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成立，毛澤東重新獲得紅軍指揮權。
一． 毛主席被剝奪黨和紅軍指揮權：
1931年王明、項英、博古、周恩來等”左傾“領導集團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后，將毛澤東排斥于中共和紅軍的領導之外。
1. 贛南會議：1931年11月1日到5日，江西瑞金葉坪，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周恩來是書記滯留上海、12月到任 ）項英主持會議，批判毛澤東是右傾機會主義代表，會議通過《政治決議案》：毛澤東被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位和紅一方面軍臨時總前委書記職務，剝奪了他黨的領導權。
2. 寧都會議：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寧都會議，又進一步撤銷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職務。從此，毛澤東被完全排斥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之外。
3. “這兩次會議的實質，是在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左’傾冒險主義進攻戰略與毛澤東積極防御戰略斗爭的總爆發。”（徐占權）
二． 第五次反“圍剿”：
從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１年９月，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指揮下，中央蘇區先后粉碎了國民黨軍的三次“圍剿”。１９３３年１月開始的第四次反“圍剿”中，周恩來、朱德等在實踐中還是采用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取得了勝利。
毛澤東被剝奪紅軍指揮權后，博古和李德兩個書生一意孤行，拒絕采納毛澤東的正確建議，使得紅軍由勝轉敗，持續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圍剿”戰斗中，在博古、李德等“決戰”戰略指導下，紅軍遭受重大損失，被迫長征。而在長征初期，又把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一度變成了“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動”。在突破四道封鎖線特別是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８．６萬多人銳減為３萬余人。
軍事指揮錯誤和部隊遭受的嚴重損失，引起了紅軍指戰員的極大不滿。他們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紅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結束“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成為全軍上下的強烈要求。
三． 毛澤東的大智大勇：
1. 跟隨長征：從１927年秋收起義起，毛澤東首先創建了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根據地，1931年臨時中央無法立足上海，“逃難’到毛澤東創建的中央根據地，奪了毛澤東的黨權軍權，因為毛澤東的功績很大，給毛澤東一個虛職，1931年11月7日毛澤東在瑞金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這是“毛主席”稱呼的開端。恰恰是這個虛職毛澤東才有機會參加長征，在生死攸關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2. 攻心為上：毛澤東為扭轉黨和紅軍的敗局，忍辱負重，首先說服了張聞天和王稼祥。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王稼祥是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他們都曾是“左”傾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但現實促使他們開始反思。
長征的困境使毛澤東的正確意見逐漸得到采納，這表明，讓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已經提到中國革命的議事日程了”。
四． 遵義會議：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突襲占領遵義。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遵義會議，毛澤東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軍事三人團成員（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組成，進入中共最高層。
遵義會議解決了黨和紅軍面臨的最為迫切的軍事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黨，成為黨和紅軍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個政黨能夠獨立自主決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是中共走向成熟的標志。能夠自己改正自己的錯誤，這是一批真正革命家的胸懷和膽略，這是一個革命政黨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標志。
遵義會議博古主動辭去總負責職位，但仍然是政治局常委，還是一心一意為黨和人民工作到最后，李德被罷免軍事指揮權，但是依然可以參加政治局會議，一個德國人，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故鄉來幫助中國革命，精神可嘉。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胸懷博大，海納百川，這是中華民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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