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早年就學于保定軍官學校。1906年至1911年間曾到日本學習軍事。在這期間，蔣介石結識了陳其美，通過陳的推薦多次會見孫中山。1922年陳炯明在廣州叛變，炮轟永豐艦，蔣介石就到永豐艦跟隨孫中山左右，得到信任。1923年，孫中山指派他出訪蘇聯，1924年任命他為黃埔軍校校長。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后，蔣介石利用黃埔軍校積極培植和發展自己的軍事實力，實現其政治野心。憑其軍事實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時又以政治地位的提高進一步擴充軍事實力。
周恩來曾概括地指出蔣介石在革命時期的政治面目。他說：蔣介石在“大革命時主要是買辦資產階級的思想，但也不否認他有一點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蔣介石的民族資產階級性多些，是中派，但與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有關系。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四一二’這期間，他便反共。1926‘三二O’事件時他的立場已轉到大地主資產階級方面，變為新右派，其靈魂便是戴季陶。“四一二”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資產階級，在表面上卻仍以民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進行欺騙。總的來說，從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開始到1927年春，蔣介石逐漸從一個以‘左派’面目出現的‘中派’演變成既聯共又限共、對三大政策既利用又反對的新右派，從新右派發展成為背叛革命的反革命派。”
看到周恩來的概括，人們不由得進一步探究：早期的蔣介石到底是怎樣制造類似假象的？又為啥在當時，還要一定程度上去貫徹執行三大政策呢？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打擊廣東買辦資產階級和盤踞廣東的地方實力派，符合蔣介石的切身利益。
廣東商團叛亂之時，黃埔軍校危在旦夕，蔣介石為保存軍校，不能不主張鎮壓。而地方勢力派劉震自、楊希團把持了廣東財政，處處刁難黃埔軍校，使黃埔軍校經費異常困難。同時，鏟除劉、楊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陳炯明自叛變后聲名狼藉，消滅陳炯明既能撈取孫中山忠實信徒的政治資本又能擴充自己的實力，抬高自己在軍界中的地位。在處理廖仲俗被刺案和聲討西山會議派的過程中，打擊在中國國民黨處于重要領導地位的右派元老，也為蔣介石取得黨政大權掃清了道路。許崇智出走后，蔣介石隨即取而代之當上廣州衛戍司令后，后又成為東征軍總指揮及第一軍軍長，成為廣東最大的實力派。
第二，擁護國共合作，高唱革命口號，是蔣介石擴充勢力、抬高地位的一個必要條件。
當時，廣東等地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左派的共同推動下，革命運動不斷高漲，出現了有利于左派而不利于右派的革命形勢，蔣介石便竭力用“左”的詞句把自己裝扮起來。這時，蔣介石雖羽毛未豐，也亟需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黃埔軍校的開辦是由于蘇俄無條件資助二百萬元現款，作為開辦費，各種軍械也是由蘇聯無代價地陸續送來的。黃埔軍校之所以辦得生氣勃勃，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共產黨人在軍校進行了各項工作。在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一系列斗爭中，蔣介石也正是由于得到共產黨人和蘇聯顧問的幫助以及工農群眾的支持，才取得勝利。
但是，盡管蔣介石在這個時期表現得積極，唱著聯俄聯共的高調，并在一定程度上執行了聯俄聯共的政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態度從根本上說是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在1924年1月他向孫中山提出的《游俄報告書》和3月《復上總理書》、《復廖仲愷書》中，都表明了他對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懷疑和敵視態度。他稱蘇聯的國際共產主義為“俗極之帝國主義”，咒罵中國共產黨為“隱患”。蔣介石的思想深處雖然是偏右的，但他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口頭上還是講了很多堅決“贊成”“擁護”三大政策的話。他并不是真心擁護和實行三大政策，而是“隨時提防和限制共產黨的”。這種提防和限制隨著他的權力地位增長和個人野心的膨脹日益加緊，這正是他轉向右派的思想基礎。
看到這里，人們這才明白，這個階段的蔣介石，表面上似乎很“左”，但其實思想實質一定是偏右的。他只有在左、右兩派之間玩弄權術，才能最終達到兩面討好、兩面開弓的個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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