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強奸案”，最有警示的意義的是，婚戀資本主義已經丟棄了“禮俗”這一封建主義遮羞布，將親密關系赤裸裸地展示金錢面前。從此以后，人們不再相信禮俗，當然也更不相信所謂的浪漫和愛情，婚姻和戀愛就是一場交易。
今日的婚戀過程，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已經被資本主義給殖民了。只不過，人們還是保留了一點體面，希望婚戀關系還有一點遮羞布。在城市，浪漫主義和愛的話語流行甚廣，婚戀資本主義是被一整套的浪漫主義邏輯所掩蓋的。一個男孩對一個女孩愛不愛，在于他會不會制造浪漫，而浪漫的唯一衡量標準就是資源投入：精力和金錢。所謂的禮物，都是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比如，磚石有幾克拉，奢侈品有多稀缺。
在鄉村，城市浪漫主義話語已經侵蝕到了婚戀過程中，男女青年也習得了資本主義的婚戀邏輯。他們一樣要過各種節日，一樣要相互表達愛意。只不過，他們的浪漫，是建立在父母的“體面”基礎上的。如果沒有父母的鼎力支持，男女青年根本就沒辦法踐行那套浪漫主義邏輯。如此，鄉村的婚戀資本主義，還裹著上一代人所堅持的禮俗這一遮羞布。所謂“三金”，你可以說是浪漫的表達，也可以說的禮節，但本質上是定金。
我們在一些農村地區調查發現，訂婚和其他婚戀環節，都是以類似“夸富宴”的形式呈現的。男方家要將巨額的彩禮扎成花樣，將各種禮品堆滿車子，浩浩蕩蕩開到女方家去。父母要了“面子”，年輕人要了“里子”。為子女結婚盡力，是不少農村父母的人生任務。他們為此傾家蕩產，這個判斷一點都不為過。
“彩禮”這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民俗語言，現如今早就被撕破了文化遮羞布。在很多鄉村地區，彩禮就是男女雙方討價還價的載體。男女雙方根據對方的條件，年齡、學歷、外貌、婚史、收入，最關鍵是家庭條件（父母職業、家產、兄弟姐妹數量），再根據一定的計算公式，得出彩禮數量。比如，男方如果是獨生子，彩禮可以降一點；如果男方父母有養老金，彩禮也可以下降。
在婚戀過程中，雙方家庭要關注如此多的變量，真是要耗費心機。人們首先得甄別信息真假，最怕對方隱瞞個人信息，進而影響自己的定價準確性。而最有效的甄別方式是，女方一開始就喊高價，如果對方好不猶疑，大概率條件不差；男方可以一開始就高調亮出自己的家底（如城里的房產），在婚配市場上可以搶得先機。
麻煩的是，大多數人在婚配市場中，并沒有絕對優勢。今日的鄉村相親行為，已經完全市場化了，“媒人”本質上就是經紀人，他們抽取傭金，保障雙方的合法權益。但是，他們往往也制造資本主義規則，灌輸一套算計的邏輯。人們得在交易過程中不斷調整策略，防止自己吃虧，盡量占據對方好處。并且，是交易就有就有風險。為了避免避險，男女雙方一開始就要相互計算對方的底牌，婚戀過程中的每個環節，雙方都要“結算”一次投入產出，只要“虧”了，就得想辦法談條件。而只要認準了對方失去了籌碼，就不惜算計對方，在下一步關系發展中占據優勢。
這個案例里，幾份“白條”之赤裸裸，契約所彰顯的資本主義邏輯，讓人吃驚。訂婚日所簽訂的婚約，明確約定了18.8萬的彩禮以及一年后房產加女方名字的要價，并確定根據婚戀進展進行分期兌現，以及明確了違約責任。案件發生后，雙方也是依據這一契約的兌現進行博弈的，如男方曾在對方報警的時候，同意提前在房本上加上女方名字。
我們在這個案件中可以發現的是，盡管雙方家庭都按習俗進行，卻只是把習俗當作載體而已，雙方內心里面只是把對方當作交易對象，甚至是博弈對手，根本就沒有把對方當作親密愛人和親家。這也就容易解釋，一旦雙方有意見，都在尋找最有利于自己的談判砝碼。以至于，“生米煮成熟飯”的軟武器、法律的硬武器，都被雙方拿來當作博弈策略。
在筆者看來，婚戀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社會事實，其實是可以接受的。正如都市里常見的婚戀故事，無論多么狗血，但它只是故事主人公之間的私事，并不影響社會利益。無非是說，當男男女女在這場游戲里都練就了一身本領，相互之間甚至都可以高手過招時，婚戀的性質發生了改變。婚姻家庭可能不是港灣，的確是一場歷險，但這場歷險，只是個人體驗式的，大家對結局是有預期的。
但戴上了封建主義“禮俗”遮羞布的婚戀資本主義，則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這些在表演浪漫的男男女女們，是以算計男方父母的財產作為主要目的的。所謂的彩禮和嫁妝，無非是接著婚戀提前轉移上一代人的財產，如此而已。盡管，從傳統角度看，為人父母有責任為子女結婚成家作準備。但年輕人認可的卻是遮羞布下的資本主義算計邏輯，這無論如何都不道德了。
法律上以維護權益名義做出裁決，無非是給婚戀資本主義的邏輯蓋上合法性的印章而已。它可能比禮俗好聽一點，但掩蓋不了銅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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