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華：我叫的第三聲好！

我叫的第三聲好！　　

   有幾篇文章擱置好多天了，再不發，就失去意義了。　　

我已經叫了兩聲好。第一聲是為溫總理重新提出要自力更生發展高技術叫好。第二深聲是為我對美政策強硬起來，你美國要對臺軍售，我就不歡迎你國防部長來，你美國要和韓國在黃海搞聯合軍演，我就反對，特別是宣布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這是非常的好。今天我要說第三個好。　　

2010年7月12日，我發表《肉食者無遠謀，樓市調控有搖擺》，次日搜狐網發表任志強的《穩定、明確的政策預期更為重要》、葉檀的《市場產生房地產百日新政預期》，這三篇文章有一個共同的意思，都是認為房地產政策要明確、穩定。但是比較起來，葉檀和我對問題都不完全了解，真正了解問題的，是任志強，他畢竟是局內人。我過去兩說任志強有是有非，這次他在這篇文章中，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只有是；我為這篇文章里講的事情，叫第三聲好。　　

我看了網友對任志強這篇文章的評論，大多注意觀點，可能沒有注意他開頭講述的過程，我認為這個過程比結論更重要。所以我把它轉錄在后面。　　

“兩周之前炒得最兇的是房租上漲的問題，媒體與社會的一片房價上漲之聲引起了中央的重視，于是住建部奉令進行調查，并委托了協會、單位、民間機構等協助在短時間內幫助收集資料和分析研究。”任志強文章一開始就了這段話，一摘錄出來，它的深刻意義也就顯露出來，而不必用太多的筆墨。　　

過去，我們沒有搞過市場經濟，沒有這方面實踐，所以，改革方案靠的是象吳敬璉這樣的到美國接受再教育的秀才和后來的“海歸”，這些人除了片面的書本知識外，對于市場經濟，沒有經驗，沒有真正的了解。如果在美國，這些人只能當辦事員做事務性工作，根本不能參與決策；在中國，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就當上了“高參”，但是，畢竟理論不深，經驗缺乏，所以一出了問題，便不知所措，又不愿意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而是不誠信地歸咎于對計劃經濟改革不徹底，或者再提出中國特色的“權貴市場經濟”概念，權貴主宰中國市場經濟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特色問題，但不是根本問題，否則無以解釋現在歐美發生的金融危機，提出這種觀念，不過是掩蓋自己的無知。就新《國10條》來說，盡管比過去的幾個“國N條”好些，但還是秀才氣濃，所以一出來就受到對房地產有多年實踐經驗和研究的任志強批評，這幾個月的事態發展如任志強所言。這時，理論界又唱起“兩難”來，影響到了政府決策。幸好中央這次一方面叫住建部調查，一方面又委托民間機構等收集資料和分析研究。結果大家已經看到，住建部政策研究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人曾經認為：對第三套房不放貸和對沒有社保人員限制購房數量等臨時性政策有可能放松，而任志強卻得出不同認識，提出“穩定、明確的政策預期更為重要”。現在看來，中央認可了任志強這樣的認識。　　

我叫好，不僅是因為任志強等人的意見被接受，避免一次大的經濟波動，最主要的，是高層領導人問政于民，走群眾路線調查研究；如果蔚然成風，并進一步依靠群眾解決問題，中國將是大好！國家興亡，在于是否以民為本。而以民為本，首先是要傾聽民聲，體察民情，讓人民當家作主。　　

我還要摘錄任志強文章的兩段話：“正由于這種被委托的沖突關系，我不能在部里的報告未提交之前將自己的看法發表于博客中，那樣會影響部里的判斷。……企業管理者、行業協會的代表、政府的簽約顧問等多重身份與角色中，首先要服從的是政府的需要，否則又有什么資格接受政府的委托呢？”摘這兩段話，是要講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講人的品行。我們知道，任志強經常冒天下大不諱，發表不同政見。現在我們看到，當他接受中央委托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后，他閉住了自己的嘴，把話首先向中央說。這說明了任志強是個有組織性守紀律的人，懂得言論自由的界限。不象黨校里有些人，如王長江身為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卻把違反黨章的非黨言論公開發布；王長江還好，他的意見發表在中央黨校主管主辦的《學習時報》上，而有的人竟跑到社會上去嚷叫。特別是有些所謂“老黨員”，如李銳、謝韜、辛子陵等人，竟然跑到境外出書，公開反黨，還有象賀衛方說黨是非法組織、袁騰飛這種咒罵共產黨的“共產黨員”！任志強人品好，曉得作政府的簽約顧問首先要服從的是政府的需要，否則沒有資格接受政府的委托。我不知道那些非黨反黨的人，為什么還要頂著“共產黨員”這頂帽子？我也不知道，是誰允許他們有資格以黨員的名義發布這種反黨言論，這是一個統一的黨允許的嗎？　　

現在房價調控處于相持狀態，這個問題和黨的統一性相關。我在2006年8月1日給黨中央和總書記的信中就提出這個問題：“政策好，落實不了”，在于相當一部分的干部把他所領導地方、部門、單位變成了他的獨立王國，對黨和國家采取實用主義陽奉陰違的態度，經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最不遵法守紀的就是這些人；中央文件在他們那里只是一紙空文，你們的講話被他們變成了套話、空話、假話，影響極壞。”21年前已故總書記就指出“當前在經濟改革中出現了一些歪門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對策。’違反法紀和政策的種種‘對策’，可多了。”現在是更嚴重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日益泛濫，政策法令很不暢通，大小獨立的王國妨礙著黨和國家的統一。成了當前的主要問題。在房地產問題上，一些地方和部門、企業的領導，事實上已不是陽奉陰違，而是公開對抗，和中央較勁。　　

我重申信中的意見：“我們搞市場經濟，但是，黨和國家本身，都決不能是市場關系，必須是民主集中制的有鐵的紀律的團結一致的組織。”我再次引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話：“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一靠理想，二靠紀律。組織起來就有力量。沒有理想，沒有紀律，就會像舊中國那樣一盤散沙，那我們的革命怎么能夠成功？我們的建設怎么能夠成功？”提出住房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的解決，關鍵在于黨的組織紀律性。　　

建議黨中央把銀行、一線城市和國有房地產公司黨的領導人集中起來，組織一次學習研討，學習新《國十條》，統一思想，嚴肅紀律，討論如何落實。建議國務院應當對于新《國十條》的執行對銀行房貸、地方政府對保障性住房、廉租房的規劃和建設情況，進行一次實際檢查，對于不認真執行的人，分別情況，嚴肅處理，決不放任。我認為，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特色，就在于它既不是早期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也不完全是現在資本主義的混合經濟即一般的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應當比資本主義美國混合經濟更進一步，中國應當是有組織的市場經濟。　　

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講黨要創造一種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統一、既有紀律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對不同意見者，要給說話的地方；而對于那些當面不說，背后亂說，散布謠言，惡意攻擊的人，不能聽之任之，應當批評教育；明知錯了，堅持不改的，要嚴肅以紀律，決不能任其自由泛濫。死氣沉沉、烏煙瘴氣的政治局面太危險了，決不能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