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結構制是解決“三農”問題最為有效的政策體制

二元結構制是解決“三農”問題最為有效的政策體制

楊連旭

（2006年2月27日）

（注：本文曾以《讓城里人到農村去打工！》在2006年發于其它網站，值土地私有化甚囂塵上之際，略作修改充實）。

關于“農業、農民、農村”問題，普遍認為其根源就在于農村的農民人多。所以，解決的辦法就是推進城市化、轉移農村富裕勞力。于是，農民到城里打工似乎就成了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　　

可是，農民在城里打工卻遇到了不僅是惡意欠薪、生活和生產條件惡劣的問題，而且還有生活居住、孩子上學各種各樣的歧視政策。結果，導致了社會矛盾突出。　　

由此，一些人把矛頭對準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城鄉二元制結構，大肆抨擊。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只要打破了城鄉二元制結構，那么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更有甚者，還竟然得意忘形、肆無忌憚地鼓吹起了土地私有化。　　

這些人不是居心叵測、企圖動亂我國，就是顧頭不顧尾的弱智單相思。因為事實明擺著呢：　　

一是、從魯國的初稅畝到國民政府二千多年的舊中國，不僅就是土地私有制，而且也沒有城鄉二元制，可不僅不能解決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反倒是導致了農民起義成了社會發展的動力，農村包圍城市成了中國革命的必由之路。　　

二是、當代世界的多數國家，如拉美國家和印度、孟加拉等，不僅就是土地私有制，而且也沒有城鄉二元制，可不僅不能解決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反倒是拖累的城市也破爛不堪、不能有效發展，導致動亂暴動和恐怖活動此起彼伏！　　

其實，城鄉二元結構制恰恰正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業、農民、農村”問題的最為有效的政策體制。　　

關鍵是國家的投資政策必須反彈琵琶、顛倒乾坤，把投資的重點從城市轉移到農村！

（一）　　

中國的農民為什么多呢？
根本原因，就是科學技術落后導致工業化程度低。
具體原因，是農村人口眾多、別無所長，權利太小，少有機會。
現今的所謂“三農”問題，就是因為農村的人口，不僅是眾多無比，而且別無所長，同時少有機會，只能以土地為生、以農業為本、成為農民，形成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導致勞力過剩、農業低效、農民低收，造成農村貧困落后、依靠增人增收，進入惡性循環。
農村人口的絕大多數別無所長，也就別無所能，也就只能當農民。本來農業就是古老的主體產業，容納著社會的主要人口。其它產業和行業都是由農民中另有所長的能工巧匠、以農業為基礎形成發展起來的。所以，相對而言，農業是最簡單勞動的產業，別無所長的勞動者就只能滯留于農業。
農民權利太少，沒有國家政策導向的支持，少有機會轉業改行。實際上，原本普通的城市人口絕不比農村人口素質高，只是因為國家通過城鄉二元結構政策體制，組織推進了城市工業化，給他們創造出了在非農產業的充分就業機會，實現了收入增長，帶來了市場繁榮，拉動了經濟發展，進入了良性循環。
雖然同是人民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人，但是農民卻從來也沒能享有國家給予市民的投資政策和就業政策，反倒是被剝奪了主導市場增產增收的歷史機會，形成低收入貧困的惡性循環。　　

這就是現今“農業、農民、農村”問題的來源！否則，如若當初國家利用城鄉二元結構的政策體制在農村推進工業化，那么現今自然也就沒有了什么所謂的“三農”，怕該是“三城”問題了。　　

當然，在國家力量有限、無法面面俱到，可國際發展的競爭又十分激烈的條件下，只能是以“集中精力打殲滅戰”的方針，實施城鄉隔絕的體制，集中主力發展一部，帶動全部。利用原有基礎，優先發展城市經濟，也是順理成章的。　　

但是，現在城市早已發展成了國際先進水平，農村卻還滯后在國際落后水平。這樣，國家就有必要集中精力、集中主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了。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國家就必須利用城鄉二元結構的政策體制，反彈琵琶、顛倒乾坤，將農村提升為經濟建設的主戰場，把投資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主導農村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就地消化農村富裕勞力，吸納城里的富裕勞力到農村來打工！

（二）　　

由于傳統的主流觀念認為，經濟建設的主戰場是在城市。所以，只好又把希望寄托于城市發展，吸納農村人口，這就走上了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發展之路。
但是，歷史的經驗證明：此路不通！
城市的發展規模也遵循著邊際效益遞減規律，不可能無限擴張。事實證明，城市發展一旦超出了規模邊際效益的最大化，就會爆發城市病，形成對社會發展的反動和破壞。
從自然條件看，因為相對而言，西歐是人少地多、中國是人多地少，西歐的城市不用很大很多，就能吸納了全國的大部分人口；中國的城市盡管相對又大又多，卻也只能吸納全國人口中的少數。所以，中國不可能依靠現有城市的規模擴張實現轉移農村人口達到共同富裕的程度。
所以，中國以西歐的方式不可能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
 20世紀90年代之前，由于中國的工業化還沒有顯示出在城市的副作用，城市又面臨著就業的壓力，自然就對于工業企業是持多多益善的態度，甚至將大量原本處在農村的工業企業接進城內，并著實得意一陣。
 殊不料，好景不常。如此這般自我膨脹，現代城市病爆發了：人滿為患，車滿為害，缺水少電，房價奇高，環境污染，大氣污濁，……　　

正因如此，以北京為首，要求控制外來人口的呼聲不絕于耳！　　

這呼聲盡管遭到了廣泛的批評，可卻是誰也不能無視現今中國城市病愈來愈重的現實。　　

又豈止如此，對企業來說，利用現成的城市基礎設施或許經營成本比在農村相對要低些，但是就宏觀經濟的總體而論就不一定了。看看每年“春運”給交通造成的壓力，看看農村人進城后與城里人所產生的矛盾，……　　

這些間接的經濟成本和直接的社會成本是愈來愈大的，遲早會使國家不堪重負，甚至有可能形成大量農村無業人員聚集城市，導致社會動亂。　　

首都鋼鐵公司從北京遷出，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開端。如果將城市中大部分基本工業的大企業遷到農村，就會對社會生產力布局和發展的科學化，減輕了現代城市病，健康農村社會發展發揮關鍵性的作用。

（三）
 中國完全有條件不以西歐的方式實現工業化，完全能建設中國特色的現代化。
從社會條件看，西歐是以私有制的微觀自發性為主、中國是以公有制的宏觀自覺性為主。私有制的工業化是以追求個體利潤最大化為主，在城市自發膨脹起來的，只能是先發展后治理；公有制的工業化則完全能夠自覺地以投資的社會效益最大化、城市規模的邊際效益最大化為依據，推進工業化在城鄉的全面發展，科學布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推進工業化在城鄉的全面發展，建設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關鍵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資金問題，而是思想問題，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傳統、轉變觀念的問題。
迄今為止，我國還只是實現了城市工業化、完成了基本工業建設，可占社會主體的農村還幾乎只是處在工業化的邊緣。
我國現在的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這只相當于德國1820年的水平。
那時，由于工業化在全球處在初始階段，總量很小，所以雖然在世界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德國還遠遠落后于英法兩國，可也已經占到了百分之十，還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先進國家呢。
但是，在當今世界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僅僅少量地區的工業化所代表的只能是國家的落后化。
農村不能先進化，中國就不可能先進化。國家的工業化和先進化是城鄉的全面工業化和先進化，完成了城市的工業化只是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的基礎，實現國家工業化依然是任重道遠，必須同時推進農村生產力的先進化。
 所以，國家必須承擔起推進農村工業化的責任，必須從戰略上認識到：
推進以工業化為主體的農村非農產業發展，這決不僅僅是倫理道德和社會穩定的問題，而是如同當初集中主力推進城市工業化一樣，是實現社會生產力布局科學化、經濟結構合理化、發展效率最大化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關鍵所在。

（四）　　

利用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國家通過實施以“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剪刀差”為主政策，在確保農民低水平溫飽、基本教育和醫療的基礎上，置農村的基礎設施于不顧，從農業和農村獲取了工業化的原始基本積累，在城市完成了中國工業化的基本建設，既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就，也形成了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　　

這是個成功的經驗！也就給了我們徹底解決日益突出的“農業、農民、農村”問題根本性的思路。　　

第一、利用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把政策導向的重點轉移到農村去，中國徹底解決“農業、農民、農村”問題那就是指日可待的！　　

因為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形成的根源，并不是所謂的城鄉二元體制，主要是國家的政策導向，是國家制定的政策把經濟資源從農村投入了城市。　　

相反，實踐證明：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把“集中精力打殲滅戰”的方針應用在經濟建設上的，“集中主力，發展一部”，城鄉二元制是高效的體制。　　

市管縣的體制是造成“三農”問題和城鄉差別持續擴大的根源之一。現今，只有實施城鄉二元制，才能抑制住城市的“黑洞”效應。經過半個世紀的資源投入和建設，城市對農村擁有了壓倒性的實力優勢，形成了“黑洞”效應，吸引和吞噬著農村的各種資源，是農村貧困和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主因之一，如若聽任市場經濟作用，任憑資源自由流動，那么國家對農村的投入就會倒流回城市。只有強化城鄉二元結構制才能隔斷國家對農村投入的回流。　　

第二、中國徹底解決“農業、農民、農村”問題，必須也只能發展農村集體經濟！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是造成“三農”問題和城鄉差別持續擴大的根源之一。大包干瓦解了集體經濟，不僅徹底扼殺了周總理提出和規劃的我國農業現代化，而且使我國農村一夜間倒退回了二千多年的小農經濟社會，原本無人膽敢小覷的廣闊天地農村、人多勢眾的農民和經濟基礎的農業一夜間淪為弱勢社會、弱勢群體和弱勢產業。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大市場中，農村分散自發的小生產和一般散沙的農民，既要承擔市場波動的風險，又沒有談判的實力，不僅農副產品價格，而且就連農工的工資也被壓低在社會生產價格之下，而且還要被克扣和拖欠，不得不以賣血、賣命、賣身為生！　　

30年來，從華西到南街，還有其它各地名聲在外或默默無聞的欣欣向榮的農村，無不是在回避和廢除了大包干，在堅持集體化的發展方向。　　

“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鄉鎮企業很重要，要發展，要提高。”（《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54頁）　　

實踐證明：農村只有發展集體經濟，才是實現了鄧小平所設計的“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才能防治貧富的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 　　

事實還證明，也只有發展集體經濟，才有可能獲得農村經濟發展的效率最大化。　　

所以，凡國家的農村投資及相關的主要非農產業，必須由農村集體組織建設和經營。防止私人包攬，重蹈城市經濟改革的覆轍，弱化公有制經濟，導致貧富兩極分化。　　

第三、推進和實現農村的工業化，必須也只能實施計劃化的市場經濟體制！　　

所謂“計劃化的市場經濟”，即“宏觀經濟計劃化，微觀經濟市場化”，就是“宏觀的計劃經濟，微觀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國家通過統一規劃和控制，實現以生產力布局、兩大部類生產、積累消費比例、各種產業結構為主的宏觀經濟的科學化，再由各個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依據市場實施經營。　　

我們不可能在短期內發展出如發達國家那樣經過幾百年才形成的高級化市場。而即便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也有市場失靈導致的危機，也必須國家的宏觀管理和計劃調節的校正。所以，就必須以強力的計劃化校正市場的天然缺陷，回避經濟危機，防治以往鄉鎮企業發展中出現的一擁而上、一哄而散，得不償失的大起大落。　　

經驗和教訓都說明，只有這樣，實行“計劃化的市場經濟”，才有可能實現農村經濟效率的最大化。　　

第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必須堅決落實和實施農村自治的民主政治！　　

主流觀念認為，農村之所以實行生產責任制是由于平均主義“大鍋飯”養懶漢，嚴重挫傷了社員的積極性。　　

這只是表面的皮毛現象！　　

其實根本原因是，農村干部不僅是私心愈來愈重、 “社員走后炕上躺”，而且以權謀私、“兒子閨女有出息”的問題日趨突出，嚴重挫傷了社員的積極性！　　

說集體經濟“大鍋飯”把農民養成了懶漢，這是對中國農民的嚴重侮辱！　　

想想抗日戰爭，想想解放戰爭，再看工業化建設，再看社員們建設的農田水利工程，中國的農民付出了怎樣的犧牲、發揮出了怎樣的干勁！他們比任何階層都更熱愛國家和集體，更通情達理。　　

對于中國的農民，任何人都只有愧對而決沒有指責的資格！　　

但是，由于生產方式的落后，農民成為了真正的弱勢群體。他們　　

缺少社會化大生產組織性紀律紀律性的訓練，雖然人多、可分散不抱團，只有人單勢孤的個體劣勢、難以形成眾志成城的集體優勢，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所以，黨和國家就必須把農民組織起來！以強力的法律提高農民的政治權力，嚴厲監督干部，防治腐敗再次搞垮集體經濟。

（五）　　

把投資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決不是把污染落后的企業放到農村去！

道理很簡單：污染落后的技術必須淘汰！

當年曾號稱占有半壁江山的鄉鎮企業如今，如今之所以灰飛煙滅，其主因就是多是采用了城市淘汰的技術，既落后，又污染。

這就出現了個問題，當年的城市是以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為先導實現的工業現代化，那么現今的農村現代化以什么產業和項目為先導呢。
沒有好項目，這是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根本。
所謂好項目，就是建成的企業必須是產品有市場、經營有利潤。
在商品經濟中，生產項目的好壞主要是由市場決定。沒有市場，商品就不可能完成驚險的跳躍，就會摔死商品生產者。有了市場，就會有資金和技術來源。所以，市場是經濟發展繁榮決定因素。　　

目前，農村市場凋敝是制約農村發展所面臨的首要問題。由于長期的超負荷經濟貢獻，形成了農民的低收入和農村的低消費，導致農村不僅市場狹小，而且農民也無力承受市場風險，從而制約著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　　

 所以，推進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實現生產力的先進化，必須首先實現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村消費水平，以啟動農村市場、復興農村經濟。 在農村無力自發實現充分就業增收的條件下，必須由國家主導廣開就業門路、實現充分就業增收、啟動市場。
那么，國家怎樣實現農村人口的充分就業增收呢？　　

現今我國工業化已經進入了升級換代的高級化階段，發展是以創新為主，實現質量和效益的趕超。
 此時，如若重復城市工業化的發展模式，不僅必然造成自然資源和生態的災難，而且已經沒有了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市場條件。
 如若以先進技術推進農村工業化，城市作為經濟要素的集散地，自身的技術創新尚且不足，根本沒有向農村進行規模投入先進工業要素的實力。
顯然，照搬城市經濟“先生產后生活”經驗，通過推進農村全面工業化啟動農村市場，此路不通。
所以，農村經濟的復興和發展必須實行“先生活后生產”，就是：　　

由國家主導全面開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所形成的基本材料市場依托，建設農村集體企業，實現農民的充分就業和收入增長，以啟動農村市場、復蘇農村經濟，發展集體經濟，進而拉動農村非農產業的形成，推動農村生產力的先進化。
大興基礎設施建設、嚴格限制乃至禁止其中的機械化作業，這是解決失業、促進發展的一條重要的國際成功經驗。當年，希特勒就是以此在短期內解決了失業問題，復興了德國經濟，奠定了發動戰爭的雄厚物質基礎的。　　

這個經驗對于我國，更是具有解決勞力過剩、資金稀缺和資源短缺問題的普遍性和長期性的意義。 　　

（六）
時下，我國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進入了享樂階段，農村還滯留在尚未起步的空白階段。　　

國家只投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不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從法理上講，這是毫無道理的。
國家主導以充分利用勞力資源為主，全面展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所需的基本材料為市場依托，建設和發展農村集體企業。這不僅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其最直接的作用在于：
一是、提高農村人民的生活質量；
二是、提高現有土地的綜合利用率；
三是、推動農村集體企業發展進入新的高潮 ；

四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力的充分就業和農民增收； 　　

五是、拉動農村以建材和建筑業為主導的非農產業發展。
這樣，一方面完全能夠實現啟動農村市場、復蘇農村經濟，進而拉動農村非農產業的形成，推動農村生產力的先進化的目的；另方面形成歷史性的戰略意義：
第一、在政治上，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充分體現出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防治了貧富兩極分化，必然獲得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堅決擁護和支持，形成最穩固合法的政權基礎。
第二、在經濟上，從最物美價廉的土石開發起家，拉動農村的非農產業化，繁榮農村市場，就開創出了經濟全面發展的空間。
第三、在發展上，通過科學布局基礎產業，充分治理生態環境，實現了持續發展戰略。 　　

第四、在結構上，內地農村剩余勞力的就地就業，不僅緩解了全國交通緊張的問題，而且更主要的是緩解了城市和沿海地區勞力的供大于求矛盾，迫使這些地方提高勞力價格，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也就逼迫著初級產業向內地和農村、向主要原料產地轉移，實現生產力的科學布局。　　

第五、在社會上，內地農村剩余勞力的就地就業，不僅減輕了現代城市病，而且減少了與城里人的直接矛盾。同時，農民們守家在地膽氣就壯，就敢于同不法企業主斗爭，這就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團結和健康發展。　　

第六、在農村集體經濟普遍發展壯大的同時，國家大力強化現有的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實現農村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同步現代化。這就將對社會政治文明的發展發生基礎性的決定作用！
開展農村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建設，必須從內地最貧困的地區開始，以農民住宅建設為核心，展開路、電、水、暖、燃等各種基礎設施建設，實現農村生活設施的城市化。
一是、實現農村住宅的樓房化。宅基地的無償性，住宅樓造價自然較城市低得多，完全可以控制在國家和農民的承受力之內，原有宅基地就成為優質良田，緩解耕地不足，形成農業增產增收的基礎。
二是、實現農村生活燃料的燃汽化。在農村全部實行沼汽、液化汽、太陽能，就實現了循環經濟，不僅保護了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而且增加了工業原料來源，同時生產出的優質有機肥又是優質農副產品的生產基礎。
三是、實現農村生活用水的有償化，就節約出水資源。 　　

……　　

把現今的農村建設成今后的基礎工業基地，把已有的城市改造成將來的高新技術研究發展基地，以城市的技術發展支持農村的現代化發展，以農村經濟拉動城市經濟，讓城市的富裕勞力到農村去打工！　　

這是中國實現全面工業化和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的主要標志。　　

既然中國的落后農村已經支撐起了城市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那么現代化的城市必定有能力反哺出農村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當然，這樣的偉業必須、也只能有老一輩的高瞻遠矚、雄才偉略方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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