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開嶺
（訪談錄之9）
問：從整體上，您是怎么理解和評價我們現在的日常生活的？拋開最差和最好的兩極人群。
答：因為做新聞，我的注意力很大一塊放在了民生上。加上性格和信仰，我常把別人的苦難當自己的，把共同體的沉重當自己的，所以心情不好。早年就有人問：你的苦難和憂患意識怎么來的？其實就這樣來的。我羨慕有的人，高興不需要理由，不高興才需要理由，我恰恰反著。
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沒有處于理想的生存狀態。相信多數人和我一樣，甚至更糟。大家都有一種感覺：不舒適。不是身體，是說幸福感，我們的心靈舒適度非常差，無論你多么有錢、匹配多少家當，你都不從容、不自主、不輕盈、不飄逸，就像翅膀上粘了太多泥沙，家具上蒙了太多灰塵。
我們有兩個不合理：一個是制度不合理，包括社會規則、游戲。一個是生活不合理，包括元素、構成和節奏。林林總總的不合理，消耗了我們太多的情緒、光陰、心性。我們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去對付一些人生本不該進入的東西，就像眼里進了沙子，喉嚨卡了魚刺，你得花大功夫去清理、去排除。這樣，人生就顯得很被動，疲于防范，疲于對抗和備戰。
這種情形，我稱之為“被動性生存”。還有一種狀態，表現更強烈，即“準備生活”。我覺得，多數人都處于一種“準備生活”狀態，即人生老不到位的感覺，老在忙忙碌碌地準備，準備著一旦掙了錢、有了閑、買了房……這是一種“一旦如何、然后怎樣”的生活邏輯，準備著時刻準備著……正像那首《我想去桂林》的歌里所唱：“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有時間的時候我卻沒有錢，有了錢的時候我卻沒時間……”
我以為，生活和準備生活，是兩回事。后者只能叫“前生活”或“準生活”。可大部分人就在這種“前生活”“準生活”中過完了生活。青春、夢想、奮斗都抵押給了“準備”，而正式的生活始終沒開始，我們就像《等待戈多》里的主人公。何以如此呢？想要的東西太神圣太高遠嗎？不，是我們的生存成本太高了，它把你消耗和鎖定在了無限的準備上。別的不說，一套房子200萬、300萬，且并非什么豪宅，就是普普通通一個窩，僅此一項，它就透支了你未來幾十年的消費力。房子就像磨盤，你就是那頭團團轉的驢子，不舍晝夜，眼蒙黑布。前段時間有兩部電視劇很火爆，一部叫《奮斗》，其實該叫《不奮斗》，一幫只知談戀愛、泡酒吧的漂亮小孩，天知道那房子車子、每天一套的時尚衣服怎么來的，這堪稱天堂版的奮斗。現實版的奮斗是一部叫《蝸居》的戲，我一點沒用電視人的眼光去瞄它拍攝如何、敘事如何、剪輯如何，我像大爺大媽看《渴望》一樣被它吸引，我覺得它很棒，中國影視業浪費了那么多光陰，胡扯了那么多東西，這個我看著最舒服。我放棄挑剔，因為它點破了一個真相：房子是如何綁架中國人生活的？它契合了我此前思考的那個問題，并鞏固了我的答案：“準備生活”替代了“生活”，“被動生活”覆蓋了“主動生活”。
很多人喜歡探討劇中的“二奶”和性事，說實話那是個舊玩意，那玩意穿梭于每個劇。只有房奴，是它的獨立主題。據說該劇曾遇停播，為什么？恐怕不在于個把葷語，那頂多刪掉就完了，我想是它的主題得罪了人。這些年無論影視還是文學，“房奴”這一重大的民生病灶竟無人觸及，不知是遲鈍還是選擇性失明。3年前我寫過一篇頗長的隨筆，叫《一個房奴的精神大字報》，發表后即被收入所有文學年選，社科院編的《2008中國文學年鑒》，唯一的散文，收的竟是它。其實，我寫東西已很少了，離文壇更遠。這說明主流文學對時代的追擊速度太慢了，注意力太老化，它只顧在自己的系統內繁殖目標，不抬頭。
問：您覺得這個游戲，誰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它的危害性又是什么呢？
答：當然是土地財政、房產商、權力資本、金融投機者和大大小小的炒客。其實我國的商品房才十幾年歷史，過去沒這玩意，而且我們學的是香港期房模式，這就增加了炒作空間，沒幾個國家和地區用這種模式。現在的情況是：全世界幾乎最窮的一幫人，花了幾乎最高的價，買了一套最不靠譜的房子。那不叫真正的房產，只能叫居住權，期限70年，土地權不是你的。你買的不是輛車，而是一個專用座位，像公共汽車的一個座位，車皮、底盤、輪胎、發動機都不是你的，屬集體，有的部位連集體的都不是，歸國家。
房地產真的跟中國民生開了個惡毒的玩笑，它抓住了中國人的命門——不惜血本、拼了老命也要掙得的東西。中國生存文化里，人對住房有著深深的迷戀和膜拜，再貧賤的祖宗也要給后代攢幾間茅舍，當年鬧革命搞土改時，最火爆的場面就是燒地契。何以對屋宅如此器重呢？傳統中國人很少流動，所謂“父母在，不遠游。”講究根文化，有守土歸故情結。當代人由于就業和生計，流動性雖增大，但自由遷徙仍受戶籍政策限制。所以，無論文化還是制度，其實都不支持流動，這樣一來，對固定住宅的物質和精神需求依然強勁，“家”和“房”在概念上近乎同義、同值，可劃等號。成家立業的標志是什么？就是上有片瓦頂著、下有錐地立足。
中國房地產商真是全世界最幸運的商人，史無前例，千萬年的輪回，讓其趕上了。不僅趕上了資本契機、權力契機、政策契機，還趕上了民間財富契機——盡管平民積蓄水平遠低于發達國家，但畢竟是1949年后最大的一筆，也是改革開放30年來最飽滿之際，就像一個如花似玉的農家少女，父母辛辛苦苦拉扯大，正待出嫁，就遇上了一伙賊人。
至于它的危害性，我個人最痛心的一點就是，作為一種畸形的暴利游戲和泡沫經濟模式，它足以讓天下所有的誠實勞動失去價值和意義，“誠實勞動”的回報率在它面前可憐到極點，這會嚴重影響到世俗倫理和精神秩序，使這個原本沒有信仰的社會更加浮躁而虛妄，讓中國資本和財富的“原罪”色彩更加濃重。舉個簡單例子，在北京，假如兩三年前你隨意購得一套房子，期間你什么也不干，那么今天你的資產將翻一到兩番，這是什么概念？等于你白白賺了一百萬到兩百萬，而只要炒上幾套房子，你就是千萬富翁，面對這樣的“成功”邏輯和投機誘惑，你還有什么心境去誠實勞動、去搞實體經濟、去一點一滴地積累什么呢？你過去辛辛苦苦的拼搏和未來的創業理想都將黯然失色，你的心態、心性和價值觀會發生極大變化，你會變得面目全非，認不出自己。你不要以為這是正常投資，正常投資是有正常收益比例的，其實，這就是不勞而獲，這是件可恥的事，涉及倫理道德，因為接手你房子的那個人將背上沉重的債務，他一生的幸福和快樂都偷渡到你身上了，這和傳銷的道德后果沒什么區別，說得嚴重一點，就是合法地掠奪和搶劫。當然，資本的驅利本性在理性上擁有道德豁免權，你指責它也沒用，唯一可指責的就是帶病的政策和制度漏洞，就是慫恿投機、制造神話的游戲本身，尤其當下的貨幣信用危機，超量流動貨幣的投放，造成民間財富的嚴重縮水，這是百姓恐慌性購房的主因。80年代的“官倒”、90年代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近10年的股市和房地產，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容易贏取暴利的幾次機會，前兩次和權力有直接關系，而炒股和炒房除了權力資本，更是挾裹了平民資本，投機的身份門檻、資金門檻乃至智力門檻都大大降低了，你只要搭上一班車，你只要及時參與，別落下，你就是中國的中上層，就是“率先富起來”的那幫人，若你都錯過了，或不幸淪為擊鼓傳花的最后落點，你就是冤大頭，就是社會經濟的底層和弱勢人群。在高速通貨膨脹的時代，一個規規矩矩、從不投機的人會生存得很落魄，很無力，沒有安全感，即使你有不錯的工資收入，也無濟于事，因為你的存款天天貶值。這種社會示范和激勵文化帶來的后果非常嚴重，其色彩非常灰暗，不僅腐化經濟品質，還直接敗壞道德肌里，惡化人際關系。
總之，腐敗收益加上投機收益，讓中國今天的個體財富和“成功人士”變得非常可疑，難讓人信服。它只會讓人妒羨，不會讓人尊重。
(全文收入《古典之殤》，王開嶺著,2010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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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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