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張鳴說：“的確，民國沒什么了不起，國家窮，政府亂，還受外國人的欺負。但是，民國有自由，知識人，尤其是姜文這樣的電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創作，電影拍出來，只要不是誨淫誨盜，不用擔心審查通不過”。(2014.12.16. http://t.qq.com/p/t/462332069039639)
“民國的北洋時期，在文化文藝方面，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政府審查。國民黨時期有一些限制，但大學里可以教馬列主義，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對報刊和電影的審查，只是局部性的。左翼文學和左翼電影，非常張揚。如果連這個常識都不承認，我沒話說，噴吧!”(2014.12.17.http://t.qq.com/p/t/458720110159625)
民國有自由嗎?也有也沒有，有人有有人沒有，要看是誰——“精英”有，百姓沒有;“上等人”有，“下等人”沒有;闊人有，窮人沒有;軍閥土匪、達官貴人、文人“公知”有，小民百姓沒有;極少數人有，絕大多數人沒有;一切取決于階級地位。至于張鳴所謂的“電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創作、不用擔心審查通不過”、“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政府審查”、“大學里可以教馬列主義，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對報刊和電影的審查，只是局部性的。左翼文學和左翼電影，非常張揚”之類則純屬捏造，公然撒謊——隨便翻翻魯迅全集和手頭的一些資料，查出的歷史事實就足以讓人們看清民國有何種“自由”：
1.言論出版“自由”：
——1927年國民黨當局成立“電影審閱委員會”;
——1930年國民黨當局頒布《電影檢查法》;
——1931年2月7日，國民黨政府于上海龍華秘密槍殺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和白莽(殷夫)等五名左翼青年作家。魯迅為此著文《為了忘卻的記念》：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愿，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
——1932年6月30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上海各影片公司發出了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通令”宣稱：“以后關于戰爭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攝之列。
——1934年2月19日，國民黨當局一次就下令禁書149種和9名外國作家作品(詳細名錄見附錄一)
——1934年5月，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設立“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又名“書籍雜志檢查處”)。
——1935年《新生》報的《閑話皇帝》引來日本抗議，國民黨當局嚇破了膽，立即雷厲風行嚴加懲處：該報禁售，該社封門，編輯杜重遠判處徒刑不準上訴，七位審查官革職，派人到各書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舊書，墻壁上貼滿了“敦睦邦交”的告示。(見附錄二)
——“1929一1936年間，458種自由主義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給它們的罪名是：鼓吹階級斗爭，誹謗官方，或者是‘無產階級文學’……1936年，國民黨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種社會科學出版物。那十年間，總計約有1800種書籍或雜志被查禁”——[美]易勞逸：《流產的革命》(見附錄三)
——“淞滬警察廳規定，須將劇本或說明書送警察廳審核，‘如有奸盜邪淫妨礙風俗之影片，應即禁止開演”。同時規定，影院男女賓座位不得紊亂，放映時間以晚12時為限。警員可隨時在場監視，凡違背本規則者，依法處罰，或勒令關張’”。
——“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的境遇。他們引經據典，對于黨國有了一點微詞，雖然引的大抵是英國經典，但何嘗有絲毫不利于黨國的惡意，不過說：‘老爺，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凈，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臟，應該洗它一洗’罷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國報同聲致討，連《新月》雜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學士的團體，這時就也來了一大堆引據三民主義，辨明心跡的‘離騷經’。現在好了，吐出馬糞，換塞甜頭，有的顧問，有的教授，有的秘書，有的大學院長，言論自由，《新月》也滿是所謂‘為文藝的文藝’了。”(魯迅：“言論自由的界限”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2.衣食住行的“自由”：
——穿衣“自由”：
(1).蔣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手令國民黨江西省政府頒布的《取締婦女奇裝異服辦法》中規定：“褲長最短須過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注：“蔣委員長”的“最高指示”!)當時重慶、北平等地也禁止“女子裸膝露肘”。
(2).《論語》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古香齋”欄轉載：“楊森治下營山縣長羅象翥禁穿長衫令”說：“查自本軍接防以來，業經軍長通令戍區民眾，齊著短服在案。……著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隊，隨帶剪刀，于城廂內外梭巡，遇有玩視禁令，仍著長服者，立即執行剪衣，勿稍瞻徇。”(注：比紅衛兵的“破四舊”先進了多少年?)
(3).據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載：“杭(州)市發見摩登破壞鐵血團，以硝鏹水毀人摩登衣服，并發警告服用洋貨的摩登士女書”。當時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現過這類事。
——專業“自由”：一九三三年五月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大學限制招收文法科學生，令文中說：“吾國數千年來尚文積習，相沿既深，求學者因以是為趨向，而文法等科又設備較簡，辦學者亦往往避難就易，遂致側重人文，忽視生產，形成人才過剩與缺乏之矛盾現象。”(據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申報》)
——使用文具的“自由”：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大晚報》載路透社廣州電：廣東、廣西省當局為“挽回利權”，禁止學生使用自來水筆、鉛筆等進口文具，改用毛筆。
——男女交往“自由”：一九三四年七月，國民黨廣東艦隊司令張之英等向廣東省政府提議禁止男女同場游泳，曾由廣州市公安局通令實施。同時又有自稱“蟻民”的黃維新，擬具了分別男女界限的五項辦法，呈請國民黨廣東政治研究會采用：(一)禁止男女同車;(二)禁止酒樓茶肆男女同食;(三)禁止旅客男女同住;(四)禁止軍民人等男女同行;(五)禁止男女同演影片，并分男女游樂場所。
——科學“自由”、不迷信“自由”：一九三四年夏天，南方大旱，南通農民筑泥龍燒香祈雨、蘇州舉行小白龍出游等報道。作法求雨，國民黨政府在當年七月請第九世班禪喇嘛、安欽活沸等在南京、湯山等處祈禱求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大晚報•社會一周間》載：“(浙江)余姚各鄉，近因大旱，該區陡鎮農民五百余，吾客鄉農民千余，聯合舉辦迎神賽會祈雨。路經各處，均不準鄉民戴帽，否則即用刀槍猛砍!”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上海一些“慈善家”及僧人發起“全國各省市亢旱成災區祈雨消災大會”，由“第六十三代天師張瑞齡”作法求雨。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一些團體聯合呈請市政府及江浙兩省府下令“斷屠一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申報》載：“余姚陡小學校長兼黨部常委徐一清，因勸阻農民迎神祈雨，激動眾怒。十二日晚五時，被千余農民毆斃，投入河中;嗣又打撈上岸，咬斷喉管。”
3.游行示威請愿愛國的“自由”：
——1926年3月18日，北洋軍閥政府在北京向游行學生開槍，死傷數百人。魯迅為此寫了《紀念劉和珍君》：“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于是死掉了。”
——1931年12月，國民黨當局大肆鎮壓情愿收復東北的學生，死傷多人。魯迅為此著文“友邦驚詫”論：
只要略有知覺的人就都知道：這回學生的請愿，是因為日本占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伙。讀書呀，讀書呀，不錯，學生是應該讀書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爺們不至于葬送土地，這才能夠安心讀書。報上不是說過，東北大學逃散，馮庸大學逃散，日本兵看見學生模樣的就槍斃嗎?放下書包來請愿，真是已經可憐之至。不道國民黨政府卻在十二月十八日通電各地軍政當局文里，又加上他們“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攔劫汽車，橫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愿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東西!
——1933年9月貴陽國民黨當局用汽車沖軋紀念九一八事件的學生，造成小學生多人死亡。事后他們嚴密檢查郵電，消息在慘案發生后二十余日才由重慶傳出。魯迅為此著文“沖”(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十三日的新聞上載著貴陽通信說，九一八紀念，各校學生集合游行，教育廳長譚星閣臨事張皇，乃派兵分據街口，另以汽車多輛，向行列沖去，于是發生慘劇，死學生二人，傷四十余，其中以正誼小學學生為最多，年僅十齡上下耳。
“沖”是最爽利的戰法，一隊汽車，橫沖直撞，使敵人死傷在車輪下，多么簡截;“沖”也是最威武的行為，機關一扳，風馳電掣，使對手想回避也來不及，多么英雄。各國的兵警，喜歡用水龍沖，俄皇曾用哥薩克馬隊沖，都是快舉。各地租界上我們有時會看見外國兵的坦克車在出巡，這就是倘不恭順，便要來沖的家伙。
汽車雖然并非沖鋒的利器，但幸而敵人卻是小學生，一匹疲驢，真上戰場是萬萬不行的，不過在嫩草地上飛跑，騎士坐在上面暗嗚叱咤，卻還很能勝任愉快，雖然有些人見了，難免覺得滑稽。
十齡上下的孩子會造反，本來也難免覺得滑稽的。但我們中國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歲能畫，兩歲能詩，七齡童做戲，十齡童從軍，十幾齡童做委員，原是常有的事實;連七八歲的女孩也會被凌辱，從別人看來，是等于“年方花信”的了。
況且“沖”的時候，倘使對面是能夠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車會弄得不爽利，沖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敵人總須選得嫩弱。流氓欺鄉下老，洋人打中國人，教育廳長沖小學生，都是善于克敵的豪杰。
“身當其沖”，先前好像不過一句空話，現在卻應驗了，這應驗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嬰兒殺戮”算是一種罪惡，已經是過去的事，將乳兒拋上空中去，接以槍尖，不過看作一種玩把戲的日子，恐怕也就不遠了罷。
4.逃命的“自由”：
——摘自魯迅：“逃的辯護”(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
我們還記得，自前年冬天以來，學生是怎么鬧的，有的要南來，有的要北上，南來北上，都不給開車。待到到得首都，頓首請愿，卻不料“為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槍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驗尸之后，報告書上說道，“身上五色”。我實在不懂。
還要開除，還要告訴家長，還要勸進研究室。一年以來，好了，總算安靜了。但不料榆關失了守，上海還遠，北平卻不行了，因為連研究室也有了危險。住在上海的人們想必記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學，勞動大學，同濟大學……，研究室里還坐得住么?北平的大學生是知道的，并且有記性，這回不再用頭來“碰”刺刀和槍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卻發明了一種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這正是這幾年來的教育顯了成效。然而又有人來罵了。童子軍還在烈士們的挽聯上，說他們“遺臭萬年”。
5.人權人身“自由”：
——“我同一位在耶魯大學受過教育的經濟學教授馬寅初談過話。抗戰以前，這個獨裁者曾把馬教授請到他的官邸，請其私下指教經濟問題，就象他請傳教士教他神學或者請普魯士人教他步兵戰術那樣。馬寅初認為，他同蔣介石關系密切。但是抗戰期間，當他在大學講課時，他開始指責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這時蔣再次請馬寅初吃飯，討論經濟問題。飯后，在馬寅初乘坐這位獨裁者的轎車回家時，坐在前排座位的兩個帶槍的人對他說，他已經被捕了。為此，他有兩年時間未能與家人相聚。”(《探索歷史》摘錄，[美]白修德，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127-128頁)
——“由于失算、忽視和冷漠，估計有二三百萬的農民被活活餓死。”“白修德的憤怒無以言表。在由鄭州返回重慶途徑的第一個電報局，洛陽電報局，白修德義憤難平，向《時代》周刊本部匆促發稿。按照慣例，國民黨中宣部要例行檢查。湊巧的是，這份電報竟躲過國民黨嚴密的新聞檢查，順利發到紐約。”“1943年3月，白氏的報道出現在《時代》周刊上，歐美輿論頓時大嘩。時值宋美齡在美國各地進行奢侈的籌資旅行，看到白修德的報道，她十分惱火，要求《時代》周刊的發行人亨利·盧斯解職白修德。”“于是一些人頭開始落地。第一顆人頭不是別人，正是洛陽電報局的發報員，因為是他‘泄露機密’!”(《新聞與幻想——白修德傳》摘錄，喬伊斯·霍夫曼著，胡友珍、馬碧英譯，2001年1月新華出版社出版)(注：電報局的發報員正常發電報居然送了命——如此“言論自由”!)
——“當《語絲》登載攻擊復旦大學的來函時，我正是編輯，開罪不少。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也是浙江省黨部發起的，但至今還沒有呈請發掘祖墳，總算黨恩高厚。”(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的白色恐怖(見附錄四)。
——抗戰期間一個小女孩失手打碎了一個暖水瓶就給全家帶來了滅頂之災(見附錄五)。
——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6.出版“自由”：
——哪個出版商敢不識抬舉沾上“紅”和“左”的邊，那個出版商就得準備挨砸，更甭說象張鳴說的“大學里可以教馬列主義，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了。魯迅的文章“《準風月談》后記”和“中國文壇上的鬼魅”中有專門記敘。(見附錄六)
上述事實雖然不過是滄海一粟，卻足以證明人民大學的“公知”張鳴所謂的“民國有自由”、知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創作”、“不用擔心審查通不過”、“大學里可以教馬列主義，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對報刊和電影的審查，只是局部性的。左翼文學和左翼電影，非常張揚。”之類斬釘截鐵全是憑空捏造。
張鳴號稱學歷史的，但在歷史問題專門撒謊，尤其愛在民國問題上撒謊。在張鳴口中筆下，民國簡直好得不得了：
“過去說北洋軍閥，多少帶有污名化的意味”、“北洋軍人，曾經是中國的精英”、“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有很多貢獻，很多建設”、“大多數軍閥都還可以，至少對當地老百姓，他們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糟”、“吳佩孚就比較好，不花錢，閻錫山也是，他把山西當成國家來建，自己卻不怎么用錢，把山西建得很棒”、“段祺瑞就很好，不抽大煙，也不賭博、貪污，他也不需要錢，甚至不買房子、不置地、不搞產業”、“孫傳芳，待人接物，極其紳士，他治下的江南父老，對他個個稱道”、“滿口五常八德的吳佩孚，偏偏要聲援五四學生。執意復辟清朝的張勛，對他的家鄉人，好得不得了。滿嘴粗話的張作霖，進了他拿錢辦的學堂見先生，卻一個勁兒地鞠躬作揖。用水龍頭給部下洗禮的馮玉祥，掌兵十萬，自己卻總是穿著士兵的粗布衣裳。連幫會中人，也有杜月笙和范哈兒這樣的可人，令學商各界翹楚，稱道不已。國學大師章太炎總統和主席都不放在眼里，偏偏要給杜月笙的家譜作序”、“在國民黨政府控制下的黃色工會，不再替工人說話或者組織罷工時，杜月笙和他的門徒就承擔了這個惹事的買賣”、“為了支持這些罷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當局搞翻的危險”、“黑社會也自然會以下層社會的執法者面目出現，在很多場合充當裁判”、“北洋政府的那些軍閥們，雖然外表看起來頗為粗野魯莽，彼此之間總是打來殺去的，但對知識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氣。哪怕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也從來不曾虧欠這些專家學者們的薪水”、“現在民國很讓我們懷念的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他們都對政府保有很強的批判精神”、“那時候知識分子的力量大，《大公報》一篇社論就是能左右國內輿論”、“一個社會發育完善的國家，即使沒有政府，也能運轉良好”、“民國是個亂世，但這個亂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民國的自由，源于文化上的開放和解放”、“讀書人精神和肉體，無比舒泰，創造力陡然增加”、“民國的文化藝術和教育領域，人才輩出。后來稱之為大師的人物，個頂個都是民國的產物。”“這樣的自由，不僅讓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來。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無論人壞人好，都很有性格，隨便拎出一個來，就都有故事，個性鮮明。一句話，活得人模人樣的”、“這就是民國，一個說不完、也說不清的時代，一個有故事，有個性的時代”
為什么張鳴對民國如此一往情深?簡單得很：他爹是民國的“國軍”軍官，如果不是共產黨，他這個“民國”的“官二代”早就飛黃騰達了——“張鳴的父親是國民黨新六軍少校軍需官，遼沈戰役時被俘”(“南風窗網”2014-01-07);“我父親當年也是在東北，也是國民黨軍官，但是我父親沒有逃掉，王鼎鈞先生逃了”，“否則他就真是天地九天之上、九天之下兩重天，就跟我父親的命運差不多的樣子”(張鳴在 “一代中國人的眼睛——《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讀書會”上發言)——看見了吧?張鳴心目中自己本來應是“九天之上”的人上人，全因為毛澤東、共產黨才從“九天之上”一跟頭栽到了“九天之下”。這才是不折不扣的階級仇、家族恨，勢不兩立，水火不相容，絕對不共戴天。
難怪張鳴一提毛澤東就咬牙切齒恨恨罵不絕口：“中國人不脫毛，不管怎么裝文明，都是猴子”、“只要當局還在把毛的幽靈當圣物，這個國家沒法有共識”、“母親節，去毛，別再讓中國的母親哭泣”，難怪張鳴這個學歷史的最容不得歷史事實，一碰到共產黨歷史就要咬牙切齒——“列強跟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在1943年就都廢除了。但49年后，毛跟蘇聯簽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卻是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把蒙古不經公民投票就讓其獨立，承認蘇聯控制中東鐵路，租借大連，承認蘇聯在新疆的特殊地位。這樣的條約，難道說不是不平等條約嗎?”(2013.2.5.)——“把蒙古不經公民投票就讓其獨立，承認蘇聯控制中東鐵路，租借大連，承認蘇聯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分明是“蔣委員長”1945年干的，張鳴這個“歷史教授”豈能不知?明知還要如此憑空捏造，顯然不是無知，而是“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仇恨比偏見更加瘋狂盲目”。
毛澤東說“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果然一點不假。難怪張鳴一提共產黨就來火，一提毛澤東就咬牙，一提“人民群眾”就一肚子不自在。他眼睛里的民國只有“文化人得意”、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都“活得人模人樣的”，所以當然好得不得了。這就是“公知”的“常識”與歷史事實的區別。
不知堅持讓張鳴這樣如此仇恨共產黨、如此熱愛國民黨的“民國”的國民黨“官二代”專門向青年人灌輸反共仇恨、懷念民國“自由”的人，是不是也跟國民黨的“民國”有什么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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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禁書清單
附錄二：《閑話皇帝》事件
附錄三：《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摘要
附錄四：陶承回顧白色恐怖
附錄五：從一小女孩摔破水瓶看蔣介石為何失天下
附錄六：打砸搶出版商
附錄一：禁書清單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的《大美晚報》上，曾經登有一則這樣的新聞——中央黨部禁止新文藝作品
“滬市黨部于上月十九日奉中央黨部電令、派員挨戶至各新書店、查禁書籍至百四十九種之多”“各書店于復審期內、須將被禁各書、一律自動封存、不再發賣、茲將各書店被禁書目、分錄如次、店名書名譯著者”
1.郭沫若：《神州政治經濟學批判》
2.錢杏邨：《文藝批評集》
3.柔石：《浮士德與城》
4.郭沫若：《現代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5.郭沫若：《石炭王》
6.郭沫若：《黑貓》
7.郭沫若：《創造十年》
8.魯迅：《果樹園》
9.田漢：《田漢戲曲集(五集)》
10.田漢：《檀泰琪兒之死》
11.沈端先：《平林泰子集》
12.周全平：《殘兵》
13.蓬子：《沒有櫻花》
14.樓建南：《掙扎》
15.丁玲：《夜會》
16.胡也頻：《詩稿》
17.龔冰廬：《炭礦夫》
18.蔣光慈：《光慈遺集》
19.蔣光慈：《麗莎的哀怨》
20.蔣光慈：《野祭》
21.高語罕：《語體文作法》
22.森堡：《藤森成吉集》
23.森堡：《愛與仇》
24.周起應：《新俄文學中的男女》
25.周起應：《大學生私生活》
26.華漢：《唯物史觀研究上下》
27.華漢：《十姑的悲愁》
28.洪靈菲：《歸家》
29.洪靈菲：《流亡》
30.巴金：《萌芽》
31.郭沫若：《光華幼年時代》
32.郭沫若：《文藝論集》
33.郭沫若：《文藝論續集》
34.郭沫若：《煤油》
35.魯迅：《高爾基文集》
36.潘漢年：《離婚》
37.蓬子：《小天使》
38.蓬子：《我的童年》
39.蓬子：《結婚集》
40.蓬子：《婦人之夢》
41.樓建南：《病與夢》
42.茅盾：《路》
43.丁玲：《自殺日記》
44.馮雪峰：《我們的一團與他》
45.胡也頻：《三個不統一的人物》
46.蔣光慈：《現代中國作家選集》
47.顧鳳城：《新文藝辭典》
48.顧鳳城：《郭沫若論》
49.顧鳳城：《新興文學概論》
50.顧鳳城：《沒落的靈魂》
51.顧鳳城：《文藝創作辭典》
52.高語罕：《現代名人書信》
53.高語罕：《文章及其作法》
54.王獨清：《獨清文藝論集》
55.王獨清：《鍛煉》
56.王獨清：《暗云》
57.王獨清：《我在歐洲的生活》
58.郭沫若：《湖風美術考古學發現史》
59.錢杏邨：《青年自修文學讀本》
60.田漢：《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
61.蓬子：《饑餓的光芒》
62.樓建南：《惡黨》
63.李輝英：《萬寶山》
64.森堡：《隱秘的愛》
65.華漢：《寒梅》
66.華漢：《地泉》
67.洪靈菲：《賭徒》
68.洪靈菲：《地下室手記》
69.郭沫若：《南強屠場》
70.錢杏邨：《新文藝描寫辭典(正續編)》
71.錢杏邨：《怎樣研究新興文學》
72.沈端先：《新興文學論》
73.楊騷：《鐵流》
74.楊騷：《十月》
75.魯迅：《大江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
76.魯迅：《毀滅》
77.魯迅：《藝術論》
78.陳望道：《文學及藝術之技術的革命》
79.陳望道：《藝術簡論》
80.陳望道：《社會意識學大綱》
81.茅盾：《宿莽》
82.茅盾：《野薔薇》
83.丁玲：《韋護》
84.馮雪峰：《現代歐洲的藝術》
85.馮雪峰：《藝術社會學底任務及問題》
86.魯迅：《水沫文藝與批評》
87.魯迅：《文藝政策》
88.蓬子：《銀鈴》
89.馮雪峰：《文學評論》
90.馮雪峰：《流冰》
91.馮雪峰：《藝術之社會的基礎》
92.馮雪峰：《藝術與社會生活》
93.胡也頻：《往何處去》
94.周起應：《偉大的戀愛》
95.魯迅：《天馬魯迅自選集》
96.樓建南：《蘇聯短篇小說集》
97.茅盾：《茅盾自選集》
98.魯迅：《北新而已集》
99.魯迅：《三閑集》
100.魯迅：《偽自由書》
101.潘梓年：《文學概論》
102.蓬子：《處女的心》
103.柔石：《舊時代之死》
104.馮雪峰：《新俄的戲劇與跳舞》
105.蔣光慈：《一周間》
106.蔣光慈合眾：《沖出云圍的月亮》
107.魯迅：《二心集》
108.錢杏邨：《勞動的音樂》
109.蔣光慈：《亞東義冢》
110.蔣光慈：《少年飄泊者》
111.蔣光慈：《鴨綠江上》
112.蔣光慈：《紀念碑》
113.高語罕：《百花亭畔》
114.高語罕：《白話書信》
115.華漢：《兩個女性》
116.洪靈菲：《轉變》
117.錢杏邨：《文藝安特列夫評傳》
118.錢杏邨：《光明青年創作辭典》
119.王獨清：《暗云》
120.錢杏邨：《泰東現代中國文學作家》
121.馮雪峰：《枳花集》
122.蔣光慈：《俄國文學概論》
123.洪靈菲：《前線》
124.田漢：《中華咖啡店之一夜》
125.田漢：《日本現代劇選》
126.丁玲：《一個女人》
127.胡也頻：《一幕悲劇的寫實》
128.陳望道：《開明蘇俄文學理論》
129.茅盾：《春蠶》
130.茅盾：《虹》
131.茅盾：《蝕》
132.茅盾：《三人行》
133.茅盾：《子夜》
134.丁玲：《在黑暗中》
135.胡也頻：《鬼與人心》
136.陳望道：《民智美術概論》
137.余慕陶：《樂華世界文學史》
138.顧鳳城：《中外文學家辭典》
139.王獨清：《獨清自選集》
140.顧鳳城：《文藝社會科學問答》
141.樓建南：《兒童窮兒苦狗記》
142.樓建南：《良友蘇聯童話集》
143.柔石：《商務希望》
144.丁玲：《一個人的誕生》
145.胡也頻：《圣徒》
146.丁玲：《新中國水》
147.胡也頻：《華通別人的幸福》
148.龔冰廬：《樂華黎明之前》
149.顧鳳城：《中學生/中學生文藝辭典》
蘇聯：
1.高爾基(1868—1936)：《高爾基文集》、《我的童年》等
2.盧那卡爾斯基(1875—1933)：《文藝與批評》、《浮士德與城》，
3.斐定(1892—1977)：《果樹園》，
4.法捷耶夫(1901—1956)：《毀滅》，
5.綏拉菲摩維支(1863—1949)：《鐵流》，
美國：
6.辛克萊(1878—1968)：《屠場》、《石炭王》等，
比利時：
7.梅迪林克(1862—1949)：《檀泰琪兒之死》等，
俄國：
8.梭羅古勃(1863—1927)：《饑餓的光芒》，
瑞典：
9.斯忒林培克(1849—1912，通譯斯特林堡)：《結婚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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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閑話皇帝》事件
“九月二十五日的《中華日報》云——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會工作緊張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自在滬成立以來、迄今四閱月、審查各種雜志書籍、共計有五百余種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員審查字、在十萬以上”、“如此善政，行了還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閑話皇帝》事件。大約是受了日本領事的警告罷，那雷厲風行的辦法，比對于‘反動文字’還要嚴：立刻該報禁售，該社封門，編輯者杜重遠已經自認該稿未經審查，判處徒刑，不準上訴的了，卻又革掉了七位審查官，一面又往書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舊書，墻壁上貼滿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顯出孤苦零丁模樣”
“當《語絲》登載攻擊復旦大學的來函時，我正是編輯，開罪不少。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也是浙江省黨部發起的，但至今還沒有呈請發掘祖墳，總算黨恩高厚。”(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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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摘要，[美]易勞逸著，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
——“由于國民黨執意在人民的抱怨不滿中掌握政權，政治鎮壓便成了南京統治必不可少的特點。暗殺、夜間搜捕及死刑是那時司空見慣的事。1933年2月，23位被稱是共產黨員的囚犯被戴上手銬腳鐐，拉出去槍決了，其中有幾人可能尚未斷氣就被埋掉。劉溫生是一位報社編輯，1932年年中被捕，隨后被判死刑。政治犯的名冊堆積如山。”(33頁)
——“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在1933年6月18突然中止。那是個星期天的早晨，同盟的秘書楊栓帶著14歲的兒子乘車離開他在中央研究院的辦公室。他剛進汽車，四、五個理伏著的特務一齊射出了子彈。楊銓試圖去保護自己的兒子，中彈身亡。汽車司機受重傷，楊銓的兒子腿被子彈擊穿。據揭露，因為楊銓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收集關于丁玲失除的情報，他被內定為行刺目標。”(35頁)
——“中學和大學是重點打擊對象。政府從193l-1932年滿洲危機中領略到了學生運動的潛力，并深信共產黨分子是學運的煽動者和組織者，決定把學生引上軌道。政府的密探混入學生團體，學生受到突襲搜查、突然失蹤及集體拘禁等恐怖的威脅。沒人能淮確地說出到底有多少學生在1930年代被捕，但數字肯定會是上千，也可能是幾千。”(36頁)
——“檢查制度開始于1927年的清洗，那時國民黨集團所追求的不僅是根除共產主義組織，而且還要“從根源上限制罪惡的共產主義思想”，檢查官的手不僅伸向共產主義作品，而且伸向所有與南京當權者背道而馳，或表示不滿的出版物。”(37頁)
——“到1930年9月，一部綜合性的《新聞法》頑布了。它是一個包括44項條款的細致文件，然而它的一些最嚴厲的條款卻又含糊不清，檢查官對條款幾乎有無限的解釋權。如第19條，禁止攻擊國民黨和它的主義，損害國家利益，危窖公共和平及秩序，或是破壞良好的道德。(38頁)
——“依仗新聞法授予的權力，檢查官員對國家的出版業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頓。1929一1936年間，458種自由主義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給它們的罪名是：鼓吹階級斗爭，誹謗官方，或者是“無產階級文學”。查禁單上的外國作者包括：約翰•D•帕斯歐斯、西奧多•德萊塞、伯特蘭•羅索、戈凱和厄普頓•辛克萊。1936年，國民黨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種社會科學出版物。那十年間，總計約有1800種書籍或雜志被查禁。”
——“從法律上講，一個政府不能沒有輿論豹監督，來揭露它的腐敗和弊政。蔣介石要求輿論界這么傲。中國的輿論界也試圖充當公眾利益監護人的角色，然而，所留下的只是不斷失敗的紀錄。只舉一例，《商報》曾指責一個法宮在審理案件時接受賄路，報紙的編輯便被送上法庭，受到“妨害公務”的指控。”(39頁)
——“外國記者也要受到檢查官的干涉。他們說，中國的新聞檢查要遠比日本嚴厲得多。據《基督教科學能育報》記者H.J,蒂姆伯利(Timperley)統計，1932一36年間，日本有關機構對美國新聞單位所發重要消息的刪除，不足500字。相反，中國檢查官在1933年春天到初夏的短時間內刪除同一美國單位發出消息的字數，是日本幾年間所刪的4倍。蒂姆伯利說，如果哪位外國記者能有三分之一的作品從檢查官手下通過，他會感到幸運。中國檢查官最令人不快與喪氣的手法，是將記者的文章重寫，通常是將主要觀點完全篡改了，而記者本人直到幾周之后——文章已公開發表了一段時間，才得知這些改動。”(40頁)
——“形成對比的是，對新聞檢查制度以及對國民黨統治的批評，又主要來自中國的新聞界。導致這種矛盾現象的原因有幾種，最值得提出的便是，新聞法不可能在南京政權的實際管轄范圍之外起作用。在華北：北平和天津的報刊——如《大公報》、《國聞周報》、《獨立評論》——指責南京時所受到的懲戒要相對輕些。廣東的報紙也能自由地評論南京政府的弱點，盡管它們盡量避免直接攻擊蔣介石本人。同樣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的權力不能直接進入外國租界，至少法律上是如此規范的，不平等條約的大傘保護了不少報刊。盡管中國檢查官能夠，而且經常確實取消這些出版物的郵寄優惠特權。”(40-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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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陶承回顧白色恐怖
“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很難懂得什么是‘白色恐怖’。反革命的瘋狂，他們對革命者和人民的殘暴，如果不身歷其境，簡直連想也想不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根據陶承老媽媽的回憶錄《我的一家》改編的電影播放后，影片中的這幾句旁白在我的腦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關于什么是“白色恐怖”，陶承老媽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這樣告訴我們：
——“幾個朋友，安閑地在室內談笑，突然窗口會飛來一陣槍彈，人們在血泊中呻吟著倒下了。而第二天，反革命的報紙上卻會出現這樣的消息：‘共產黨于某地密謀起事，為自衛團獲悉，當場擊斃多人。’”
——“一個年輕姑娘，僅僅因為扎著一條紅頭繩，就會被當作‘共產黨的密探’，而被真正的密探架走。沒有多久，人們就在河邊發現她的尸體。”
——“元宵節，一個住戶在門前掛上紅燈，竟會被說成是‘起事的信號’。于是，警察闖進來，主人被捉走了。以后，每年這一天，也就成為這一家祭奠死者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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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從一小女孩摔破水瓶看蔣介石為何失天下
http://bbs1.people.com.cn/post/60/1/2/142017223.html
1939年發生在重慶的一起"日本間諜案件"，事情在當時影響很大，時過很久，仍然讓很多人憤憤不平：當時，日本飛機對戰時的陪都重慶的轟炸極其殘暴，確實也有漢奸和日軍派遣的特務潛入重慶給日機指示目標、進行各種破壞行動。但是，在對這些暗藏的日本特務、漢奸追查過程中，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殘暴在其軍統特務機關的行為中表現了出來，這些特務為了敲詐勒索，向戰時逃難到重慶的各地難民大肆敲詐、索賄、對于沒有錢孝敬他們的，動輒就給人扣一頂漢奸、日偽特務的帽子把人抓進大牢，往往九死一生。
一天，一家從武漢輾轉逃到重慶的中年知識分子夫婦在重慶朝天門碼頭下船的時候，他們的7歲的小女兒因為年齡太小，不小心摔倒了，把手中的暖水瓶摔碎了，這本來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卻馬上被碼頭邊轉悠的便衣特務盯上了，一伙特務圍了上來，硬說這小女孩是有意摔破保溫瓶的，是要借機會用暖水瓶碎片反光給日本飛機指示目標，夫妻倆正為孩子摔壞了家里僅剩不多的財物生氣，沒想到飛來橫禍，特務們包圍上來了，當時趕緊辯解，說孩子太小，不懂事。但是特務們哪管這些，眼看敲詐不成，就不由分說將這一家抓進了集中營。
事情發生時，很多人在場目睹了，知道特務們的行徑，但是大多敢怒不敢言，后來，重慶地方賢達人士、社會各界聽說國民黨政府準備以特務漢奸罪名處置這一家人，紛紛呼吁釋放他們，并聯名簽字，當時中國空軍的很多飛行員也出來以專業角度為這家人辯誣，飛行員們以自己的實地經驗說"在幾千米的高空(日本飛機要突破重慶周邊群山的阻隔，至少需要飛到3000米以上的高度)，小小暖水瓶碎片的這點反射光根本沒有任何作用，不能傳遞任何信息，不要說天上根本看不見，就是看見了，也沒有任何意義，把這個作為通敵證據實在荒唐、牽強。"
但是不管各界人士怎樣努力，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就是蠻橫地不放人，眼看這家人實在沒有什么可供他們敲詐的了，就要以所謂戰時緊急處置法"處置"他們。這家人的丈夫終于憤怒了，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在法庭上這樣喊出了心中郁積已久的聲音："為了抗戰，我們全家捐出了最后一點值錢的東西為政府購買飛機，我的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在漢口被日本飛機炸死了，現在我們家倒成了通日本的特務了?!報紙上說，民眾的捐款足夠購買多少架先進的飛機，現在，日本人的飛機轟炸我們這么慘，我倒想問問，我們捐款買來的飛機在哪里?!你們不去查這些捐款的下落，卻污蔑我們家是給日本人打信號的特務，究竟還有沒有天理了?!"
后來，沈醉在他的回憶錄里寫道，面對這位中年知識分子的憤怒詰問，在場的法官面面相覷，理屈詞窮、無言以對，國民黨政府惱羞成怒之下，又給這家人扣上了"共黨嫌疑"的帽子(天知道他們是怎樣能把日本特務和*嫌疑二者結合起來的)，秘密將他們處決了，連那個7歲的小女孩也沒有放過，劊子手們為了毀滅罪證，用匕首極其殘忍地捅死了他們之后，將尸體澆上了煤油焚尸滅跡，將殘骨投入了長江。沈醉寫道"后來聽在場的一個特務講，兇手們動刀時，那個女的懇求劊子手們放過她的孩子，說自己情愿替女兒多挨一刀，但是，對于這幫毫無人性的魔鬼來說，這樣的懇求是沒有任何作用的。鄭介民后來告訴我說，這是老頭子的意思，因為涉及到夫人的事情。"
那么，這位中年知識分子所詰問的，也就是劊子手們的主子最見不得人的東西的，事實上，這個事情之所以最后要鬧到殺人滅口，就是因為他無意中涉及到了以宋美齡為首的四大家族貪污民眾抗戰捐款的事情。
但是當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蔣介石詢問能用于和日本作戰的空軍飛機數量時，當時任空軍司令的周至柔打開空軍力量配屬表，蔣介石才大吃一驚：當時中國空軍能動用的全部各種飛機，只有305架!!整整缺少了1000架以上。
這缺少的1000余架飛機到哪里去了呢?原來，購買飛機的事情是當時任中國空軍航空委員會主任，掛中將軍銜的宋美齡負責的，在向美國飛機制造商談單子的時候，有人對宋美齡說"現在飛機更新換代的太快，現在買了，很快要落后，不如先把這些錢存起來，等戰爭爆發時再買。"宋美齡覺得有道理，就把這些錢大部分存到了紐約中國銀行的帳戶上，而這些錢很大部分被她私下里劃到了自己的名下。
上行下效，在購買回來為蔣介石首先用來剿共其次用來抗戰的飛機中，很多也是縮水版的面子活，這些飛機的具體經手者就是孔二小姐孔令侃，在和美國飛機制造商討價還價時，這位二小姐居然能把每架10萬美元的飛機硬壓到8萬美元，美國老板當然也不客氣，把飛機發動機的功率從1000馬力降到了800馬力。而這每架2萬美元的差價，也就堂而皇之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口袋。
對于這件事情，蔣介石知道后的第一反應是馬上派人調查當時的經手人和飛機的保管人，結果發現，當時中國空軍的絕大部分飛機上，都有著"Oct1928(1928年出廠)"的字樣，得知此事后，蔣介石給戴笠簽發了密令，將全部飛機機庫保管人員殺人滅口。
在蔣介石及其四大家族眼睛里，他們就是國家的一切，一切好惡都以他們的感覺為中心，軍事對于他們，首先是服從于絕對維護他們的統治和利益的，只是因為日本的侵略威脅到了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才要三心二意地進行抵抗，而對于民眾，則始終是擔心、防止他們組織起來的，因為在他們看來，老百姓任何對國家事物的過問，都是可能威脅到他們統治的，因為他們作的，大都是以抗戰旗號掩護的見不得人的事情，所以經不起現實的考驗，一旦有可能敗露，就窮兇極惡地使出了殺人滅口的手段。
只是屠殺并不能掩蓋一切，也不能讓民眾心中的不滿、激憤被嚇回去，屠殺的始作俑者們想象不到的是，他們的這種種行徑只能潛移默化地消除他們在人們心中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最后他們的失敗也是必然的了。這些，也不是到今天還迷信外國援助、先進武器決定戰爭勝負的海峽對面的頑固派和他們的擁躉們所能夠理解的了。也更不是他們能承認的了，所以，最后他們的失敗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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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打砸搶出版商
摘自魯迅：“《準風月談》后記”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
藝華影片公司被“影界鏟共同志會”搗毀近新建之攝影場內，忽來行動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該公司門房偽稱訪客，一人正在持筆簽名之際，另一人遂大呼一聲，則預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藍布短衫褲，蜂擁奪門沖入，分投各辦事室，肆行搗毀寫字臺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毀自備汽車兩輛，曬片機一具，攝影機一具，并散發白紙印刷之小傳單，上書“民眾起來一致剿滅共產黨”，“打倒出賣民眾的共產黨”，“撲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等等字樣，同時又散發一種油印宣言，最后署名為“中國電影界鏟共同志會”。約逾七分鐘時，由一人狂吹警笛一聲，眾暴徒即集合列隊而去，迨該管六區聞警派警士偵緝員等趕至，均已遠揚無蹤。該會且宣稱昨晨之行動，目的僅在予該公司一警告，如該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變方針，今后當準備更激烈手段應付，聯華，明星，天一等公司，本會亦已有嚴密之調查矣云云。
據各報所載該宣言之內容稱，藝華公司系共黨宣傳機關，普羅文化同盟為造成電影界之赤化，以該公司為大本營，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內容為描寫階級斗爭者，但以向南京檢委會行賄，故得通過發行。又稱該會現向教育部，內政部，中央黨部及本市政府發出呈文，要求當局命令該公司，立即銷毀業已攝成各片，自行改組公司，清除所有赤色份子，并對受賄之電影檢委會之責任人員，予以懲處等語。
十一月十三日，《大美晚報》。
警戒電影院
拒演田漢等之影片
自從藝華公司被擊以后，上海電影界突然有了一番新的波動，從制片商已經牽涉到電影院，昨日本埠大小電影院同時接到署名上海影界鏟共同志會之警告函件，請各院拒映田漢等編制導演主演之劇本，其原文云：
敝會激于愛護民族國家心切，并不忍電影界為共產黨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電影大本營——藝華影片公司之行動，查貴院平日對于電影業，素所熱心，為特嚴重警告，祈對于田漢(陳瑜)，沈端先(即蔡叔聲，丁謙之)，卜萬蒼，胡萍，金焰等所導演，所編制，所主演之各項鼓吹階級斗爭貧富對立的反動電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則必以暴力手段對付，如藝華公司一樣，決不寬假，此告。上海影界鏟共同志會。十一，十三。
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報》。
但“鏟共”又并不限于“影界”，出版界也同時遭到覆面英雄們的襲擊了。又剪報——
今晨良友圖書公司突來一怪客
手持鐵錘擊碎玻璃窗
揚長而去捕房偵查中
……光華書局請求保護
滬西康腦脫路藝華影片公司，昨晨九時許，忽被狀似工人等數十名，闖入攝影場中，并大發各種傳單，署名“中國電影界鏟共同志會”等字樣，事后揚長而去。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日上午十一時許，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號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忽有一男子手持鐵錘，至該公司門口，將鐵錘擊入該店門市大玻璃窗內，擊成一洞。該男子見目的已達，立即逃避。該管虹口捕房據報后，立即派員前往調查一過，查得良友公司經售各種思想左傾之書籍，與搗毀藝華公司一案，不無關聯。今日上午四馬路光華書局據報后，驚駭異常，即自投該管中央捕房，請求設法保護，而免意外，惟至記者截稿時尚未聞發生意外之事云。
十一月十三日，《大晚報》。
印刷所已被搗毀
編輯間未受損失
承印美人伊羅生編輯之《中國論壇報》勒佛爾印刷所，在虹口天潼路，昨晚有暴徒潛入，將印刷間搗毀，其編輯間則未受損失。
十一月十五日，《大美晚報》。
襲擊神州國光社昨夕七時四人沖入總發行所
鐵錘揮擊打碎櫥窗損失不大
河南路五馬路口神州國光社總發行所，于昨晚七時，正欲打烊時，突有一身衣長袍之顧客入內，狀欲購買書籍。不料在該客甫入門后，背后即有三人尾隨而進。該長袍客回頭見三人進來，遂即上前將該書局之左面走廊旁墻壁上所掛之電話機摘斷。而同時三短衣者即實行搗毀，用鐵錘亂揮，而長衣者亦加入動手，致將該店之左櫥窗打碎，四人即揚長而逸。而該店時有三四伙友及學徒，亦驚不能作聲。然長衣者方出門至相距不數十步之泗涇路口，為站崗巡捕所拘，蓋此長衣客因打櫥窗時玻璃倒下，傷及自己面部，流血不止，渠因痛而不能快行也。
該長衣者當即被拘入四馬路中央巡捕房后，竭力否認參加搗毀，故巡捕已將此人釋放矣。
十二月一日，《大美晚報》。
美國人辦的報館搗毀得最客氣，武官們開的書店搗毀得最遲。“揚長而逸”，寫得最有趣。
搗毀電影公司，是一面撒些宣言的，有幾種報上登過全文;對于書店和報館卻好像并無
議論，因為不見有什么記載。
一個“志士”，縱使“對于文化事業，熱心異人”，但若會在不知何時，飛來一個錘子，打破值銀數百兩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會在不知何時，飛來一頂紅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錢的腦袋，那他當然是也許要灰心的。然則書店和報館之有些為難，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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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從此而不知懺悔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就成了該殺的罪人。而且這罪人，卻又給了別人無窮的便利;他們成為商品，可以賣錢，給人添出職業來了。而且學校的風潮，戀愛的糾紛，也總有一面被指為共產黨，就是罪人，因此極容易的得到解決。如果有誰和有錢的詩人辯論，那詩人的最后的結論是：共產黨反對資產階級，我有錢，他反對我，所以他是共產黨。于是詩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車，凱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卻澆灌了革命文學的萌芽，在文學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從外國學來，或在本國學得的富于智識的青年，他們自然是覺得的，最先用的是極普通的手段：禁止書報，壓迫作者，終于是殺戮作者，五個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這示威的犧牲。然而這事件又并沒有公表，他們很知道，這事是可以做，卻不可以說的。古人也早經說過，“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所以要剿滅革命文學，還得用文學的武器。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藝華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們所襲擊，搗毀得一塌胡涂了。他們是極有組織的，吹一聲哨，動手，又一聲哨，停止，又一聲哨，散開。臨走還留下了傳單，說他們的所以征伐，是為了這公司為共產黨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還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書店方面去，大則一群人闖進去搗毀一切，小則不知從那里飛來一塊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為這書店為共產黨所利用。高價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書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幾天之后，就有“文學家”將自己的“好作品”來賣給他了，他知道印出來是沒有人看的，但得買下，因為價錢不過和一塊窗玻璃相當，而可以免去第二塊石子，省了修理窗門的工作。
壓迫書店，真成為最好的戰略了。
而且也即開始了實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設立了書籍雜志檢查處，許多“文學家”的失業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和政治相關的“第三種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胡涂，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而且用文學的筆來涂抹，無論如何總沒有創作的煩難，于是那成績，聽說是非常之好了。
日本固然也禁止，刪削書籍雜志，但在被刪削之處，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讀者一看就明白這地方是受了刪削，而中國卻不準留空白，必須連起來，在讀者眼前好像還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說著意思不明的昏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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