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文章以華北解放區為例，詳細考察了中共軍隊在戰傷救治理念方面的變化。具體而言，土地革命與全面抗戰期間，受醫療條件與作戰形態影響，紅軍（八路軍）多奉行傷病換藥“多換為好”的理念。此舉并未有效提高部隊的戰傷救治效率，但得益于強調換藥行為的人文情感價值和階級關懷，它大大強化了醫患間的情感紐帶。進入解放戰爭后，傷員激增，中共衛生部門借鑒國際經驗提出“創傷新療法”，主張“少換為好”。新理念更加科學高效，卻因醫患雙方對傳統理念的依賴和人文情感的慣性遭遇阻力，最終經耐心解釋、療效驗證與人文關懷并重等方法，才逐步得以普及。
作者由此指出，醫療革新不僅依賴于科學技術，還需平衡社會文化與人文因素。傷員視換藥為醫護關懷的象征，醫護則將勤換藥等同于責任擔當，是導致新療法推廣初期矛盾重重的重要原因。“醫學居于科學與人文之間”，對戰時醫療史的研究不能僅限于醫學技術的角度，更應兼具人文情感的獨特視角。
內容提要：戰傷救治是高度依賴外科技術的醫療行為，其中“換藥”扮演著關鍵角色。土地革命時期與全面抗戰時期，中共軍隊主要采用“多換為好”的技術理念救治傷員。盡管頻繁換藥給傷員帶來較大痛苦，但救治期間醫務人員的關心、陪伴使得醫患關系頗為和諧。解放戰爭時期，戰爭形態的轉變使戰傷救治亟需技術變革以提高救治效率。中共衛生部門在充分吸收蘇聯等國戰傷外科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創傷新療法”，主張換藥頻率“少換為好”。出乎中共意料，醫患雙方對此極為抵觸，技術背后的社會文化因素成為阻礙創傷新療法推廣的重要原因。通過耐心解釋，療效與人文并重，換藥新技術得以推廣，戰傷救治效率得到提高。關于換藥頻率由多到少的技術調適及醫患雙方的認識轉變，某種程度上揭示了中共軍隊戰傷救治逐漸走向科學、高效的邏輯脈絡。
關鍵詞：華北解放區 中共軍隊 戰傷救治 換藥 創傷新療法
“換藥”，又稱“交換繃帶”，是戰傷救治中最為基礎且常用的技術之一，涵蓋觀察傷口、清理異物、更換敷料等操作，旨在預防感染，促進傷口愈合。[1]現代醫學認為，傷口的愈合是機體組織自行修復的過程，無需通過換藥過多介入。然而，土地革命時期與全面抗戰時期，中共軍隊奉行“多換為好”的技術理念，將勤換藥視為醫務人員負責的具體體現，傷員則希望通過換藥獲得醫務人員的關心與陪伴，換藥由此成為醫患良性互動的重要紐帶。解放戰爭時期，中共衛生部門提出“創傷新療法”，提倡減少換藥頻率以提高救治效率，但其理念被視為對既定醫患關系的沖擊，受到醫患雙方抵觸。這種矛盾顯示出技術理性與人文情感的張力，醫療技術的應用、變革與推廣不僅依賴科學依據，還深受社會文化與情感因素的制約，中共軍隊的換藥實踐折射出戰傷救治中技術與人文交織的復雜性。
目前，學界關于中共軍隊戰傷救治的研究取得了較多成果，既有研究著重于制度法規的頒布與實施，[2]也不乏探究其實際運作的精彩之作。[3]上述兩個維度勾勒出中共軍隊戰傷救治的基本輪廓，但對其技術與人文的雙重屬性缺乏應有考量。具體而言，這些研究僅將戰傷救治視為中共軍隊后勤系統的一環，既未圍繞具體的醫療技術展開相關探討，[4]亦對醫學的社會文化要素有所忽視。[5]例如，醫務人員如何進行戰傷救治？使用怎樣的醫療技術？傷員經歷了何種救治體驗？技術的變革與推廣遇到了怎樣的難題？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正如美國醫學倫理學家佩里格利諾（Edmund Pellegrino）所指，“醫學居于科學與人文之間，并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雙方的許多特性”，“醫學是最人文的科學，最經驗的藝術，并且是最科學的人文”。[6]這提示我們，只有將醫學的復雜內涵納入中共軍隊戰傷救治的討論范疇，才能進一步豐富學界的相關認識。有鑒于此，本文擬從技術史的視角出發，通過探討換藥技術在華北解放區戰傷救治中的應用、變革與推廣，[7]呈現不同戰爭背景下中共軍隊戰傷救治的復雜面相以及技術實踐面對的諸多困境。
一、“多換為好”：土地革命時期與
全面抗戰時期的換藥實踐
近代以來，由于軍事技術的迭代更新，消滅敵人的手段日趨多樣。不同的武器裝備與作戰方式，直接影響到戰傷的類型。土地革命時期與全面抗戰時期，中共軍隊以游擊戰為主，近戰、夜戰、地道戰等戰術的廣泛運用，有效削弱了敵軍飛機與炮火的威力。這種作戰方式使得傷員以槍傷為主，炸傷次之。據晉察冀軍區衛生部1944年2月統計，前一年傷員的負傷類型包括貫穿槍傷、盲管槍傷、炸傷、刀傷、刺傷和挫傷等，其中槍傷與炸傷占比高達82.9%。[8]由于槍傷與炸傷多為污染性傷口，傷口易感染化膿，通常需進行擴創（清創與初期縫合）手術以清除異物并切除污染組織，再通過換藥維持傷口清潔，促進愈合。正如時任八路軍野戰衛生部部長錢信忠所言，“外科分為外科學及外科手術，手術是外科治療手段之一部分，它不是包括外科之全部。外科通常的技術占治療時間大部分的是換藥”。[9]可以說，擴創手術與換藥兩項技術成為戰傷救治中的關鍵環節。
囿于客觀條件，擴創手術在戰傷救治中的實際運用十分有限。以全面抗戰時期的晉察冀軍區為例，不僅大型醫療設備和精密儀器寥寥無幾，連普通的手術器械都極為稀缺。[10]錢信忠曾指出：“從衛生勤務到治療技術，從火線救護到晚期治療，中心問題是防止創傷感染。”然而，“抗戰時期的八路軍，仍然缺醫少藥，加上敵人重重封鎖，先進技術和優良設備很難獲得，創傷治療技術進步不快，故而在戰傷救治方面存在不少困難。”[11]在這一背景下，擴創手術難以實現防止創傷感染的目標。曾在太行軍區三分區醫院工作的韓金元在訪談中講述：“當時做手術就沒條件。”“不給打麻藥，疼得叫喚，胳膊給你鉸下來以后，拿出去埋了。傷口拿咸鹽水洗了，裹上紗布，就算行了。”[12]這樣的簡陋條件在全面抗戰時期十分普遍，直至抗戰勝利前夕，擴創手術依然難以得到廣泛應用。[13]
在這種條件下，換藥成為防止創傷感染的核心技術之一。曾任魯南軍區第二醫療所醫生的郭景龍回憶，當時的醫療條件極為困難：“根據地長期被敵人分割包圍，醫療條件極差，醫藥缺乏，衛生人員數量少，技術水平低。”他坦言：“傷員住院后，只能采用換藥的方法進行治療，用手術方法，尤其是早期清創術，還不能開展，技術水平低，也不會做。”[14]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西海衛生所。指導員劉子堅回憶：“醫院里沒有一個真正會‘開刀’的外科醫生……對外傷往往采取保守療法，每天或隔天用食鹽水沖洗傷口換藥，到陽光下暴曬。”[15]這種狀況反映了戰時醫療資源匱乏和技術受限的局面。換藥作為一種相對簡便、低技術要求的治療手段，成為戰傷救治中廣泛運用的外科技術。
然而，在這一時期，中共軍隊對換藥的認識稍顯滯后，普遍奉行“多換為好”的技術理念，強調通過頻繁換藥提升療效。曾任紅九軍團醫生的涂通今在回憶土地革命時期的戰傷救治時說：“在創傷處理上側重于局部和藥物……強調換藥（交換繃帶），認為每日換得次數越多越好，強調紗布條（上捻子）引流。”[16]這一理念在全面抗戰時期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并被納入制度化管理，成為衡量醫療工作的規范之一。1942年，新四軍衛生部頒布的《醫務工作條例及規則》明確規定：“外科病人每天換藥一次，在早飯后開始進行，特殊情況例外。”[17]1944年2月，八路軍野戰衛生部在春季醫療計劃中進一步要求：“輕傷每日換藥1次，重的2次。”[18]
盡管“多換為好”的技術理念普遍推行，但并未有效提升戰傷救治效率。實際上，高頻率的換藥不僅未能促進傷口愈合，反而由于頻繁揭開紗布、撕拉創面，影響到新生肉芽的正常生長，在加劇傷員痛苦的同時，也延遲了傷口痊愈時間。長征途中，陳伯鈞中彈負傷，他在日記中即談到了接受治療的諸多困惑：經過多次換藥治療，“我的傷口近日來膿水變多，醫藥無多大效果，真不知什么道理”。[19]張宗遜的回憶同樣顯示了類似的情況：“只會給傷員上藥，而且藥品也很少，也沒有什么醫療器械，就用竹子削成竹簽代替探針來上藥，他們也不懂得嚴格消毒，雖然每天照例給我換藥，換紗布，但我的傷口不見好轉。”[20]經過漫長的治愈期，二人傷口才得以愈合。雖然藥品、器械和消毒等因素共同影響傷口的愈合速度，但“多換為好”帶來的勞而無功應是不爭的事實。郭景龍對此也有反省，他指出：“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二所換藥的指導理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老觀點、老辦法，這一老理論的核心是‘二勤’、‘三猛’、‘壓燒刮’”。其中，“二勤”即“勤沖洗、勤換藥”，“其結果是使一些不重的傷員久治不愈，增加傷員痛苦，延長了歸隊時間。”[21]那么，中共軍隊為何廣泛采取“多換為好”的技術理念？其原因復雜，但換藥背后的社會文化因素無疑是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22]
在革命話語的敘述下，戰傷救治不僅是外科技術參與的醫療行為，也是醫患雙方階級友愛的互動橋梁，蘊含著一定的人文因素。1940年3月，中央軍委衛生部部長饒正錫指出：“如果一個醫務工作者，他只了解到一個革命的同志受傷、生病，與他除了治療上的關系而外，再沒有別的關系……是非常錯誤的。”[23]他強調，醫務人員與傷員之間絕不僅是救治與被救治的單向關系，更是同屬一個階級的“親密的同志關系”，因此醫務人員應發揚階級友愛精神，給予傷員充分的關心與愛護。1943年6月，晉察冀軍區衛生部也提出：“除醫藥治療外，精神治療同屬重要”，“這就要求醫院每個工作者深入病房，接近病員，了解病情，確切追求病員心理，隨時給以必要的解釋安慰”。[24]這說明，戰傷救治在當時不僅是一項技術操作，更是革命大家庭中展現階級友愛的具體方式。
因此，作為戰傷救治中最為常用的基礎技術，換藥成為醫務人員向傷員傳遞人文關懷的重要渠道。白求恩在《游擊戰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和技術》中建議：換藥前，“一進病室醫生要向傷員們說一句愉快的話”，換藥后，“醫生問傷員感覺怎樣，檢視體溫表，及病歷等”，并要求“一等和二等看護生開始作舒適工作，他們掃炕，掃被子，并到外面抖被子，然后照樣鋪好，第三等看護生掃地傾倒洗手水”。[25]雖然這是相對理想的步驟設計，但通過換藥向傷員表達關心的目的顯而易見。在實際操作中，換藥更成為醫患雙方的關鍵紐帶。看護武應瑞回憶道：“沒有止痛藥品，看到傷員們痛起來的時候雙手緊緊地抓住身底下的干草不停地叫爹叫娘，喊叫聲真撕心裂肺，其狀十分凄慘。”[26]傷員們的痛苦讓武應瑞心有戚戚，盡力以關心和照料來減輕傷員痛苦，“我天天給他去喂水喂飯，換身底下的尿片和血棉墊片，隔個一兩天為他翻身擦背，每當我們去給他換藥的時候，他總是咬緊牙關忍受著巨大的疼痛一聲不吭，我們問他疼不疼時，他總是對我們說：‘不痛！你們就放心地給我換吧。’”[27]
作為戰傷痛苦的承受者，傷員在換藥過程中的體驗同樣不容忽視。時隔多年，裴周玉對負傷后的換藥經歷記憶猶新，他回憶道：
女護士解開繃帶，取出血淋的蓋布，用消毒鹽水洗凈傷口的血污，用竹片制成的鑷子來捏出血痂。而后，她們用鐵絲制成的“探針”纏上用粗布剪成的“土紗布條”，從傷口前孔一直通到后孔，可想而知，這是多么厲害的劇痛呵。當時，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要治好傷，重返戰場砍殺敵人腦殼。因此，我咬著嘴，強忍著眼淚。“探針”和“紗布條”從傷口拉過時的劇痛，使我昏迷過去好幾次，即使吃了止痛藥也無濟于事。等我蘇醒過來，看見護士和其他同志都圍著我，半晌說不出話來。我深知同志們的階級情誼，為了早日傷愈出院，我硬著嗓子說：“還是繼續給換藥吧！”于是護士讓我吃了幾片止痛藥，又用“探針”帶著“紗布條”繼續洗滌傷口。在醫生護士靈巧熟練的雙手細致操作之下，奮戰了兩三個小時，終于把傷口內外的膿血等等洗凈，在傷口里放好消毒“土布條”，上面用“紗布”包好，扎上繃帶。醫生和護士們才拖著疲憊的身子，離開我們“病房”。看著他們離去的身影，我感到他們雖然技術差些，可他們救死扶傷的精神，是值得感謝和表揚的。[28]
裴周玉還說：“每次換藥，他們總是小心精細地工作，檢查傷情，和我們談家常，征求意見，直到傷員滿意了才能愉快地離去。”[29]從傷員的角度出發，換藥期間醫務人員的不辭辛勞與體貼入微，深深打動了他們。因此，傷員往往選擇默默忍受傷口撕扯帶來的劇痛，以回饋醫護人員的關懷和照顧。換藥由此成為溝通醫患情感的關鍵橋梁，為戰傷救治營造了溫情脈脈的人文氛圍。
正因如此，“多換為好”的技術理念不僅未受到醫患雙方的廣泛質疑，反而成為衡量醫務人員是否盡責的重要標準。1944年10月，山東根據地《大眾日報》刊載了看護班長李新逸照顧傷員的事跡，報道稱：
他每天扛著糞筐，胳膊彎著籃子，籃子里放了換藥用的器材，上面蓋了草，到三個莊上去換藥。除了一天下大雨外，他在十六天中就沒有空過一次，所以有的傷員抬去是很重的，但過了五六天便能走了。以至莊上的老百姓都很奇怪，他們不懂得，這是由于李新逸同志勤換藥和換藥得法的緣故……這次彩號們回來，都很高興，對李新逸同志，十分滿意和感激。[30]
這種對勤換藥的倡導與褒揚，也反映了當時對醫務人員行為模式的主流期待。[31]
總而言之，在極為困難的現實條件下，換藥成為中共軍隊戰傷救治中少數可行的治療手段。盡管“多換為好”并未顯著提升戰傷的救治效率，但其背后的人文關懷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醫務人員與傷員的情感訴求。畢竟，比起醫療技術與物質條件的大幅改善，調整換藥頻率與適當的人文關懷尚屬衛生部門與醫務人員的能力所及。“多換為好”也因此成為落后條件下中共對醫療技術的策略性調試，使戰傷救治呈現出矛盾又和諧的復雜面相。這正如印度援華醫生巴思華觀察到的，“八路軍的傷病戰士……他們忍耐地期待著恢復，總忘不了和日本鬼子算賬，在換藥或洗傷口的時候，他們咬牙痛罵日本鬼子，以減輕疼痛”。[32]精神力最終成為傷員戰勝強敵與傷痛的利器。
二、“少換為好”：“創傷新療法”
提出“換藥”新理念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軍隊由游擊戰轉向運動戰、陣地戰、攻堅戰等大規模兵團作戰，戰傷救治因此面臨嚴峻考驗。從傷員數量看，據統計，晉冀魯豫軍區僅1946年至1947年期間即收治傷員147821名，遠超抗戰時期的水平。[33]與此同時，隨著國民黨軍隊飛機、大炮的廣泛使用，炸傷取代槍傷成為最主要的戰傷類型。1947年7月據晉察冀軍區統計，炸傷占所有戰傷的56.4%，槍傷次之，占40.8%，二者合計高達97.2%。[34]這一趨勢在其他統計資料中同樣得到印證，炸傷日漸成為中共軍隊戰傷救治的首要難題。[35]相比槍傷，炸傷往往造成更嚴重的污染創傷，救治難度也隨之上升。1947年2月，冀南軍區衛生部提到炸傷在臨床救治中面臨的諸多難題：“炸傷極度污染，壞死部極廣，故在治療上困難多，且常有氣性壞疽和破傷風的特發傳染”。[36]可見，隨著戰爭形態的轉變，戰傷救治在救治規模與技術層面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盡管此時擴創手術在戰傷救治中的比重顯著提升，但換藥仍是術后治療的關鍵環節。西北野戰軍在介紹換藥的重要性時曾稱：“任何一個傷口的治療，交換繃帶都是不可缺少的步驟，有了好的手術，而沒有優良的交換繃帶，要使傷口得到滿意的效果也是不可能的。創傷治療中有80%的時間用于交換繃帶。”[37]1947年5月，冀中軍區衛生部部長游勝華也強調：“換藥是既平凡的操作，而又是醫療工作中最重要的環節，因換藥技術不佳，遭受了極大之死亡率……人力與藥品之耗費不勝數計。”[38]這些論述表明，換藥在戰傷救治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與土地革命時期和全面抗戰時期相比，雖然換藥在整體救治過程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防止感染、促進傷口愈合的基礎性技術。
面對傷員人數驟增、醫務人員短缺[39]的局面，頻繁的換藥工作使中共衛生部門難以應對。1947年夏季戰役期間，第四野戰軍第二縱隊衛生部談到了換藥帶來的沉重負擔：“傷員又大批的下來，到二十日積到一千多，光給才下來的傷員換藥已忙得四日夜不得休息。吃飯也沒有一定的時間”，[40]“一面換藥，一面開刀，每天工作到二十二、三點鐘才睡覺，夜里來了傷員又立即起來去治療，平均每天睡覺的時間有六個小時上下”。[41]換藥不及時成為常態，進而引發各種矛盾。[42]1946年9月，胡可在日記中記載了晉察冀野戰軍的排長張永發的負傷經歷。張永發歸隊后抱怨：“傷員多，醫務人員少，使有些重傷員延誤了治療時機，造成不應有的減員”，“換藥不及時，一些傷員傷口化了膿。傷員們情緒不好，變得暴躁”，因此他們歸隊時“罵罵咧咧上路，有的打聽著找回自己的部隊，有的就去了后方單位，或者回了冀中老家”。[43]此類情形影響到傷員的正常歸隊，張永發等歸隊傷員關于醫院現狀的負面評價，也給前線官兵的戰斗情緒造成消極影響。然而，“醫院方面也有苦衷，人手少忙不過來，挨傷員罵，又挨上級批評”，[44]由此引發諸多矛盾。
在此背景下，戰傷外科技術的迭代更新成為緩解繁重換藥壓力的重要途徑。1945年9月，錢信忠在綜合蘇聯、美國、英國等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積累的戰傷外科經驗后，[45]做了題為《戰傷治療的觀念與技術》的報告，系統闡述了“創傷新療法”的核心理念。[46]該療法強調，傷口愈合主要依賴于人體的自我修復功能，而非單純藥物作用。錢信忠指出：“許多同志認為創傷長好是因為上了好藥，實際上是一種謬誤之見，所有之創傷主要是靠人體之自愈能力，醫生的技術是培植這種能力……責任排除自愈能力的障礙，不是祈禱式的用好藥希望它快好。”[47]基于此，他批評了過去“多換為好”的技術理念，認為：“換藥的目的是排除膿液，削弱細菌與毒素，清除外物及腐敗之組織片，除此以外，無其他作用”，“一個無膿之肉芽創，多換一次藥，使新生之組織細胞受一次損傷。結果延遲了治愈期”，“多換一次藥好得更快，這種觀念在今天來看是落后而不合乎科學的”。[48]因此，他提出“少換比多換好”的治療理念，主張通過降低換藥頻率以促進傷口的自然愈合。[49]
作為環環相扣的系統工程，戰傷救治的效率取決于多重因素，比如無菌的換藥環境、醫療器械的嚴格消毒、醫務人員的認真負責等，都直接關系到戰傷救治的實際成效。因此，“創傷新療法”在強調適當減少換藥頻率的同時，也致力于糾正以往對換藥質量的忽視。錢信忠指出：“換藥看起來很簡單，實際上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不在于換一次藥，而在于它占戰傷治愈過程的絕對主要的治療工作”，“假使重視了這一點，我們的傷員不知少受多少痛苦，不知要節省多少人力與物力”。[50]他主張通過改善換藥質量，實現換藥技術從量到質的轉變，既可節約人力、物力，又能顯著提高戰傷救治的效率。
隨后，以“少換為好”為核心理念的“創傷新療法”在華北解放區初步推廣。1946年3月，冀南軍區衛生部發出《關于交換繃帶（換藥）有關幾個問題的指示》，指出：“換藥不宜過勤。‘換藥勤，痊愈快’是不科學的錯覺，因為換藥次數過多，則傷口刺激多，休息少，不利于痊愈。所以，應視具體情況，而定換藥間隔時間。”[51]同年9月，晉冀魯豫軍區衛生部也進一步規范此項工作，強調：“一次處理好后非到傷員傷口有了變化，不準換藥，少接觸就少感染，就越快好了”，“部隊全體衛生人員應深刻認識推行新療法結果的威力。如與未用新療法比，將不知節省多少人力、物力、減除多少傷員痛苦……增強多少戰斗實力（實無法估價）”。[52]
三、“不情不愿”：醫患雙方對
“創傷新療法”的抵觸
出乎中共衛生部門的意料，“創傷新療法”在實際推行中遇到了來自醫患雙方的重重阻力。1948年4月，晉冀魯豫軍區衛生部在報告中指出：“日寇投降之后，上黨平漢戰役起，本部提出推行創傷‘新治療法’，除直接領導的醫療隊成績好些外，基本上還未推行得開。”“自衛戰打響后，更明確提出普遍推行‘新療法’，經過很多艱苦斗爭的過程”，才取得一定成績。[53]這表明，“創傷新療法”的推行過程遠非一帆風順。甚至到1948年10月，華北軍區衛生部依然在檢討：“外科治療上仍是老一套作風，天天換藥上紗布條，迷信藥物的‘唯藥主義’，不重視生理上的自然療法，以致治愈率不高，治愈住院時間長……今后必須努力克服。”[54]究其原因，離不開醫患雙方對“少換為好”的抵觸態度，“醫生們不習慣，傷員們不愿不換藥，鬧沒理”，[55]成為當時普遍存在的難題。
其實，從醫患雙方的視角來看，二者對“少換為好”的抵觸態度自有其行為邏輯。就傷員而言，“勤換藥”在過去的康復過程中被視為至關重要的環節。因此，衛生部門提出“少換為好”時，不少傷員會質疑：“我身上穿了十多個窟窿，沒一個不是換藥換好的”，[56]對“不換或少換藥”的技術理念持抵觸態度。1947年11月，北岳軍區衛生部的一份報告也揭示了這種心態，報告稱：“當每個同志負傷后，他總希望得到適當的治療，以便早日恢復健康，回到戰斗的崗位上去，這是正確而普遍的心理”，“有時為使這種愿望實現，極力要求醫生或護士，每日給他換一次藥或多換幾次藥，認為這樣創傷好得快。”[57]可見，傷員往往將康復速度與換藥次數直接掛鉤，而減少換藥頻率在他們看來無異于延長痛苦與恢復時間，“不愿不換藥，鬧沒理”正是這一邏輯的具體體現。
此外，“換藥”背后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因素，同樣是造成傷員抵觸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換藥不僅是技術參與的醫療活動，也是醫患雙方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紐帶。長期以來，傷員通過換藥獲得醫務人員的關心與陪伴，在忍耐中等待重返戰場。復雜、精細的技術理念對于工農傷員來說相對陌生，他們更為直觀地感受到換藥頻率的減少以及醫護陪伴的與日俱減。[58]1946年12月，晉冀魯豫軍區和平醫院分院的一份總結報告明確指出：“平漢戰役，上黨戰役傷員有埋怨情緒，認為醫生不每天上藥是偷懶，不給換藥是圖省事等怪話。”[59]軍醫王增壽在回憶錄中也談道：“實行‘新療法’并非易事，需要沖破各方面的阻力，尤其來自傷員的阻力，由于誤解或其他原因，認為醫護懶惰、怕麻煩，本來不痛，他非說痛。”[60]可見，傷員眼中換藥頻率的減少是醫務人員責任心缺失的緣故，由此引發醫患間的信任危機，阻礙了“創傷新療法”的進一步推廣。[61]
與此同時，一線醫務人員對“創傷新療法”的態度也出乎中共衛生部門的意料。雖然減少換藥頻率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醫務人員的工作負擔，但與衛生部門的預設相左，醫務人員成為“創傷新療法”的反對者。1946年12月，錢信忠在總結當年衛生工作時指出：“好些老的醫生，老看護長都搞不通。直到后期，組織檢查的時候，冀魯豫區尚未普遍實行，仍機械的三天兩天換一次，而不知道不化膿就根本不要換”。[62]直至1948年4月，晉冀魯豫軍區衛生部仍批評道：“許多單位醫生對新療法的認識與重視不夠，缺乏研究，不能正確有效的應用于實際，甚而有些人還存在著輕視新療法，滿足于過去的一知半解，拘于老一套，墨守成規等現象，因而障礙了新療法的貫徹與推行。”[63]
究其原因，除了醫務人員醫學素養與經驗本身的局限之外，他們在長期換藥實踐中形成的責任感也起了關鍵作用。一直以來，“勤換藥”被視為發揚階級友愛、關心傷員的具體表現，并逐漸演化為衡量醫務人員認真負責的重要標準。因此，當中共衛生部門提倡“少換或不換藥”的新理念時，許多一線醫務人員自然而然地表示抵觸。例如，1946年12月隴海路戰役期間，就有醫生抱怨：“什么新療法，是藥品困難，人忙不過來。”[64]1947年12月，冀魯豫軍區衛生部的檢查也發現，大部分衛生干部都將“新療法”視作單純的節約手段，認為：“八路軍窮，沒錢買藥，什么新療法！”[65]在他們看來，“少換或不換藥”意味著對傷員健康的忽視，對藥品的盲目節省。基于對傷員的責任心與關懷，他們質疑：“為什么不換藥，為什么不好好擦多多洗？”[66]“這是偷懶的辦法”，“每天換藥還不快好，隔上幾天傷口壞了還得叫傷員罵。”[67]這類想法表明，換藥背后的社會文化因素已成為阻礙“創傷新療法”推廣的重要原因。正如錢信忠所批評的，“許多醫生仍存在著狹隘的責任心，不換藥過不去”。[68]
實際上，中共衛生部門與一線醫務人員之間圍繞換藥頻率所產生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二者所處立場與關注的重點不同。對于衛生部門而言，推廣新技術的首要目標在于提升整體戰傷救治效率，強調的是全局性的戰略效果。然而，從醫務人員的視角來看，錢信忠關于狹隘的責任心的批評則稍顯苛刻。由于與傷員直接接觸，醫務人員在情感與距離上都更能體會傷員的痛苦與需求。曾任晉冀魯豫野戰第六縱隊衛生部副部長的何正清的經歷便折射了這種心態。他認為“不換藥傷員太痛苦”，因此在上級推廣“創傷新療法”時，“只是隨便的看過去就算了”，一旦聽到傷員訴說疼痛或感到不適，他就讓看護準備材料換藥。[69]由此可見，醫務人員在換藥實踐中積累的責任感，使他們更傾向于通過換藥來減輕傷員的痛苦。
綜上所述，“創傷新療法”的推廣并非一帆風順。中共衛生部門與醫患雙方關于換藥頻率的認識并不一致。盡管三方初衷均是幫助傷者盡快康復，但在醫學知識相對欠缺的現實條件下，醫患雙方常以樸素的人文關懷為出發點，傾向于通過“勤換藥”表達和獲取彼此的信任。正如王增壽所言，“‘換藥’二字，在解放戰爭以前，給人們留下了不可掙脫的禁錮”，似乎只有每天給傷員“上好藥”“勤換藥”，才意味著醫務人員盡到職責，傷員也能盡快痊愈。[70]由此形成的兩廂情愿式的醫患關系，雖然在情感層面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卻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醫學技術本身的科學邏輯，使得“少換為好”的新理念難以被廣泛接受。
四、“情理兼顧”：“創傷新療法”
破解“換藥”迷思
無論如何，戰傷救治的根本目標在于恢復傷員健康。盡管醫患雙方對“創傷新療法”的抵觸情有可原，但前述兩廂情愿式的醫患關系，實則以犧牲傷員健康與救治效率為代價。一味沉湎于醫學的人文屬性，明顯不利于傷員的早日康復，更會在宏觀層面影響戰爭的總體進程。正如曾任晉冀魯豫軍區衛生部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分院院長的穆九如所指，“衛生人員在換藥的時候擦了又擦，沾了又沾，沖了又洗，洗了又沖，自以為細心耐煩盡了責任，彩號也覺著此人換的很好，其實錯了。結果造成頑固創面，延長了治愈時間，彩號同志不能早日恢復健康，部隊戰斗力受了影響。”[71]他直言不諱地將這種兩廂情愿式的醫患關系，概括為“好心腸做了壞事情，要求錯了就是害了自己”，[72]某種程度上道出了當時戰傷救治的實情。
1947年，游勝華明確指出：“現在還作得很不夠，很多醫院還是用老一套的換藥法，他們覺得老的好，其實老的不知害死多少人，現在我們要強調與強制施行這個方法，誰要是不實行這個方法，誰就是醫學上的頑固份子，就應受到大家的反對”。[73]他主張通過組織力量的強制介入，強力貫徹“少換為好”的技術理念。同年11月，聯勤衛生部亦報告稱，在第一后方醫院，“雖然入院傷員總是天天要換藥、上藥，甚至達不到要求時打人罵人等，有種種的困難，但是基本上還堅持了這種原則，并沒為此而放棄”。[74]
然而，戰傷救治作為技術高度參與的醫療實踐，具有鮮明的技術屬性，組織力量的強制介入有一定限度。曾任西滿軍區衛生部部長的吳之理的親身經歷正說明了技術推廣的特殊性。他隨軍進入東北地區后，發現日本籍醫務人員依舊以“在深傷口使用長紗布捻子引流”來進行治療，而這與正確的技術規范不符。盡管他提出糾正意見，但“他們聽不進去，照樣上捻子”。[75]黃克誠在得知此事后也勸告：“不要干涉他們，改變原來的技術觀念，并不是易事”。吳之理對此深有感觸：“硬逼技術人員按你認為正確的去做，是不行的。”[76]這段經歷表明，僅憑自上而下的組織力量難以徹底扭轉醫患雙方對舊技術的固有認識。要推行“創傷新療法”，必須多措并舉、以理服人，在思想層面打通醫患雙方對換藥頻率的傳統觀念。其中，“療效”無疑是最有說服力的“理”，在推廣“創傷新療法”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傷員是戰傷痛苦的直接承受者，早日康復始終是他們最大的心愿。據中共衛生部門調查，傷員受傷后最擔心的是“自己的傷是否能好？是否會殘廢？”尤其重傷員更渴望醫生給出肯定答復，盼望能盡快轉往醫院并接受治療。正因為如此，他們往往“要求迅速換藥，且要求多換藥……認為多換幾次藥好象好得快點”。[77]要讓傷員真正接受“少換或不換藥”的技術理念，關鍵在于讓他們理解此方法的原理與療效。1947年9月，冀中軍區在《醫院工作手冊》中要求醫務人員須向傷員說明傷口的具體變化、所用藥物的作用以及“不每天換藥”的原因，幫助傷員安心休養，加速康復。[78]為了便于傷員理解，醫務人員還編寫了通俗易懂的歌謠：“叫同志別著急，換藥太勤有刺激，打好繃帶不要動，傷口很快就長平……病在勇士身，疼在護士心，醫生有指示，執行要認真。”[79]太原前線醫院也貼有相應標語，內容是“傷口本是肉芽長，只要安心來靜養，時時記住醫生話，換藥多了不沾光。”[80]通過這些生動、具體的闡釋，抽象的技術理念被轉化為易于理解的語言，以情動人、以理服人，逐漸消弭了傷員對“少換藥”的抵觸心理。
此外，相較于艱苦而漫長的解釋工作，痊愈傷員的現身說法往往更能打動人心，也成為推動“創傷新療法”的重要舉措。1947年6月，關于永清戰役的醫療報告指出：“在初期施行五至七日換藥一次的方法時，傷員們是不高興的。他認為這是我們對他的不關心，因此我們采取了兩種方法，使他明了：一是當面解釋，一是換藥的同志互相談”，但報告同時強調，“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鐵的事實，教育他們（傷員）”。[81]王增壽在回憶“新療法”的推廣經驗時也提到遇有傷員不理解，“我們只有耐心地解開繃帶檢查并解釋，時間不久就有一批批迅速結痂治愈傷員出現，這些同志就能現身說法，幫助我們作政治思想工作”，“得到真正益處的傷員成了我們的好助手（活標本），是最有說服力的”。在這些痊愈傷員的帶動下，“迅速在病房形成遵守院規、服從治療聽從醫生的話的良好的休養環境”，從而有力推動了“創傷新療法”的普及。[82]
作為戰傷救治的直接執行者，醫務人員對“創傷新療法”的理解至關重要。然而，如前所述，在面對“少換為好”的技術理念時，身為技術工作者的醫務人員，他們往往并未從科學、高效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中共衛生部門與一線醫務人員圍繞換藥多少產生分歧，根本原因在于醫務人員普遍醫學素養不足。為了扭轉這一局面，中共衛生部門開展了系統的戰傷外科衛生教育。1947年5月，冀中軍區衛生部創辦《冀中衛生》雜志，集中刊登各種戰傷救治技術文章，普及外科知識。針對換藥技術，游勝華撰寫了《換藥法》，詳細論述換藥的目的、組織、步驟和技術規范等，明確指出：“換藥的次數愈少愈好，一般以三、五天——七天換藥一次。”[83]各地也紛紛采取措施，通過組織醫學研究會、討論會，以及創辦醫學期刊和報紙等形式，提高醫務人員的外科知識水平。[84]晉中戰役期間，華北軍區衛生部更以工作組下沉的方式，“深入部隊、醫院、進行學術報告，座話會，示范，組織互相參觀等方法，灌輸新醫學思想，開展新療法學習。糾正過去對新療法的盲目或曲解。”經由反復講解、示范與觀摩，“逐漸由思想而行動，由干部到戰士，打下了今后普遍推廣新療法的基礎。”[85]
中共衛生部門也關注到換藥背后的人文因素。“少換或不換藥”偶爾被個別醫務人員當作推卸責任、忽視傷員痛苦的借口。對此，中共衛生機關予以高度重視。1946年12月，錢信忠在干部會議上指出：“不換藥絕不是說醫生看護就沒事干，對傷員不理不問，甚而發生不給傷員耐心解釋，而簡單生硬的說：‘上級命令不準換藥’的嚴重偏向。”[86]他嚴厲批評醫務人員“用新療法找閑空”的做法，并強調醫務人員應充分利用“新療法”節省下的時間“更加忙碌地為傷員工作”，密切關注傷員的體溫、脈搏、疼痛、出血、飲食、睡眠等身體指標，以盡快幫助傷員康復。[87]1947年，冀中區衛生會議也再三強調：“換藥次數少了，不是我們對傷員不關心，而是表示我們對傷員更加關心，因為減少了換藥疼痛……而同時我們更應在各方面來注意創傷的局部變化，及全身變化。”[88]在這一指導思路下，“少換或不換藥”不僅是技術理念的革新，也被賦予了維護傷員整體健康的深層次人文使命。
總之，中共衛生部門多措并舉，通過長期的耐心解釋、療效檢驗與人文關懷并重，成功扭轉了醫患雙方對換藥頻率的固有認識，科學、高效的醫學知識逐漸成為戰傷救治的共識，避免了人力、物力的無謂消耗。[89]同時，一系列科學而完善的醫療制度也得以建立。正如太行軍區總結所言，“提倡新療法后，大家開始重視換藥工作，醫生、護士穿戴上了消毒后的衣、帽、口罩，集中精力謹慎、細心地進行創傷檢查與適當的換藥操作。一切使用的器械、藥品都進行嚴密的煮沸與蒸氣消毒，每換1人用1盤敷料……3把鑷子”，[90]在此基礎上，中共軍隊戰傷救治的理念實現了從量到質的根本轉變，戰傷救治效率也提高了。
五、結語
作為有血有肉的生命，傷員清晰地感知著戰爭帶來的創傷與痛楚。換藥不僅寄托著他們恢復健康的期望，更體現了醫務人員對其真切的關懷。由于與傷員直接接觸，醫務人員在情感上對傷員抱有深深的同情與理解。從醫務人員的視角來看，換藥不僅是治病救人的醫療行為，更意味著肩負起恢復傷員健康的責任。因此，換藥的多少成為衡量醫務人員責任心的重要標準。關于換藥背后復雜的社會文化因素，錢信忠概括道：“天天換藥，成了頑固傷口，經年累月不愈。這段子彎路醫生們多走過，負傷同志曾嘗過；習慣成自然，沒人反對；傷員愿意醫生多關心他們一點，自己才放心；換藥是醫生們對傷員關心的最實在的表現；不管合理不合理，都有些兩廂情愿。”[91]這段描述可以說是對當時醫患關系的準確評價。
然而，戰傷救治的首要目標是幫助傷員早日康復。面對新的技術理念，盡管傷員與醫務人員基于自身的樸素認知，嘗試維系以往兩廂情愿的醫患關系，但不可否認，頻繁換藥確實給傷員帶來了極大痛苦，其背后的“溫情脈脈”是以犧牲傷員健康與救治效率為代價。因此，為適應解放戰爭的現實需求，中共衛生部門最終通過耐心解釋、療效與人文并重，成功地重新塑造了醫患雙方對換藥頻率的固有認識，使“創傷新療法”得以順利推廣。1949年7月，華北軍區在總結十二年來的衛生工作時，將“創傷新療法”的成功推廣視為戰傷救治技術轉型的關鍵節點，對其取得的成績給予高度肯定，報告稱：“用大力推行新創傷治療法，克服了陳舊的技術思想，提高了新技術水平，與治療速率，故能減少了殘廢與死亡；有力地支援了華北解放戰爭。”[92]這一評價無疑從戰傷救治技術實踐的層面，為理解國共戰局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上述種種也提示我們，醫學技術的變革與推廣須在技術與人文之間尋找平衡，但不能過度沉湎于醫學的人文屬性；只有以技術的療效為出發點，才能回歸醫學治病救人的本質，使戰傷救治真正走向科學與高效。
參考文獻、注釋
[1]《崔義田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崔義田紀念文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頁。
[2]于慧鐸：《解放戰爭時期華東野戰軍傷病員的搶救、轉運與治療》，載《軍事歷史》2024年第2期；蔣建新：《因戰而生，向戰而行——回望百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戰創傷醫學發展》，載《陸軍軍醫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王炎、郭理：《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軍隊醫療衛生問題研究》，載《黃山學院學報》2021年第2期；劉春梅：《抗戰時期晉察冀邊區的戰傷救護》，載《軍事歷史研究》2016年第5期；劉春梅、盧景國（主編）：《抗戰時期晉察冀邊區衛生工作研究》，北京：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謝華：《中國人民解放軍衛生勤務發展史》，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97年版。
[3]劉宗靈、鄭祥文：《川陜蘇區的醫療衛生工作及其運行實態》，載《中州學刊》2024年第5期；任偉：《紅軍將士的死傷與救治》，載《蘇區研究》2018年第1期。華璋（John R. Watt）的著作亦涉及中共軍隊醫療衛生的運作情況，見John R. Watt, Saving Lives in Wartime China: How Medical Reformers Built Modern Healthcare Systems Amid War and Epidemics, 1928-1945, Netherlands: Bril, 2013。
[4]作為外科技術高度參與的醫療活動，戰傷救治鮮明的技術屬性不言而喻。齊小林頗具洞見地關注到中共革命中的技術要素，然而其研究主要聚焦無線通信技術等物質層面，尚未涉及醫療領域。齊小林：《技術史：中共革命研究的進路》，載《黨史研究與教學》2022年第5期；齊小林：《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軍隊無線通信技術的應用》，載《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5]戰傷救治的核心目標是拯救在戰爭創痛中飽受身心折磨的傷員，因此中共醫務人員不僅需在技術層面注意傷員受傷部位的醫學治療，同時還被要求發揚階級友愛精神，給予傷員心靈上的關心與撫慰。概言之，“疾病并不只是科學可以測量的生理病變，同時也是病人的體驗、科學話語、社會制度和文化觀念等共同參與的文化建構”，見余新忠：《以新守舊，以中化西——近代天津名醫丁國瑞的中西醫匯通之道》，載《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關于醫學背后復雜的社會文化屬性，醫療史學界已有充分探討，此不贅述。盡管醫療史學界較少以戰傷作為研究對象，但其研究仍頗具啟發意義。張大慶：《論醫學的人文精神》，載《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美］拜倫·古德：《醫學、理性與經驗：一個人類學的視角》，呂文江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247頁；［美］阿瑟·克萊曼：《疾痛的故事——苦難、治愈與人的境況》，方筱麗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頁。
[6]Edmund D. Pellegrino, “The Most Humane of the Sciences, the Most Scientific of the Humanities,” in Engelhardt HT and Jotterand F (eds.),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Reborn: A Pellegrino Reader,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8, pp. 309-331.
[7]從地理空間上來看，鑒于華北解放區相關資料的詳實性，本文主要探討解放戰爭時期華北解放區中共軍隊的戰傷救治實踐，涵蓋合并前后的晉察冀解放區與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地理范圍。盡管華東、東北、西北等其他解放區與華北解放區的戰傷救治實踐存在差異，但僅限于發展情形與進度上的區別，其圍繞換藥展開的諸多爭論與華北解放區頗具共性，故其他解放區的相關材料亦可說明類似問題。
[8]《晉察冀軍區一九四三年負傷部位傷類統計圖》（1944年2月），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華北軍區后勤衛生部，1949年，“統計類”第37頁。
[9]錢信忠：《在野戰衛生部處長以上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42年7月15日），載《錢信忠文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4頁。
[10]北京軍區后勤部衛生部（編）：《北京軍區藥材工作史（1937～1994）》，1994年，第95頁。
[11]錢信忠：《一二九師及晉冀魯豫軍區的衛生工作》，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后勤工作·回憶史料》第1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644頁。
[12]張成德、孫麗萍（主編）：《山西抗戰口述史》第3部（浴血·豐碑·回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06頁。
[13]同上，第104—112頁。
[14]郭景龍：《硝煙里的白衣戰士——魯南軍區醫療二所戰地記實》，中共臨沂市委黨史研究室，2009年，第31頁。
[15]劉子堅：《克服醫藥困難完成治療任務》，載中共煙臺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西海地下醫院》，2008年，第127頁。
[16]涂通今：《我軍戰傷救治歷史回顧》，載贛南醫學院蘇區衛生研究中心（編）：《中央蘇區衛生工作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頁。
[17]《新四軍衛生部各項醫務工作條例及規則》（1942年），載陳孝文（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抗日戰爭時期》第7冊，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頁。
[18]《第十八集團軍野戰衛生部關于印發春季醫療工作計劃的通知》（1944年2月15日），載《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編寫組：《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頁。
[19]《陳伯鈞日記·文選》上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頁。
[20]張宗遜：《茶陵戰斗中負傷》，載贛南醫學院蘇區衛生研究中心（編）：《中央蘇區衛生工作回憶史料》，第48頁。
[21]同注[14]，第43—44頁。
[22]“多換為好”理念的形成路徑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其中既涉及中醫關于藥物溫補知識的相關理解，又與西方醫學在中國鄉村的傳播及其衍生出的唯藥主義（即對西藥顯著療效的某種依賴與推崇）密切相關。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將“多換為好”在中共軍隊戰傷救治中的普遍應用作為本文的背景性知識，重點考量其背后的社會文化要素。
[23]饒正錫：《接受白求恩同志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干部類”第6頁。
[24]《軍區關于衛生部門政治工作幾個問題的決定》（1943年6月），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第6頁。
[25]白求恩：《游擊戰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和技術》，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戰傷類附錄”第191頁。
[26]武應瑞：《汾河抗戰之歲月——我的點滴回憶》，1988年，第140頁。
[27]同上，第140—141頁。
[28]裴周玉：《在生死搏斗的歲月里》，載贛南醫學院蘇區衛生研究中心（編）：《中央蘇區衛生工作回憶史料》，第146頁。
[29]同上。
[30]《看護班長李新逸》，載《大眾日報》1944年10月5日，第5版。
[31]在這種期待下，中共塑造了一批勤換藥的愛護傷員的典型，如晉察冀軍區衛生部樹立的三等戰斗英雄邢竹林、晉中軍區衛生部的護士張喆。謝南：《戰斗英雄青年醫生邢竹林》，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干部類”第31頁；周游、戈丹：《模范女護士張喆》，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干部類”第35頁。
[32]巴思華：《我所見到的八路軍在戰斗中的軍醫工作——一個印度醫生對于八路軍前方醫務工作的觀感》，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干部類”第23頁。
[33]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編委會（編）：《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第1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頁。
[34]《晉察冀軍區衛生部醫情通報》（1947年7月6日），載楊立夫（主編）：《晉察冀華北軍區衛生勤務紀實》，1993年，第91頁。
[35]王彥學（主編）：《革命戰爭時期西北部隊衛生工作史》，蘭州軍區后勤衛生部，1993年，第201頁；石文光、伏斟（主編）：《解放戰爭時期華東部隊衛生工作簡史》，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頁；賀誠：《在新形勢下的衛生工作》，載高恩顯（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資料選編（1945年8月—1950年5月）》，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頁。
[36]《冀南軍區衛生部關于轉變外科作風的幾項具體指示》（1947年2月），載《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編寫組：《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第609頁。
[37]王彥學（主編）：《革命戰爭時期西北部隊衛生工作史》，第330頁。
[38]游勝華：《換藥法》（1947年5月1日）》，載《冀中衛生》創刊號（1947年），石家莊：河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005-001-0310-0001。
[39]《關于動員衛生人員支援前線的通知》，石家莊：河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0008-001-0058-0007；《通知——關于動員復員的衛生人員歸隊由》（1946年11月6日），石家莊：河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0005-001-0537-0005。
[40]《二縱衛生部夏季戰役救護醫療工作總結報告》，載卜廣恩（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6冊，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558頁。
[41]同上，第559頁。
[42]“忙于換藥，對傷員的護理工作作的太少，甚至有幾天根本沒做”，傷員照料難以周全。《二縱衛生部夏季戰役救護醫療工作總結報告》，載卜廣恩（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6冊，第562—563頁。
[43]胡可：《走過硝煙——一個文藝工作者的隨軍手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106頁。
[44]同上，第106頁。
[45]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共醫療技術的迭代與傳播是一個復雜且漫長的過程。全面抗戰時期，蘇聯等國援華醫生的到來，使世界先進的醫學思想、治療技術和醫療組織得以在中共根據地初步傳播。例如，蘇聯醫生安德烈·阿洛夫在延安中央醫院工作期間，大力推廣“動靜療法”，提出傷口自愈等治療原則，倡導減少換藥頻率。此外，基于類似理念的“奧爾氏療法”“貝雷爾氏療法”也在部分地區初步推廣。然而，由于抗戰時期各根據地之間互相隔絕，醫療技術的傳播受到極大限制。直至解放戰爭時期，因高強度戰爭的迫切需求，以及條件改善，才使得錢信忠總結的“創傷新療法”能夠在全軍范圍內進行大規模推廣。馮彩章、李葆定：《紅醫將領》，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670頁；《開放骨折的無窗石膏繃帶療法》，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戰傷類”第35—36頁。
[46]就其內容而言，“創傷新療法”大致包括三個方面：首先，“大力開展初步療傷”，強調規范早期擴創手術的時機與技術要點；其次，“必須在絕對無菌條件下處理創傷”，倡導救治過程中各環節嚴格執行消毒措施；最后，“延長換藥的間隔時間”，以減少感染機會。游勝華：《冀中軍區衛生保障工作片斷回憶》，載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史資料研究會衛生組（編）：《冀中軍區解放戰爭衛生工作資料》，1986年，第35—36頁。
[47]《戰傷治療的觀念與技術——九月五日錢部長于上黨前線對衛校員生之報告》（1945年9月5日），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戰傷類”第21頁。
[48]同上，“戰傷類”第23頁。
[49]“創傷新療法”并不意味著所有傷口都應“少換藥”或“不換藥”。其原則是根據傷口的實際情況來決定換藥的頻率。對于處于破壞化膿期的創傷，為了排出細菌和腐敗物，仍然可以每天換藥；然而，對于一般的化膿性傷口，則不一定需要每天換藥。《戰傷治療的觀念與技術——九月五日錢部長于上黨前線對衛校員生之報告》（1945年9月5日），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戰傷類”第23—24頁。
[50]同注[48]。
[51]《關于交換繃帶（換藥）有關幾個問題的指示》（1946年3月3日），載楊立夫（主編）：《烽火硝煙中的白衣戰士續集（一）——129師、晉冀魯豫軍區衛生勤務紀實》，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頁。
[52]《晉冀魯豫軍區衛生部目前技術工作指示》（1946年9月23日），載卜正恩（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4冊，第474、476頁。
[53]《南北區合并前晉冀魯豫軍區衛生部向軍委關于衛生工作概況的報告》（1948年4月30日），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醫政類”第76頁。
[54]華北軍區衛生部：《兩年來醫院衛生教育工作》（1948年10月26日），載楊立夫（主編）：《晉察冀華北軍區衛生勤務紀實》，第175頁。
[55]錢信忠：《談推行新療法的經驗》，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戰傷類”第27頁。
[56]村田：《新療法的實際效果》，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戰傷類”第40頁。
[57]北岳軍區衛生部醫務科：《為什么不每天換藥》，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醫院類”第42頁。
[58]在全面抗戰時期，延安中央醫院推廣“少換為好”的技術理念時，遭遇了傷員的強烈反對。“開始施行減少換藥次數的時候，從病房里卻傳來了這樣的責難：‘為什么不給我們換藥？’‘你們對病人這樣不關心！’”這表明，換藥背后的人文關懷成為阻礙新技術實施的重要因素。馮彩章、李葆定：《紅醫將領》，第669頁。
[59]《晉冀豫軍區衛生部和平醫院分院全年醫療工作總結報告（摘錄）》（1946年12月30日），載楊立夫（主編）：《晉察冀華北軍區衛生勤務紀實》，第321頁。
[60]王增壽：《戎醫生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頁。
[61]值得注意的是，“少換為好”的技術理念確實為個別醫務人員偷懶提供了條件。1946年10月，晉察冀軍區衛生部即批評指出：執行“創傷新療法”后，部分醫務人員“對創傷不經常檢查，甚至多少天不檢查，而一般在借口說：‘不是說創傷不要每天換藥嗎？’的掩蓋下，推卸自己的責任，招致很多創傷發生高度的發炎和化膿，甚至發生全身癥狀或大量生蛆”。1946年12月，冀南軍區亦反映：“有的傷員當時應當交換繃帶，由于過忙的關系，推說是新療法不能換藥。”上述情形顯然加劇了傷員對新技術的抵觸情緒。《關于戰傷治療工作的指示》（1946年10月20日），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戰傷類”第8頁；《冀南軍區衛生部一九四六年醫療衛生工作報告》（1946年12月），載《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編寫組：《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第208頁。
[62]錢信忠：《一九四六的衛生醫療工作——錢部長在衛生干部會上的發言》（1946年12月24日），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醫政類”第58頁。
[63]同注[53]，“醫政類”第77頁。
[64]同注[62]。
[65]《冀魯豫軍區衛生部一九四七年醫療衛生行政工作總結》（1947年12月），載《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編寫組：《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第230頁。
[66]穆九如：《新創傷療法的一般說明》，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戰傷類”第42頁。
[67]《新療法初步總結——摘自太行軍區衛生部一九四七年醫療工作報告》，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戰傷類”第93頁。
[68]同注[62]。
[69]何正清：《我在執行創傷新療法中的思想變化》，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戰傷類”第43頁。
[70]王增壽：《戎醫生涯》，第363—364頁。
[71]同注[66]，第41—42頁。
[72]同上。
[73]游勝華：《為徹底推廣新創傷療法而努力——衛生干部會上暨功運座談會上報告通過》，載河北省軍區衛生史料編輯委員會（編）：《河北省軍區衛生史料匯編》，1950年，“醫政類”第42頁。
[74]《聯衛關于當前戰傷醫療工作的指示》（1947年11月26日），載卜正恩（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3冊，第72頁。
[75]吳之理：《一名軍醫的自述》，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頁。
[76]同上，第91—92頁。
[77]《第四縱隊后勤政治工作總結（摘錄）》（1949年1月22日），載《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編寫組：《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第842頁。
[78]冀中軍區政治部（編）：《醫院工作手冊》（1947年9月）》，石家莊：河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0004-001-0034-0003。
[79]劉珂、劉猛、陳平：《護病八唱》，載河北省軍區衛生史料編輯委員會（編）：《河北省軍區衛生史料匯編》，“醫院類”第15頁。
[80]《太原前線兵站醫院病室標語》，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醫院類”第79頁。
[81]孟拙：《永清戰役醫療情形之一部》，載河北省軍區衛生史料編輯委員會（編）：《河北省軍區衛生史料匯編》，“戰救類”第17頁。
[82]王增壽：《戎醫生涯》，第366頁。
[83]同注[38]。
[84]同注[67]。
[85]《華北軍區后勤衛生部向后司報告自成立以來的工作概括》（1949年4月29日），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醫政類”第86頁。
[86]錢信忠：《隴海戰役一二階段中救護與治療工作初步總結——錢部長在衛生處長以上干部會議上總結報告》，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戰傷類”第20頁。
[87]同注[55]。
[88]同注[73]。
[89]例如，晉察冀軍區預備第一醫院外科室醫生周桂珊報告稱：“過去從早晨七點鐘開始直換到下午五點，有時連飯也吃不上；經實行‘間歇療法’及明確分工后，平均每日只用三—五小時就換完。我們實驗的結果，平均一個輕傷員只用三分鐘，重的二十分鐘。因此我們不但提高了治愈率（十八天時間出院占全收容數百分之五十七）；而且爭取了許多時間進行學習和工作研究，加強對傷員在治療過程中檢查的責任。”同時，藥品消耗也大大減少。“由于實行‘間歇療法’，在頭一批出院傷員中，最少換兩次。在這時期中僅僅棉花球就節省二分之一以上。”周桂珊：《我們怎樣改變外科室工作》，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醫院類”第41頁。
[90]《太行軍區衛生部新療法初步總結》（1947年10月），載《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編寫組：《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第624頁。
[91]同注[55]。
[92]《華北軍區十二年來部隊衛生工作概況》，載白冰秋等（編）：《華北軍區衛生建設史料匯編》，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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