀態的國家。　　

因此，就毛澤東選擇的經濟政策來講，必然使最有機會先富起來的，具備經營能力和資源的階層（包括很多知識分子和小知識分子）對這個政權產生不滿。因為他們確實失去了“自由”。　　

再說政治路線。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最讓人詬病的就是“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危險來自黨內”。并且不斷地用路線斗爭折騰干部階層。這些都被歸結為毛澤東有“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個性上。真的是這樣嗎？　　

日本人三戶公在《管理學與現代社會》中說：“無論是私有制還是國家所有制，勞動手段本身的技術發展都會加速勞動手段與勞動者的分離。并且在這個基礎上經營體系也在不斷地得到強化和完善。所謂經營體系的完善就是以規章、專業化、資格以及等級制等為主要內容的金字塔型組織——官僚制組織的發展和強化……組織本來是為人類服務，為增進人的幸福而存在的，但它卻逐步自立，把組織自身的維持和擴大作為目標……不斷使自身得以膨脹。”國家組織官僚化，越來越脫離為人民服務的本質是一個規律。一旦官僚體系異化為首先考慮自身利益而放棄考慮工農群眾利益，就非常容易被西方俘獲而讓中國回到半殖民地社會。這幾乎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從改革后的情況看，實際證明了毛澤東的擔心（90年代初機關團體人數比78年增加50%，而且買辦性質越來越突出的結果，證實了毛澤東的憂慮）。這是毛澤東把這個問題上升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高度的原因。　　

毛澤東不僅從解放后官員們的表現察覺到這一點，也從蘇聯國家組織異化為一個特殊階層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此，他解放后始終在強調國家組織扁平化，強調干部要與群眾打成一片，干部參加勞動，不要脫離群眾。　　

但是，這個組織必然頑固地向這樣一個趨勢發展：不斷擴張規模，不斷脫離勞動，不斷遠離革命時期與群眾打成一片的習慣，越來越擺脫群眾的監督。這種情況迫使毛澤東一次又一次地發動群眾運動來針對干部群體，毫不顧忌干部群體對此的明顯不快，1955年他甚至對身邊的人說過：“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不搞運動，我不能叫毛澤東。”毛澤東對組織系統異化壓制的越厲害，反抗就越強烈，以至于最后選擇了發動文化革命。這場運動最終使大部分干部階層對毛澤東嚴重不滿。這種不滿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澤東侵害了他們的利益，限制了他們“先富起來”的可能性空間而不是別的什么。這可以從改革后整個干部隊伍迅速腐敗得以證實。　　

第三個問題就是毛澤東為什么要得罪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按理說毛澤東是熟讀史書的，知道話語體系是文人在執行的，甚至是控制的。任何統治者得罪了他們，最后一定會被他們哪怕編造故事也讓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他還是做了。　　

毛澤東很早就用“毛”和“皮”來形容知識分子的特性。他認為知識分子不是個獨立的階級，他們是毛，他們的利益實現在于選擇哪個力量能讓他們“先富起來”做為皮以便附上。毛澤東很清楚，一個把工農利益放在首位的政權，對知識分子實現這個目標并不是最優選擇的皮。毛澤東認為“改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怎么改造？一個是對現有知識分子進行不斷的思想教育，一個是培養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知識化。前一個辦法雖然確實讓很多知識分子開始尊重工農，愿意為新中國貢獻自己能力。但也讓不少知識分子感覺被矮化，產生抵觸情緒。后一個辦法讓很多本來知識分子子女最容易獲取的教育機會被“歧視性”的招生標準給了工農子弟，使他們感到嚴重的生存威脅。　　

總的來講，毛澤東的改造政策是成功的。這就是為什么文革后期讓大部分大學生和中學生下鄉時，并沒有嚴重的抵觸情緒。貧道是過來人，現在有些人說40年前那次大規模下鄉運動遭到大部分知識青年從內心里抵制是假的。真實情況是貧道說的，無所謂自愿，也無所謂強制。當然，從本質上說，這種下鄉對限制這批知識青年“先富起來”的嚴重性比別的運動厲害的多。但能讓大多數知識青年感覺“麻木”，就是思想改造的“偉大成績”。說透了，這些問題究竟怎么認識，究竟是對他們迫害、摧殘、磨難，讓他們“委屈”，還是把他們改造為一種能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沒有工農隔閡，喪失了根深蒂固的依附富人階層的習慣，取決于看問題的角度。就像貧道說的，角度取決與眼睛的位置，而屁股決定了眼睛的位置。非共網友要貧道“揭發”一些當年受磨難感覺委屈的事情，恐怕說出來你會覺得有些不過癮。但如果你那個“非”是非難的非，就把貧道已經說過的打農藥中毒的事情作為受磨的例子也不是沒可能。　　

對一個世代為農民的子弟，增加了他們上清華大學的機會，他們覺得很應該。但對于被歧視性政策減少了這個機會的群體，就感覺憤怒，委屈。而毛澤東覺得這很應該，就是要這樣。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起碼在貧道身上看是成功的。貧道爺爺是前清進士，父親是留學生，家里是大地主。解放后父親被劃為右派，哥哥姐姐上大學都受到出身影響，貧道自己74年招工農兵學員時因為“可教子女”身份，雖然專業全省第一也沒能上大學。但是我們家沒有一個人對此咬牙切齒，都能很平淡地對待這些問題。怨言是有，但遠沒有達到瘋僧那樣像被刨了祖墳似的鬼哭狼嚎，不共戴天。　　

由于知識分子畢竟一直是毛，一旦放開，而且加以鼓勵，大多數很快就找到當年的委屈了。同時，新的官僚機器如果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作為政策選項，知識分子馬上山呼萬歲，立刻就成了最堅決的擁護者和宣傳員。當然，形成官僚、老板、知識分子鐵三角的利益集團是必然出現的。今天中國知識分子毫無廉恥地獲取灰色收入，拿紅包、騙經費、收高價、造假帳、發明假產品等一點斯文沒有的行為，又從反面證明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判斷是沒錯的。　　

最后說說意識形態限制。如果你能理解貧道前面講的毛澤東實際在“逆潮流”而動的艱難性，就可以想通為什么他要輿論統一。掌握和執行輿論的機器本身就對這個政權不滿，對他的政策取向不滿，如果不強制輿論一致，毛澤東根本不可能往前走半步！毛澤東并不是不允許說話，反而發明了大字報這種讓群眾隨便說的方法。毛澤東是不允許反對他的政治路線、經濟路線。只允許群眾批判領導批判知識分子而不允許干部和知識分子批判群眾而已。其實就輿論一致問題，現在還一樣。現在你反對改革路線一樣只能在網絡上適當說說，說的不合適了版主照樣不讓你發（這里沒有攻擊版主的意思）。不同的是站在官員、老板、知識分子立場批判老百姓比較容易，聲音響亮；老百姓批評官員、老板、文人們的話只能在論壇上說說，比較困難和低效。現在當然不怕老百姓說話了，因為掌握最有力輿論工具的是一群利益相關者，其他人還能翻了天去！　　

難度不同，控制方法不同。簡單道理。　　

順便回答那些以貧道沒永遠待在農村嘲笑貧道亢奮和虛偽的人。首先，貧道并沒有過什么亢奮，貧道早就說過，下鄉的時候是隨大流，“麻木”，沒說過要在那里待一輩子，因此貧道回城也不算是違背誓言。這就像提問題的網友小時候吃娘的奶，吃得很舒服。現在不吃了，改吃飯了。貧道一定不會因此嘲笑你不愛你娘了，更不會說當年你吃奶的時候津津有味，怎么現在不吃了呢？你吃上一輩子呀！貧道下鄉的時候很高興，起碼能找到高興的事情過得快快樂樂。回城以后也很高興，做了很多事情。非要貧道說下鄉的時候很痛苦，很委屈，那就沒道理。也許你是這樣的人，貧道就勸你要心胸開闊點，不要覺得是誰都在欺負你。這樣時間長了會得抑郁癥的。　　

不知道這樣說非共網友滿意不滿意。貧道倒是建議你改一下馬甲。因為有點“違憲”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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