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德拉-沃爾佩對《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辯證法的闡釋,忽視了它與社會關系的內在結合,所以其所稱的“科學辯證法”并不完整。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以社會關系為思想坐標批判了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揭示了蒲魯東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對社會關系的遮蔽,并深入社會的實體性內容當中,在辯證法的原則高度把握了現代社會關系的本質。由此,在蒲魯東的形而上學深淵中沉淪的社會關系開始正式顯現在馬克思自身的政治經濟學中心,從而使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方法第一次實現了科學的結合。在方法論的意義上,這有助于我們理解將馬克思辯證法稱之為科學辯證法的根本內涵。
“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德拉-沃爾佩把馬克思的辯證法稱為“科學辯證法”。他認為在《哲學的貧困》中,“打開一般的‘科學辯證法’之‘奧秘’的鑰匙已經作為一種邏輯的批判的形式的闡述呈現在了我們的面前。”沃爾佩是站在新實證主義的立場,把馬克思辯證法理解為現代實驗科學的唯物主義邏輯,并強調它與黑格爾辯證法的絕對對立,拒絕將兩者聯系起來考察。顯然,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或者說是本文不敢茍同的。一方面,他把馬克思辯證法指稱為科學辯證法,是以他的邏輯批判形式為根據的,而沒有看到馬克思之所以能夠真正把辯證法引向科學的道路,是因為他在《哲學的貧困》中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地基上,以社會關系為中心展開對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的批判和黑格爾辯證法的改造,從而實現了辯證法與社會關系的第一次科學結合。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只有把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辯證法)和對象(社會關系)正確結合起來,才能建構起科學辯證法。另一方面,硬生生地切割馬克思辯證法與黑格爾的關系,既不符合馬克思思想進路的原像,也不符合馬克思辯證法的真意,即馬克思是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批判了蒲魯東的方法,同時吸收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也改造了它的神秘外殼,而這項工作也是以對現實社會關系的研究為中心展開的。
事實上,在《哲學的貧困》之前,即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并沒有在勞動異化的層面吸收和改造黑格爾辯證法,僅是批判了它,指認正是勞動的消極方面消解了黑格爾辯證法。而勞動的消極方面只有在整個社會關系中才能顯現出來或者說施展其效應,所以,馬克思是在交往異化的層面上肯定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積極意義,并加以吸收的。(2)在這個意義上,由交往異化演進而來的“社會關系”才能成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對象并在其辯證法的照耀下為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奠基。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通過批判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第一次把辯證法和社會關系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不像蒲魯東那樣把社會關系看成經濟范疇的外化表現,更不像他那樣把辯證法看成經濟范疇的消毒劑,以及范疇轉化的思想工具。這些思想無疑深刻地影響了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對自身辯證法的建構。
一、蒲魯東的形而上學與社會關系的遮蔽
據史料記載,蒲魯東對所生活的時代狀況和自身不幸的生活經歷充滿了“憤怒”,并以建立一個平等的社會作為學術創作和社會實踐的旨趣。他于1837年創作的第一部著作《普通語法論》,試圖通過確定人類的共同性以及所有部族都起源于猶太民族這一理論想象,來為人類的平等原則尋找根據,從而為勞動者的平等權利和訴求提供理論保證。在1840年問世的《什么是財產?》一書中,蒲魯東非常尖銳和全面地批判了一切維護財產的論據,驚世駭俗地提出了“財產就是盜竊”的論斷。其意圖在于批判財產私有,從而實現私有和公有的合題即自由,因為他把自由看作平等和獨立的合題。更進一步,蒲魯東在1843年又發表了一部哲學著作《論人類秩序的建立》,宣稱他所提出的新形而上學不是德國的形而上學,而是人類平等要求的哲學根據。在他提出的新形而上學中,組定律被認為是主要發現,“組是統一性和多樣性的合題”。組不僅是思維和認識的最高方法,同時也是存在的原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活動都是以組的方式存在的,不存在孤立的現象。由此,在蒲魯東的理論想象中,平等便可以由組推論出來,因為社會是一個組,那么這個組內的所有成員便具有同等的地位,并彼此制約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
由此可見,蒲魯東對于社會關系的理解主要依托于他的形而上學方法,即組定律。他對這一方法評價甚高,認為:“組定律的理論是冥冥之中支配著一切科學的一個絕對方法……由于這個方法,那些尚未建立的東西,如政治經濟學,就能建立起來。”他把“組的方法”看作辯證法的雛形,即后來在《貧困的哲學》中所指認的黑格爾的三段式邏輯,即正題、反題和合題。實際上,他的“經濟矛盾的體系”也正是根據“組定律”而建立的政治經濟學。在盧森貝看來,“‘經濟矛盾的體系’是蒲魯東智力發展中繼續前進的一個階段、也是他以前兩部著作即‘什么是財產’和‘論人類秩序的建立’的一種特殊的綜合。”因為在《什么是財產?》中,蒲魯東從法學的觀點尋找財產的法律根據,而在《論人類秩序的建立》中,他又根據一般哲學的見解否定財產,最后在《經濟學的矛盾體系、或貧困的哲學》中,他摒棄了法學和哲學的觀點,而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研究財產。可以說,蒲魯東由此確實找到了探索社會關系的正確道路,即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理解財產或私有財產。
蒲魯東雖然借鑒了黑格爾辯證法的三段式,但是并沒有正確地理解其合理內核,所以當他把所改造過的黑格爾辯證法應用于政治經濟學研究時,產生了完全出乎意料的結果,即走向了黑格爾所反對和批判的形而上學道路,從而遮蔽了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制度的科學理解。正如馬克思所說:“誰用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構筑某種思想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互相連接的單個社會。”這里所說的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即是以形而上學的方式構建起來的,完全以純粹思辨的方式推論出來的產物。由此,馬克思宣稱:單憑范疇的運動、順序和時間的邏輯公式是無法說明一切關系同時存在而又同時相互依存的社會機體的。不過,蒲魯東對馬克思的這個評語甚是惱火,“在他那里找到的一本‘哲學的貧困’的頁邊空白地方有他寫的字跡:‘這是誰告訴您的?’——您的評語簡直是一片中傷。”可見,蒲魯東對于馬克思的批判到了無力回應的地步。因為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他以組定律來構建社會的形而上學方法。這一方法的核心是把現實存在的社會關系安置到組定律的邏輯范疇當中,活生生地割裂了社會體系,從而一個整體的社會有機體被看成同等數量的互相連接的單個社會。蒲魯東試圖從范疇、概念的高度把握現代社會,但是他的范疇、概念在組定律的規范下顯得如此機械和呆板,因而也就失去了切中現實社會關系的力量。
無疑,對社會關系的解剖必須要深入政治經濟學當中。在蒲魯東看來,“政治經濟學是迄今為止對財富的生產與分配的各種現象進行觀察的成果的綜合,也就是對勞動與交換的最一般、最自發、因而也是最現實的形式的觀察成果的綜合。”雖然他把生產、勞動也看作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還沒有準確地把社會關系作為研究對象,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以財富的分配和交換為核心的社會關系的把握。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政治經濟學依據經驗觀察的結果來描述財富的生產與分配,不論在事實或法律方面都是可取的。“政治經濟學是有關人類在財富的生產與分配方面的最明顯和最普遍的習慣、傳統、成規與實例的最原原本本的歷史。”顯然,蒲魯東認為這樣一種歷史恰恰具有絕對的確定性,所以經濟學作為一切科學中最淵博、最純粹和最適于實踐的科學,使得它成為一種具體的邏輯學或形而上學。“對我來說,經濟學是形而上學的一種客觀形式和具體體現,是在行動中的形而上學,是以不斷流逝的時間為背景的形而上學。因此,誰要是研究勞動與交換的規律,誰就是真正的形而上學專家。”蒲魯東在這里盡情地發揮了他的方法論特色,即以上帝存在為權威和依據,為政治經濟學各色各樣的材料尋找一種理性的邏輯安置。在他的理論中,經濟學必然是一種關于觀念的理論,也是自然神學,總之是依托于理性設定的永恒規律而外化的現實表現,進而可以保證人類財富生產和分配最原原本本的歷史的絕對確定性。由此可見,蒲魯東用之于政治經濟學的這一形而上學方法是如何遮蔽社會關系的。
不得不說,政治經濟學確實如蒲魯東所言是自然神學,自然是經驗事實,而神學是理性邏輯,經驗事實被理性邏輯包裹和剪裁,按照觀念的運動規律表現自身,所以平等和自由等社會關系的理想目標只是邏輯推演的結果。不過,蒲魯東把經濟學視為“在行動中的形而上學”也表現出了他思想的獨特性。在《貧困的哲學》中,他以“在行動中的形而上學”建構起了龐大的社會體系,把社會的發展分成分工、機器、競爭、壟斷、警察或捐稅到貿易的平衡、信用、所有權、共有制和人口等十個時期。顯然,這與現實社會關系的進展無關,因為這是按照形而上學的方法,即純粹思辨的方法構建起來的,他把社會的演化就視為這些范疇演進的現實表現。蒲魯東認為這是自己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重大發現,因而頗為洋洋得意。依靠這種形而上學,他使得那些凌亂不堪的材料在思想觀念中、在邏輯范疇演變中獲得了結構性的安置。這種安置與其說是讓社會歷史及其要素顯現自身,倒不如說是蒲魯東的經濟范疇外化的結果。簡言之,在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中,現實的社會關系被徹底遮蔽了。
二、馬克思的辯證法與社會關系的顯現
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的理論旨趣在于從經濟學中為自由和平等尋找永恒的根據,以確保現代社會關系的合理和正當。自然,《哲學的貧困》作為對它的批判,其主線也必然是對社會關系的探討。不過,馬克思的重點不在于對社會關系的具體內容做深入分析,而是通過剖析和解構蒲魯東用來理解社會關系的形而上學方法,進一步正面闡述社會關系的科學內涵。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的辯證法打碎了蒲魯東包裹在社會關系外面的那層形而上學外殼,使現實的社會關系冷酷地擺在了試圖在觀念中追求自由、平等的蒲魯東面前。可以說,正是現實的社會關系的呈現,在行動和觀念上為馬克思辯證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社會關系就是“行動中的辯證法”。
在《哲學的貧困》第一章“科學的發現”中,馬克思批評蒲魯東把剩余產品的生產歸結為普羅米修斯的贈予,“但是蒲魯東先生使之復活的這個普羅米修斯究竟是什么東西呢?這就是社會,是建立在階級對抗上的社會關系。這不是個人和個人的關系,而是工人和資本家、農民和地主的關系。抹殺這些社會關系,那就是消滅整個社會,而你的普羅米修斯也就變成一個沒有手腳的怪影,就是說既沒有工廠也沒有分工,總之,沒有最初你為了使他能獲得這種勞動的剩余而給他的一切東西。”在這里,馬克思明確表明了自身對現實社會關系的洞見:其一,現實的現代社會關系是建立在階級對抗上的,而不是什么普羅米修斯的造化結果;其二,這種對抗關系表現為工人和資本家、農民和地主的關系,而不是表現為個人與個人的關系,即抽離了具體經濟關系之后的所謂的平等人格之間的關系;其三,現實的社會關系就是社會,否定這些社會關系就是抽空社會的實體性內容。由此可知,馬克思對社會關系的理解與蒲魯東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正是擊碎了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的結果。
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是深入社會的實體性內容之中,并在辯證法的原則高度把握了社會關系的。在《哲學的貧困》第二章“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第一個說明”中,馬克思以辯證法的歷史原則批判了蒲魯東對社會關系的形而上學理解。“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不變的、永恒的范疇。蒲魯東先生有了這些完全形成的范疇,他想給我們說明所有這些范疇、原理、規律、觀念、思想的形成情況和來歷。”無疑,蒲魯東要進一步推進對這些生產關系的理解,就必須要說明這些生產關系的歷史運動。遺憾的是,蒲魯東接受了這些經濟學家的前提,即把生產關系看成固定不變的和永恒的范疇,把這些關系稱為原理、范疇和抽象的思想。“經濟學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動活潑的生活;蒲魯東先生的材料則是經濟學家的教條”。所以,蒲魯東解決生產關系歷史運動的方式就是把表征生產關系的范疇按照字母表再編一下次序,或者說按照他的“經濟矛盾體系”的邏輯,即正題、反題和合題的思辨方式對那些范疇做排列組合。最終的結局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運動變成了“無人身的理性”的自我運動。在“第二個說明”中,馬克思指出:“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方面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這一論斷的給出方式是根據抽象與具體的辯證法而形成的,從而顛倒了蒲魯東對經濟范疇與社會關系的理解,即社會關系不是經濟范疇的外化,相反,經濟范疇只是社會關系的抽象。對于蒲魯東來說,現實的社會關系只是睡在“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懷抱里的一些原理和范疇的化身。但在馬克思看來,“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的發展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作為“無人身理性”范疇的社會關系,是包裹在形而上學方法論中的,這種方法無視社會關系的歷史運動和現實表現,以意識決定存在的方式來說明社會關系;而隨著生產力的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改變,繼而也會改變一切建立在生產力基礎上的社會關系。“手工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在這里,馬克思理解社會關系的方式與蒲魯東有著根本的區別,那就是在運動中、在歷史中來理解它,而不是在抽象的、永恒的范疇中來把握它。所以,任何特定的社會關系只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這就使得社會關系沖出了抽象范疇的籠罩,將自身顯現出來。這種顯現的方式是以外部的客觀現實性為基礎的,而不是以觀念、原理和范疇等主觀性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的現實存在也好、歷史運動也罷,它以人的活動的客觀現實性為原則,而非以內在的主觀想象為準則。馬克思正是借助于外部客觀的現實性這一中介使得社會關系得以顯現。可以說,這是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改造的結果,而蒲魯東在這一點上恰好誤解了黑格爾。在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中,經濟關系被視為同等數量的社會階段,按照正反合的邏輯安置自身。在“第三個說明”中,馬克思指出:“這個方法的唯一短處就是:蒲魯東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個階段時,都不能不靠其他一些社會關系來說明,可是當時這些社會關系尚未被他用辯證運動產生出來。當蒲魯東先生后來借助純粹理性使其他階段產生出來時,卻又把它們當成初生的嬰兒,忘記它們和第一個階段是同樣年老了。”這是由蒲魯東思想方法導致的混亂,經濟關系的歷史運動被割裂開來,按照他給它們設置的邏輯順序發展著。對于蒲魯東而言,所謂的正反合邏輯就是辨析出事物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進而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任務,使事物過渡到下一個階段。他對經濟關系的歷史運動正是按照這一邏輯描述的。在《貧困的哲學》中,從第一個時期的分工進展到第十個時期的人口的過程中,他就是以這種方式描述社會經濟學關系運動的。但馬克思認為:“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這就是說,社會體系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存在,要在思想、觀念中把握它們的聯系,或者說把它們把握為一個整體,用現有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邏輯是行不通的。社會關系的同時存在和相互依存,以及各種社會關系的過渡及其環節,只有通過辯證法才能理解。這種辯證法不是一味地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任務,而是在好的和壞的這兩方面歷史性形成的共同存在中,把握其過渡環節,而不是人為地、主觀地去消除“惡”的因素,使之符合范疇的邏輯。這是事物自身運動的辯證法,它取決于事物自身的客觀運動條件和趨勢。
在此,馬克思將辯證法訴諸外部的客觀現實性,而不是主觀范疇的邏輯運動,使得社會關系這一本來作為客觀存在的現實運動顯現出來。在這一意義上,它就是“行動中的辯證法”。反之,社會關系的顯現為馬克思批判蒲魯東的形而上學、改造黑格爾的辯證法提供了關鍵思想線索。需要指出的是,當我們說馬克思的辯證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時候,其所指向的是對現實社會關系的批判與革命行動。簡言之,馬克思這一“行動中的辯證法”把社會關系和辯證法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
三、辯證法與社會關系: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對象的科學結合
蒲魯東把形而上學的方法應用到政治經濟學當中去的結果便是對社會關系的遮蔽,而馬克思正是將辯證法應用于政治經濟學中,敲碎了將其包裹于內的形而上學外殼,從而將社會關系顯現出來,作為外部客觀性的現實而顯現出來。這意味著馬克思和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和方法的根本不同。當蒲魯東以形而上學的方式解決經濟范疇的排列順序問題時,很明顯其研究對象不是社會關系,而是經濟范疇,因為在他那里社會關系僅是經濟范疇的外化。對于馬克思而言,當社會關系從思辨的方法中顯現自身的本真面目時,就開始被確立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無疑,在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中,經濟范疇、原理、觀念才是其研究對象,所以它們的結合是一種必然,甚至是一種合理的結合。然而,當把辯證法應用于政治經濟學的時候,社會關系也必然取代經濟范疇成為其研究對象,這種結合也是合理的,而且是科學的結合。在這一意義上,政治經濟學的任務首先不在于建構各范疇之間的關系或順序,而在于“必須透過現象去抓住本質,即認識隱藏在物——物關系之后的人——人的社會關系。”
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的最大特征在于,自然地就接受以往經濟學家給定的經濟范疇,古典經濟學家和蒲魯東就是這樣以它們為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前提,而不曾對此前提給予反思和追問。這也就難怪馬克思說經濟學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動活潑的生活,而蒲魯東的材料則是經濟學家的教條。古典經濟學家和蒲魯東都是把以前的經濟學從生動活潑的生活中得出的經濟范疇作為前提而加以應用,當然,這種應用只是在思想的觀念范圍內對其進行重新整理和排序。對于馬克思而言,他要做的是對這些經濟學范疇重新進行考察,或者說要對政治經濟學的前提進行批判,像經濟學家那樣深入生動活潑的生活中再次反思和界定他們所秉持的政治經濟學范疇的結論和原理。這是馬克思在思想方法上對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的超越,即越出思辨的范圍,深入歷史和現實的經驗當中,以此批判前人所占有的觀念和范疇,進而再次在概念的高度把握社會關系。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原則中,觀念不可能駁倒觀念,只有依靠觀念的外部客觀性才能超越它自身。“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在這里,馬克思以現實社會關系的實體性內容為基礎,應用辯證法對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原理和觀念的前提進行批判,這是馬克思把辯證法與社會關系結合起來的第一個步驟,也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第一次以正確的方式被把握到了。
那么,如何展開辯證法對政治經濟學前提的批判?馬克思的答案顯然是以歷史的方法來說明被視為前提的范疇和原理,進而打破視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為永恒的觀念。從此角度而言,馬克思對辯證法歷史原則的改造是以說明社會關系的產生和發展為載體的。這種歷史原則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但“黑格爾認為,世界上過去發生的一切和現在還在發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維中發生的一切。因此,歷史的哲學僅僅是哲學的歷史,即他自己的哲學的歷史。沒有‘適應時間次序的歷史’,只有‘觀念在理性中的順序’。他以為他是在通過思想的運動建設世界;其實,他只是根據自己的絕對方法把所有人們頭腦中的思想加以系統的改組和排列而已。”顯然,黑格爾是堅持并貫徹歷史原則的,但因為他的觀念論前提導致這種歷史原則在他體系中窒息,即根據絕對方法對范疇、原理和觀念進行系統的改組和排列,而真正的歷史則被拋在了腦后。蒲魯東至多也就是學會了這樣的改組和排列,但是以歪曲了絕對方法的方式進行的。誠然,馬克思充分吸收了歷史原則,但他的歷史原則不是“以觀念在理性中的順序”,而是“適應時間次序的歷史”。這是他與黑格爾和蒲魯東在辯證法的歷史原則上的根本不同。
那么何為真正的歷史?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由此,馬克思為人類歷史劃定了兩條線索,一是自然基礎,二是在人們的活動中發生改變的個人對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所以,對于馬克思而言,他所討論的不是沒有任何前提預設的歷史,而是根據常識和經驗來說的歷史。這種常識包括人們要創造歷史就必須能夠生活,即進行物質生產,進而才有意識、思想和觀念的產生和歷史。這種常識對于德國古典哲學觀念來說則是顛覆性的。第二個常識或事實是為滿足物質生活而產生的新的需要,第三個常識則是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對于家庭這樣的原初社會關系,他認為也應該根據現有的材料和經驗而不是根據家庭的概念來闡明它。基于上述分析,馬克思得出結論:“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討。”這一論斷為我們理解馬克思的歷史原則以及真正的歷史提供了規范:一是所謂真正的歷史不是發生在頭腦中的歷史,而是工業(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交換(人與人的關系)的歷史,它具有超越觀念的客觀現實性;二是歷史原則必須在現實的人類社會生產和交換關系中,而不是在觀念中得以確立。顯然,馬克思把這種思想方法正確地應用到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當中。
當我們深入馬克思對蒲魯東形而上學的批判和黑格爾辯證法的改造時,便會發現,一方面,他所建構起來的辯證法的前提批判和歷史原則事實上是在考察社會關系這一實體上實現的;另一方面,他堅持從前提批判和歷史原則的方法論出發探討社會關系,又超出了蒲魯東對社會關系的理解。簡言之,在《哲學的貧困》中,辯證法和社會關系作為政治經學的方法和對象第一次實現了科學的結合。或者說,適應時間次序的歷史在馬克思把握和闡明社會關系的過程中第一次以“理論實踐”的方式呈現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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