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如何避免“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如何保障近7億農村留守人口的農民就業和增收、農村社會的良性治理和可持續發展?這是在國家生態文明戰略指導下，突破小農困境達成新型農民合作的一個基本命題。
浙江溫州早在2006年就嘗試了以“三位一體”方式——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在市縣層面發展綜合農協的做法，被稱為習近平治國“三農”的重大方略，這具有將農民合作的微觀基礎與宏觀環境結合起來的戰略性意義。然而，連溫州綜合農協改革試驗的力倡者陳林也清楚，在農村以弱勢留守群體為主、縣鄉涉農服務部門也各有隸屬和利益的情況下，這一設想得到具體落實該有多難!它需要來自全國各地進行探索的實際經驗將其豐富化、具體化。
本文結合第一作者在河南省蘭考縣等地掛職10年從事基層鄉村建設試驗的經歷，結合包括該縣南馬莊村(習近平曾于2009年4月1日考察指導過該村農民合作事業)在內的諸多村莊試驗為例，談談在欠發達的中原傳統農區，以村莊為單元“三位一體”的農民綜合合作經驗。
一、已經到了從村莊層面探索農民綜合合作的時候
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顯然，中國改革開放之始的“分”——家庭承包制，對當時的設計者來言，其實只是農村改革的第一步;其第二步則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礎上“統”的制度創新，然而這方面的改革顯然是忽略了或者滯后了。廣大農村已經形成了“小農”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其特點表現為資金、土地、勞動力等方面的分散性、細碎化、兼業化，實質是部分地恢復了傳統的小農經濟;并且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急功近利、得過且過的小農文化心態。這樣的“小農”狀態很難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甚至與國家的關系也會存在一定的危機，分散性小農在面臨國家各級政府部門的時候，存在著“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緊張性對接，容易引發種種鄉村治理的問題。
就小農所在的基本單元——村莊內部群體特征而言，在廣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出現了逐漸“空洞化”的現象，即以“389961部隊(婦女、老人、兒童為主的群體)”為主的現象。一個村莊，200-300戶人家，2000余畝耕地，而中小型農機具會有200余臺，達到農戶總數量的80%左右，每臺農機具耕作面積至多10余畝，大都處于過剩狀態。一個最普通的村莊，其村民的收入和經濟狀況也呈分化狀態，大農、中農、小農等不同階層的農民分布其間，其中70-80%的村民是勉強能維持其生計生活的小農，而村莊在外的存款總額也會高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
在傳統信用社、供銷社系統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各自為營的大環境下，亟需探索“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現實中得以完善和穩定的好辦法——從村莊層面發育適度規模性的綜合農民合作，以嘗試以經濟合作為基礎的村莊整體建設與各涉農部門服務及外部市場長效對接的可能性，這一擔當需要借助既有基層組織制度——村兩委的優勢。對于大多數普通村莊的發展前途而言，現在已經到了夯實村級層面農村基本制度“統合”功能的時候了。
二、“三位一體”的農民綜合合作經驗——以河南省蘭考縣為例
我們在長期實踐中認識到，不斷加大新農村建設投入確實是個好政策。但是，面對新形勢下村里青壯勞力大量外出務工賺錢、老人婦女兒童“留守”在家勉強維持農業生產，規模資本下鄉與民爭利、村兩委結構功能弱化、大多數村莊蕭條破敗等三農問題日趨復雜的局面，“自上而下”的好政策委實難以生長效。怎么辦?以河南省蘭考縣長達10余年的村莊建設試驗為例，以村莊為單元走群眾路線把村民組織起來，建設“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合作社將會是一個好方向。
哪“三位一體”?就是綜合性經濟合作組織建設、多樣性鄉土社會文化建設、黨政主導的群眾路線這“三位”，服務于作為“一體”的美麗村莊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以村兩委為主導力量，從村莊資源實際和群眾利益出發，動員村莊能人和積極分子，自覺帶動村民做一些草根性的綜合經濟合作以及相關社會文化建設工作，再加上黨政主導的群眾路線的真正貫徹作用，必會為村莊可持續建設與國家宏觀政策的長效對接打好基礎，接好茬口，找好抓手。
(一)關于村級綜合性經濟合作組織建設
村莊是中國農民生活的基本社區單元。村兩委是集“體制優勢和自治優勢”于一體的、具有完備制度設計和組織農民優勢的社區正規組織。欲突破小農困境，把小農合作成相對規模性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綜合體，均需要村兩委主導。這一方面是基于以農村血緣地緣為邊界的、內部化的“兩級構造”(村集體和農戶)、“兩權分離”(村集體共有，使用權歸農戶)的土地產權關系，需要充分利用村兩委這一村社自治體，對社區內部各種資源進行整合，使社區內生產要素和社員收入的整合達至最大化;另一方面，在村莊層面搞農民綜合合作，也是希望為村兩委等村莊正式組織在后農業稅時代、在生態文明時代的功能轉化提供一個契機，為其結構功能改善提供有效抓手。
與城中村或者城郊村以賣地和工商業發展而迅速致富但社會沖突多發狀況不同，絕大多數偏遠的普通村莊，無論怎樣下功夫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其產業也只能是多樣化并存的“豬糧經工”型——在幾畝責任田里種些糧食、搞點經濟作物、在院子里養幾頭豬、農閑時打工賺點錢。這是任何合作制度推廣實踐的現實基礎。在村兩委的體制性和自治性支持下，以生態農副業多樣化經營為基礎、以聯合購銷為流通手段、以資金互助為核心的村級綜合性生態農產品合作社，作為農村經濟基礎的一個組織載體，是新時期完善家庭承包制與集體所有制“統分結合”的有益探索。它具有以組織重構或者創新的方式來解決傳統農區村民就業增收和村莊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重大價值。
比如，由村兩委主導的三義寨鄉南馬莊生態農產品合作聯社，從2004年11月種植無公害大米開始，本著"生態、合作、誠信"的理念，按照因地制宜與適度規模的原則，一直在探索包括原生態大米、多種類小雜糧、耦蟹混養、快樂豬等綠色農副業的可持續生產模式，進行多樣化農業和循環農業生產的探索。在無公害大米生產合作的基礎上，南馬莊合作聯社又開拓了大米加工、小雜糧加工等業務，也多年來一直把定單信息、科技、種子、農資、包裝、品牌、管理等服務業務，以及產品外銷等業務進行聯合購銷的嘗試，以合作社組織優勢壟斷消費權和銷售權，為社員增長收入、節約開支。經過了教訓多于經驗的長年艱苦探索，合作社項目雖有失敗有成功，但其組織優勢已經深入人心。村莊經濟產業多樣化鏈條的完整發展，并對資金互助項目的發展提供了巨大需求。南馬莊農民生產合作聯社資金互助服務部在早期試驗教訓的基礎上于2013年成立，其成員數達330家，較早期翻了6倍，總資金額達513萬，翻了100多倍;它以誠信金融和生態金融為經營宗旨，主要服務于南馬莊土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整合利用及其生態農業多樣化體系的可持續發展。
(二)關于村莊多樣性鄉土社會文化建設
生態型合作經濟有了發展，可以拿出部分剩余，結合村莊留守群體實際狀況，以老年人協會和文藝隊的形式把多元的鄉土社會文化重建起來，與生態型合作經濟相輔相成、合和相生;也滿足村民文化需求、促進村莊和諧穩定，為生態文明扎根鄉村提供社會基礎和輿論氛圍。
以文藝隊為基礎的鄉村群眾性文藝組織，是一種健康的、包容性的大眾文化，既沒有宗教所具有的排異性，也沒有市民文化在鄉村的脫根性。從2003年起至今，蘭考縣絕大部分村莊，以儀封鄉20余個村莊的文藝隊發展為例，將焦裕祿書記的話——“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活學活用，以“合作、勞動、誠信和生態”為精神核心，繼承和發揚成千上百年歷史的黃河文化傳統，成立了大眾秧歌隊、健美腰鼓隊、黃河盤鼓隊，豫劇戲曲隊，廣泛開展了廣場舞、少兒舞、健美操、武術、太極拳等多元的喜聞樂見的鄉村文體活動。這些都是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精華，反映了留守村民對其生命意義、生活過程的闡發，以及生態型農民合作經濟發展的文化需求，也助推了農民經濟合作社的發展。比如， 2005年儀封鄉胡寨經濟發展合作社和2008年儀封鄉農民生產合作聯社的13家專業合作社，都是分別在村級文藝隊、鄉級文藝隊建立的基礎上成立的。
此外，面對村莊留守老年人愈來愈多的現實，村兩委動員和發揮“鄉村五老”——老黨員、老干部、老教師、老軍人和老模范們的群體力量， 成立老年人協會。老年人協會以最低成本和最高熱情成為村兩委的工作助手，協助村莊社會穩定發展村莊文化或合作社方面，發揮了很多高成本的體制內組織難以具有的社會作用。比如，大李西村老年協會自2004年成立多年以來，持之以恒地發揮了發掘傳統文化、活躍村民文化生活、清潔村莊生態環境、化解村民矛盾等諸多功能。再比如，壩頭鄉自2008年起在鄉黨委政府支持、村兩委主導下，在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的項目資助下，每村都成立了老年人協會組織，它們不但在保護鄉村公路、維護村莊內部秩序方面有所建樹，而且還把村莊文化建設搞的紅紅火火，該鄉連續5年舉行了鄉級村莊文藝春節大聯歡活動。同時，它們也帶動了部分村莊生態合作社的大力發展，比如2011年成立的蘭考縣壩頭鄉國仁城鄉農產品生態合作社，就是壩頭鄉栗寨村村兩委干部在村莊老年人協會和文藝隊都發揮正能量作用的基礎上組建的。
(三)關于黨政主導下的群眾路線
在傳統農業地區，一盤散沙的小農很難自發地合作起來，根據掛職多年從事鄉村建設的經驗，我將農民綜合合作動員機制總結為“黨政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這種在地方黨政主導下，以組織起來的農民為主體力量，從農民合作的實際需求和問題出發，堅持從農民中來，到農民中去，一切為了農民合作，一切依靠農民合作，支持并鼓勵社會上尤其是市民的參與性，就是黨政主導下發動農民綜合合作的群眾路線。
先是黨政主導。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鮮活的地方經驗，包括涉農部門的多重體系和功能在推動三農問題上的“生產、流通和信用”等方面三位一體化，也包括政府層面倡導的 “結合、綜合、整合、聯合”， 均體現了黨政的各種主導作用。我總結出了黨政主導的四大作用：一是對農民合作骨干分子進行政策法規、合作制度、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培訓作用;二是政府相關部門對農民合作社的指導和服務作用;三是相關部門的資金扶持作用; 四是監督管理作用。其中包括農業局、農技局、扶貧辦、供銷社、信用社等涉農部門的服務性和結合性作用。比如南馬莊村、胡寨村的資金互助服務部成立后，均有效地與縣鄉信用社形成良性互動關系。
再是農民主體。農民有合作的意愿和需求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說自上而下的多元力量的綜合介入，是以自下而上的農民自主合作為基礎的。農民合作社的本質是民辦、民管、民受益，本質是組織起來的弱勢群體，新農村建設主體的本質是組織起來的農民們。當他們在外力促發下內力漸長漸成之后，將以自我需要和發展為本，以村莊現實的農業條件和內在發展階段動力為根據，以與外部各種力量和資源，包括購銷、信用和政府涉農部門的合作為條件，走上可持續生存和發展之路，即“內引促外聯”。
然后是“社會參與”。包括各種涉農企業、市民消費者團體、NGO組織和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的多元外力支持和介入。蘭考農民合作實踐中，如上社會參與力量眾多。比如在第一作者長達10年的掛職經歷中，有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河南大學三農發展研究會等大量知識分子的行動參與和學術參與;又如河南蘭考鄭州商會等市民團體主要成員們，以“愛故鄉”的姿態也積極參與了農民合作與城鄉互助合作的試驗，他們以“公平貿易”和回報家鄉的行動，以文明市民消費者主體的身份，有力地參與到蘭考縣南馬莊綜合合作社的“購米包地”、“購豬認養”、“城鄉互助生態文化游”，以及以開封市多家生態農產品綜合合作社為產品提供方的河南鄭州國仁超市的創建中來 。
三、村莊綜合合作所面臨的挑戰
村兩委主導的綜合農民合作，是國家從宏觀上突破小農困境從而解決三農問題的基礎工程，需要得到理論界和政策界的熱切關注。當前的現實問題是：農業利益受自然條件和市場規律影響較大，農民經濟合作成本尚缺乏一定的保障。此外，壓力型體制下的、財政“包干”體制下的地方政府，為了本地方的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不得不以地方工業化和“招商引資”為重， 無論是鄉級還是村級均存在債務負擔及其他功能弱化的歷史遺留問題，從而使得地方黨政部門作為重要的主導性角色，其農村群眾路線的持久性和深入性，在普遍意義上難以真正實現。城市和發達地區對鄉村人才“離土”行為的“誘惑”也是基層農民綜合合作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一大難題。社會參與階層則往往顯得理念充足而實際經驗和力量不足、作用弱小的狀況。
從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到美麗村莊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以“三位一體”的村莊綜合合作為組織制度保障;需要黨政體制內干部在新時期認真弘揚“焦裕祿精神”，在培育農民綜合合作方面認真執行群眾路線;并統籌一切“愛故鄉”、“懷鄉愁”的社會性力量，尤其是城市中產階級的廣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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