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網
1996年，一本名為《中國可以說不》的書震動了西方世界。西方媒體將其視為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標志。今年3月，《中國不高興》甫一出版，又掀起一股“大討論”的風潮。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之一宋強正是13年前《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之一，《中國不高興》的策劃人張小波同樣也是《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之一(當時署名為“張藏藏”)。
于是，有人說《中國不高興》是《中國可以說不》的“升級版”，是“民族主義再次升溫”……也有人說，《中國不高興》就是1個商人(指策劃人張小波)加5個文人(指作者宋曉軍、王小東、宋強、黃紀蘇、劉仰)炮制出來的“賺錢工具”。該書副標題是：“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封面上還印著“為國直言，替天行道”，以及“抽絲剝繭驅妖蛾，敢為今世開太平”等字句，著實引人注目。有批評的聲音稱其“純粹是一次商業炒作”。
且不論褒貶，《中國不高興》一書引起海內外輿論強烈關注，甚為暢銷(自3月13日出版至今印制了27萬冊)乃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新聞報道所需，記者日前前往書店欲購該書，輾轉3家書店方購得一本貨柜樣書。
通讀全書，乃是上述五位作者的文集，分為三個部分：“中國為什么不高興”、“中國的主張”、“放下小菩薩，塑偉大之目標”。書中的一些標題，以及文中的一些字句，頗有沖擊力：
“該由西方正視中國"不高興"了。”
“西方人的自以為是，是被我們慣出來的。”
“再不建立大目標，中國就沒機會了。”
“美國不是紙老虎，是"老黃瓜刷綠漆"。”
跨越13個年頭，再次組織編寫這樣一本書是出于什么考慮？此書寫給什么人看，想提供給人們什么？3月24日，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不高興》作者之一劉仰。
“矯枉過正是有必要的”
《中國經濟周刊》：您參與了這本書的寫作，也和其他作者有過交流，您覺得此書最終想跟讀者表達什么？
劉仰：我們這幾個作者的觀點不盡相同，但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共識：從鴉片戰爭到現在100多年，中國許多人的自信心已經被打得壓根兒抬不起頭，只要一有人說我們要做點什么，立刻就會有另外一些人拎著大棒子說你夜郎自大，不好好反思自己，很狂妄。他們習以為常地用仰視的目光看西方，更嚴重的是有人跪在那兒看，有人趴在那兒看。我們這幾個作者有一個最基本的共識，那就是，至少我們要站起來跟西方平視著看，平視著對話。
如果將來中國做得比西方更好，我們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俯視他們也完全可以。現在很多中國人對這種念頭連想都不敢想。
《中國經濟周刊》：您說的這類看低自己、矮化中國的人在當今社會有代表性嗎？
劉仰：實際上，有很多人從主觀上并沒有感覺到自己是跪著或者趴著與西方對話，他覺得這就是一個正常的姿態，已經習以為常。舉一個例子來說，之前有一個電視主持人說“龍”作為中國的形象不好，應該用“大熊貓”來代替。我覺得中國形象用“龍”，用“熊貓”，還是用什么別的，都可以討論，問題是你提出要更改的理由是什么？你說是因為外國人不喜歡，所以要換，我覺得這就很荒唐。美國人用老鷹做形象，有沒有考慮到中國人喜歡不喜歡，英國人喜歡不喜歡？
《中國經濟周刊》：關于這本書的評論，很多提到“民族主義”。有些認為“民族主義”，就是一種強硬、甚至敵對的態度，您怎么理解“民族主義”？
劉仰：中國有相當一批知識分子一說民族主義，就說它是中國人民族性里的一部分，說中國人的民族性、民族主義，甚至愛國主義就是禍害。以前我們說“賣國賊”，現在多了個新名詞叫“愛國賊”。
其實這當中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狹隘，他不了解世界近代史，不了解民族主義產生的原因和背景，就隨便說。至于為什么現在談到民族主義會有這么多負面東西，是因為西方的民族主義發展過頭會產生兩個極端：一個是軍國主義，一個是種族主義。但是不能因為這種擔心，就不要民族主義。其二是對中國人的欺騙。現代國家每一個都在張揚民族主義，只不過是大家的方式不同而已。美國前一陣子說買國貨，那就是民族主義。
中國從某種程度上說，不是民族主義過了，而是民族主義不夠。
《中國經濟周刊》：哪些現象證明我們民族主義還不夠？
劉仰：就拿旅游這件事來說，現在但凡有一點歷史的國家，都會把代表本民族文化的歷史古跡保護得很好，甚至有時候都會編造一些歷史。他們覺得這一方面能夠凝聚民族情感，另一方面也能帶來財富。但是在中國，這幾年我們對歷史古跡越來越重視，在這以前中國人毀掉多少古跡。這些歷史古跡，是民族主義外在的載體，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在乎。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中國民族主義的東西真的很缺乏。
有些人可能覺得我們這本書里對民族主義喊得太張揚，太過了。我也覺得可能有些地方矯枉過正了，但是現在在中國，有很大一部分人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思維方式是有問題的，用當頭棒喝的方式，矯枉過正地敲一下也有必要。
“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提前準備了”
《中國經濟周刊》：對《中國不高興》，有評論認為該書的目的是“猛烈地抨擊西方”，呼吁“中國要做一個領導性的大國”，對此您怎么看？
劉仰：現在西方很多人說將來中國會超過美國。但我們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得不思考：如果中國真的持續發展，有一天能夠對世界承擔很多責任和義務的時候，我們應該用一種怎樣的方式對世界負責？我很明確地說，中國不可能成為第二個美國，就算中國將來成為一個不管從經濟總量，還是政治影響，都超過美國的一個國家，也不可能用美國的方式在世界上立足，因為這種方式有很多壞的影響，中國必須要有一種對世界負責的態度來發揮自己的作用和影響。
可能我們目前還沒有達到那一步，但我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從現在就開始考慮，為未來中國的發展目標、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去設計。這是一個國家的長遠目標。我們現在講“韜光養晦”，要珍惜這樣一個歷史發展機遇，這個說法是對的，但絕對不排除我們有一些知識分子應該有放眼世界的胸懷。
《中國經濟周刊》：為什么說美國模式不可以模仿，這是金融危機之后得出的結論嗎？
劉仰：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我們考慮很多問題，或者說我們的很多觀點也更容易找到現實的佐證。美國這種模式讓3億美國人生活得比較富裕，但你說美國人有多幸福，值得懷疑。更何況，3億美國人富裕了，問題是世界上有60億人。我們認為中國的責任就是，中國要樹立一種發展模式，能夠讓中國13億人相對富裕，而且有比較多幸福感，然后這種模式可以讓世界上更多的國家來借鑒，走向相對富裕，且幸福感、滿足感都比較充分的一種社會形態。按照這樣一種對世界承擔責任的設想，美國的模式是絕對不可能的。
“美國式愚民政策”
《中國經濟周刊》：對美國模式，您能不能給出一個核心的描述？
劉仰：美國人很簡單的把一個人生活的幸福全部等同于金錢和財富，這是非常錯誤的。我們可以追求財富，但不能把它當作第一目標。美國把很多經濟目標當成一個純經濟來做，什么叫純經濟呢？從一個企業的角度來說，就是只考慮利潤，要利潤大，就把成本減小，而最大的成本是人，所以你看到，美國很多企業面臨市場挫折的時候，經常采用的就是裁員。這就是一種純經濟方式，完全不考慮社會責任。
《中國經濟周刊》：如果把美國的問題比做一個病人，您覺得它病到什么程度了？
劉仰：我覺得美國算癌癥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美國很多老百姓崇拜比爾蓋茨，崇拜巴菲特，這是一種金錢至上的觀念。在美國一批理論家、企業家、思想家長期指導之下，已經形成了全社會對企業的崇拜，企業已經變成美國社會的一個宗教了。這種宗教已經深入到美國老百姓的內心。這就是美國的愚民政策。
美國在大蕭條以前，執行的政策叫社會達爾文主義，競爭當中有成功有失敗，適者生存，不適者不生存，這在當時的學者、思想界、企業界領袖里面，是非常流行的一個觀點。
如今美國主張的愚民政策，就是現在美國社會流行的“成功學”。它的核心概念就是你的失敗是由于你的個性造成的，那些人成功是因為他個性很好，性格好、交際能力好、善于把握時機，這種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目前也蔓延到了中國。這種理念會造成什么問題呢？明明是制度問題，還告訴你說你最大的敵人是你自己。所以為什么同樣經濟形勢不好，法國就有幾百萬人上街游行，美國就沒有，這很容易理解。
(記者 姚冬琴) (來源：人民網—中國經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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