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奶粉事件：牛根生的謊言毫無智商
俞飛龍
看到三鹿集團關于三聚氰胺是奶農所為，以及牛根生關于自己對奶粉滲假一事毫不知情的新聞發言，我氣得幾度發笑，絕大多數公眾可能沒機會去親自調查此事真偽，但絕大多數公眾也是有智商的，試問到今天依然沒被刑事拘留的牛根生董事長，三聚氰胺多少錢一噸？它的出廠價可是也在11000元以上！而奶農的奶多少錢一噸？不到5000元，再黑心的奶農也不會蠢到自己貼錢往牛奶里滲比牛奶貴不止一倍的三聚氰胺吧？（特注：我是根據奶制品廠方此前關于“奶農為了降低牛奶成本加了三聚氰胺”這個觀點提出質疑的，其余的情形沒提的原因在于，經推算它們更不靠譜）
所以這事只有一種可能——廠方為降低成本而滲假，既然這是廠方有預謀的滲假行為，身為董事長的牛根生可能不知情嗎？不可能，因為牛根生不可能不去看企業的財務報表，不可能不去看產品的成本、材料清單。這些最起碼的企業財務數據里，就應該有三聚氰胺的身影。
但是，這個一直對外聲稱用良知打造品牌、把承擔社會責任掛在嘴邊的“憨厚漢子”，卻在這起已涉嫌刑事犯罪的惡性事件被曝光后，滿臉無辜地向公眾兩手一攤，自己啥都不知道。
無恥到這種把全社會的人當白癡的程度，我只能用“利令智昏”來解釋此君的可笑行徑。
在“‘經濟之上’已摧毀了中國人的生活”一文里，我曾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今天中國人之所以能吃到在糞坑里浸泡的臭豆腐，喝到滲了化工原料的奶粉，甚至不知情地去吃完全用化工原料做成的雞蛋，與30年來精英們一直倡導 “經濟至上”，進而在全社會形成的“一切向錢看”的大環境有絕對關系，這個漠視“道德”、“一切向錢看”的大環境，為這些惡性事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現在大家可能都覺得，田文華很無恥，牛根生很卑鄙，但是，換位思考一下，在這樣的大環境里，如果你也是一個覺得道德確實是件很羅嗦很無聊的事，你也覺得社會就該提倡“經濟至上”、“一切向錢看”沒什么不對，那么，假如你處在田文華、牛根生的位置上，你也完全可能去做這類滲假的事——既能降低成本，控制住量也沒危害。
事實上也是這樣，往奶粉里加三聚氰胺并非始至2008年，絕大多數人吃了也確實沒事，如果不是因為加過了量，可能今天田文華、牛根生之流依然是媒體擠破門檻的大客戶，社會上衣作光鮮的“成功人士”。而且同時，我也奉勸大家，別把生活中、朋友圈里的活生生的田文華、牛根生想得有多么的壞，他們在朋友圈子里，可能真是個“有情有義的人”、是個“勤奮的人”甚至懂得“關心和體貼朋友”的人（注：可去實地考證）。
但是，他們在自己的社會事務上，卻又變得如此喪心病狂、如此毫無廉恥。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裂變的人格？
幾個月前的地震時，我寫過一篇“數萬人在災難中倒下，世界卻站起了一個需仰視的民族”，贊美中國人在危急到來時顯示的大愛、堅毅和樂觀，而幾個月后，而前幾天我所撰寫的“‘經濟之上’已摧毀了中國人的生活”，又不得不發出這樣的感慨：新自由主義把中華民族變成了一個劣等民族。
這兩個在精神趨向上完全矛盾的場景，剛好可以用來解釋最近30年中國人的精神歷程：
本來，我們并不丑陋，但最近30年來，精英們卻通過一系列文化比較和事實羅列反復告訴我們，我們就是“丑陋的中國人”，需要向西方，最好全盤向西方學習。于是，我們摒棄此前幾乎所有的社會價值和共識，開始“經濟至上”，以“經濟的成功來衡量一個人的社會價值”，加上精英一再暗示這是一個“專制國家”，不值得尊重，于是，對國家的忠誠被拋棄，對社會的責任被拋棄，最后，在“經濟至上”愈來愈深入人心的現實里，道德也被逐漸拋棄。由此，我們的生活被徹底解構。只有在撼動了我們的危急到來的那一刻，我們才有機會與那個真正的“本我”相遇，那個“本我”其實很善良，很有愛，很有責任和擔當。
記得去年一次研討會上，我在由徐景安先生發起的“創建中國新文化”第一次研討會上發言指出，僅有對父母的愛是不夠的，人還應該具備對社會的愛，民族的愛，國家的愛，這樣的邏輯才完整，這樣的愛才能真正支撐起我們的整個生活。
這個發言讓一些人不理解，徐景安先生后來就困惑地和我探討，我們愛父母，愛朋友就夠了，為什么一定要愛國家，愛民族，愛社會？我說，正是社會、民族、國家，才使得我們的公共生活成為可能，父母只是個人生活的一個環節而已，只是“人”眾多社會關系的一種。連社會、民族、國家都不愛，怎么可能稱得上有愛心呢？
聯系到本次事件也正是這樣，田、牛二人，可能平日里對朋友、父母也“充滿了”愛，甚至很有愛，但他們在從事社會公共事務的時候，又如此與“愛”反其道而行之，這種分裂的行為和價值，能讓公眾得出“因為他們愛父母，孩子，朋友，所以很有愛心”這個結論嗎？
但是，讓人憤怒的是，一些精英出于一種政治目的，一直阻擾這些原本早就存在的文明共識。號召大家做好一個“經濟人”才是本分，強調“經濟人”才是理性的人。
而一些強調對民族、國家的責任和愛，甚至強調道德的重要性的網友，受到惡意嘲弄甚至誣陷，在這種文化氛圍下，“對民族，對國家的愛”的發自內心的頌揚和認同的新聞或評論，從傳統市場媒體上幾乎消失了，在被改革精英們教育出來的一些年輕人眼里，這些東西充滿了“邪惡和無聊”，甚至被認為是一種“政治圖謀”而非一種文化常識。
不錯，現在的中國政府存在相當多的缺點，中國官員也腐敗者甚眾，而且我也要說，此前我撰文，或約稿文章對政府一些行為、政策舉措的批評，無論是力度，深度，還是牽涉到范圍，可能國內還沒一個文人能比，但我同時也希望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在一個“有機會就得撈一把”、“向錢看受到”廣泛推崇的社會氛圍下，你憑什么讓官員獨善其身？官員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大家都在這個國家不顧道德不顧廉恥地“抓錢”，官員可能“獨善其身”嗎？
而且，既然一些精英覺得這個國家是罪惡的，得推翻而后快之，那么這些挖國家、社會墻角的貪官污吏不正是他們的同黨嗎？這些貪官污吏的行為不正在起到他們所需要的效果嗎？那么他們又何必裝模作樣地義憤填膺呢？這也許只能表明，他們確實別有用意。
所以我說，張維迎，高尚全，厲以寧，周其仁，茅于軾這類改革精英，雖然不是本次惡性事件的直接責任人，但卻是這起惡性事件的始作俑者和真正真兇，也許可以說，他們讓我們這個時代成為了一個悲劇現場，而我們民族的每一個人，包括被大眾痛恨的貪官污吏，都不幸淪為了這幕悲劇的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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