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起義軍大敗了高俅對梁山的三次“進剿”，從水中將高俅活捉上山。這條宋徽宗的走狗，鎮壓革命的劊子手，梁山起義軍的死對頭，如今成了一條“落水狗”。
這時，身為梁山泊寨主的宋江，竟“慌忙下堂扶住”，“取過羅緞新鮮衣服，與高太尉從新換了”，“納頭便拜，口稱：死罪！”接著，宋江又令“殺牛宰馬，大設筵宴”。
起義軍的階下囚，轉眼成了梁山泊的座上客。這不是有點奇怪嗎？其實，說穿了也并不奇怪。在梁山這個農民革命的根據地之所以會出現這幕反常的丑劇，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披著“農民起義領袖”偽裝的宋江，同高俅本來就是一丘之貉。
讓我們把視線略為放開一點。從全書來看，不難看出，宋江和高俅無非是地主階級內部兩個不同派別的代表，而且兩人還有著不少共同之處：他們一樣的是“浮浪子弟”，一樣的想升官發財，又一樣的被發配充軍。
我們記得九天玄女的“天言”中曾說“逢高不是兇”，在這點上，倒是說對了。要說他們之間有斗爭，也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爭斗，正如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的：“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
那末，他們兩人之間有沒有不同之處呢？也有。那就是：
高俅“發跡”早，很快爬上了“殿帥府太尉”的顯赫地位，成了皇帝的寵臣，封建地主階級的新貴和暴發戶，而宋江則“發跡”晚，此其一；
高俅走的是鉆營祿位往上爬的“升官”道路，而宋江則是由于在同高俅這一派的爭權斗爭中備受打擊一再敗下陣來，弄得“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差一點掉了腦袋，無可奈何，才走上了“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另一條道路，此其二；
高俅是無賴出身，靠踢得一腳好毬起家，宋江則自幼曾攻經史，他的地主階級反動思想由于被孔孟黑貨層層包裹了起來，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騙性，此其三。
宋江、高俅，一丘之貉，他們不在別的地方，恰恰在梁山上，并以高俅兵敗被擒，宋江“解縛乞罪”的特定的場合“相遇”，是很能說明一些問題的。
這一方面有力地證明，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靠反革命暴力是絕不可能斬盡殺絕的；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了宋江投降路線的反動性和他從內里腐蝕梁山革命事業，對于革命人民的嚴重危害性。
你看：在這武裝斗爭節節勝利的時刻，宋江卻在朝思暮想“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而“兩次招安，都傷犯了天使，越增的罪惡重了”，這次抓住高太尉倒是向上爬的極好機會，當然不能白白放過。
怪不得宋江見了高俅，便極盡其奴顏婢膝之能事，肉麻地說：“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緣積累罪尤，逼得如此。……萬望太尉慈憫，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銘心，誓圖死保。”
高俅在水中被擒，心想必然兇多吉少。哪里知道押上忠義堂后，碰到宋江這個難兄難弟，會受到如此厚遇，便假惺惺地說道：“宋公明，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當重奏，請降寬恩大赦，前來招安，重賞加官，大小義士，盡食天祿，以為良臣。”
高俅出于征剿派的主張及打了敗仗牽涉到切身利益的考慮，是根本不愿意同宋江“合伙”炮制“招降”丑劇的。他的這番娓娓動聽的“表態”，無非是一種脫身之計。
因而，宋江拋開了平素“反對貪官污吏”的虛偽旗號，想抱著高大腿向上爬的一番苦心，到頭來，也只能是“一廂情愿”，貓咬尿泡一場空罷了。
但是，我們透過這場勾心斗角、拙劣不堪的表演，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地主階級內部這兩派在扼殺農民革命這一根本目標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殊途同歸，共同拜伏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總頭子皇帝的腳下。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的斗爭，只是當道的飽狗和在野的餓狗之間的一場有趣的爭斗。不管他們怎樣你爭我奪，終究都是農民革命運動的兇惡敵人。
宋江妄圖通過高俅來歸順皇帝，搞投降，當然是不得人心的。在第八十回這段故事中，高俅被押上來時，“林沖、楊志怒目而視”。相撲這一段，又寫到燕青將高俅“擷翻在地褥上，做一塊，半晌掙不起。”
《水滸》作者這樣寫的本意，原在于貶高褒宋，美化宋江的“忠肝”、“義膽”，他沒料到，這在一定程度上，卻也表明了梁山革命派對封建統治階級的蔑視和對宋江投降路線的抵制。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水滸》為什么要掩蓋高俅、宋江的共同階級本質，貶高褒宋呢？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觀點來看，《水滸》把宋江和高俅狗咬狗的斗爭和農民起義軍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階級斗爭攪混在一起，蓄意渲染所謂“忠臣”與“奸臣”的斗爭，既是為了掩蓋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兩大階級你死我活的根本對立，也是為了抹殺宋江與農民起義軍之間投降派與革命派的根本對立，從而掩蓋宋江的反動立場和丑惡面目，為其投降主義路線制造“根據”。
正是出于這個反動目的，作者在這一回中，把農民起義軍的“大小頭領”，都描寫成與宋江同流合污，始終被他牽著鼻子，緊隨著他的投降路線的指揮棒團團轉，甚至與高俅“輪番把盞，殷勤相勸”。這是蓄意往宋江臉上貼金，往起義軍革命派臉上抹黑。作者的反動政治傾向，在這里表現得十分露骨。
魯迅曾經說過：“革命的完結，大概只由于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里蛀空。”
歷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人們對那些青面獠牙，明火執仗的敵人，還是比較容易識破的；可是對那些披著“革命”外衣，混入革命陣營內部的“蛀蟲”，就不那么容易識別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宋江們的反革命作用，要比高俅們大得多。梁山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沒有被高俅之流打垮，卻葬送在宋江“內里蛀空”的手里，這個階級斗爭的教訓，是值得我們認真汲取的。
我們要發揚魯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徹底革命精神，對高俅這類窮兇極惡的“落水狗”革命人民決不能手軟，要狠狠地痛打；對宋江這類隱藏在革命陣營內部的“叭兒狗”，“尤非打落水里，又從而打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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