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海：我們只要合格的GDP

我們只要合格的GDP

曹建海

刊于《中國報道》期刊10月份專欄

     三鹿奶粉事件引發了人們對合格GDP的思考。試想，如果拿這些不合格的奶粉產量，與改革開放前進行比較，并從數字中得出想當然的結論，結果肯定是不公平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本來是一個宏觀經濟的概念，與普通公眾的工作、生活關系并不密切。然而，在官員、經濟學家、股評家們的垂范下，GDP儼然成了公眾最不可或缺的東西；官員依據地區GDP總量和增長速度核定政績、論功決定晉升；國家層面則依據GDP數值的比較，展示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變化。

    GDP當然是一個有用的經濟統計指標。你總得知道生產了多少最終產品，這些產品在現行價格水平下，總價值是多少吧？不過，由于以下原因，GDP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現實經濟中新生產的成果；甚至在一些條件下，GDP數值越大，人民生活水平的越趨于下降——GDP簡直成了罪惡的概念。

    第一，環境污染下的GDP。如果GDP的增長是用環境污染換來的，這樣的GDP必須和污染這一負的成果加總起來進行核算。也就是說，我們一方面生產出了對社會有用的產品，但為了生產這些產品，我們同時生產了環境污染，這種污染是一種有害的成果。如果只計算好的成果，對有害的東西視而不見，則這種GDP就不能成為一個正確評判的指標。例如，根據世界銀行、中科院和環境部的測算，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約占GDP的10%左右。如果把這部分損失考慮進去，我國每年10%以上的GDP增長，究竟是說明經濟增長了，還是原地踏步不前呢？

    第二，高通貨膨脹下的GDP。1978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僅為3600多億元，200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近25萬億元。有媒體簡單地進行推算后，就得出了“如今中國一周內創造的財富，就超過30年前一整年創造的財富。”因此，“我們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道路。”然而，這種忽略物價指數變化的結論是無知的。因為如果考慮到2007年GDP縮減指數（是按當年價格計算的GDP與按固定價格計算的GDP的比率）為1400%（1978年的為100%），則上述比較就有了14倍的水份。這樣算來，扣除物價上漲因素，2007年的總產值也僅僅為1978年的4.96倍，而且還有多得多的污染伴生負產值沒有扣除。如果高通脹成為常態，則意味著GDP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大規模轉移——一些人不勞而獲享有大部分社會成果，另一些人辛勤勞動卻被通脹轉移了財富，這樣的GDP是扭曲的。

    第三，掠奪經濟創造的GDP。所謂掠奪經濟，就是借助某種經濟手段，通過不平等交換的方式，將公眾的財富轉移到相關企業和個人手中。這種GDP創造的越多，公眾的財富損失就越大，兩者相加接近于零。從事這種掠奪經濟活動的企業或個人，雖然也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但是由于其掠奪性，其勞動不能被社會認可，只能采取強制的手段。例如近年來發展迅猛的房地產開發，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其財富的獲得主要來自農民和城鎮居民的基于不平等交換的轉移。

    第四，來自不合格產品的GDP。三鹿奶粉事件給中國近年來高速增長的奶制品敲響了警鐘，也襯托了充斥著不合格產品的GDP的虛偽性。這樣的GDP越多，人民的生命財產就越不安全。主要原因：作為一個農業大國，我國農副產品生產過程中長期大量使用農藥、化肥，農副產品中毒事件時有發生；國際制造業產業轉移和重化工業的發展給我國環境造成諸多不利影響，對我國產品質量帶來諸多隱患；由于政府對企業生產質量的監管職能缺失，一些企業基于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將大量不合格甚至造成人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的產品推向市場；為促進就業，我國各地設立了為數眾多的小作坊、小企業、小商店、小餐館、小攤點，這些企業雖然方便了群眾生活，但多數存在著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問題。

    第五，分配不合理的GDP。GDP是一個地區生產的概念，就是在這個區域有外國資本生產的產品，有本國資本生產的產品。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外資控制的經濟占絕大比重，則GDP分配中本國居民能夠得到的份額就變得相當重要了。一般而言，可以把GDP分解分為工資、資本折舊、稅收、利潤四個。如果一個地區過分注重招商引資，并給予各種優惠政策，則資本在GDP分配中將處于完全支配的地位，而工資所占比重相應過低。這樣的GDP增長盡管很快，但是由于工資和稅收貢獻太小，大部分給資本所有者獲得，這樣的GDP增長并不能帶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GDP增長甚至成了貧富分化的代名詞。對于那些獲得了國外綠卡的中國資本家而言，他們獲得的暴利與財富外流并無本質上的差異。

    以上幾種情況說明，不能簡單地把經濟增長特別是GDP增長理解為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在某些條件下，GDP增長有可能演變為社會中的一些群體對另一些群體利益的掠奪過程。因此，面對當前經濟增長回落的局面，我們沒有必要、也不應該為了保證GDP增長速度，而出臺可能對多數人不利的政策。只要人民滿意了，即使GDP增長慢一些，人民的幸福水平反而可能會更高。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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