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最近姜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民國是亂世，他愿意選擇生活在和平時期而不是亂世：“我覺得還是和平點兒好，過日子嘛，上街安全點好。”“別折騰了，折騰了又能怎么樣?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就別折騰了。”“要說打仗就干脆單挑一個兒”、“別在有人想過日子的地兒打。”“民國其實沒那么了不起。不過是一個半臟、半臭、半殖民地的社會”，“我真想不通哪里有任何理由讓我們對那個社會保持著一絲留戀。”
姜文的這番話讓人大張鳴勃然大怒，馬上跳了出來：“的確，民國沒什么了不起，國家窮，政府亂，還受外國人的欺負。但是，民國有自由，知識人，尤其是姜文這樣的電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創作，電影拍出來，只要不是誨淫誨盜，不用擔心審查通不過。”
高戈里為反駁張鳴，特委托烏有之鄉重新發布《一位“國軍”勤務兵的故事》
原載1998年第11期《青年作家》
作者：高戈里
近年，思想界和文化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史，特別是對其中的思想改造運動及人文精神，多有議論、爭論，一位曾被稱為“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領袖”(李澤厚)和另一位著名學者(劉再復)出于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愫和救世情懷，甚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題為《告別革命》的書，認為“革命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智”，“革命只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批判20世紀中國對革命方式而不是改良方式的歷史選擇，并以其傷感的詩人情調悲嘆：“這真是令人嘆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
對歷史的理性反思深刻與否，歸根結底，決定于反思的本身是否根植于歷史的沃土。
本文，以一位年逾古稀老人親身經歷思想改造過程中的“瘋狂與幼稚”，向當代人，更向當代學者展示中國革命史上與人文精神密切關聯，割棄不斷的一處“告別革命”論難以詮釋的歷史剖面。
老人叫羅珠成，半個世紀前，在國民黨第60軍暫編21師第2團給一位軍官當勤務兵。1948年10月，曾澤生將軍率國民黨第60軍在長春反蔣起義不久，羅珠成被送往東北軍政大學學習，由此，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靈魂大革命。
“剛起義的時候，我們這些當兵的，認主子啊!就跟電影《末代皇帝》溥儀身邊的奴才一樣一樣的。”在國民黨軍當過近4年勤務兵的羅珠成，對思想改造前夕的往事與舊我，對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那場蕩滌靈魂重塑自我的“淚血大控訴”，記憶猶新。
在舊軍隊，羅珠成是“認主子”的奴才。
“認主子”的奴才，又何止羅珠成一人?
解放前，舊軍隊數百萬士兵，舊中國幾萬萬百姓，有幾人，不是麻木無知的奴才?有幾人，不是祖祖輩輩的奴才?
一、佃戶窮呀，不認主子沒飯吃
羅珠成的家，在云南省石屏縣寶秀鄉大樣營村。
解放前，他家是一戶沒有一分土地的佃農，完全靠租本村地主張某的田維持生活。羅珠成的父親是個種田能手，很能干，經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辭辛勞地帶著全家人去經營租來的田地。然而，由于地租太高，收獲的稻子七成交租，只有三成歸自己，全家人一年苦干下來，依然過著衣不蔽體、食不裹腹的貧困生活。
羅珠成兄妹7人，只要大一點的都得干活，割草、喂豬、放牛、挑水、打柴、帶弟妹，只要能干的都得干。
7歲的時候，羅珠成就獨自上山砍柴了。砍柴的路上，他連草鞋都舍不得穿。夏天，走到石板路上，石頭被太陽曬燙腳了，才把草鞋穿上，石板路一過，脫下草鞋掛在擔子上，繼續挑柴趕路。
13歲那年，父親托人將羅珠成送到本村一位姓張的大戶人家當長工。
父親盤算：“家里張嘴吃飯的人太多，你去了，能省下一個人的口糧。”
母親叮嚀：“侍候大戶人家要聽話，要勤快，免得挨打。”
大戶人家的主人當時在路順縣(今瀾滄)當縣長，同村一個姓王的在張縣長下當縣保安隊的大隊長，姓王的每年替張縣長趕兩次馬幫，將任內撈取的銀圓、大煙等馱回村，再將本村特產“臭豆腐”馱往滇緬邊境出售。
羅珠成和同村幾個外出“找生活”的人，就由姓王的帶往路順縣，一路大山，走了六七天，羅珠成年紀小，實在走不動了，就拉著馬尾巴咬著牙往山上爬。
到路順的第二天，羅珠成就開始給張縣長家干活，實際上是給張縣長的三個孩子當保姆。做飯、洗衣、倒便盆、收拾房間、挑水、劈柴、送孩子上學、接孩子回家，什么都干，根本閑不著。
張縣長的三個孩子，老大14歲，是個女孩子，上6年級;老二11歲，是個男孩，上3年級;老三也是男孩兒，才6歲。女孩子大了，要管的事少些，最麻煩的是老三，又頑皮，又愛哭鬧，為他的事，羅珠成沒少挨罵。
一天吃午飯，老大邊吃邊看書，老三邊吃邊玩，時間一長，飯菜涼了，守在一旁侍候他們的羅珠成便把飯菜端回廚房，熱了以后再給他們端上桌。誰知，老三正在玩手里的東西，心不在焉地吃了一口，這一口燙著了，“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張縣長的太太聞聲從另一房間跑了過來，不由分說地扯著羅珠成的耳朵，把他拽到縣政府的院壩里，往地上撒一把黃豆，再把羅珠成按在黃豆上跪著，飯也不讓吃，頂著北回歸線上的似火驕陽，從烈日當頭一直跪到夕陽西下。
小小年紀的羅珠成，眼淚“啪噠、啪噠”地從眼眶奔涌而出。落在地上的淚水，幾乎是瞬間就蒸發得無影無蹤。他不敢哭出聲，更不敢叫，怕挨打。也不能求饒，因為這是張縣長的家規，自己無論如何也逃不脫這種非人的虐待。
在高懸著“愛民如子”匾牌的縣太爺家，面對非人的虐待，羅珠成對自己的人身權利茫然無知，他唯一的生存選擇，或者是忍辱偷生留下來，或者是一逃了之回家去。
忍受不了主人家虐待的羅珠成，后來，打聽到為張縣長做生意的馬幫又要回家了，于是，在馬幫出發時，一人悄悄跟在后面。馬幫一路走，一路敲著梆子，“梆、梆、梆，梆、梆、梆……”13歲的孩子一個人在大山里，怕也得走，死也不在張縣長家里干了!他不敢走快，怕追上馬幫，讓人家發現，再把自己送回張縣長家。也不敢走太慢，怕遇到野獸和強盜。就這樣，不遠不近若即若離地跟著馬幫走了大半天，終于，因為餓得實在受不了了，才追上馬幫。趕馬幫的都是同村的大叔、大哥，他們同情羅珠成的境遇，也無奈路程已遠，難以送回，于是，把羅珠成帶回了家。
羅珠成一回到家，抱著母親，眼淚就撲簌簌地落了下來：“媽，我死也不去侍候他們了。我想爸爸，我想媽媽，我想讀書呀……”
淚滿面頰的母親告訴攬在懷里兒子：“這都是命。‘命里注定半碗米，走遍天下不滿升。’窮人要活命，只有忍了。”
父親沒有責打羅珠成不體諒父母的苦衷，只是一旁嘆息：“唉，你這一年算是白干了，工錢一文都拿不到。在張縣長那里，不管怎么說，你總有碗飯吃嘛!”
小小的羅珠成怯生生地看了爸爸一眼，又說了一句“我想讀書”，然后，放聲大哭。
父親心軟了，咬咬牙，將兒子送進本村的私塾小學。
因為家里太窮，書，羅珠成只讀了3年。
二、當兵苦哇，認了主子才少遭罪
羅珠成16歲那年，剛滿18歲的哥哥被派上了壯丁。哥哥是家里的壯勞力，哥哥下面有6個年幼的弟妹，靠父親一人根本養活不過來。為了支撐起這個家，父親帶著哥哥躲開了。
鄉丁來到家里，沒抓到哥哥，就把長了一身疥瘡的羅珠成捆了起來，準備帶到縣里去湊數。
母親哀求：“孩子又矮又小，放了他吧!”
鄉丁“哼”了一聲，“小?小了可以長嘛!”
母親繼續乞求：“孩子有病，你看，身上的疥瘡還在留膿。”
鄉丁把羅珠成渾身上下又打量了一番，還是不依：“疥瘡?好治得很，用蒿子煮水，洗幾次就好了。”
“當壯丁遭罪啊!”老人記得，壯丁被集中到縣城后，整日關在一座大廟里，人都擠滿了，晚上睡覺時，躺在地上擠得緊緊的，翻個身都翻不動。大廟的窗戶是封死的，只留一個很小的門洞，屋子中間放一只解大小便的馬桶，屋里臭氣熏天，又不讓你出來。大廟關不下，就把新來的壯丁綁在院子里的木樁上。
壯丁往部隊押送的時候，多數是用繩子綁成一串一串的，吃飯、拉屎、撒尿，繩子都不解開。遇到有生病的壯丁走不動路了，就打。要是反抗或逃跑，干脆就要你的命。
到部隊后更遭罪。吃飯，每頓一碗稀粥，根本吃不飽，里面還盡是沙子。睡覺，沒有被子，更沒有褥子，地上墊一點稻草，當兵的就像一窩小豬羔擠在一起，靠彼此的體溫互相暖和著。
當兵的生活條件太差，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軍官貪污。軍官貪污是公開半公開的，沒人敢過問，不公開敲詐士兵的錢財就不錯了。
至于發餉，老人不但沒印象，反而說起來就有氣：“發餉?發個屁!飯都不讓你吃飽，里面還摻了沙子。在舊軍隊，肚子經常餓得‘咕咕’叫，想買個紅薯的錢都沒有。我不記得發過什么錢。不但沒發錢，還倒拿走我從家里帶來的3塊銀圓。
那是他剛分到連隊的時候，班長一見面，眼睛就盯住了羅珠成的口袋，“你帶了多少錢?”
羅珠成被抓壯丁的時候，母親把家里僅有的3塊銀圓全塞給了仿佛一去無歸的兒子。此時，銀圓正在口袋里“叮當”作響，于是，羅珠成老老實實交代：“3元。”
“交出來，我替你保管。”頂頭上司像怒目金剛。
見羅珠成疑惑不解，站在原地沒動，班長惡狠狠地道出了由他“保管”的理由：“不把這個錢收起來，你會開小差的。”
羅珠成無可奈何地交出了銀圓。交出的3塊銀圓，被班長永遠“保管”下去了，再沒還給羅珠成。
舊軍隊是一級壓迫一級，沒有靠山的，理所當然受欺負。
老人說，這都算不了啥，真正難以忍受的是挨打。
凡是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兵的，沒有一人不詛咒舊軍隊的專制與暴戾：那哪是人過的日子?整天挨打受罵，人都被打“木”了。
“兵是打出來的”，這是舊軍隊軍官信奉的一條帶兵“法則”。
挨打最多的時候，是訓練。
隊列里，你沒站正，當官的揮起胳膊就是一耳光子;正步，你的腿踢出去時力量不夠，當官的飛起就是一腳，踢在你腿上或屁股上;射擊、刺殺、投彈訓練，若達不到規定的標準，他要么揮起拳頭打你幾砣子，要么用手中的棍子朝你身抽幾棒。
對那些太笨的兵，實在教得不耐煩了，就罰。有時是罰站，讓你站在一堵矮墻上，兩手舉起來，一站就是個把小時。有時是罰蹲，叫你兩腳分開與肩同寬，兩膝彎曲成直角，兩臂向正前方平舉，胸部挺直，目視前方，成“騎馬蹲襠”式，一次少說也得蹲上半個小時。
幾乎每一位國民黨兵，都有一段挨打的辛酸經歷。
“三拳兩腳一個大耳光”，太尋常了，太家常便飯了，老人們只記得那些重打。
通常是拿刺刀打手掌，打下來，手掌都要被打腫。
嚴重的，就拿扁擔打屁股。輕的，要被打得幾日起不了床;重的，能把人打死。
羅珠成剛到國民黨暫編21師第2團，就見到一次打殺逃兵。
那一次，全團集合在一個大操場上，被抓回的七八名逃兵押上來后，幾位軍漢將他們按倒在地上，隨后，團長宣布：全團每個士兵上來打3軍棍!
剛上來的士兵不忍心打，有一位士兵是逃兵的同鄉，下手輕了。被值星的軍官發現，“你狗日的不會打?老子來教你!”
當下，讓人把逃兵的同鄉按到地上，“啪、啪、啪”，就是狠狠的3軍棍。
打完了，再將逃兵的同鄉從地上拎起來，把軍棍往他手里一塞，讓他重打自己情同手足的患難兄弟。
老人說，兩三千人打七八人，每人打3軍棍，每位逃兵都要挨幾百軍棍，打下來，身上的肉都被打碎了，骨頭也被打斷了，像碎蠟燭一樣。打完以后，逃兵好象被埋了。不埋也活不成。
“國民黨軍隊，好多當官的就是不把士兵當人看，殺個兵就跟殺個小雞一樣!”老人怕晚輩不信，講了他親眼所見的另一次令人發指的殺人過程。
那是抗戰末期，羅珠成在國民黨暫編21師第2團2營機炮連當兵，該營駐防云南省個舊市卡房鎮時，一天，營里的一個步兵連抓住一名逃兵。
這一次沒打。
但比打還殘酷，是活剮!
逃兵被扒光衣服綁在一根柱子上，柱子前擺一張桌子，桌子上放著一把雪亮的匕首、一只鐵盆、一塊鐵板，鐵板上面有比銅錢稍大的圓洞。
全營官兵集合后，營長宣布：由逃兵所在步兵連每人用桌上的匕首從逃兵身上旋下一塊肉，標準就是鐵板上的圓洞那么大。
頭一刀，由一位軍官示范：將鐵板按在逃兵肩頭，用匕首從鐵板上的圓洞中捅進去，然后，順時針一旋，隨著逃兵撕心裂肺的慘叫，將一塊肉旋離肩頭，再用刀尖把肉挑下來，讓負責監督檢查的值星軍官和全營官兵過目后，丟在盆中。
軍官示范過后，100多名士兵排著隊上去，一人一刀，誰也別想縮脫。
老兵麻木的稍多，下手往往比較利索，“唰、唰”兩下就旋下一塊肉，匕首往肉上一扎，挑起來，亮個相，再甩到盆里，軍官也滿意。
麻煩的是新兵。
有的還沒上去，手腳就哆嗦個不停，匕首根本握不住，一塊肉還沒旋下來，匕首幾次從手中滑脫，掉在地上。
有的，不忍心下手，又不敢不下手，只好少割點肉。遇到這種情況，不但要被軍官臭罵一頓，還得重割一塊大一些的交差，才放你過去。
當輪到逃兵的一位同鄉時，他放聲大哭，邊哭邊向軍官告饒：“我和他是一個村的，我要是下手，以后還有什么臉面去見他父母?長官行行好，放我過去吧!”
“不行!”軍官揪住逃兵老鄉的衣領，“啪、啪”就是兩耳光，然后把匕首硬塞到逃兵老鄉的手里，“你不割他的肉也可以，從你自己身上割一塊下來代替，小了，老子可不要!”
逃兵到最后，身上的肉幾乎割光，白骨一塊一塊地露出體外，腸子也掉出來一堆，殷紅的鮮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這個地步，還沒死，也沒有死的權力，一雙鮮活的眼珠還在轉!
除了眼珠，別處，都不成人樣了。
所有目擊者都不會忘記，逃兵在被割光身上的肉之后，那對鮮活的眼珠。
每每述及那慘不忍睹的一幕，羅珠成總要不住地重復：“太殘忍了，太殘忍了!”
士兵，在國民黨軍隊里遭的罪是難以想象的。然而，羅珠成卻說，他的日子，要比多數士兵好多了。
原來，羅珠成新兵訓練結束分到部隊后，他的父母打聽到本村一戶姓張的財主的兒子在該團2營機炮連任連長，便登門求見了財主，請他們寫信叫兒子把羅珠成要到身邊，以便就近有個關照。財主一口應承。
張連長接到父母大人的來信后，從本連選了一名年輕力壯的新兵，把羅珠成換來，給自己當勤務兵。
羅珠成跟上了張連長，每天侍候主子打洗臉水、洗腳水，盛飯、洗碗，給竹煙筒換水，打掃衛生、洗衣、疊被。與在班、排當兵比較，飯能吃得飽一點了，挨打、挨罵也少多了。
在眾多士兵的眼里，羅珠成獲取了一個求之不得的美差。
三、是奴才，就逃不脫被宰割的命運
羅珠成當上了同村長官的勤務兵后，他很滿足。
然而，羅珠成畢竟還是“奴才”。是“奴才”，就逃脫不了任人宰割的命運!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第60軍奉命進入越南接受日軍投降。1946年4月，又奉調東北參加反共內戰。
1947年，部隊移防吉林市。此時，張連長已升任少校衛生隊長，羅珠成仍是他的勤務兵。
一天，住在一戶老百姓家里的張隊長，突然發現自己藏在箱子里的幾兩大煙土丟了。他懷疑的第一個人，就是亦步亦趨跟隨自己，執鞭墜鐙侍候自己的羅珠成，于是，一把揪住他的衣領厲聲喝問：“是不是你偷的?”
羅珠成一聽，嚇得面如土灰，嘴唇發白，像半截木頭戳在那里，僵僵地站在張隊長面前好一陣子，才“哇”地一聲哭了，“不是我偷的，不是我偷的!”
“我的東西只有你知道放在哪兒，不是你偷的怎么不見了?你個吃里爬外忘恩負義的東西!”張隊長氣得揎拳捋袖，“啪、啪”兩耳光扇了過去。
“在老百姓家里住著，我未必天天給你看著箱子?”羅珠成這樣想，但絕對不敢這樣說。小當兵的，幾時有過說話的自由?越辯，越挨打!
羅珠成捂著火辣辣的面頰，抽抽噎噎地回答：“我，我也不知道是誰偷的。”
幾兩煙土是一筆不大不小的財產，張隊長卻把它看得比士兵的性命還重。見問不出個什么名堂，張隊長索性喊人把羅珠成拖下去，關了起來。
當天晚上，吉林九臺籍的文書來到禁閉室，悄悄告訴羅珠成：“小羅，你快逃吧，隊長要槍斃你，就在今天晚上!”
羅珠成大吃一驚，面如死灰地怔住了，良久，才哆哆嗦嗦將信將疑地嘟囔了一句：“不會吧?我和他是一個村的。”
文書急了：“什么一個村不一個村的，別信那一套了!人家是當官的，看重的是錢。他要殺你是我親耳聽到的，就在今晚上半夜，地點是松花江大橋下。一般殺人都要那里，殺死后，往江里一蹬，尸體就順著江水沖走了。你快逃吧，再不逃就沒命了!當官的殺個人就跟殺個小雞似的，你又不是沒見過。”
當夜，羅珠成逃離了部隊，躲進吉林市內的一戶老百姓家里。這家主人是位40來歲的中年人，一妻一妾，沒有孩子，大老婆40歲左右，心地善良，十分同情羅珠成境遇，有心收留他做干兒子。無家可歸的羅珠成便在這家住了下來。
張隊長有一位十分要好拜過把子的軍校14期同學，叫王仕乾，與張隊長在同一個團當營長，他聽說張隊長要殺自己勤務兵，便找上門來：“聽說你要把你那個勤務兵殺了?”
“我的大煙土丟了!”張隊長忿恨不已。
“是這個娃兒偷的嗎?”王仕乾問。
“就算不是他偷的，他當勤務兵沒看好也有責任。”張隊長依然不饒他的小同鄉。
“唉!”王仕乾沉下臉了，“你這個咋要得，他不是別人，好賴，你倆也是一個村子的，你就下得了手?日后還鄉之日，他父母問起你，你咋說?鄉親們咋看?”
張隊長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見張隊長無語，王仕乾索性以大哥身份替老弟做了主：“殺他干啥?聽我的，別殺他了!”
張隊長這才點了點頭：“好!我聽大哥的，不殺他了。可是他已經跑了，我也不知道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王仕乾和張隊長的談話，被有意候在外屋的文書聽了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文書抽出身，設法找到羅珠成，將“大赦”全過程原原本本地轉告了羅珠成，并勸道：“隊長的氣已經消了，不殺你了，快回去吧!”
羅珠成回部隊后，張隊長沒再提丟大煙土和要殺他的事。見長官沒記“仇”，羅珠成頗有一番感動：到底是一個村的，我要是落在別的長官手里，哪還會有今天?
為報答這不殺之“恩”，羅珠成侍候張隊長更勤快了。
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羅珠成從來沒想過。他想的，只是走到哪里都要跟好這位同村長官，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忘記張隊長的不殺之“恩”。
直到起義，他仍死死地抱住這個信條。
張隊長出身于地主兼官僚的家庭，父親、哥哥都在外做官，路順縣的張縣長是他的叔叔，所以，當曾澤生將軍率部舉起了反蔣義旗后，張隊長不干了。部隊撤到九臺縣樺皮廠時，他找到師長隴耀，要求辭官掛甲還鄉，得到了批準。
獲準還鄉的張隊長回到部隊駐地，正打點行裝準備離隊返鄉，羅珠成畏首畏尾地湊了上來，吞吞吐吐地央求：“隊長，帶我一塊回家吧，路上我好侍候你。”
張隊長愣了一下，感慨地拍了拍羅珠成的肩頭：“唉!到了這種時候，難得你還愿意跟著我。好，我這就去找師長，他若同意，你回家的路費我掏!”
羅珠成的要求被拒絕了，隴耀師長的態度很明確：軍官不干的可以走，士兵，一個也不準放!
張隊長帶著憂郁、失望的心情離開了部隊。在與這位朝夕相處將近4年之久的本村小同鄉分手時，他似乎動了點感情：“小羅，以后，你只能自己關照自己了。將來不管跟誰干，都要聽話，勤快點，靈活點。不然，你要吃虧。”
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對自己有不殺之“恩”的主子后，又過了一兩個月，羅珠成被送進設在齊齊哈爾的東北軍政大學學習。
四、改造之前愚昧嘛，確實不懂階級壓迫
國民黨第60軍反蔣起義時，正值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初期，盡管中國人民解放軍急需將更多的兵力投入華北、中原戰場，然而，統帥部卻把這支數萬人的武裝力量留在后方，以政治整訓的形式改造官兵們的思想。
道理很簡單，在戰場上，中國共產黨需要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嚴，懂得為億萬勞苦大眾的權利也為自身權利奮斗的自覺戰士。
國民黨軍沒有，也培養不出來這樣的戰士。“將貴智，兵貴愚”，是數千年來赤縣神州滾滾烽火中通行的治軍帶兵古訓，繼承了這一封建傳統的國民黨軍，只能培養出人格扭曲，奴性十足，權利意識蕩然無存的戰爭機器。
國民黨第60軍起義后，部隊進入吉林九臺進行政治整訓，并于1949年1月2日被中央軍委授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在部隊正式整訓開始之前，三分之二左右的軍官被分批送往東北軍政大學學習，同去的還有一部分軍士和侍候官佐們的勤務兵，此外，還有一部分隨軍家眷。
進入東北軍政大學的起義官兵共2490人，為第11期學員，編為第5團，下設3個營和1個女生大隊。第1營編4個連，第1連為將校官連，第2、第3、第4連的學員主要是中尉和上尉軍官。第2營和第3營的學員是少尉、準尉軍官，以及軍士和士兵。女生大隊下設兩個中隊和一個拖兒帶女的“母親班”，200人左右，全部是隨軍女眷。三個師的官兵一律混編。
羅珠成入校后，被編到第5團2營6連。
東北軍政大學對起義官兵的編組，一方面是為了因人施教，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從組織上割斷他們之間在部隊結成的封建關系。
這種封建關系在進東北軍政大學之初，依然相當緊密。
組織起義官兵學習，是為被壓迫者恢復做人的尊嚴和做人的權利，也為壓迫者洗滌私欲惡性膨脹的靈魂，還為所有起義的學員喚醒麻木的人權意識。
然而，面對祖祖輩輩想都沒敢想的人身解放和靈魂解放，多數士兵不但茫然無知，甚至對共產黨有戒備心理和多多少少的敵對情緒。
軍官就更不用說了，不僅有政治立場上的對立，對供給制的生活待遇也不滿意，個別軍官甚至反感不允許嫖賭的紀律，牢騷更多：“他媽的，這不是讓我們給共產黨守活寡嗎?”
住在東大營的士兵，沒事就往北大營跑，去軍官隊探望長官，結識同鄉，并主動為軍官干點洗洗衣服、跑跑腿的差事。軍官對士兵也比往日和氣多了，官兵關系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蜜月期”。用羅珠成的話說，“彼此之間熱乎得很呦!”
此時的官兵關系，雖熱，但并非基于血肉相連的平等關系。士兵們企盼的，不是解下脖子上的鎖鏈，而是放長鎖鏈，在鎖鏈之下，多得到點主子賞賜的權利。而“認主子”，正是從苦力奴才向貼身奴才晉升的通道。
在人權意識荒蠻的舊中國，這是不少中國人，是不少祖祖輩輩的中國人認同了的群體行為方式。
中國人的這種奴性，戊戌變法的刀光劍影不曾觸及，辛亥革命的槍聲炮響未有震憾，“五·四”運動一代精英的淚血吶喊也沒能喚醒，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中動搖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在重視靈魂覺醒方面，任何國家任何時期的任何革命，都無法比擬。
起義官兵的“蜜月”關系，在東北軍政大學的學習正式開始后，很快曇花一現，成了過眼煙云。
士兵隊的教育內容，先是新舊社會、新舊軍隊的對比。剛開始時，沒幾個人聽得進去，沒幾個人想得通。
一位出身于佃戶家庭，曾經受過地主高額地租剝削的士兵，對階級斗爭的理論就不理解：“要不是在財主家找到活兒干，我一家人早就餓死了。”
有一位勤務兵，一年多前，部隊由吉林南部撤往吉林市的時候，曾經丟失了團長馱馬，被團長當眾用指揮刀的刀背狠狠地砍了一通。可是，他卻為團長侵犯他人身權利的暴行如此辯護：“團長是打了我，但那是因為我做錯事了嘛。團長對我很信任，他在越南接受日軍投降時弄的金條一直讓我保管，行軍打仗的時候，裝在一個望遠鏡的盒子里，由我背著，每一次，肩膀都要勒出血印子!團長如此提攜我，而我卻辜負了團長的期望，是該打嘛!老子還打兒子呢!”
還有一位勤務兵，平日侍侯長官衣食住行，端屎倒尿，卻還要挨長官的打，并被罰過跪。罰跪的時候，長官竟然旁若無人地摟著個不三不四的女人，當著跪在床前勤務兵的面，睡在床上。可是，這位勤務兵卻置共產黨的平等教育不顧，經常主動地去軍官隊，侍侯往日虐待過他的主子。
羅珠成對自己所受的苦，一樣持麻木態度：“張縣長老婆罰我在太陽底下跪黃豆是過分了，但咱們吃人家的飯啦!張隊長雖然動過殺我的念頭，但后來人家開恩了嘛。要不是靠上他，說不定自己早就死在戰場了!”
隨著教育的一步步深入，士兵們那一個根根麻木了的神經開始蘇醒。
在指導員穆益軒的啟發下，羅珠成從張縣長三少爺白花花的飯碗里，看到了自己被富豪權貴吞食的汗珠;從張隊長黑洞洞的槍口下，窺見了自己被吞噬的人身權利。
羅珠成說：穆指導員講的道理，現在看來似乎平淡無味，可當時聽起來卻是聞所未聞的新奇道理，越聽越愛聽，越聽越想聽。聽了之后，真有一種耳目一新大夢初醒的感受。
是啊!窮人也是人，憑什么忍饑挨餓，備受盤剝?士兵也是人，憑什么挨打受罵，任人宰割?
對呀!共產黨要建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社會，這有多好!
看吧!人家解放軍的官，不論大小，平易近人，對士兵和和氣氣。指導員是抗戰初期的老干部，與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有多親!
不比不知道，一比氣得跳：舊軍隊那些當官的，太不把我們當人看了!
起義官兵的關系，隨即冷卻下來。
那些一向勤快聽話的勤務兵，一個個再也不愿往北大營跑了，再也不愿去侍候從前俯首貼耳聽命之的長官了。
五、控訴運動不得了哇，真想把往日的“主子”往死里打
推動起義官兵之間的關系進入了“速凍”狀態的，是“淚血大控訴”。控訴運動開始后，起義學員中已經冷漠下來的官兵關系，急速演變成劇烈的對抗、沖突。
東北軍政大學起義學員的控訴運動，與九臺起義部隊的控訴運動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之處，在九臺，軍政委徐文烈部署全軍教育時，明確規定：“不準在官兵之間搞面對面的斗爭，個別矛盾一時不易解決的，把干部調離原單位，實行回避政策。”
東北軍政大學則不同，控訴運動一開始，就選取了十來個典型，作為第5團2490名起義學員批判斗爭的對象。
東北軍政大學的教育與起義部隊的教育，同受東北軍區政治部的統一領導，這似乎是個謎。
對此，有位當年的學員這樣解釋：東北軍政大學的學員以軍官為主，用一般的辦法，很難把群眾發動起來，很難把那些反動的思想和情緒壓下去。
這話，不管是否猜中了組織者的意圖，但從實際效果看來，這種面對面的斗爭，確實發揮了事半功倍扭轉乾坤的神力。
第5團全體學員的第一次控訴大會，在學校大禮堂召開，主席臺上就坐的，除第5團政委外，沒有一位校、隊領導，全是各連民主選舉的“革命軍人委員會”主任，有校官、尉官，有士兵，還有女生大隊的兩位家屬學員。
站在主席臺前接受批判斗爭的，有的是“特務嫌疑分子”，多數是軍閥作風嚴重的團以上帶兵長官。
控訴大會由誰控訴，控訴誰，控訴了些什么，老人們記不太清楚了，嚴格地說，是記不過來了。
深深印在老人們腦海里的，是捶胸頓足呼天搶地的哭嚎，是咬牙切齒咆哮如雷的憤恨，是怒不可遏不顧一切地撲向主席臺的復仇!
像一座座猛然爆發的火山，噴出一道道直上九霄的烈焰。
老人說，開初是哭。臺上訴苦的人先哭，哭得嗚嗚咽咽泣不成聲，隨即傳染了臺下的聽眾，由悶頭抹淚，到掩面而泣，待抽抽嗒嗒的哭泣聲連成一片時，有人便忍不住失聲痛哭。大禮堂2000多人，什么樣的哭聲都有，甚至還有倒在地上打滾哭的。準確地說，不是哭泣，是哭喊、哭嚎、哭罵、哭吼!
當臺上臺下的人哭得天昏地暗的時候，會場上喊起了口號：
“反對剝削，反對壓迫!”
“徹底摧毀黑暗的封建軍閥統治!”
“向萬惡的舊社會、舊軍隊討還血債!”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堅決跟著共產黨革命到底!”
老人們說，那口號喊得“嗷嗷”的，掀天揭地，驚天動地。
口號一喊，淚水就干了，悲與憤的轉化在一瞬間完成。
記不清是什么時候，更不知道是誰帶頭，有人沖向主席臺，非要親手痛打受批判斗爭的起義軍官。
“揍他!”
“打死他們!”
叫聲，喊聲，隨即而起，幾近瘋狂。
會場秩序大亂。
參加控訴大會所有的解放軍干部都離開了座位，堵在大禮堂的通道上，制止著沖向主席臺發瘋似的學員。可是他們人太少，每個連只配備一名指導員，一名文化干事，根本堵不住。
緊急關頭，大禮堂主席臺前兩側大門“咣當”一聲打開了，“嘩”地一下涌進來一大批解放軍，把沖擊主席臺的人流死死地堵在主席臺前。
第6連的士兵羅珠成說：“那個義憤呀，誰都按不下來，要是張隊長在臺上，我也要沖過去揍他!他憑什么因為丟失幾兩大煙土就要殺我?”
第4連的中尉趙謙說：“堵在主席臺附近的八路，一個連有了，沒有一個連堵不住。”
第1連的中校王偉略說：“要是沒有學校八路的保護，主席臺上受批判斗爭的那十來個人都會被打死，一個也跑不脫!”
控訴大會是怎么結束的，老人們記不大清楚了，只記得人流沖過來，推過去，各連指導員、各營教導員和5團政委，一個個嗓子全喊啞了。
臺灣師范大學張春興教授所著的《現代心理學》認為：構成人的神經基本單位的神經元，其興奮性具有一種很特殊的現象，當刺激強度未達到某一程度時，即無神經沖動之發生;當刺激強度達到某種程度而能引起沖動時，該神經沖動立即達到最大強度。此后的刺激強度縱使再繼續加強或減弱，對已引起的沖動強度不再發生影響。此種現象稱之為“全有全無律”。
“全有全無律”，對改造起義部隊的教育方法具有很強的解釋力。正面教育固然能緩和矛盾沖突，但由于刺激強度不夠，很難在轉變立場上達到期望的教育效果。“淚血大控訴”的方式則不同，它刺激起來的感情波瀾，能在短暫的時間里實現階級意識和人權意識的大覺醒，并長久保持著難以消磨下去的強度。
東北軍政大學第5團的控訴大會結束之后，學員們的余怒久久難消。
每當士兵學員連隊和軍官學員連隊，或尉官學員連隊和將校官學員連隊在校園相遇時，總有人不顧一切沖出隊列，去尋打自己的仇人!
每當全團集會，即使帶隊的干部死死看住自己的連隊，不準有人越雷池半步，仍有人往軍官學員連隊，往將校官學員連隊扔石頭!
于是，校方采取了措施，盡量避免有關的學員連隊相遇，凡是看電影、看戲或是集會，指導員先一個個搜身，檢查口袋里有沒有磚頭。再另外安排人員，將會場附近磚頭撿干凈。
很快，又規定集會不準穿大衣，怕磚頭藏在大衣里面檢查不出來。
然而，還是有人在看電影的時候用小板凳砸了一位軍官。
后來，校方又規定，小凳子也不準帶了，看電影一律背背包，以背包代板凳。
學員們的怒氣依然不消。一次看歌劇《血淚仇》，看了一半，又躁動起來了。
從前呼口號，是指導員、教導員帶著呼，這一次，是學員自己呼。呼著呼著，一幫士兵學員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要沖下樓，去尋打自己的仇人。沖到樓梯口一看，校方早有準備，樓梯上已經坐滿了“八路”，下不去。氣得一個個不是攥緊的拳頭往墻上打，就是跳著腳朝樓下罵!當然不是罵“八路”。
那場面，哭的哭，鬧的鬧，叫的叫，蹦的蹦，跳的跳，亂得一塌糊涂，就像發瘋似的。老人現在說起來覺得好笑，可當時，誰都笑不出來。
六、共產黨絕啦，控訴后搞了個官兵團結教育
控訴運動之后，起義學員轉入社會發展史教育。
羅珠成記得他們6連文化教員隋成西，以本連控訴的真人真事畫了許多宣傳畫，貼在食堂里，生動形象地揭示了地主怎么剝削農民，士兵如何受欺壓的事實。
那時，起義學員中要求槍斃幾個以平民憤的呼聲很高，穆指導員有針對性地疏導大家：“只要參加起義，就一個也不能殺。殺一個，國民黨就要大造輿論，以后誰還敢起義?再說，畢竟是軍官帶著大家起義，參加革命的嘛!”
共產黨不知哪來那么多的辦法，先發動“淚血大控訴”，把士兵群眾的階級覺悟激發起來后，再搞一個“內部官兵團結教育”，化解個人矛盾。
指導員穆益軒通過上課給大家講道理：“舊社會窮人受剝削，舊軍隊士兵受壓迫，不是個人造成的，根子在社會制度。只要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在，叫我們在座的人去當官，平心而論，恐怕相當一部分人也要學壞。所以，要把仇恨記到舊的社會制度上，記在國民黨的反動政權上。這些軍官，只要放棄過去的立場，共產黨還用他們。”
羅珠成說：“我們那個時候，共產黨的什么道理聽著都新鮮，都入耳。文化教員的畫，一看就懂;指導員的話，一講就通。”
道理懂了，思想通了，士兵和軍官又恢復了來往。士兵找回了個人的尊嚴，放棄了個人的仇恨;軍官，則全無當主子的架子，謙虛多了。
起義官兵中一種全新的官兵關系、上下級關系，從此建立。
羅珠成在控訴運動期間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畢業前夕，公開了黨員身份。從東北軍政大學畢業后，分回由原國民黨第60軍成建制改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在軍教導團任排長。
從東北軍政大學畢業回第50軍的起義軍官，一部分下部隊繼續帶兵，另一部分作為干部儲備，編入軍直屬教導隊。
那位曾經說服張隊長放棄殺羅珠成念頭的營長王仕乾，分回第149師(原國民黨暫編21師改編)，繼續當營長。1950年10月，第50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在讓世界軍事強國膽寒的漢江50晝夜阻擊戰中，王仕乾身先士卒，率部以劣勢裝備與武裝到牙齒的美國大兵浴血奮戰，堅持與陣地共存亡。王仕乾身負重傷，陣地失守后，另一位起義的營長楊樹云，帶上一個連的兵力實施反擊，奪回了陣地，才把昏迷不醒的王仕乾搶了下來。
編入軍教導隊的起義軍官，相當一部分下班排當兵。共產黨干部說：人民軍隊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務員，要為人民服務，就應深入群眾，體驗群眾的生活。軍官當兵，有助于改造在舊軍隊形成的剝削階級思想和脫離群眾的舊習氣。
羅珠成在教導隊當排長時，原國民黨第60軍第51兵站支部長張官迎就在他那個排。張官迎在舊軍隊的職務，大體相當于軍后勤部部長。
羅珠成說，張官迎那時可積極了，部隊南下時，他幫助炊事班背行軍鍋，一到駐地，除了協助做飯，還搶著為老百姓打掃衛生，特別能吃苦耐勞。老百姓見了，都以為他是個“伙頭軍”，根本不相信他曾經是一位“國軍”上校。
1949年底，成都戰役結束不久，起義了的國民黨第20兵團劃歸解放軍第50軍夾帶改造。第50軍受命后，組織了起義官兵占90%以上的300余人的工作團，前往這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隨后，將該兵團及其所轄3個軍的殘部，改編為轄3個團的1個師，授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67師，編入第50軍建制。張官迎在此期間，和另外兩名團職起義軍官周慶三、王偉略分別擔任3個團的團長。
老人說：50軍這支部隊特殊啊，恐怕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支這樣的部隊。1946年改造海城起義的國民黨第184師，共產黨只派去了30多名干部;兩年多后，改造長春起義的國民黨第60軍，共產黨派去了410名干部，其中海城起義官兵占60%以上;又過了1年，改造在四川郫縣起義的蔣介石嫡系部隊第20兵團和在川東起義的范紹增袍哥武裝，共產黨總共派去了四五百名干部，其中海城起義和長春起義的官兵占了90%以上。
在這片靈魂改造的新土地上，國民黨起義官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心協力，輕車熟路地駕馭“淚血大控訴”的改造形式，以自身靈魂裂變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成功地實現了靈魂裂變的“鏈式反應”，順利地激活了一批又一批數以萬計的國民黨起義官兵的人生能量。
這，就是當年共產黨人創造的人間奇跡!
大洋彼岸那幫把書本嚼爛了的政治家、軍事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人權政論家，這家、那家，未必有這個本事!
在筆者采訪的所有改造起義部隊的親歷者中，無論是地下黨員、派入的解放軍干部，還是潘朔端師、王家善師、曾澤生軍、陳克非兵團、羅廣文兵團(軍史無記載，但第50軍的起義官兵確實參加了羅廣文兵團起義后的改造工作)、范紹增袍哥武裝的起義官兵，回憶這段刻骨銘心永志難忘的思想改造史，對“淚血大控訴”的改造方式，無一不給予極高的評價：“控訴方法好，不是人民軍隊學不去!”
七、將近半個世紀后的道歉
羅珠成于1951年離開了第50軍，調齊齊哈爾步兵學校警衛連任副指導員，1964年轉業回昆明，離休前任云南省水利水電廳基建處副處長。
1995年春節，羅珠成回云南石屏老家探親，無巧不成書，一進村，就在村頭碰見了張隊長。
張隊長從九臺辭官還鄉不久，云南即告解放，隨后，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張隊長家里的田產被分給了貧苦農民，張隊長本人則在本村當上了一名民辦小學教師，以此自食其力，維持生活。
據說，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當上了教師的張隊長，因待人誠懇，為人謙虛，執教認真，頗得村民的好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基本上沒怎么受沖擊，后半生過得比較平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張隊長被摘掉了“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落實了“國民黨起義人員”的政治身份。
昔日威風凜凜“國軍”少校，重逢當年為丟失幾兩鴉片差點死于自己槍口之下的小勤務兵，十分尷尬。“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站在自己面前的，已不再是那個俯仰由人，任憑呼來喚去，可以任意宰割的孩子，而是一位令自己敬畏的共產黨縣團級離休干部。面對落花流水、春露秋霜，這位比羅珠成大十來歲的老人，不能不百感交集。
他鄭重地登門道歉了：“當時東西丟了，懷疑是你偷的，即使不是你偷的，也覺得你有沒看好東西的責任，所以才動了那個念頭。后來，念頭打消了。這件事對不起你了!”
48年后的道歉!
一個風燭殘年步履蹣跚的老人，愧悔當年心虔至誠的道歉!
這一年，羅珠成66歲，他還能說什么呢?
滄桑的歷史，歷史的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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