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2025年3月31日，微信公眾號“陳榮鋼”重新翻譯了溫迪·布朗的文章《抵抗左派憂郁癥》。在一天早上，一位朋友向我轉發了這篇文章，并著重標記了以下這段內容：
“令人不安的是，這是一種更沉溺于自身不可能性而非潛在生命力的左翼，是一種安于邊緣處境與挫敗記憶而非懷抱希望的左翼，也是一種被憂郁的依戀結構禁錮的左這種左翼執拗地追憶某個早已死去的左翼。過往，精神如幽靈般游蕩，欲望結構始終向后看，且自我懲罰。”
這位朋友說，自己身邊似乎不乏持有類似心態的伙伴。隨后，我把這篇文章發給了“叁零柒計劃”社群的朋友們。針對此文，大家有著非常不同的看法。隨后，我們進行了一次小規模的分享會。本文是對此次分享討論部分內容進行的整理。大家對溫迪·布朗的文章內容與觀點進行了一定的澄清，并基于此展開討論了“哀悼”與“憂郁”的區別，以及應對，走出“左派憂郁癥”的可能路徑。
文| 叁零柒茶座
文| 蒜島、旺角金魚、譚普羅
今天我們來聊溫迪·布朗的《抵抗左派憂郁癥》，單從標題上看，這個主題好像挺應景的。就我身邊的左派朋友來說，好像經常有各種程度不一的情緒問題。《抵抗左派憂郁癥》一文寫于1999年，從宏觀的政治氛圍來看，文章寫作的社會氛圍與左翼團體內部的現狀都與今日都差別很大。但是，文章中談到的一些癥狀，情感結構等等，其實還是有很多討論的價值的。
我們的文章會分別回答幾個問題：什么是“左派憂郁癥”？它是怎么產生的？為何“左派憂郁癥”讓部分“老左”不愿面對現實，還導致了左翼政治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失??？如何理解“哀悼”與“憂郁”的區別？以及最后，我們可以怎么走出“左派憂郁癥”？本文由“叁零柒計劃”伙伴們的一次內部討論文字整理而來，因此我們也保留了一些口語化的表達。特此感謝參與討論分享的伙伴們。
什么是“左派憂郁癥”？
開宗明義，我們講一下這篇文章對“左派憂郁癥”的定義。這篇文章談及的主要背景，是80年代以來，由里根與撒切爾開啟的新自由主義時代。那么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政治格局當中，右翼占據了一個支配地位，與此同時，左派往往處在某種時代錯位和深層的焦慮當中。這種右派相對于左派的優勢，主要是由于左派自身的政治立場在內部出現了一種失效與瓦解。而溫迪·布朗想要討論的，就是把這樣一種左派立場內部的失效、瓦解和無能，理解為一種心理情緒的表現，理解為一種精神分析意義上的癥狀本身。他在這里借用了本雅明對“左派憂郁癥”的講法。這里的原文是：
然而，“左派憂郁癥”的診斷標簽被本雅明用來指稱那些革命庸才，他們最終執著于某種特定的政治分析或理想（甚至耽溺于這種理想的挫?。?，而不是把握當下激進變革的潛力。本雅明談到“當下時間”（the time of the Now）的辯證歷史具有的政治價值。左派憂郁癥不僅意味著拒絕直面當下的特殊性，無力以揚棄“空洞時間”（empty time）或“進步”史觀的方式理解歷史，它更昭示著某種對過往政治依附與身份的自戀式固著，這種固著已逾越了對當下政治動員、聯盟或轉型的任何實質性投入。
另外，憂郁(Melancholy)和抑郁(depression)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憂郁可能僅僅是一種情感，就是一種淡淡的憂傷。這種憂傷可能很綿長，它之所以形成，是跟你的現實體驗有關的。抑郁癥會更加被視作一個你必須去治療。診斷出來的東西。但是憂郁癥，你很難說它是應該被治療的。包括對溫迪·布朗來說，抵抗左派憂郁，也不是靠治療。 在左派憂郁癥的眼中，歷史反而是連續和進步的。而這個連續和進步的歷史，可能是以過去某一個國家，某一群人為代表的。那我們通過跟這些國家，這些個人或者群體之間建立一種聯系，從而構建了一種身份認同。這篇文章是在談西方語境，但是我們現在在左翼社群內部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對蘇東陣營的崇拜，對教員的崇拜，這些其實都很正常，但是許多人似乎強迫癥一樣要在現實政治當中不斷去尋找那種“布爾什維克要素”，然后指責某些行動達不到當年革命者的高度，居高臨下地讓人家“讀毛選”，這就比較煩人了。
憂郁和這個不是一回事
許多人可能覺得，1991年，蘇東社會主義失敗了，但是在此之前，他們還存在的時候，他們代表了某種人類理想的可行力量。但是由于今天它失敗了，所以我們在當下無法看到那種像布爾什維克那樣特殊的，積極的要素，并建立自己跟那個特殊要素之間的聯系。所以他們也不愿意積極地創造自己和他人之間的聯系，相反，我就寧愿去做一個活在1991年之前的精神布爾什維克，然后積極去指責現在任何出現的各種新興運動的苗頭或政治組織，因為他不符合之前（已經失敗）的蘇東陣營。這大概就是本雅明講的那種“空洞時間”或“進步”史觀，他們不愿放棄這個東西，即便這個史觀在現實當中確實是一個被“中斷”了的東西。
在完成了簡單的定義之后，作者進一步就對這種“左派憂郁癥”的源頭做一個了解。簡而言之，他認為左派憂郁癥是一個認識論的失敗。溫迪·布朗在這里用的詞叫“反諷”，這意味著，這些陷入左派憂郁癥的人，處于一個內在的喪失狀態，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處于這樣一個喪失狀態——他既不知道自己喪失了什么，也不知道為了彌補這個喪失，他應當尋找和應當欲望的東西是什么。所以溫迪·布朗非常迅速地轉向了精神分析。在這里，作者似乎直接認為憂郁癥是一個神經癥了，他直接用精神分析的黑話去描述，比如說這個叫無意識層面的個體抽離。我認為更簡單的說法就是，一個主體沒有能力去真實地欲望一個對象，相反，他此時欲望的那個東西，就是對象的喪失狀態本身。
我們把這個判斷放回“左派憂郁癥”的背景當中，就是說我沒有能力去設想左派的政治愿景實現這件事。相反，我選擇沉浸在“左派政治愿景總是失敗”這件事，沉浸在這個東西本身的喪失當中。也就是說，好比我有個鏡子被打破了，我很傷心，但是我其實不希望這個破鏡能重新圓回來，這個鏡子最好永遠是破的，這樣我就不用在那個完整的鏡子里面照出我本來的這個樣子。
所以作為某種神經癥狀的憂郁癥，它在結構上就是一種停留在過去，走不出來的這樣一種狀況。你走不出這種對舊日理想的認同，并且你會很積極地去拒斥任何有可能把你從這種狀態中抽離出來的東西。不管是你思考當下的“實踐”問題，比如思考你所處的歷史位置，還是去思考政治實踐，都會有這種傾向。就好像你如果做不成布爾什維克，你做不成那個純潔的先鋒隊，那你不僅會想盡一切角度去取批判現實存在的運動，還會把自身認識論的失敗添加到這個批判當中。
換句話說，在左派憂郁癥的氛圍當中，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把舊日的革命理想作為愛欲對象，并把它維持下去，與此同時，這個愛欲總是失敗，你總是沒辦法實現過去的這些革命理想。那長此以往，這種外界對象沒辦法符合你的理想的那種憤怒，最終會加到自己身上，最終造成憂郁主體的自毀。
這是第一個部分，就是對左派憂郁癥的一個簡單的定義和一個進一步的分析。簡單來說，就是你對過往政治身份的固著，使得你沒有辦法實質的投入到當下的政治行動與可能性當中，進一步說，你就會處在這種憂郁癥的反復當中，陷入一種無法走出的滯留狀態。這種滯留狀態最終會把你對外界對象的攻擊性轉回到你自己身上，最終導致你走入自毀的結局。
左派憂郁癥是怎么產生的？
第二部分的重點，就是作者把這種憂郁癥背后的根本原因拿出來梳理。作者指出，那些過分執著于舊日情緒的人，對“物”有很強的一個依賴性，他確切的說法叫做“對物的世界的效忠”。換句話說，這種態度就是對現實的人的世界，他的圖景，以及未來我們討論現實的這樣一種方式的背叛。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理解這里提到的“物性”。
第一種想法是說，這些左派憂郁癥把他們自己的情感“物”化了：這種情感被他們變成了一種物，就是它變成了一個實在的，像物一樣的東西，可以被凝視與觀賞，可以被賦予具體的意義和價值，并且可以拿出來熱愛和炫耀。比如說，我們如果有過和人辯經的經驗，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并不會在意辯經本身的意義是什么，重要的是我們通過辯經這個行為去證明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左派，也就是說，最重要的是沉浸在對自己左派形象的自我欣賞當中。那這個時候，比起去討論該怎樣去改造現實世界當中的那些糟糕之處，更緊要的事情似乎是我們怎樣在這個糟糕的世界里保持自己的左派身份，保持自己作為有“正確認識”的知識分子的這樣一種身份。那這個問題最后就會變成：誰是真正的左翼？怎么設想一種無憂郁的左翼狀態？還有沒有真的左翼了？左人是不是沒有不憂郁的？
我覺得回答這個問題，可能會有兩種講法。第一種講法就是說，今天真正的左翼路徑就不存在。比如如果你進入勞工，進入工人階級的視角，你不一定能推出革命的命題，可能人家勞工就是一個很新自由主義，很績效的主體，就是想著怎么多搞點錢，或者可能人家會說還有其他很重要的矛盾，比如說性別啊，種族啊之類的。你單提一個階級視角，不會像19世紀早期那樣，存在很直接的有效性和優先性。那么第二種說法和第一種其實沒太大區別，就是主張在蘇東劇變之后，左翼整體遭受了非常大的打擊，以至于左翼今天只能作為一種虛假的保守情節和自我欺騙的手段存在下來。也就是主張在今天的情況下，左翼只能是一種憂郁癥。
但是總而言之，只要我們想去指認誰是真正的左翼，我們必然會面對一個更廣大的現實背景。按照作者的話講，憂郁癥與左翼知識的“物化”是一個顯性的創傷，發生在你的認識論層面，在你的心理層面。那除了這些顯性的創傷之外，在更基礎和更廣大的地方，還存在著深層的創傷。這個深層創傷在于，蘇聯解體后的這一代人的確遭受了一個很大的失敗和創傷。這個造成傷痕的創傷性時刻是真實的，導致我們今天的確無法去談論左翼共同體。
我們甚至沒法去想象，這樣的左翼共同體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說，其實我們沒辦法確定，左翼之為左翼，應當相信怎樣的社會秩序？你今天沒辦法心安理得得成為任何一種社會秩序的擁護者，甚至覺得現行秩序當中沒有什么值得我們去信賴的東西，畢竟一切歸根結底都是“資本主義的”。所以哪怕一種潛在的理想秩序，我都不愿意再去設想。按照作者的總結，就是道德政治的道路本身消散了，所以它會導致理論與實際經驗一定會相互背叛。為什么？因為作為生活方式，和作為一種可行道路的左翼本身已經被完全消解了。
以上是溫迪·布朗對我們之前提到的整個左翼憂郁癥的現實背景做出的一個分析。我們在這里可以看見一個左翼情感被“物”化的一個完整的邏輯鏈。在第一個環節，你會有一種不可言說的喪失和創傷，就是它可能是我們之前說過可能遭受的，比如自己的政治情感在經濟和政治上的不可能性，這種情感可能把你引向左翼，也可能把你引向右翼，但是如果你傾向于用這些標簽標榜自己的話，那好像知識用左翼符號來表達自己的創傷，你沒有證明你內心當中真的有符合這種左派標準的東西，當然任何第一環節都是這種不可說的喪失和創傷。
被物化真的很可憐
第二個環節是什么？由于你有這樣的一種創傷，遭受了這樣一種喪失，所以你選擇用以填補心中那個喪失的東西是什么？比如作為神話的1917，或者作為神話的1949，將這樣的一種歷史性時刻崇高化，把它作為某種情感價值，作為某種分析的范式封存在心中，在內心深處，這個東西是永遠無法變動的。這里的一個例子是經常被批判的那種庸俗化的崩潰論，就說經濟危機一定導致資本主義自我崩塌。這種判斷某種意義上是超驗的，它不能被經驗現實消解。
第三個環節，就是當你在接觸當下諸多問題的時候，你會不斷回到你內心深處那個不可消解的根基，所以你就拒絕去分析當下，并且會傾向于批判當下出現的所有真實的運動與斗爭，而你對當下運動的每一次批判同時都投射著你內心中那個要素已經失敗的現實。顯然，當下和過去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在評判當下運動的時候，我的標準是看他有沒有達到自己內心那個歷史神話的那種理想的標準。像之前我在空間轉發北敘羅賈瓦公社的動態的時候，有個人就長篇大論批判了羅賈瓦公社的實踐。他的主要論點，就是說現在北敘的布爾什維克要素不如1917年的俄國，所以我們不能對北敘自治政權有任何一點正面、樂觀的態度。但是這樣一種行為模式，它折射著什么？溫迪·布朗試圖在這里分析的是，他把對他者的指責視作對自己內心空洞的填補。那么，以上就算是一個左翼情感“物”化，導致左翼憂郁癥的整個邏輯。
“老左”為何不愿面對現實？
我們之前介紹了左派憂郁癥的大致定義，以及左派憂郁癥本身的生成機制，也就是它怎么產生的。在這一部分，我們主要談，左派憂郁癥對整個左翼政治會造成一種什么樣的影響？從我個人的角度說，就是很多老左對經濟視角和階級視角的執著，以及對身份政治、文化與后結構主義理論的攻擊，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例行公事式的慣常。在一些人看來，你們這些后現代，后結構主義理論，好像就直接摧毀了左翼理論任何的客觀根基和基礎，畢竟你認為不可能存在任何革命主體的范式，你可能也不認為在社會當中會存在一個非常鮮明的真理，這似乎是后結構主義要做的事情。
在這里，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所謂“傳統馬克思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誰對誰錯的問題。這個我覺得是可以開放給大家討論的，但是某些老左對后者“條件反射”式的批判本身是值得玩味的。就是如果你延續左翼憂郁癥的這樣一種機制去看老左的這種批判與指責，我們最后會發現，這種批判映射的就是他們自己心中已經不存在有客觀根基的，有效的分析范式了。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大家都活在同一個現實當中，老左是憂郁的，但是他們并不瘋狂，所以他其實也知道，現在的現實背景是怎樣的，他知道今天和過去完全不同，但是他沒有辦法走出過去，走出他們心中的“憂郁”狀態。
甚至說，存在于傳統左翼當中的諸多問題，老左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分析范式似乎已經“失效”了，他看不到他心中真正的“無產階級”。但是面對這種情況，他們只是非常憂傷，他們滿世界試圖尋找什么東西來填補自己內心的空洞。所以他們會不斷自戀地，強迫地把自己指認為這樣一種“正統左派”，并把理論和現實問題當中的所有責任都轉嫁給他宣布要割席的理論他者。似乎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在理論上主張摧毀了真理，這些東西就都不存在了。似乎社會當中的主體和真理，是被后現代主義解構掉的一樣。
圖為后現代解構主義
那進一步說，左派政治的現實就是它分裂了?，F在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一個統一起來的那種組織。左翼群體內部在思想上，在知識話語上都已經有諸多不同，我們不能只用一個左翼的帽子去把大家團結在一起，左翼政治的現實就已經是趨向分裂的，但是老左卻在這種背景下試圖強行用“物化”的方式試圖去維持一種統一的左派幻想。
這種姿態還有另一個缺陷是什么？按照非常傳統的崩潰論，按照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然后最后崩潰的一整套邏輯是非常連貫自明的，以至于到了最后，你除了資本主義自我毀滅的道路之外，你好像沒辦法看出別的東西，但是在撒切爾和里根之后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向我們展示了搜資本主義可以造成現實的分裂，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極端對立的情況似乎沒有出現。工會被摧毀掉了，工人團結被摧毀掉了，工人確實日子變差了，但是與此同時，你還可以在工人腦海中用別的方式去矯飾，改造那些區分，比如我們都知道的像藍領和白領，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等等。
這樣的討論當然是非常去政治化的，因為大家如果最后都在討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尖銳對立的話，那對于資本主義本身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但是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在大家的觀念中去植入這種非政治化的運作，就是因為資本同時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自身。資本不會展現一種線性的邏輯，讓你觀察到那個根本的矛盾，它展開的方式是非常狡猾的。這個狡猾的偽裝背后是一個更危險的邏輯，就是意識形態本身的運作。
左派在政治上為何失?。?/p>
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私有化與市場化顛覆了以往的社會制度，在左派看來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所以就導致團結在傳統左派話語下的議程，他所能做的僅僅是在新自由主義已經允許的地方，在我們所有人都能夠同意的地方去展開。比如我們所有人都同意，我們要確保工人的政治權利，要保證結社權，然后我們都同意，我們應該在可行的范圍內給工人一些福利支持。當然，我們都知道，今天也有很多亂七八糟的人，連這些訴求都要抵觸，不過我們在這里就不展開了。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實際上通過私有化與市場化把過去的社會制度連根拔起了。與此同時，在私有化，市場化的過程當中，資本運作本身直接形成了一種歷史，一種哲學，告訴我們資本的邏輯就是這個世界本身的邏輯。我們今天可能很容易找到很多處于工作崗位上的人，他們心中的思想和理念完全就是圍繞著新自由主義績效體系去運作的。作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現實，使得意識形態成為一種永恒的哲學，從而為某種政治目的服務的現實，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一個新的邏輯。也就是說，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新的意識形態戰場。
那么面對這樣一種新邏輯，右派利用了這個新的機制和游戲規則，但是左派不用，也沒有很真誠地去對它做批判，而僅僅在說：“你們在做很骯臟的事，我不會去做你這個東西。”最后的結果就是左派沒有正確抓住這個新的邏輯，而是直接陷入了憂郁情結，把新的邏輯從外部拒斥掉了。這就導致這樣一個意識形態的陣地，不經過戰斗就被敵人拿下了。所以在作者看來，這種認識論失敗的產物，不僅局限在我們在情感上的一種主觀的總結，而是你必須要回到那個深層的創傷當中，去尋找那個失敗的產物。
這個失敗的產物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左翼論述本身已經跳不出那個界限，似乎已經完全淪為一種傳統主義，乃至保守的姿態。就你在新自由主義的公理當中畫一個圈，我們現在可以談一些大家都能同意的事情，比如社會福利，工人的結社權，可能還有一些底線性的性別平權、公民權利等等。換句話說，左翼似乎變成了一個“抵抗”新自由主義侵蝕某種既存的“進步生活”的姿態，他們覺得新自由主義不好，但是也提不出什么替代性的秩序。我們知道撒切爾用來給新自由主義辯護的話術是“別無選擇”，許多左派實質上其實是接受了這個論述的。嚴厲一點，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左翼論述似乎成為了新自由主義最好的保護殼。
最后，我覺得溫迪·布朗的總結非常好：
由此誕生的左翼既缺乏對現狀的深刻激進批判，又提不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更令人不安的是，這是一種更沉溺于自身不可能性而非潛在生命力的左翼，是一種安于邊緣處境與挫敗記憶而非懷抱希望的左翼，也是一種被憂郁的依戀結構禁錮的左翼。這種左翼執拗地追憶某個早已死去的過往，精神如幽靈般游蕩，欲望結構始終向后看，且自我懲罰。
如何區分“哀悼”與“憂郁”？
總體而言，該文對“左派憂郁癥”的分析是比較透徹的，從顯性癥狀到深層機理，然后再到它進入現實政治的影響，好像都很清楚。但是問題在于，怎么去解決憂郁癥的問題？作者似乎沒有處理這個問題，她對“左派憂郁”進行了精彩的分析和批評，最后的落腳點并非處理或轉化，而是“抵抗”。也就是說，“左派憂郁”是一種要被拒絕的東西。
初讀這篇文章，我們可能認為，這篇文章是站在“新左派”的立場上批判迷戀過去的“老左派”的文章。但是，我覺得這種閱讀可能會遺漏本文真正的閃光點。我恰恰認為，我們不該把這篇文章對左派憂郁的批判，理解為我們這些“又新又泛”的左翼和所謂“老左”之間的矛盾。
比如，為什么溫迪·布朗要抓到“憂郁”這個問題呢？我想不僅是老左會憂郁，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會憂郁。我認為，這里最關鍵的可能不是經濟決定論還是后結構主義的對立。溫迪·布朗這篇文章在這里提醒我們的是，你對于左翼成功或者失敗的這些歷史遺跡，你可以哀悼，但你要抗拒憂郁。在第一部分，她就引用了弗洛伊德來談哀悼與憂郁的區別。
哀悼與憂郁區別是什么呢？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喪失，我們本身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在世界上成長，就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喪失，可能是失戀、失去朋友、失去工作、乃至失去親人。當然也包括你哀嘆“國際共運失敗了”，這也是一種喪失。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面對這些東西，我們會為喪失去進行調整，會付出一定代價。為什么喪失是令人痛苦的？因為你的心中，可能本來有一個位置，你對處在這個位置上的對象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話，你投注了一定的力比多?，F在那個對象喪失了，你心里知道它明明白白地喪失了，那么你對它投注的力比多應該去哪里呢？這個時刻就會帶來痛苦，因為沒有人在被迫撤回力比多這個過程當中是舒服的，這是喪失帶來的必然痛苦，我們每個人都能夠理解。
痛苦是可以被理解的
面對這種痛苦，哀悼和憂郁是不同的。在弗洛伊德的語境下，哀悼相對而言是健康的，它沒有成為一個病癥。哀悼意味著什么？一個重要的親人去世了，或者一個重要的朋友與你絕交，你會有一段時間不能走出往日的關系，你要在這個過程當中修復自己，這是正常的。隨著對痛苦的咀嚼，隨著時間推移和新的人生際遇，你會逐漸接受曾經的那個重要對象已經失去了這一現實。但是，如果說你對這個事情的傷痛與喪失感已經長期取代了你在此刻生活的其他現實方面，甚至這種喪失已經讓你無法描述你喪失的究竟是什么：比如，你喪失的只是一個親人嗎？還是有別的什么？這時候你已經說不清了，甚至陷入了一種強烈的自我攻擊和否定的狀態，那這個狀態就慢慢接近了一個憂郁癥的狀態。
所以，這篇文章給我們最關鍵的提示，不是說經濟決定論是對是錯，而是說，有一部分左派可能已經執迷于過去的革命與話語，而對今天的運動，今天的左派自身，今天的現實產生拒斥。我想，這也不意味著我們就覺得好像身份政治，文化戰爭本身就一定是對的，一定是左翼政治的解法良方。它只是說，有的人因為這個東西不符合自己的自戀幻想，就把這些現實的運動推在外面。溫迪·布朗的文章寫于世紀之交，那她那個時候可能主要談的是西方的“老左”，但是在20年后的今天，憂郁的人可能就不一樣，搞身份政治，搞文化研究的人也可能憂郁，可能癥狀更加嚴重。那20年后，我們會成為這樣的人嗎？我們面對新的局勢和運動形式，是不是也會有“這都是什么玩意兒，上不得臺面，根本不可能這么搞”之類的看法？所以，我覺得這篇文章不能被讀成所謂“老左”和“后現代”之間的對立。它的重點在于區分“哀悼”與“憂郁”——每一個人都可能有一種“被時代拋下”的感覺，這個時候，我們到底該怎么處理自己的喪失感；又怎么“抵抗憂郁”，走向真實的斗爭？
如何走出左派憂郁癥？
我們談了這么多“左派憂郁癥”的問題，但是同樣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很容易找到一個走出“左派憂郁癥”的姿態。但是這種姿態很多時候也是不健康的。左派憂郁癥，其實是對過去左翼事業的“失敗狀態”的一種依戀，他不愿走出這種狀態。但是與之相對的是什么呢？當蘇東陣營解體之后，許多人會非常輕易地去尋找一些所謂的“替代品”。比如西方左派，他們就會覺得古巴，拉丁美洲的比如委內瑞拉政權，或者亞洲的像越南和其他國家好像是新的“星星之火”。他們可能其實根本不了解也不愿意去認真了解這些地方的人民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但是就覺得身邊的所有行動都沒希望，所以“我不管，我就要支持他們”。
包括其實像北敘羅賈瓦公社，其實也是類似的一個被左翼過于急切地擁抱，并報以過高期待的東西。按照我現在看到的材料，在敘利亞的環境下，北敘的庫區自治我覺得當然還是有一定進步性的，但是海外左翼，尤其是西方左翼往往對北敘的那種運行體制會對他們有過高的期待，有高估他們的傾向。其實通過包括《北敘利亞通訊》這樣的號講的一些文章，我們今天可能會發現，近年來北敘那個自治公社的政治議程可能是有一些倒退的。
這時候你又該怎么辦？我這里其實不是要批判北敘，我想說的恰恰是，當一個比較新的事物出現之后，可能有兩種姿態：一種就是左派憂郁癥的姿態，就是說你不夠革命，不夠左，不夠“原教旨”如何如何，你不像十月革命那樣；另一種我觀察到的情況是恰恰相反的，就是新事物出來之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對他們有一個非常高的期望。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體兩面的，越是一個憂郁，壓抑的環境，可能大家越是需要這種非常變革性的力量。我自己其實也是有一些這種傾向的。
玉玉癥好了？
這里真正的危險是什么？你選一個遠離你的現實生活的東西來安放你自己的希望，不論它是羅賈瓦，委內瑞拉，還是別的什么東西，比如很多左翼學生會覺得自己的生活就是小資生活，所以自己和身邊同學的困境都是“小資產階級無病呻吟”，然后就想跑進廠當工人，好像只有廠里才有“真實踐”。當你這么想的時候，好像你不是“左派憂郁癥”，但是在實際生活當中你可能往往也很容易陷入消極——因為“真實踐在遠方”，所以現實生活中遇到的所有斗爭場景都是可以忽視的，不必認真在意的。
當然，我覺得我們所處環境和溫迪·布朗還是不太一樣。這篇文章對一些具體“左派憂郁癥”姿態的批評我是認可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是犯了這種錯誤的人，就統統都是溫迪·布朗說的那種無法思考，參與現實斗爭的人。就比如那個說羅賈瓦不夠左的朋友，他也不是一個沒有行動力的人。我當然反對他把一切按“布爾什維克”要素去審查的看法，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也不是一個很消極，忍氣吞聲的人，面對身邊的不公，他也會起來斗爭。
溫迪·布朗這篇文章，我覺得真正啟發我的是在于，不管是左翼憂郁癥，還是它的反面，對所有“遠方”的進步運動抱有過高熱情，其實都需要往前走一步：我們要把這些東西放在一個更加切身的，公共性的背景下去思考討論。我們每個人身邊有自己的各種困難，家庭的因素，工作和求學的因素等等。我覺得真正合適的思考方式，是在這些公共的，可感的因素的基礎上去討論這些情緒，為他們找到一些公共性質基礎。如果單純就情緒談情緒，最后變成談哪一種情緒是對的，哪一種情緒是錯的，哪一種情緒于事無補，哪一種情緒會造成麻煩，我覺得這樣的討論方式是有問題的。在根本上，我不贊成對任何情緒的審查，因為我覺得任何情緒都是有道理，有背后的現實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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