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右派掌握國民黨主導權并背叛革命后，逐漸蛻變為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代言人，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放、發動民眾，所謂“建設的民眾運動”本質上是在不改變民眾受壓迫受剝削的前提下的一種控制手段。因此，國民黨才會采取一面利用、一面限制的策略。
全面抗戰爆發后，民眾抗日熱情不斷高漲，國民黨面臨巨大的內外壓力，不得不放松此前對民眾運動的嚴格控制，以期借助抗日力量，彰顯其抗戰“領導”地位。然而，國民黨在利用民眾運動的同時，始終對其保持防范態度，通過各種手段加以限制。這種矛盾做法使得國民黨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無法真正贏得民眾的廣泛支持和信任，另一方面也難以發揮民眾在抗戰中的重要作用，削弱了抗戰的整體力量，暴露出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嚴重弊端。
迫于形勢之舉措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極力限制民眾運動，將罷工、罷課、游行示威等一概視為“破壞的民眾運動”。1928年2月，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有關民眾運動的提案，提出未確立民眾運動理論與方略以前，“各項民眾運動，非得有中央黨部之許可，不得自由舉行”。其目的是限制民眾運動，防止民眾運動沖擊國民黨的統治基礎。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反日運動風起云涌。在此背景下，國民黨內一些人呼吁推動大規模民眾運動，但國民黨高層擔心，不受其控制的民眾運動會傾覆其統治，未下定決心改弦更張，仍然采取壓制政策。1935年華北事變后，民族危機空前加劇，國民黨迫于形勢變化，對抗日民眾運動的態度趨于和緩。
與國民黨相比，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并善于發揮民眾力量，“一二·九”運動就是典型例證。這場運動揭露了日本吞并華北進而獨占中國的陰謀，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圖為“一二·九”運動中愛國學生與國民黨軍警搏斗的場景 資料圖片
全面抗戰爆發后，社會各界紛紛向國民黨呼吁放松對民眾運動的限制。為應對戰場形勢和洶洶輿情，國民黨表面改變過去抗拒民眾運動的政策，通過《非常時期工作指導綱要》《非常時期各級黨部工作人員及黨員工作綱領》等，要求各縣市黨部設立抗敵后援會，動員組織民眾，健全民眾團體，積極推動各項抗日民眾動員工作，以增強國民抗戰意識和凝聚力。
1938年，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采納中共中央建議，通過《抗戰建國綱領》，發動全國民眾，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在國共合作背景下，大批中共黨員和左派進步人士投身動員組織民眾工作，積極推動民眾運動發展。
全國各階層民眾奮起進行抗日斗爭，匯聚成規模巨大的抗日救亡浪潮。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國民黨迫于形勢，轉變原先的民眾運動政策。然而，國民黨對于大革命時期轟轟烈烈的民眾運動嚴重沖擊其反動統治，仍心有余悸。國民黨懼怕民眾運動超出其控制范圍，迫切要將民眾運動控制在自己手中。
嚴密控制抗日民眾運動
國民黨害怕民眾運動沖擊其統治，遂進行嚴密控制，千方百計爭奪民眾運動的領導權。控制的方式主要有兩種。
一是組織控制。國民黨通過國民政府社會部、國民黨各級黨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等不同的部門系統對民眾團體進行嚴密控制，并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規如《非常時期統一社會運動辦法》《戰時人民團體指導方針》《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等。民眾團體的組織成立、草案章程、事務活動等方面，均要接受國民黨的嚴格管理監督。國民黨企圖控制民眾運動的主導權，一些民眾自發組織的抗日團體被解散。此外，國民黨還通過保甲制直接控制民眾，進而控制民眾運動。
二是內容控制。國民黨通過控制民眾運動的具體內容，對民眾進行規訓。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推行地方自治運動、新生活運動等一系列所謂“建設的民眾運動”。七七事變后，國民黨在動員組織民眾的同時，推行一系列預先設計、內容明確的所謂“運動”，如勞軍運動、戲劇運動、捐獻運動、識字運動、造林運動、國民體育衛生運動等，不僅嚴格規定民眾運動的方向，更是不斷壓制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懼怕大規模的工農運動及學生運動超出其控制范圍。
在推動全民族抗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發揮著中流砥柱作用。國民黨雖然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但非常懼怕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發展壯大而威脅其統治地位，不斷對中國共產黨動員組織的民眾抗日運動采取壓制措施，將限制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作為各項政策的重要出發點。如頒布《非常時期取締集會演說辦法》，規定“凡以討論時事及其他含有政治性之目的、在任何地點公開集會及演說，適用本辦法”。這就使國民黨原本就薄弱的動員組織力更加捉襟見肘。
階級本性的必然結果
國民黨對抗日民眾運動的矛盾態度，是其片面抗戰路線的重要表現，是由國民黨、國民政府的階級性質決定的。
改變近代中國命運，只能走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只有廣泛發動民眾、依靠民眾、組織民眾、團結民眾，才能完成這一任務。廣泛發動民眾的前提是解放民眾，即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就是解放民眾、動員民眾投身革命。國民黨右派掌握國民黨主導權并背叛革命后，逐漸蛻變為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代言人，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放、發動民眾，所謂“建設的民眾運動”本質上是在不改變民眾受壓迫受剝削的前提下的一種控制手段。因此，國民黨才會采取一面利用、一面限制的策略。
正因為脫離民眾，站在民眾對立面，與民眾存在根本性阻隔，對廣大民眾有著根深蒂固的恐懼和懷疑，國民黨組織的抗日民眾運動徒具形式。盡管國民黨不斷向各地發出組建民眾團體的號召，但實際效果并不顯著，尤其是縣級以下層面，諸如縣農會、工會、商會、教育會等民眾團體雖已紛紛掛牌成立，實則大多僅具形式而無實質運作，形同空殼。此外，國民黨的基層組織亦十分薄弱，難以承擔推動民眾運動的重任。
抗日戰爭史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不能只看民族矛盾而忽視階級矛盾。當時，中日兩國之間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階級矛盾暫時被降到次要和服從地位，但并沒有消失。國民黨未能充分顧及民眾自身的合理訴求，亦未能有效保障民眾利益。抗戰時期國民黨在民眾運動方面遇到的困境，是階級矛盾的重要體現。
這一狀況深刻暴露了國民黨在階級性質上的根本問題，注定了其民眾政策的失敗命運。國民黨統治集團堅持獨裁統治，實行消極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只依靠政府和軍隊，以至于在抗戰防御階段，大片國土淪喪。抗戰相持階段，國民黨愈加消極抗戰、積極反共。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在制造多次反共高潮的同時，國民黨軍隊卻在抗日戰場上一潰千里。
國民黨對民眾運動既利用又控制的策略，中國共產黨早已洞若觀火。193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開展全國救亡運動的指示草案》指出：“在全國性抗戰發動之后，國民黨在民眾救亡運動方面，表現了它的動搖。由于抗戰本身的需要，由于廣大民眾參戰的要求，國民黨不能不相當開放救亡運動，但同時它又懼怕救亡運動超出于它的控制范圍，所以它采取一切方法，對運動實行‘統制’與‘包辦’（實際上是包而不辦）政策，使運動不能成為真正廣大的群眾運動。”
抗戰時期國民黨發動的民眾運動，不僅在國統區難以調動民眾抗戰積極性，在廣大淪陷區也沒有掀起多少波瀾。蓬勃發展的抗日民眾救亡運動不以國民黨的意志為轉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陜甘寧、晉察冀等抗日根據地的民眾運動充分展現了廣大人民群眾所蘊含的磅礴力量，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也體現了中華民族在民族危亡之際所迸發出的深厚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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