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土地流轉大戲的思考

目前，全國各地正在轟轟烈烈地上演著一場土地承包權流轉的大戲，堂而皇之的理由是為了促進城鄉一體化，消除兩元社會，增加糧食產量，提高農民收入，其實質則是新自由主義者要全面而徹底實現土地私有化。
據說這個經驗來自上世紀農村改革先鋒的安徽省，所不同的是，曾被視為“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的小崗村此次有點屈居人后，而挑頭的是肥西縣農委，改革起始時間大約在2004年，外地前來取經的已經很多。據報道，河南省部分縣鄉就已經開始模仿。而四川、重慶等地的土地流轉版本屬于“原創”還是來自肥西還有待考證，但實質內容沒有太大差距，這種改革的外延性很強，在今天這種泥沙俱下、花樣迭出的所謂“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爭相比賽改革的激進性、觀賞性是不難預料的。
肥西縣的具體措施是成立土地流轉合作社，使農民放棄土地耕種，將原本承包的土地使用權交給合作社，取而代之的是每年僅從土地合作社領取300元的土地紅利，而合作社則將土地承包給種田大戶，目前所定的承包期限是2到3年。
在已實行土地承包權流轉的地方，已顯現出的矛盾是，新的土地承包者抱怨合同期限過短，而土地流轉合作社的社員反對承包期限過長，這種矛盾的根源在于，不可預期的通貨膨脹會使土地轉讓的實質性收入不斷減少，而農業又是一個投資多、收益低、見效慢的產業，尤其是在農田水利、農業機械方面的投資回收期更長，所以較短的承包期根本不會帶來生產效率的增加和農民總體效益上的增長。鑒于此，較短的承包期帶來的收益低、見效慢造成種田大戶的不滿，較長地承包期又會造成土地承包使用權的喪失，而那些只領取固定土地紅利的農民，在實質上其土地資產收入將隨著通貨膨脹而貶值。因此隨著改革的深入，土地權利的徹底轉讓將不可避免，也就是說這種改革必然會走向土地的徹底私有化。
這場實質上是以中國土地全面私有化和殖民化的土地資本化流轉大戲，卻是右派精蠅打著為避免權貴掠奪土地資源及收益的幌子下真正掠奪大戲的開場，很明顯，按照這種以資本帶動型的土地集約化經營，實際上就是為下一步的權貴資本、國際壟斷資本掠奪創造條件。按照目前的憲法，目前，農村土地所有權實行的還是集體所有，盡管不能完全等同于國有的概念，但是一旦發生嚴重侵害農民權益的事件，依靠憲法以集體的力量抵制必然比一家一戶的力量大。而一旦完全喪失了集體力量，廣大農民就要徹底淪為被人宰割的羔羊。
為掀起這場土地私有化浪潮，右派精蠅的另一個漂亮的口號是，徹底消滅城鄉差別、實現一體化，實行農村土地集約化，仿佛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農業現代化。既然如此，當年為何要取消人民公社這樣一種高度集約化的制度，而退回到封建時代的小農經濟狀態，難道轉了一圈，終于發現當年的農村改革，是讓農民又扛起了原始古老的鋤頭進行著低效的勞動，倒退回了二千多年的小農經濟社會，最終使中國農業停滯不前甚至倒退，而現在必須矯枉修正，所以又提倡所謂建設新農村，走股份合作的路子以實現大規模農業生產。果真如此，中國的精蠅也頂多算是無知誤國，使中國走了一段彎路。但事情遠非善良人的猜想，
回顧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農村改革走過的路，隱約可見一條與國有企業相類似的徹底私有化的路子并行延伸，國有企業實行擴大經營自主權，而農村則在小范圍內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企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進一步放權，農村則全面實行包產到戶，而國企改變經營機制的股份制運動，實質上就是以權貴為主體、以權力資本為手段、以國有資產為瓜分掠奪對象、對社會資源進行再分配的資本原始積累的完成，目前在農村實行或即將施行的這場土地承包權流轉大戲正是農村似的股份制改造，國企的改革結果是造就了一部分先富者——權貴資本家，同時也造就了一大批貧困者——下崗失業大軍和頻臨死亡邊緣的中小投資者。農村按照這個路子走下去，后果將會更加惡劣，今天是種田大戶承包、明年可能是權貴承包、后年就會將承包權二次轉讓給資本家、再后年這種承包權就有可能被國際跨國資本高價收購。農民放棄自己承包土地使用權，以入股方式交給大股東支配，無控股權的后果則是徹底喪失土地的歸屬權利，沒有了生活的最后保障，而僵化的戶籍管理又使他們無處立足、無所依托，農民——在這個有兩千年農業文明的古老大國第一次將成為沒有土地依托的人群，他們未來的境遇可想而知，在中國諾大的版圖上將沒有他們的立足之地。
更為重要的是，在國有資產已流失、賤賣加白送給外資的大趨勢下，還屬于國家資源的農村土地顯得尤為寶貴，土地資源是一個國家獨立的最后保證，說這塊是中國的諾亞方舟也不為過，農村股份制后，為權貴大資本的勢力介入開了方便之門，國際壟斷資本的加入和掠奪也將勢在必行，農村的土地全面私有化是中國喪失獨立所立足的最后基礎，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將再次被陷入殖民的悲慘境界。
精蠅們所打的城鄉一體化改革的幌子，在現今的中國是否具有緊迫性。當然，中國走工業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大規模的城市化是否可行應該畫個問號。強行取消農村戶口是否就一定帶來增收？任何一項重大改革必須是在保持現實和未來穩定的前提下進行的。我們不應該承認也不應該把沒有充足就業、醫療、教育、住房、養老保障的農民工視為非農人口，更不應該把農民工數量的增加當作成績炫耀。與上個世紀計劃經濟年代的農村人口轉移相比，我們近三十年來的農村人口沒有減少，而是在增加，這些年來農村之所以仍然保持著相對穩定，絕對不是農業經濟收入增加（甚至在下降），主要原因還是由于加工工業的發展促使農民進城務工收入的增加而實現的，但這些農民工其中的大部分不可能像上個世紀那樣以招工的方式真正成為城市人口。這些農民工隨著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大變化，隨時會重新回到土地，因此穩定土地政策、千方百計增加農業經濟的收入是實現未來社會穩定的必要舉措，土地就是農民的最后保障，國家通過補貼土地增加農民收入才有可能實現社會穩定。近三十年來，究竟從農村轉移走了多少人口，數據顯示很不樂觀。農業人口的轉移是自然的，不可能是強制性的，更不能期望通過新的運動來實現，中國社科院的一項調查也表明，目前的農民工對社會不公、兩極分化的反感程度弱于城市人口對相同問題的認知。這說明盡管農民工深受壓迫，但忍辱負重的他們倒并不是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根本原因就在于農民有最后一道安身立命的保障——土地承包權，故內心相對是穩定的。可一旦這個局面被打破，社會革命的因素將會急劇增加。

右派精蠅指責國家在50年代強行收取了農民土地，實際上這是完全別有用心的歪曲。回顧那段歷史，可以肯定地說，土地改革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消滅了封建剝削的私有制，這是我國農村經歷的第一階段革命，由于這一行為在解放區深受廣大被壓迫的農民的由衷歡迎，是順應民意之舉，因此這是民主主義的革命，而解放初期的互助合作運動雖然是在老解放區原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各地農民根據老解放區的經驗，自發的實行組織起來，互相調劑勞、畜力和農具的使用，共同勞動使互助組內得到一定的統一和協調，因而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使農民認識到組織起來使農民發掘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在此基礎上，農民進一步擴大了合作團結范圍，自發地向更高級的合作社邁進，實行共同勞動，就是農村社會主義的萌芽，為后來的人民公社的創建奠定了基礎，撥開歷史的重重迷霧，讓我們站在歷史的高度去重新看待３９年前誕生的人民公社，在辦社的行動方面，敢想敢干的中國農民走在了前面，人民公社最初是群眾自發搞起來的，當然，社會主義理念在這當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的那樣：“辦人民公社，是群眾自發的，不是我們提倡的。因為我們提倡不斷革命，破除迷信，鼓勵敢想、敢說、敢做，群眾就干起來了。我們不僅南寧會議沒有料到，成都會議沒有料到，八大二次會議也沒有料到。我們的人民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搞起來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他們就是有那么個趨勢，想要干起來。但是，條理化，說清道理，那就需要我們”。所以，從民主權利的角度而言，從土地改革，到互助組，到高級社，到人民公社，農村的每一次變化都是由農民自發自愿參與制定、甚至是農民自己的智慧創新。右派精蠅對人民公社妖魔化了三十年，但是只有人民公社，使中國農民的生老病死孤寡老弱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了依靠，第一次享受到了低費用的醫療保護，第一次敢對也能對官僚們“告狀”。
右派精蠅不顧當時的歷史條件，一味指責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政策使農民犧牲了太多，人民公社束縛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戶籍制栓死了農民。對待歷史，只有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比較才能分出個高低，時代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也要用歷史眼光來看，新中國是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底子上，必須先要建立自己的工業和國防力量，這是一個國家能夠獨立于世的保障，因此我們沒有太多的財力投入到農村建設中去，也不能完全放開人口流動從而加大工業建設的阻力，這些困難是客觀存在的也是難于逾越的，因此，解放后的十幾年內，農村的發展并不顯著，但社會主義和人民公社必定是歷史發展的新事物，其優越性還沒有真正顯現出來，即使這樣，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關于農業出路在于水利和機械化的指引下，共同合作的集體力量在五十年代就顯示出了其非凡的創造性，57年以后，合作農業可以將冬天農閑時的勞動力充分調動起來，中國的農民在全國范圍內極大的改善了農業的基礎結構。他們將上百萬畝的荒山改造成梯田，翻造河堤使灌溉系統大大加強，防風林的建設有力的保護了農田，所有這一切都為高產穩產創造了條件，這是前所未有過的，上世紀70年代初是我國農村發展最為壯觀的時代，一方面通過農業學大寨運動，對農村土地進行了大規模整治，改良土壤、修庫造渠、方田制搞的轟轟烈烈，縣社農業機械制造飛速發展、化肥工廠的大規模建設、良種培育基地的建設、化肥農藥的開始大量使用等多項措施的效果已經開始顯現，應該說農村自然條件的變化在70年代是最為顯著的。實質上，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我國基本完成了工業、國防整套的獨立體系后，國家已開始要為人民公社加大投入力度了，七十年代后期，中國有部分農村已實現了全面機械化，照這樣發展下去，人民公社這種新生的事物必定能越加顯示其先進的生產力和優越的生產關系。因為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徹底結束了我國兩千多年來的小農經濟模式，使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屬于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和土地公有使用制是發展機械化農業最好的條件。中國的農民一度曾有了這樣的生產規模和農業制度，使他們同那些先行進入高科技導向的機械化武裝的城市居民兄弟們一起，也將邁入現代社會。可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農村改革徹底葬送了已起步的農業機械化進程，曾經有過的規模化生產，曾經有過的制度，就像熒光屏上閃過的一個小小的亮點就這樣消失了。歷史的書卷中，這新的一頁剛剛翻開，卻又馬上后退了千百頁，又一下子回到了起點。
如果沿著毛澤東給農民指出的社會主義道路，則一定是廣大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一條康莊大道。從中國革命成功，共產主義思想能被中國農民接受，可以看出來：共同富裕就是中國農民的普遍追求。如果說那時差別太大，那么為什么改革要化大力氣破除平均主義盡力拉開差距呢？為什么讓一部人先富起來，而共同富裕遙遙無期呢？為什么現在有兩極分化而那時沒有呢？自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不僅沒有新的資本和建設投入，連原有的工程體系都逐漸荒廢了。每一個地方的基礎建設，都是60－70年代苦心經營的結果，現在竟都七零八落，對生產的積極作用完全逆轉。
農村盡管為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做出了一定的犧牲，但是，毛澤東的肖像現在仍然可以在千百萬農民、牧民、工人的家里和黨委會的墻上發現，我經常聽到很多人這樣說：“畢竟，老人家是對的！”人民群眾的心是明的、眼是亮的，這是對新中國成立后所走過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誠懇評價！

政策的改變可能會帶來短時間的效益，但終不會長久，農村問題的根本解決是需要增加投入，避免農民因土地投入受益低、見效慢而離開農村。解決問題的辦法還是鼓勵農民在自愿的基礎上走真正的合作化道路，這其中首先將避免因為承包期長短而造成的矛盾，二是消除農民單純依靠入股不勞而獲的思想，因為土地畢竟是用來耕作的，若作為一種賭博工具，后面的災難將不可避免，三是將避免現行改革土地承包者拉攏權貴坑害土地出租者的權益，四是可以避免在土地承包權的二次、三次轉讓中大資本的滲透，使農民的土地徹底喪失，五是杜絕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土地的控制。上個世紀對合作化道路的探索是一筆非常豐厚的財富，我們要認真研究，吸取經驗教訓，利用好這筆財富。應該反復研究哪一種方案更有利于對土地的投入，哪一種方案對農業的優惠政策更能被廣大農民公平分享，只有走向真實的合作化道路，才能徹底解決對土地的投入，短時間的承包，不可能對土地的基本建設有大的投入。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農民之所以一步步走上了全面集體化的道路，這其中有個重要的原因是短期的政策變化不足以帶來長遠的利益效果，土地改革曾經短時間使農業的生產力解放，農業有了進步，但緊接著出現停滯，接著農民自己創造出了集體化道路，對農業又有一個新的促進，但是單憑體制的變化，進步的時間也不會保持長久，農業基本建設的投入和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才是根本之舉，農村問題的解決應該是走向自愿基礎上的合作化道路，通過集體和國家財政對農村的投入，實現農民的真正增收，農村經濟的低效益特點注定了不能采取資本承包方式對農村抽血性質的改革，通過土地產生的每一分錢的效益都應該留給農民而不是流向資本家，國家對農業的補貼，合作社的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所產的效益，由農民公正共平地共同分享。進一步考慮，還可以通過城市社區市民組成的消費合作社與農村合作社對接，產生更好的農業經濟效益。實現集體合作，大規模的建設農業機械化，才是農村實現共同富裕，走上現代化的唯一的通天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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