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山
(《航空畫報》總第40期)
《中國證券報》2007年7月17日報道稱,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中間價為7.5681元。與此同時,巴西媒體報道說,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與巴西財政部長曼特加在巴西首都舉行會談,要求巴西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
當我看到這兩條消息、正待思考其背后的問題時,中央廣播電臺一位姓黃的記者打電話詢問我對“中國制造”質量問題的看法。她說,歐盟一家企業在其產品上標示“Not Made In China”(并非中國制造);她在海外購物的時候,有的商家跟她說,此產品絕非中國制造,質量大可放心。那么,中國制造的產品質量是否很成問題?
我說這種觀點不成立。實際上,中國出口到歐盟、美國等的產品,質量合格率在98%左右。由于出口產品必須經過嚴格的檢驗檢疫標準,中國這些企業不敢造次,否則產品無法通過海關。真正存在質量問題的是中國國內的產品,因為缺乏嚴格監管、查處力度不足等,從媒體上隨時可見“黑心棉被”、“假藥”、“含農藥過量的水果”等等報道。
那么,海外的這些人為何炮制“中國制造質量問題”?為何施加壓力讓“人民幣升值”?我認為,二者均是為了遏制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前一個問題很容易理解,即有些海外人士、企業、學者和官員,通過炮制“中國制造的質量問題”,損害中國貨物的聲譽,讓海外各國的消費者誤以為中國貨確實存在質量問題,減少購買量,造成中國貨物在國際上滯銷乃至退出市場。當然,這種陰謀很容易被揭穿,不存在實質上的威脅。
后一個問題,特別需要重視。在產品質量相仿的條件下,價格優勢是最重要的競爭力。人民幣升值后,出口商品價格隨之提高,從而極大地打擊了國內的制造業。“中國制造”的根本特點是低價格、低利潤。在溫州,一雙襪子8毛錢;一件T桖5元錢,價格的低廉難以想像。當然,其利潤也很微薄,例如一枚扣子只賺零點幾厘。人民幣升值之后,中國產品國際市場價格提高,利潤將受到擠壓。例如,盡管今年1-5月,我國紡織行業出口繼續保持增長態勢,但增速比去年同期明顯下降。據測算,人民幣每升值1%就會帶給紡織行業2%至6%的利潤下降。
而在人民幣升值中獲利的,就是那些鼓吹人民幣升值的國家。巴西財政部長曼特加就毫不諱言:如果中國政府減少對人民幣匯率的干預,商品價格提高30%~40%,就將會大大降低與巴西產品的競爭力,所以希望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
其實,不須海外逼迫人民幣升值、也不須炮制“中國制造”的質量問題,目前“中國制造”正在走向衰落。2005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和2004年相當的高速增長,工業增加值更是同比大增16.1%,但工業企業的利潤卻大幅下降。其原因在于“中國制造”存在先天性的缺陷。
盡管說,中國加工貿易的進出口已占世界貿易的約一半,中國甚至被稱為“世界的工廠”,但是,中國能夠參與國際分工的部分僅僅限于附加價值很低的部分。有專家算了這樣一筆賬:美國市場上銷售的一種兒童玩具,商場的零售標價是100美元。在生產銷售的鏈條中:中國生產企業只獲得10%的利潤,其他90%都被海外商人拿走了。
中國要想掙脫這一陷阱,最直接的措施是著眼于人力資本的積累,進行技術升級。試想,你辛苦半年生產1萬雙襪子,賣了8千元;可是,別人一分鐘就生產一臺筆記本電腦,賣8千元。你辛苦半年,只及人家1分鐘!國與國之間怎么競爭?
從宏觀角度看,匯率政策需要重新思考。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歐元之父”蒙代爾曾表示,“將人民幣升值是一個糟糕的主意,它將加劇而不是防御中國經濟的通縮,中國政府應當汲取日本的教訓。”
什么是“日本的教訓”?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等國簽署“廣場協議”。此后,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0%,也就是說,日元對美元升值了一倍。這導致了日本股市、地產、投資泡沫的泛起。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導致了日本長達十多年的經濟衰退。
反觀中國當前,從宏觀上看,中國12個主要行業(鋼鐵、電解鋁、汽車、鐵合金、焦炭、煤炭、電石、銅冶煉、水泥、電力、紡織、房地產)已經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與此同時,當前中國實際通貨膨脹率已逾“警戒線”。從最近幾個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看,通貨膨脹率超過3%。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習慣統計,中國真實CPI當在7%左右。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汲取日本的教訓”,“中國制造”如何進行產業升級,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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