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之：“土地流轉”之類“改革”的目標是最終剝奪農民

“土地流轉”之類“改革”的目標是最終剝奪農民

新一輪的“土地改革”正在緊鑼密鼓地醞釀著，各路精英都在開足馬力利用他們手中的霸權話語大造輿論，以便影響即將舉行的中央全會。他們從“智囊”祭出的形形色色、天花亂墜的寶貝，若用“土地流轉”來概括之，當無大錯。寶貝就是寶貝，祭起來自然是霞光萬丈：

厲以寧表示，當前發展農村經濟的瓶頸是農村金融服務嚴重滯后，而制約農村金融發展的是現行農村產權制度，尤其是農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宅基地和住宅不能流轉、不能抵押，不利于農民致富和農村經濟發展，不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嚴重阻礙了城鎮化進程。

“應鼓勵支持各地探索宅基地流轉和抵押辦法，保護和實現農民對宅基地的應有權益。”厲以寧認為，當前要總結一些地方將宅基地及其上面住宅抵押給信用社或其他農村金融機構進行融資的做法，大力發展住宅抵押試點，實現宅基地及其上面建造的住宅的可轉讓性，“最少讓統籌城鄉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

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則提出，從重慶、成都的改革實踐來看，在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不改變、堅持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農業用途性質不變并在農民自愿的原則前提下，引導農民參與土地使用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實現規模化經營是“一條很好的出路”。

謝天謝地，中國的“三農問題”終于找到了出路，小崗農民也可以再一次“先富起來”了。阿彌陀佛！不過吃一塹長一智，有了30年風云閱歷的，“思想解放”得多，不盲目迷信了：

一，與上一輪“先富起來”和“完善社會主義”一樣，這是否又是新一輪的

“從北京到天津”的起步？諸君之德，一貫“只能做不能說”。如今，尚未“圖窮匕見”，誰知“圖”里包裹的，是“鹿”還是“馬”？

二，30年的改革，“為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正名”早呼之欲出，離“轉型”的最后實現，還有兩處須要“攻堅”：一個是“國企”，一個是土地。國企在“國退民進”中“主體”早已名存實亡，剩下的幸存者，外有“外資并構”，內有貪官污吏精英買辦的蠶食擠壓，即使暫未MBO，也官僚買辦資本化了——它已無“堅”可言。而土地尚未“產權明晰”，自然是改革中的一個最后也是最大的難點。在農村，如果用“管理者收購”模式如法炮制，那就會像30年前改革一起步時要“快賣賣光”一樣，三歲小孩子也知道那行不通。怎么辦？“先說到通縣”——“土地流轉”，想來農民一定會雙手擁護。

三，欲取先予，“流轉”之后“賣光買光”，可以順利地顛覆土地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當年葉利欽將國有企業“量化”為股分給個人，看起來真是既“產權明晰”又極為“公平”。孰知，轉眼之間其股只能買一瓶醬油了，股后的財富迅即集中到“先富”手里，以致整個俄羅斯的財富的一半，一下子聚集到七個寡頭手里。——這個前車之鑒至今中國的主流話語諱莫如深，太可怕了！中國的土地一旦分給農民個人，可以說，以目前的貧富懸殊和中外富豪的虎視眈眈，以現在各級政權的“保駕護航”，不用兩三年功夫，中國的“小塊土地”，就會以遠比古代任何王朝時的土地兼并快得多的速度，集中到大地產手中。農民不會珍惜自己的土地所有權嗎？誰也不會否定。不過，在種種南北霸天的資本和權勢面前，小農的抗爭和無奈，決不會比“買斷工廠”的下崗工人處境和結更好，他們只好任人宰割。梁斌《紅旗譜》中的嚴致和的悲劇，就是中國農民堅守土地情結的血淚史，泰戈爾的《兩畝地》也是典型。中國的農民一旦失去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嚴致和和巫賓式的悲劇，很快就會在中國重演。

上學生病買房，遇上那一項天災人禍，中國一個普通農民，賣了全年糧食都是應付不了的。如今，可以外出打工，要么只好有病硬撐，學可以不上。所好有塊承包地，有個最后的退路。一旦可以賣，“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哪一個都可以將他們的“兩畝地”吞噬，變得一無所有。厲以寧說：“把宅基和宅基地上的房子交給政府，換成城市的一套商品房（面積相當的一套住宅），加上城市的戶口，再加上城市的低保。換了以后，他們就可以進城了”。辛子陵更是唱道更為動人：“把土地交給農民，每畝賣一百萬元，一家人幾畝土地，就是幾百萬元，農民不是一下就富了嗎？”

這是天方夜譚，還是幼兒園的兒歌？筆者地處蘇北老家鄰居的一處鄉鎮住宅，幾年前脫手，半畝宅基三間瓦房總共才賣不到兩萬塊錢。這點錢在城里只夠鋪一間臥室地板的！地“權”雖可流轉，但是，農民無法將土地本身都搬到北京三環四環以內去。中國私有化后的土地兼并，劉文彩們的崛起和成長，就十分容易了。

四，土地的私有化保護問題，純粹是糊弄人的鬼話。社會主義國有和集體財產的保護，白紙黑字寫在最高的憲法上，可這一點也不妨礙各級政府把“快賣賣光”作為改革的方向和考察政績的標志。“國退民進”難道不違憲嗎？你說這話只能證明你有神經病。國退民進，公退私進，中退外進——這就是改革的大方向，無須爭論，大膽地干，一切俱在不言中。一方是“國”“公”與“中”，有著“產權不明確”的原罪，乃改革對象；一方是“民”“私”與“外”乃“先進生產力”，改革的旨歸。兩者之間，我搶你叫“改革”，搶到手的叫“物權”，叫法制，“神圣不可侵犯”；反之不然，你堅守叫僵化，維權叫反對改革和破壞法制。時下的“鐵三角”房地產開發，司空見慣的野蠻拆遷，其中重重黑幕，有幾個不犯法違規的？不然他們何為整天高喊“赦免原罪”！這些難道是因為無法可依嗎？貪污受賄愈演愈烈難道是因為法制不健全嗎？中國老百姓也太好糊弄了。

五，新一輪“土地改革”，在各級政府應該也有著不亞于右翼精英的強烈沖動。這些年，中國各級政府都實行“賣地財政”，在GDP中，賣地收入占財政收入的50％以上，這是個人人皆知的“硬道理”。如今，地已經賣到極限了，即使房地產泡沫不破，也無地可賣了。而農民土地的“流轉”，正是“持續發展”的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

六，土地集體所有制，乃是以私有化為最終目標的改革的一道非跨越不可的最后障礙。最終剝奪農民，一面為中國的大地產成長掃清障礙，一面為資本進一步提供源源不絕的廉價的血汗勞動力，實乃轉型接軌實現中順理成章的事。無須等到“圖窮”，“流轉”云云所包之“匕”，明眼人洞若觀火。無需“爭論”，能否“流轉”開去，最終取決于立場，而不是理性。

七，中國的國情不同于俄羅斯，人多地少，資源匱乏，國民整體受教育程度低得多，經過主流精英30年的持續洗腦，“八榮八恥”的道德底線早已蕩然。十億農民的溫飽底線，實乃社會安全的最后底線。他們被徹底剝奪之日，也是中國社會“安定團結”崩潰之時。中國精英可以用曾經得手的“只能做不能說”方式實現對農民的剝奪，用“漸進”的方式與葉利欽時代“接軌”，但他們無法避免葉利欽式的劫難——它只會來得更可怕。

與金融買辦賣國一樣，這是與中國前途命運攸關的兩件天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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