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耀邦：核優勢與中國

　　(加)馬耀邦著 林賢劍譯、林小芳校

　　美國學者普遍認為，轟炸廣島和長崎的軍事目的不是結束對日戰爭，而是伸張二戰后美國的地緣政治議程。這種說法得到如下事實的證明：在兩顆原子彈掉落在日本的兩個城市之前，莫斯科已經傳達信息給華盛頓，面臨蘇聯即將對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采取軍事行動，日本已準備投降。1在對日本投擲原子彈后，核武器往往被杜魯門總統和隨后的美國政府用來威脅敵人和盟友，“接受美國的談判條件。”2

　　在朝鮮戰爭初期，杜魯門政府也威脅要使用核武器，但后來放棄了，原因主要是盟軍的壓力，還由于意識到朝鮮的戰場條件對于核武器的使用不一定可行，達不成軍事優勢，因為戰斗區的核爆炸會同樣傷害交戰的雙方軍隊，帶來美國軍隊的大量人員傷亡，這是華盛頓不可接受的。

　　同杜魯門總統一樣，艾森豪威爾總統也考慮過在朝鮮半島和在與中國近海島嶼的爭端中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國務卿杜勒斯先生宣布，“使用核武彌補常規力量不足的必要性，其價值大于平息歐洲和遠東地區的自由世界國家對使用核武的激烈反應”。3

　　畢竟，正是杜勒斯先生于1954年初提出“大規模報復”理論。杜勒斯先生強硬地重申，美國將利用其“大規模報復力量”反對侵略，“以本國選擇的手段在各地大力開展”。3

　　因此，艾森豪威爾總統表示，他認為，為什么核武器“不應該像一顆子彈或別的炮彈那樣使用”，這沒有任何理由。3這得到了副總統尼克松的回應，他宣稱，在臺灣海峽與中國沖突的背景中，“戰術核武器現在是常規性的，將被用于打擊任何侵略力量的目標”。3

　　在這方面，應該指出，臺海兩岸沖突實際上是中國內戰的延續。通過介入這一沖突，美國實際上是承擔了侵略者的角色。顯然，美國就如同過去所有的帝國主義列強一樣，完全無視國際法和國家邊界。

　　不過，這是為美國人民接受可能的核攤牌而開展的公共關系活動。然而，美國政府在與中國大陸的危機期間，是嚴肅地對待這件事的;它“制訂了可能使用幾枚10到15千噸原子彈轟炸沿海空軍基地的計劃，其當量相當于摧毀廣島的原子彈”。3總統完全意識到，這可能導致中國數以百萬計平民的死亡。

　　“大規模報復”理論的提出將中國置于弱勢地位，中國仍然是一個無核國家，沒有報復美國核攻擊的手段。另一方面，艾森豪威爾是以經濟理由證明這種政策的合理性。他表示，美國政府具有預算問題，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美國人擔心軍事支出將減少。“美國人民已經花費了數以十億計的美元來開發原子彈，他們會想到在共產黨再次侵略朝鮮時使用它”。4顯然，在美國總統的心里，經濟成本超過了人類生命，尤其是數以百萬計中國老百姓的生命。4

　　諷刺性的是，艾森豪威爾指責中國領導人似乎是完全“漠不關心喪失數以百萬計人的前景，”并聯系稱，“在西方政治家中，人的生命是得到精致考量的——關于我們的態度的保守說法。”4顯然，在艾森豪威爾眼里，東、西方人的生命之間存在著差異，因為他毫不猶豫地表明，要根據“大規模報復”理論，以核武器殺害數以百萬計的無辜的中國人。

　　對人類而言幸運的是，“大規模報復”理論不久就失去了公信力，因為美國在50年代沒有能夠憑借核武器將法國從印度支那的失敗中拯救出來。隨后，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肯尼迪總統放棄了該理論，而青睞靈活反應的原則。此外，“大規模報復”理論不僅證明對于恐嚇美國的朋友和盟友無能為力;而且這些恐嚇戰術強化了中國獲得核武器的決心。

　　因此，隨著蘇聯裝備核彈頭的洲際彈道導彈(ICBM)的開發和部署，以及1964中國原子彈的爆炸，“大規模報復”理論很快就為“相互確保摧毀(MAD)”概念的采納鋪平了道路，這一概念指，“任何一方大規模使用核武器，都將引起另一方的同樣報復，從而導致雙方相互的有效摧毀。基于這樣的邏輯，雙方沒有任何理性的領導人可能希望通過發起一場核戰爭來獲得有意義的優勢，因而相互威懾能夠形成”。5

　　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壟斷了核武器，華盛頓的精英已經習慣于以核威脅來恐嚇敵國和盟友，認為“相互確保摧毀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相互確保摧毀的內在脆弱性，與美國一直憑借其地理位置享有的相對安全性形成鮮明對比”。5因此，美國做出決策，試圖建立導彈防御和發展先進核武器。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提出的戰略防御計劃(SDI)或“星球大戰”，就是美國政府對摒棄不受歡迎的“相互確保摧毀”概念的回答。

　　不幸的是，里根的“星球大戰”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研究項目，最終浪費了600多億美元的公共支出。在保守的共和黨的壓力下，克林頓政府領先提出了部署于阿拉斯加的反導彈測試計劃，并更名為國家導彈防御計劃。反彈道導彈(ABM)計劃源于保護美國免于朝鮮、伊拉克和伊朗等流氓國家攻擊的背景，但該計劃的實際目標是中國。事實上，“五角大樓暗示，真正的敵人是中國，也許還有其他國家，但公開聲明是過于失策的”。6

　　只要反彈道導彈系統發揮作用，美國就能夠不受懲罰地以常規武器或核武器攻擊任何國家。美國將成為唯一的具有導彈保護傘的國家，“這將使其軍事冒險更加可行，從而具備了一切可能性。”6然而，反彈道導彈防御系統可能是無用的，因為俄羅斯和蘭德公司專家都稱，建設這樣的系統，根本無法做到“實用的和經濟的”。6然而，對于美國人來說，即便擁有一個低效的防御系統，也可能是一種有效的進攻系統，足以保護他們免受報復性攻擊，正如萊伯(Lieber)和普列斯(Press)教授在《外交事務雜志》2006年3/4月號上撰文所言：“美國可能部署這類導彈防御系統將是富有價值的，主要體現在進攻方面，而不是防守時——它實際上是美國實現第一次核打擊的輔助手段，而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保護傘。如果美國發起對俄羅斯(或中國)的核攻擊，目標國家的核武器哪怕還有存活的，也是極少數。到那時，即便是相對簡單或低效的導彈防御系統，也能夠足以防止任何報復行動。”7

　　兩位作者還告訴我們，美國核力量的現代化不是針對流氓國家和恐怖分子。美國的核力量，“顯然是為了對俄羅斯或中國實施先發制人地解除武裝的打擊。”7從而，兩位作者斷言：“相互確保摧毀的時代已接近尾聲。今天，近50年來美國將第一次成為無與倫比的核霸權。美國可能很快就有能力在第一次核打擊中摧毀俄羅斯或中國的遠程核武庫……俄羅斯、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將在未來的許多年里生活在美國核霸權的陰影下”。7巧合的是，這兩位教授在《大西洋月刊》的另一篇文章中還宣稱，“美國的核霸權已明確無誤，尤其是在中美關系中，具有更為潛在的重要性。”五角大樓已私下”呼吁美國做好以核武器打擊中國的準備”。8

　　事實上，這個簡短的評論清楚地表明，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美國要使用核武器來實現本國地緣政治利益沒有改變。無論是轟炸日本的兩個城市，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的“大規模報復”威脅，“相互確保摧毀”理論，戰略防御計劃(SDI)，還是當前的反彈道導彈(ABM)系統，它們都是為了服務于美國確保全球主導地位這唯一目標的地緣政治利益。在這方面，美國的精英會毫不猶豫地以核訛詐威脅個別國家或國家集團。他們罔顧包括美國國內公民意見在內的社會輿論。他們無視國際法庭關于使用和威脅使用核武器是違反國際法的規定。他們完全無視關于戰時保護平民的《日內瓦公約》，該公約明確指出，“平民大眾和平民個人在軍事行動所產生的危險中受到保護。他們不得為攻擊之目標。禁止不分青紅皂白地發起攻擊。”9

　　而萊伯、普列斯等著者和美國軍事、外交政策機構興高采烈地祝賀美國取得的核武器成就，他們應該在發動戰爭之前三思，更別說打一場核戰爭，因為美國仍然處于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目前，美國依賴于中國和其她國家為其赤字慷慨地融資，任何軍事沖突將導致美國的金融破產。金融崩潰將不可避免地以軍事噩夢相終結。

　　注釋：

　　1. Burchett, Wilfred: Memoirs of a Rebel Journalist, UNSW Press, P. 230.

　　2. Gerson, Joseph: “Empire and Nuclear Weapons”, AntiWar.com, December 6, 2007.

　　3. Chang, Gordon H.: Friends and Enemies, Stanford Press, 1990, PP.126-128.

　　4. Ibid: P. 96.

　　5. Science.Jrank.org: “Nuclear Age—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6. Kolko, Gabriel:The Age of War: the United States Confronts the World, Lynne Rienner, 2006, PP. 79-80.

　　7. Lieber, Keir A. and Press Daryl G.: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6.

　　8. Lieber, K. and Press D.G.: “Superiority complex: Nuclear war—fighting options” ,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2007.

　　9. www.enotes.com: “Geneva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W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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